对于70-80年代的转型与“新时期”的发生，从中国内部的诸种政治、社会与经济因素来加以描述和分析，已经成为人们的思维定势。关于“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迟缓或停滞，关于中国社会由于频繁的政治运动与国家暴力机器的强控制而处在沉闷、紧张与酝酿反抗的状态中，这些基本上都属于文革后期的社会现实。可以说，也正是这种社会状况，使得“人心思变”，也使得“思想解放运动”以破竹之势迅速得到全社会的呼应。但这种描述本身，应当说是一种历史的“后见之明”，它使人们忽略当时复杂的多方位的历史因素，而将以“改革、开放”作为指导原则的政治改革视为“历史的必然”。
本文作者贺桂梅老师用福柯称之为“谱系学”的历史考察方法，“要将一切已经过去的事件都保持在它们特有的散布状态上；它将标识出那些偶然事件，那些微不足道的背离”，撇开那种按照我们“已经是的东西”去在历史中寻找起源，并将历史解释为一个有目的的、连续性的过程的观照历史的方法，而应当去探讨特定历史情境中不同社会因素与社会力量之间的冲突与耦合关系。贺桂梅老师认为，对“新时期”的考察，如果我们始终在单一的民族-国家内部来讨论问题，把70-80年代的历史转折仅仅解释为对“文革”暴虐历史的合理反抗的话，那么显然不能呈现出历史的全部复杂性与丰富性。应该注意到，70年代末期中国社会的变迁，是与全球性的历史转折同时发生的。从1973-1974年开始，二战以来在全球形成的稳定的冷战结构和地缘政治空间格局，从资本主义体系、社会主义阵营到第三世界国家，此时都发生了剧烈的变迁。如果说在70年代后期，中国社会遭遇到深刻的危机而步入转折年代的话，那么这也正是因共同的危机而导致的全球性转折的时期。
正是在传统/现代、中国/西方这一同构的意识形态框架，被一种由民族-国家视野所划定的内部/外部空间的区分中，包含着我们应当去深入理解的80年代文化空间的政治经济学。
汪晖认为中国/西方这一二元框架乃是“五四以降”中国知识界的普遍思考模式，进而将传统/现代框架与中国/西方框架的重叠视为整个现代中国知识界的思想特征，在某种程度上不能不说模糊了80年代文化与五四新文化之间的差异。这使得人们可能局限于一种思想史的观念演绎与思维模式的批判，而不去在更大的历史视野中深究决定80年代文化采用与五四同一观念与思维模式的历史特殊性因素。更准确的说法或许应当是，与其说传统/现代与中国/西方的重叠是80年代中国知识界对五四以降新文化思维模式的延续，不如说是基于70-80年代转型过程中，对中国在世界体系尤其是与“西方”所代表的全球资本市场的地缘政治关系的有效误读，使得一种五四式的中国/西方、传统/现代的关系模式被挪用于对50-70年代中国历史实践的判断与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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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时期”的谱系学考察
按照这种方法去考察某一历史时期的出现，也就要撇开那种按照我们“已经是的东西”去在历史中寻找起源，并将历史解释为一个有目的的、连续性的过程的观照历史的方法，而应当去探讨特定历史情境中不同社会因素与社会力量之间的冲突与耦合关系。
对于这一发生于70-80年代之交的全球转折，不同领域的学者，包括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与文化理论家，诸如霍布斯鲍姆、杰奥尼瓦·阿瑞吉（GiovanniArrighi）、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Wallerstein）、戴维·哈维（DavidHarvey）、詹明信（FredricJameson）与德里克（ArifDirlik）等，都展开过深入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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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长”或“短促”的20世纪
如何看待中国在全球体系中的位置，是问题的一个层面；而或许更重要的问题是，70-80年代的全球转折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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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文化革命”或“开放先于改革”
这首先意味着中国所面对的“西方”与资本世界，不再是所谓“古典资本主义”，也不是在二战后为对抗社会主义而自我调整的带有国家资本主义（或称国家社会主义）特征的那个资本主义，而是一个“灵活累积”的“新”的资本主义。在美国学者德里克看来，正是这场发生在西方世界的“文化革命”，终结并战胜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
“先开放，后改革”的叙述，与“新启蒙”论述的最大不同在于，它完全打破了单一民族-国家之“内”与“外”的界限，而从中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空间位置和处境，来解释改革的动力与方向。如果说“新启蒙”论述把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对西方发达国家的模仿和开放的现代化进程，解释为从“传统”向“现代”线性进化的必然且抽象的“历史规律”，进而将西方视为理想现代化方式的“规范”的话，那么，温铁军在颠倒“改革”与“开放”关系的历史分析中，却突出的是中国（以及所有发展中国家）在对先进工业化国家的“复制翻版”中，只能引进“以苏联和美国为首的西方两大资本帝国集团不断淘汰的传统制造业的落后结构”，因而只能处在一个结构性的“滞后”状态当中。而只有对以西方（也包括50年代的苏联）所代表的现代性规范，以及中国自身的历史条件和特殊性，有充分的了解，才可能摸索出更有效的中国模式的发展道路。
尽管类似的论述基本上都是以经济问题为基点，不过它却始终是建立在某种文化想像的前提之上的。如果说德里克是在特定历史语境中探讨了“西方资本主义”与中国文革的关系的话，那么温铁军或许应当说是在特定历史语境中探讨了“现代化”对中国意味着什么。这里的关键或许正在于对“现代化”所展开的具体历史辨析，而非意识形态的抽象评判。正因为质疑了那种关于“现代化”从西方向东方位移的进化论式的线性历史想像，才可能在一种更为切合历史实际的地缘政治关系的论述当中，来讨论“开放”与“改革”、“西方”与“中国”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而探讨中国发展的独特道路。也就是说，它使得我们去追问的是我们想像、叙述和实践“现代化”的知识与意识形态：我们所要的到底是怎样的现代化？显然，这并非仅仅是一个“经济”方面的问题，而关涉文化、理论与意识形态。
（本文原载贺桂梅，《“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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