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走到哪儿，作家阿乙都习惯随手带本书，否则“简直不知如何是好”。这一天，他带的是一本《高玉宝》，一边接受采访，一边无意识地用手拨弄翻卷书页。问他为什么突然想看这一本，他说，以前一直对这一类小说有误解，觉得比较空洞和失真，不过最近才发现，里面的动作和语言描写活灵活现，讨债的情节极为生动。
作者：张玉瑶
阿乙深受西方现代小说影响，在很多个场合都不掩饰地谈起对福克纳的痴迷、对加缪的热爱，因而当他拿着《高玉宝》走进来时，反倒像是一个对乡土关系的重新提示，让你联想起那个在江西九江瑞昌市洪一乡派出所当值打麻将的警察艾国柱——那是阿乙的原名与原职业。艾国柱26岁时走出瑞昌，十几年里走过北上广，成了城市漂泊者和写作者阿乙，但乡村始终是他的“文学根据地”，是他几乎全部的书写经验所在。继《灰故事》、《鸟，看见我了》、《模范青年》等短篇集或中篇小说之后，他在最近出版的长篇小说《早上九点叫醒我》中，再次回到他所熟悉的瑞昌艾湾，通过事无巨细地描写一个“村霸”的葬礼，记录下消逝的乡村最后的回光返照。
这是阿乙第一部长篇小说。按他自己的说法，也可能是最后一部。因为小说有着过度致密的语言和结构，正面强攻，耗尽体力，写得实在辛苦，“几乎要了半条命”。从2012年到2017年，他连写带改耗费了五年，尤其中间生了大半年很严重的病，还切了一小块肾，现在看起来憔悴了不少，话间不时咳嗽。因而他把这次写作称作“皮诺士式的胜利”，即像古希腊国王皮诺士花费巨大代价打败意大利那样筋疲力尽的“惨胜”，以后大约再难复制。现在这部小说的中文版和意大利文版均已面世，英文版也翻译完成，阿乙说，他要睡睡觉，休息休息。
《早上九点叫醒我》不是一个原创的标题。阿乙曾在一本博尔赫斯访谈录中看到，博尔赫斯提到自己要写一篇叫做《早上九点叫醒我》的小说，但他翻遍博尔赫斯作品集，并没有发现这篇小说。于是他“借用”过来，做了自己的标题。
故事的灵感，来自他的作家朋友方慧谈的一则逸闻：一个人饮酒过量醉死后，按照习俗悄悄土葬，后来因不符合政策而被开棺移尸，才发现这个人是医学上的“假死”。他被埋葬后痛苦绝望地挣扎，“手指因抓刨棺木而露出森森白骨”。这个死掉的人，阿乙在小说中给他起名叫“艾宏阳”，和他自己的父亲同“宏”字辈。宏阳寻欢作乐、霸蛮自私、两面三刀、作恶多端，是乡村恶霸的集大成式人物，但也是绝不孱弱苍白的有性格的人物，他的一生在同辈宏梁及其外甥许佑生的回顾中缓缓展开，诸种色调暗黑的“乡村恶”随之浮出。
做过乡镇基层警察的阿乙“见过各种各样社会流氓”，对乡村社会的暗面绝不陌生，这也构成他之前许多小说的经验题材，以至不少人误以为他是个专门写犯罪小说的类型作家。将“村霸”作为人物形象，阿乙认为自己是继承了《佩德罗·巴拉莫》等拉美文学作品的写作遗产，但更重要的是现实因素——“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会有这样一个角色”。这个无法无天的角色在书的第一章第一页出场时便是以一具尸体的形象。他的死是乡村社会没落的前夜，他的葬礼越盛大，越透出一种回光返照的哀调。
阿乙几乎是以自然主义的精细笔法来描写这一场葬礼。宏阳有一个庞大的艾氏家族，如何磕头、如何作法、如何安葬、本家子弟谁该抬棺、近一点和远一点的亲戚各该送什么、“四对八样”还是“三对六样”，这些繁缛的细节，阿乙一样样考证过、拍过照，像亲自主持一场仪式，努力不留任何漏洞。譬如有一种送礼的箱子，他问了许多人都不知道叫什么，用了别的名字又觉得怎么都不妥，直到最后打听到叫“抬盒”，心里才妥了。这样“强攻”的写法无疑是最累人的，但阿乙坚持如此，他希望在文学意义之外，还能够具有一种民俗学的记录，或者社会学的意义，像福楼拜《包法利夫人》的副题“外省风俗”一样。
在阿乙眼中，乡村以一种可见的速度在消逝。年轻一点的人都离开了，到城里买房，村庄里只剩下老弱病残，阿乙回老家时，看到他曾经上学的小学校已经关了，里面堆满了稻草。许多房屋已经坍圮了，但外来援建的篮球架还光鲜如昨，这让他觉得“很魔幻”。因而小说虽是虚构，但他想在其中寄寓某种真实，塑造一幅曾经真实存在但即将被人们忘却的乡村图景，给剧烈变动的时代留一个证据。“你再过几十年后去乡下，可能看到的是一个机械化大农场，但那个时候通过这本小说，还能看见田野里冒着热气，看见道士和尚在念着经文。”
