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主义掌权之后：制度化还是激进化
肖伟林
关键词：民粹主义掌权;民主质量;再分配;自由民主;“民主倒退”;
一、引言
作为代议制民主永远的阴影，民粹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与日俱增。这股浪潮从拉丁美洲一路席卷至北半球的发达国家。据笔者统计，自1990年至今，欧洲共有27个国家存在过民粹主义政党，其中7个国家的民粹主义政党在选举中得票率过半、议席比例超过60%。民粹主义政党的数量从22个升至78个，其平均得票率和议席比例增加了1/5到1/4。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民粹主义执政党占所有民粹主义政党的比例从1994年的2.5%提高到2023年的5.1%，涨幅超过一倍。匈牙利青民盟、波兰法律与公正党、捷克“不满公民行动党”、意大利“五星运动”和希腊激进左翼联盟等10个政党都曾进入内阁乃至组建政府，维克托·欧尔班等7位政治家相继出任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图1显示了欧洲各国民粹主义掌权者不断扩散的趋势：1990—2019年，民粹主义政府数量激增，民粹主义掌权已经成为政治现实。
在跨国研究中，民粹主义掌权的后果悬而未决。政府责任与反体制立场间的内在张力成为民粹主义当局难以克服的结构性困境，政治生存的压力迫使其做出权衡。根据理性选择理论，如果民粹主义政党和政治家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动者，那么他们应将确保多数选票以维系执政地位置于第一优先级。这要求他们摆脱作为反对派时对统治精英的怀疑和对职业官僚的厌恶，通过与行政部门磋商、谈判展现良好的治理能力。同样地，过于激进的再分配政策可能招致富裕选民反对，从而影响选举得票率。大规模再分配似乎并不总是一个经济的选择。出于政治生存的需要，民粹主义掌权者不得不策略性地调整政治纲领，向传统的主流政党靠拢。
为检验上述理论，本文构建了一个涵盖1990—2019年27个欧洲国家民粹主义执政党和领导人的原创数据集，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估计民粹主义掌权对民主质量和再分配的影响。为最大限度地解决选择性偏差与内生性问题，本文基于民粹主义政党执政和领导人上台带来的冲击，利用合成控制法和反事实估计量等策略识别因果关系及其动态效应。研究发现，民粹主义掌权者不仅没有履行再分配承诺，还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民主质量。而且，民粹主义执政党的影响具有一定滞后性，民粹主义领导人带来的冲击更大。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安慰剂检验证明了上述结果的可信性。基于匈牙利的案例分析结果表明，在青民盟掌权10年后，该国的公民自由、问责制和法治相较于合成控制组出现大幅下降，而腐败程度大幅加深。机制分析进一步表明，“民主倒退”的主要风险来自右翼民粹主义，而左翼民粹主义倾向于纠偏自由民主。民主经验能够缓解民粹主义掌权的负面效应，魅力型领导人则加剧其消极影响。总的来说，本文分析了民粹主义掌权对民主质量和再分配的影响，在当前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背景下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二、文献述评
（一）民粹主义掌权与民主质量
学界围绕民粹主义与民主质量关系的争论由来已久，却始终未能达成共识。有观点认为民粹主义是代议制衰落的表现，声称民粹主义从未真正赋予底层民众权力，它对公民投票和公民倡议等机制的过度依赖扭曲了代议制民主。另有观点则认为民粹主义与代议制民主共生共存。民粹主义作为解放大众的力量将边缘人纳入政治共同体，有利于纠正民主制度的弊病、刺激民主制度的更新。还有观点指出，民粹主义既可能威胁民主，也可以修正民主。民粹主义具体起到何种效果取决于政党体制以及民粹主义政党与主流政党的互动模式。由此可见，民粹主义对包容性与自由化的影响好坏参半，它追求垂直响应而牺牲水平制衡。
