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天学毛选: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学习毛泽东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结论。

我们这次会议,是一场很大的辩论。这是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期间,关于我们党的总路线是不是完全正确这样一个问题的大辩论。这场全党性的大辩论,是从农业合作化的方针问题引起的,同志们的讨论也集中在这个问题上。但是,这场辩论牵涉的面很广,牵涉到农业、工业、交通、运输、财政、金融、贸易、文化、教育、科学、卫生等部门的工作,牵涉到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牵涉到镇压反革命,还牵涉到军队,牵涉到外交,总之,牵涉到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工作。应当有这么一次大辩论。因为从总路线发布以来,我们的党还没有这样一次辩论。这个辩论,要在农村中间展开,也要在城市中间展开,使各方面的工作,工作的速度和质量,都能够和总路线规定的任务相适应,都要有全面规划。

现在我就下面几个问题讲一些意见。

一、农业合作化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关系农业合作化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关系问题,即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基本上完成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在同一时期内基本上完成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关系问题,也就是农业合作化和资产阶级的关系问题。

现在,我们还没有完成农业合作化,工人阶级还没有同农民在新的基础上结成巩固的联盟,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还是动荡不定的。过去我们同农民在土地革命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那个联盟,现在农民不满足了。对那一次得到的利益,他们有些忘了。现在要有新的利益给他们,这就是社会主义。现在,农民还没有共同富裕起来,粮食和工业原料还很不充足。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就可能在这个问题上找我们的岔子,向我们进攻。几年之后,我们会看到完全新的形势:工人阶级和农民在新的基础上结成比过去更加巩固的联盟。

以前那个反地主、打土豪、分田地的联盟是暂时的联盟,它巩固一下又不巩固了。在土地改革后,农民发生了分化。如果我们没有新东西给农民,不能帮助农民提高生产力,增加收入,共同富裕起来,那些穷的就不相信我们,他们会觉得跟共产党走没有意思,分了土地还是穷,他们为什么要跟你走呀那些富裕的,变成富农的或很富裕的,他们也不相信我们,觉得共产党的政策总是不合自己的胃口。结果两下都不相信,穷的不相信,富的也不相信,那末工农联盟就很不巩固了。要巩固工农联盟,我们就得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使农民群众共同富裕起来,穷的要富裕,所有农民都要富裕,并且富裕的程度要大大地超过现在的富裕农民。只要合作化了,全体农村人民会要一年一年地富裕起来,商品粮和工业原料就多了。那个时候,资产阶级的嘴巴就被堵住了,资产阶级将发现自己处于完全孤立的地位。

在这个十五年的期间内,国际国内的阶级斗争会是很紧张的。我们已经看见是很紧张的。在阶级斗争中,我们已经取得了许多的胜利,并且将要继续取得胜利。拿过去一年国内的阶级斗争来说,我们主要做了四件事:一个是进行反唯心论的斗争,一个是镇压反革命,一个是解决粮食的问题,一个是解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在这四个问题上的斗争,都带着对资产阶级作斗争的性质,给了资产阶级严重的打击,并且在继续给他们以粉碎性的打击。

反唯心论的斗争,从《红楼梦》那个问题上开始,还批评了《文艺报》,以后又批判胡适,批判梁漱溟,已经搞了一年。我们要把唯心论切实地反一下,准备搞三个五年计划。在反唯心论的斗争中间,要建立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的干部队伍,使我们广大干部同人民能够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武装起来。镇压反革命,准备今年和明年一年,在包括国营工厂、国营商业、合作社、县、区、乡各种组织,还包括军队的干部、工厂的工人在内,大概共一千二百万人的范围内,进行肃反工作。讲起反革命来,好象没有好多,看也看不见,一查,确实有,现在就已经查出来一批。粮食问题上也打了一大仗。资产阶级借口粮食问题向我们进攻,我们党内也有一股谣风,因此我们就展开了批评。农业合作化问题上我们进行过许多斗争,这次会议也是集中讨论这个问题。在这四个问题上,我们展开了巨大的斗争,打击了资产阶级的反抗和进攻,取得了主动。