阿乙笔下常有那些典型的带有小城小镇气质的青年，如《模范青年》中的周琪源，如《早上九点叫醒我》中的宏梁。宏梁是个做派很洋气的人，在乡镇背景中多少显得有些疏离。阿乙说，原型其实是他小学时接触到的老师们。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那批师范生是独特的一代，高傲而自恋，读康德，拉小提琴，是他的文学启蒙者。“我们小学学校有两层，像个城堡，他们就在城堡二层的窗口拉琴，太阳正好从城堡上掉下去，很浪漫。”然而后来这批人走上仕途后，一切土崩瓦解。“你发现原来他们身上的一切都蒸发了，不见了，一点都见不到了。他完全变成了一个社会中人，我们的社会在变化。”阿乙喟然道。
从江西瑞昌走出来后，阿乙在城市间漂泊了十几年，却仍然一直在写乡村。乡村经验和警察生涯给予他丰厚的叙事资源，也构成如李敬泽所评价的那一种“残酷和绝望的，不绝如缕的深黑的南方传统”。
阿乙认为，作家最好要有自己的“根据地”，在那里认识自己的有限，在那里精耕细作，把所有人写透，正如高密东北乡之于莫言。瑞昌当然是阿乙的根据地，直到现在，他还能想起那种“整个世界都是亲戚”的体验，还能随口就讲出几个乡村警察亲历的故事——他甚至怀疑，他在洪一乡派出所的辖区里，就存在着若干个身背要案的逃犯。有朋友说阿乙身上有种“亡命”气质，当然是玩笑，但在《早上九点叫醒我》中，他在宏阳的故事之外，宕开足足三分之一篇幅，写了一对亡命天涯的杀人犯情侣的故事，就是因为“写着写着，人物有自己撑开的欲望”。“亡命”的阿乙，纵容了他的人物，让他们自己恣意发展。
和丰富多姿的乡村经验比起来，阿乙的城市经验显得单薄，并不因为他在这里生活了若干年就增加了张力和维度，能够直接转化为写作资源。就算早在2004年就来北京，北京也一直没能成为他的新一块“根据地”。但与此同时，乡村经验也在随着写出来而一点点流失。阿乙坦言道：“过去十年我写作的重心都是农村和乡镇，我在其他方面还是有欠缺。我26岁来到城市，但一直没有把城市当成家。博尔赫斯说他终身写的就是童年经验，我的童年就是在乡村、在城镇，那一块我比较熟悉，是我的根据地。但十年，我把农村也写光了，从26到42岁，我没有其他经验了，只有城市。但城市我要慢慢耕耘。”他甚至开玩笑说，想回去再当上几年警察，可惜人生不能重来。孤注一掷的《早上九点叫醒我》，可能是他最后一次集中气力写农村了。
从乡村写作转入城市写作，并不是一件易事。阿乙觉得现代都市生活难以描摹，写来写去都有杜拉拉的影子，正如他不是很喜欢雷蒙德·卡佛和理查德·耶茨，觉得他们笔下的忧伤很惨淡，像“资产阶级的一杯苦咖啡”。在对比过宏阳那样排场的、长久留存于人们纪念系统的死亡之后，城市人在街头点燃一簇小小的火来烧纸，显得太寒碜也太孤独了。
《早上九点叫醒我》不好读。阿乙的每一句每一字仿佛都是精雕细琢过的，密不透风。这种密度是属于短篇小说才有的。阿乙说，他一开始确实只想写个短篇，写着写着，觉得短篇不足以呈现这个题材，就越写越长，成了中篇，又成了长篇。以短篇密度写长篇，重量非常。
还有小说最后一句——“不要向我追问，你们自己去看了再说”，出自朱生豪译本的麦克白夫人之口。小说在这里戛然而止，没有去写棺材里到底是何惨状。以这句著名台词结束，阿乙想和莎士比亚构成一个回应。
在这样一场耗尽体力和健康的写作之后，阿乙有所省悟，开始采取一些折中的方式，像海明威那样，每天写到一定量就停下，第二天再写。
写完长篇也给他一种丰足感，整个人的状态，从以前照片上的凌锐冷峻变得更加松弛和随意。坐在读者面前时，更是妙语如珠，言辞幽默。
“过去是正面强攻，现在是睡觉，哈。正面强攻要铆足劲儿重新再来。再写这么一部强度和密度的长篇的话，可能还得花十年功夫，还得重新练。所以我现在又在写短篇，从头来过。”在各种报道和宣传中写道，《早上九点叫醒我》“可能”是阿乙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但向来在写作上追求革新的阿乙，或许有更多“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