尽管如此，也有研究指出，民粹主义掌权者拥有强化代表性的潜力。此外，民粹主义掌权对自由民主的威胁可能被高估了。只有制度脆弱(民主制度容易发生崩溃)与重大危机(民粹主义者获得压倒性支持)相结合，民粹主义执政党和领导人才可能扼杀自由民主。归结而言，民粹主义掌权的后果具有多重面向，掌权的民粹主义或许有利于参与和代表性，但不利于政治多元化。民粹主义掌权者发挥何种作用还取决于其意识形态。左翼民粹主义更可能发挥纠偏作用，而右翼民粹主义倾向于腐蚀少数群体权利。但相反的观点也不容忽视，如保罗·肯尼强调是左翼而非右翼导致言论出版自由遭到破坏，罗伯特·休伯和萨斯基亚·鲁思甚至发现右翼民粹主义掌权对参与平等具有积极影响。可见，虽然该领域已经积累了大量文献，但学界对民粹主义掌权与民主质量的关系仍然莫衷一是。
（二）民粹主义掌权与再分配
在欧洲各国，民粹主义掌权者尽管造成了一定的经济波动，却很少采取激进的自我挫败式政策。相较于大规模财政扩张，欧洲民粹主义掌权者往往采取更加间接和隐蔽的政策手段粉饰其经济主张、掩盖其长期成本。例如在中东欧地区，民粹主义掌权者仅将扩张的公共支出用于特定群体，并借助民粹主义话语增强政策合法性。他们没有对不同企业经营主体施加明显歧视，也并未提高总体的税收水平。在西欧地区，包括法国国民联盟和瑞士人民党在内的许多民粹主义政党都支持减税政策。此外，欧洲国家稳固的制度基础(如央行独立性较高)更有可能限制民粹主义者不计后果的经济方针。这表明相较于拉美国家，民粹主义掌权对再分配的影响在欧洲更不明确。
（三）既有研究的局限性
当前，学界仍欠缺对民粹主义掌权的政治经济后果的严肃讨论，各理论之间以及理论与案例之间均存在巨大张力。一方面，碎片化且彼此冲突的案例证据阻碍了系统认知形成。少数关键案例、极端案例或异常案例固然提供了某些洞见，却无法抽象出一般化的因果模式。另一方面，大样本统计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民粹主义掌权同民主质量和再分配的关系长期面临争议，关于民粹主义行动者及其掌权后果的异质性也缺乏系统分析。
第一，任何政治行动者都受制于权力结构，民粹主义掌权者与反对派的影响不尽相同。然而，目前关于民粹主义者在政治体系中所扮演角色、在政府中所处地位的实证研究还不充分，这导致对民粹主义影响的分析经常陷入泛泛而谈。多数文献倾向于孤立地讨论民粹主义掌权者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只能在与民粹主义反对派(特别是议会中的民粹主义者)的比较中得到澄清。
三、理论假说
（一）民粹主义及其掌权者：概念界定
如果说民粹主义主要是一种代表形式，那么掌权的民粹主义同时也是囊括了特定制度结构的权力形式，从试图表达意见的抗议运动转变为旨在统治政府的执政活动。民粹主义掌权是指民粹主义者对国家行政分支的实际掌控，包含民粹主义执政党和民粹主义领导人两个子类型。前者意味着民粹主义政党独立执政或联合执政，后者意味着民粹主义政治家担任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鉴于议会制政体的特点，在联合执政的情况下，民粹主义执政党特指联合政府中的主要领导者，并不包括参与联合政府的小党派。因为主要领导者更可能利用多数民主的逻辑干预决策，次要参与者通常无法兑现选举承诺。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行政和立法关系以及个人风格不同，民粹主义执政党与民粹主义领导人可能会出现错位的情况。部分国家的首席行政官带有强烈的民粹主义色彩，但其所属的政党未必是民粹主义政党，二者并非一一对应的关系。
（二）民粹主义掌权效应：“政治—政体—政策”三维
1.政治维度
假说1：民粹主义掌权会对政治竞争和公民自由产生负向影响(但不会显著影响政治参与)。
2.政体维度
民粹主义将宪法和法律视为维护权贵利益的工具，并对其大加挞伐。强有力的民粹主义领袖经常公开藐视法律，批评法院并对执法人员展开人身攻击。如美国总统特朗普曾表示，如因穆勒调查被成功起诉，他将动用总统权力赦免自己;英国高等法院大法官在判决脱欧需经议会投票后，被媒体描绘为“人民的公敌”。不仅如此，民粹主义掌权者还通过破坏惯例、干预司法决策和影响自由裁量权等手段挑战法治权威。例如在波兰和匈牙利，民粹主义领导人将法律程序用于政治目的，借助司法机构惩罚异议者。司法政治化和政治司法化犹如一对双胞胎，二者共同导向“专制法律主义”或“歧视性法律主义”。
法治滑坡为滥用职权打开了方便之门，寻租和裙带关系是问责制瓦解的产物。特朗普在竞选时声称要“清除华盛顿的沼泽”，入主白宫后却大量授予家族成员公职。事实上，民粹主义政客依靠反腐败纲领赢得选举，但民粹主义本身容易滋生庇护关系。民粹主义的反建制立场要求其领袖在建制派精英之外重新寻找政治盟友，而金钱贿赂是获取政治支持的捷径，利益纽带维持着追随者网络的相对稳定。从这个意义上说，腐败成为笼络精英的特殊机制。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局面由此形成：原本致力于打击腐败的民粹主义者在掌权后更有可能徇私舞弊、中饱私囊。而为了维持腐败网络，他们势必会运用各种手段对滥权行为加以掩盖，这进一步降低了政治透明度。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说2。
假说2：民粹主义掌权会对问责制和法治产生负向影响，对政治腐败产生正向影响。
3.政策维度
假说3：总体而言，民粹主义掌权与再分配无关。
（三）民粹主义行动者：政党与领导人
假说4：民粹主义领导人比民粹主义执政党对民主质量的影响更大。
本文的分析框架如图2所示。
四、研究设计
（一）数据收集
首要的任务是界定民粹主义掌权，民粹主义掌权者包含民粹主义执政党和民粹主义领导人两大子类型。对于前者，如果该国在该年有民粹主义政党进入政府或内阁，则将民粹主义执政党编码为1，否则为0；对于后者，如果该国在该年有民粹主义政治家担任政府领导职务，则将民粹主义领导人编码为1，否则为0。为避免赋值的主观性，本文借鉴既有研究来识别民粹主义掌权情况。一方面，本文在维托里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议会与政府数据库确定民粹主义执政党名单。只有进入政府且作为联合政府主要领导者的民粹主义政党才被视为民粹主义执政党。保加利亚、捷克、希腊、匈牙利、意大利、波兰、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曾经存在民粹主义执政党。另一方面，本文采用芬克等的编码方式，并将其与托尼·布莱尔全球变化研究所提供的民粹主义掌权数据库交叉验证。只有同时被两个数据库识别的总统、总理或首相才归属于民粹主义领导人。7位民粹主义领导人分布在保加利亚、匈牙利、意大利、波兰和斯洛伐克。民粹主义掌权的典型事实如图3所示。
此外，本文还基于罗纳德·英格尔哈特、皮帕·诺里斯、路易吉·吉索、丹尼·罗德里克的研究成果以及民粹主义名单、教堂山专家调查、全球民粹主义项目、全球政党调查等数据库收集了样本国家所有民粹主义政党的得票率、议席比例和意识形态取向，以便进行拓展分析。民粹主义政党得票率特指议会选举得票率，民粹主义政党议席比例特指议会下院议席比例，且使用第一轮投票结果。若当年非选举年，则使用此前最近一次大选的数据代替。在数据收集的过程中考虑了政党联盟的分化组合。
政治参与指数综合了全球民粹主义项目和国际民主及选举协助研究所的选民投票率数据库，通过全国议会选举投票率进行测量。再分配通过政府政策带来的经济不平等程度变化测量，它反映了一个国家在某一年税前和税后基尼系数的差异。标准化世界收入不平等数据库提供了税前/转移支付前基尼系数和税后/转移支付后基尼系数，据此可以获得再分配指数。绝对再分配指数通过二者相减的方式计算得到，相对再分配指数通过将绝对再分配指数除以市场基尼系数再乘以100计算得到。政治维度、政体维度和政策维度的变量均为连续变量，这有利于捕捉民主质量和再分配的渐进变化。
五、实证结果
（一）主回归结果
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时，民粹主义执政党会使公民自由平均下降0.037(相对于平均值下降4%)、问责制平均下降0.051(相对于平均值下降6%)、法治平均下降0.050(相对于平均值下降6%)、腐败平均上升0.044(相对于平均值上升22%)；民粹主义领导人会使公民自由平均下降0.049(相对于平均值下降5%)、问责制平均下降0.067(相对于平均值下降9%)、法治平均下降0.079(相对于平均值下降9%)、腐败平均上升0.080(相对于平均值上升40%)。对于其中的每一个被解释变量，民粹主义领导人的显著性水平都比民粹主义执政党更高。比较民粹主义掌权者的两个子类型可以发现，民粹主义领导人上台将带来更严重的政治后果。由此，假说4成立。
民粹主义掌权者的总体影响介于民粹主义执政党和民粹主义领导人之间，它会导致公民自由平均下降0.059(相对于平均值下降6%)、问责制平均下降0.078(相对于平均值下降10%)、法治平均下降0.073(相对于平均值下降8%)、腐败平均上升0.053(相对于平均值上升26%)。在PanelC中，公民自由、问责制和法治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腐败的回归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综上所述，民粹主义掌权削弱了公民自由、问责制和法治，加剧了政治腐败，但对政治竞争的影响相对有限，并且不会显著影响政治参与和再分配。
具体来看，在民粹主义政党掌权15年后，公民自由的下降相当于平均值的5%，问责制的下降相当于平均值的7%，法治的下降相当于平均值的8%，腐败的上升相当于平均值的29%；在民粹主义政治家掌权15年后，公民自由的下降相当于平均值的9%，问责制的下降相当于平均值的11%，法治的下降相当于平均值的13%，腐败的上升相当于平均值的48%。这表明，民主质量在某些方面的持续衰退与民粹主义掌权有关。民粹主义的成功或许是短暂的，但其对民主制度的影响是持久的。
（二）安慰剂检验
首先，本文根据民粹主义政党议席比例生成了一个新的虚拟变量，即民粹主义政党进入议会(但没有进入政府)。如果某国在某年至少存在一个民粹主义政党占有议席，且没有任何民粹主义政党独立执政或联合执政，则将其编码为1，否则编码为0。该变量构成了一个虚假冲击，意味着民粹主义政党成为议会代表但尚未掌控行政权力。如表3中PanelA所示，议会中的民粹主义政党对政治参与产生了显著正向影响，其他模型的回归系数则在统计上不显著。从系数符号来看，议会中的民粹主义政党对政治竞争、公民自由、问责制和法治均产生了正向影响，对腐败的影响则为负向。
其次，本文结合维托里的数据生成了另一个虚拟变量即民粹主义执政党在议会中的外部支持者。外部支持者是指民粹主义政党没有进入政府，但在议会中占有席位并向民粹主义政府提供外部支持，如意大利力量党、丹麦人民党和荷兰自由党。该变量同样构成了一个虚假冲击，在议会中的外部支持者仍然限于民粹主义反对派角色。如表3中PanelB所示，所有模型的回归系数均不存在统计显著性。
最后，本文保留民粹主义政党未掌权样本以估计民粹主义政党总得票率对民主质量的影响。由于民粹主义政党总得票率包含民粹主义执政党得票率，为获得干净的虚假冲击，必须对样本进行分割，排除掌权样本。如表3中PanelD所示，在排除存在民粹主义执政党的国家后，民粹主义政党总得票率的影响微乎其微。尽管列(3)和列(4)的回归系数在10%的水平上显著，但系数的绝对值接近0，因此其实际意义或经济显著性不大。
安慰剂检验结果与本文的理论预期相符。在某种意义上，民粹主义反对派的存在是有益的。然而民粹主义一旦掌权，几乎任何正面效应都将不复存在。相较于民粹主义反对派，民粹主义当局构成了对自由民主的真正威胁。
（三）稳健性检验
本文通过改变模型、变量及其测量方式运行了6项检验，以确保研究结果的稳健性。由于基准回归中民粹主义掌权对政治竞争、政治参与和再分配的影响在统计上不显著，该部分主要考察其与公民自由、问责制、法治和腐败的关系是否稳健。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基准回归将核心解释变量滞后一期，第一项稳健性检验采用非滞后变量模型。在不滞后的条件下，民粹主义政党和政治家掌权的显著性水平有所提升，系数绝对值相比基准回归结果略大。
第二项稳健性检验添加了额外的控制变量，以缓解遗漏变量造成的内生性问题。经济不平等和文化反冲等导致民粹主义兴起的原因可能会构成混杂因素，进而干扰民粹主义掌权与民主质量恶化之间的因果关系。鉴于此，本文进一步纳入经济领域(KOF全球化指数、外贸依存度、税后基尼系数、税前基尼系数、顶层10%人口收入份额、顶层10%人口财富份额、通胀率、失业率、工会联合会数量)和社会文化领域(移民人口比例、难民数量、寻求庇护者数量、平均受教育年限)等控制变量。其中，KOF全球化指数来自苏黎世瑞士联邦理工学院经济景气研究所，税后基尼系数和税前基尼系数来自标准化世界收入不平等数据库，顶层10%人口收入份额和顶层10%人口财富份额来自世界不平等数据库，工会联合会数量来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数据库，外贸依存度、通胀率和失业率来自世界银行，移民人口比例、难民数量和寻求庇护者数量来自联合国，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自ClioInfra项目。在增加控制变量后，民粹主义掌权对公民自由、问责制、法治和腐败的影响仍然显著。
第三项稳健性检验控制了区域固定效应(西欧、东欧、北欧和南欧)，以捕捉区域固有特征以及区域间差异的影响。分离国家和区域层面的影响有利于提升模型解释力、减少模型中的偏差。在增加固定效应后，得到的结果与基准回归相似。
第四项稳健性检验放宽了自变量的衡量标准，提供了一套替代性编码。对于民粹主义执政党，原始编码仅识别联合政府中的主要领导者，替代方案纳入了联合政府中的次要参与者；对于民粹主义领导人，原始编码通过取交集整合不同数据源，进而识别严格意义上的民粹主义领导人。但关于民粹主义领导人的界定存在争议，替代方案通过取并集的方式识别广义民粹主义领导人。在放宽自变量后，民粹主义执政党的显著性水平有所上升，民粹主义领导人的显著性水平有所下降，但基本结果不受影响。
考虑到民主质量和再分配在测量上的不确定性，本文改变了因变量的测量方式。对于政治竞争，分别用可加性分解多元化指数和可乘性分解多元化指数替换原有的反对党自治，它们测量的是竞争性选举原则；对于政治参与，分别用登记选民投票率和成年人口投票率进行替换；对于公民自由、问责制、法治和腐败，分别提供高估和低估两套测量指标。上述用以替换的新变量均来自民主多样性项目。对于绝对再分配，分别用税收占GDP比重和政府开支占GDP比重进行替换，前者来自世界银行，后者来自欧洲统计局。它们会影响国家的再分配能力，而且比基尼系数波动更大。同样地，对于相对再分配，分别用税收占GDP比重的年均增长率和政府开支占GDP比重的年均增长率进行替换。将上述变量替换原有变量重新运行回归，得到的结果与基准回归相比差异很小。
此外，本文还通过调整标准误聚类层次、改变变量滞后期数、使用随机效应模型以及选择子样本回归等方法进行了额外的稳健性检验，囿于篇幅不再具体展示。稳健性检验的结果为本文的研究假说提供了丰富而坚实的经验支持。民粹主义掌权对公民自由、问责制、法治和腐败的影响较为稳健，对政治竞争的影响不太稳健，对政治参与和再分配的影响总体上不显著。
（四）因果识别
尽管控制了各种潜在混杂因素，研究者仍难以获得无偏估计。针对这一局限，本文运用合成控制法设计了一项自然实验，通过比较实验组(匈牙利)与作为反事实的合成控制组(民粹主义从未掌权的欧洲国家)估计青民盟及欧尔班在2010年掌权对该国民主质量的影响。合成控制法基于数据驱动模拟反事实，是评估政策效应的新兴工具。该方法结合了准实验逻辑和案例比较逻辑，通过加权构造出与实验组最相似的合成控制组，然后通过比较实验组与合成控制组估计处理效应。其优势在于根据数据特征合成虚拟控制组，避免了主观选择案例的随意性。
本文将受到干预的实验组排除在捐赠池外，以隔离其影响。使用嵌套方法寻找最优合成控制组，预测变量包括基准回归中的所有控制变量。此外，本文还通过安慰剂检验验证实验组与合成控制组之间的结果差异是否真的由干预造成，并通过基于留一法的稳健性检验排除控制单元选择对处理效应的干扰。图4展示了匈牙利民粹主义掌权对公民自由、问责制、法治和腐败的影响。实验组的民主质量受到民粹主义掌权干预，合成控制组则按照原始路径变化。通过比较实验组与合成控制组的结果差异发现，青民盟及欧尔班掌权的处理效应是显著的：截至2019年，匈牙利的公民自由、问责制和法治相较于反事实分别下降约0.3、0.5和0.4，腐败程度相较于反事实上升约0.4，这几乎是基准回归结果的5—10倍。在民粹主义统治下，匈牙利的民主质量远低于反事实。另外，民粹主义掌权并未表现出与匈牙利的政治参与或再分配显著关联，其对公民自由、问责制、法治和腐败的影响则均通过了稳健性检验和安慰剂检验。笔者还利用其他国家的民粹主义掌权构造自然实验，结果与本文的理论预期一致。
识别民粹主义掌权影响的另一个挑战源于处理效应异质性。传统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依赖于一系列假设，如严格函数形式假设和严格外生性假设，前者要求处理效应恒定不变，后者要求不存在时变混杂因素。任一假设不满足都可能导致偏误。通过引入固定效应反事实估计量放宽这些假设，能够避免负权重和获得无偏估计。
（五）机制分析
本文进一步区分左翼民粹主义和右翼民粹主义，以检验意识形态对民粹主义掌权影响的调节作用。表6展示了基于意识形态的异质性分析。不难发现，左翼民粹主义掌权者和右翼民粹主义掌权者的影响迥异：右翼民粹主义执政党、右翼民粹主义领导人和右翼民粹主义掌权者对民主质量的负向影响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而左翼民粹主义掌权的系数符号完全相反，左翼民粹主义执政党会显著正向影响民主质量，左翼民粹主义领导人亦是如此，尽管显著性水平稍低。总体来看，左翼民粹主义掌权的正面效应突出，而右翼民粹主义掌权的负向影响显著，这表明右翼民粹主义掌权比左翼民粹主义掌权的危害更大。这一结果并不出人意料。包容性和排他性的差别不能简单映射到拉丁美洲和欧洲的差异，意识形态隔阂在欧洲国家内部同样广泛而深刻。右翼民粹主义的排他性人民概念与左翼民粹主义截然不同，左翼民粹主义的亲政府立场以及温和化倾向抑制了其对民主质量的侵蚀。
除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外，领导人个人特质也可能调节民粹主义掌权的后果。本文借助民主多样性项目中的魅力型领导人指标，构造其与民粹主义掌权的交互项。魅力型领导人测量了领导人被描述为具有超凡个人魅力的程度(如英勇果敢、道德高尚、虔诚或明智)。调整后的预测值如图6所示。在民粹主义掌权且个人魅力水平较高的情况下，随着魅力型权威的不断强化，公民自由、问责制和法治的预测值逐渐减小，而腐败程度的预测值逐渐增大。这意味着过度集权和专断可能加剧民粹主义掌权的负面效应。民粹主义掌权与魅力型领导人相互强化，二者共同作用于民主质量的侵蚀。
六、结论
民粹主义掌权者通过同意来建立统治，但他们向来不满足于多数地位，而是寻求长期执政。国家主义使命使其渴望不受挑战的绝对权力。在民粹主义的话语中，选举胜利意味着人民得到代表。民粹主义的胜利不仅是多数人的胜利，更是人民的胜利;民粹主义当局不是以暂时的胜利者身份掌权，而是以真正的胜利者身份掌权，其使命是让“被遗忘的”和“真正的”国家回归。掌权的民粹主义往往沦为极端多数主义，而极端化的代议制民主将为非民主解决方案留下空间。自诩反精英的民粹主义者实际上比政党政府更加精英化，他们躲在民意的外衣下享受不受争议的特权。法国国民联盟、意大利北方联盟和英国独立党等民粹主义政党的领导层长期保持稳定并非偶然。随着民粹主义从反对派变为掌权者，其嵌入政府的程度不断加深，对民主制度的影响也同步增加。在探讨民粹主义纷繁复杂的后果时，有必要将民粹主义者的执政地位纳入考量，而不是以抽象的“民粹主义”词句遮蔽概念内部的多重指向。唯有如此，才能更好地勾勒出这一重大现象背后的因果链条。
与理性选择主义的预测相反，掌权的民粹主义不会天然趋于制度化。民粹主义掌权构成了民主解固的重要形式，成为“民主倒退”的晴雨表。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民粹主义掌权者侵蚀了自由民主的某些方面，但这不意味着它反对民主本身。相反，民粹主义接受了多数主义原则，关心谁统治甚于如何统治。换言之，民粹主义是对不民主自由主义的非自由主义民主回应。民粹主义植根于代议制民主所固有的紧张关系，即多数人的统治与少数人的权利以及人民主权的理想与制约人民主权的政治安排。民粹主义的乌托邦试图寻求二者的平衡，却在不知不觉间退化为部落主义。如果作为多数的人民不可能真正统治，那么民粹主义就将永远如影随形。民粹主义掌权反映了民主深处的阴暗面，也刻画出这个时代的冲撞与迷离。理解民粹主义掌权的后果对于理解世界政治变迁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