资产阶级怕我们在这几个问题上对他们展开斗争,特别是怕镇压反革命。我们的镇反工作搞得好。这个工作要注意讲规格,没有规格那是很危险的。要合乎标准才叫反革命,就是要搞真反革命,不要搞出假反革命来。也要估计到,可能会出假反革命,说不出,那很难。但是,我们要求出少一点,尽可能不出假反革命。要完全合乎规格,货真价实,硬是真反革命,不要冤枉好人。同时,也可能漏掉一些真反革命。你说这次搞得那么干净,也不见得,漏掉是难免的,但是要尽可能少漏掉一些。

二、在合作化问题上争论的总结

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群众的许多发明,破除了许多迷信,打破了许多错误观点。这次讨论,解决了在几个月以前很多人还是不明了的许多问题。

首先,是大发展好还是小发展好的问题。这是一个主要问题,争论很大,现在解决了。群众要求大发展,过渡时期的总任务要求农业适应工业,所以那种主张小发展的观点是错误的。

其次,是晚解放区能不能发展的问题,山区、落后乡、灾区能不能发展的问题,现在解决了,都能发展。

第三,少数民族地区能不能办社的问题。现在证明,凡是条件成熟了的地方,都可以办合作社。有一部分地方,比如西藏、大小凉山那些地方,现在条件还不成熟,就不能去搞。

第四,没有资金,没有大车,没有牛,没有富裕中农参加,能不能办社的问题。现在证明也是可以办的。

第五,“办社容易巩固难”,这一条迷信也破除了。办社也不是那么十分容易,巩固也不是那么一定困难。一定要讲办社就容易巩固就难,这实际上是主张不要办社,或者少办为好。

第六,没有农业机器能不能办社的问题。一定要有机器才可以办社的空气现在不大了,可是也还有这个观点。这一条迷信也是能够完全破除的。

第七,办得坏的社是不是都要解散的问题。当然有某些少数确实不能办下去的社,可以退到互助组,但一般的所谓坏社,是不应当解散的,经过整顿是可以变好的。

第八,所谓“如不赶快下马,就要破坏工农联盟”,这大概是中央农村工作部传下去的一个“道理”。中央农村工作部不仅出谣风,还出了许多“道理”咧。我看这一句话大体“正确”,只改一个字,把“下”字改为“上”字就行了。你们农村工作部也不要悲观,你们给我这么多字都采用了,只改了你一个字。一字之差,我们的争论就是一个字,你要下马,我要上马。“如不赶快上马,就要破坏工农联盟”,的确是要破坏的。

第九,所谓“耕牛死亡,罪在合作社”,这种说法是不完全合乎实际情况的。耕牛死亡主要原因不在合作社,而是由于水灾,牛皮价格过高,饲料不够,还有一些是老了,应当杀了。

第十,所谓“农村紧张根本由于合作社办得太多了”,这么讲是错误的。我们今年春季农村的紧张情况,主要是由于粮食问题引起的。所谓缺粮,大部分是虚假的,是地主、富农以及富裕中农的叫嚣。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对广大农民还没有来得及进行充分的教育,同时我们的粮食工作也有缺点。去年究竟购多少适当,那个时候我们还不摸底,多购了七十亿斤。现在我们就来一个调整,准备减购七十亿斤,加上今年又丰收,这样,农村情况也就可以缓和下来。

第十二,应不应当在最近一个时期办一些高级社这个问题在过去是不清楚的,这次大家提出来了。应当办一批高级社。至于办多少,你们去研究。

第十三,所谓“木帆船、兽力车不能办合作社”,这也不对。今天看起来,从事木帆船、兽力车这类运输业的几百万劳动者,也应当组织合作社。

根据大家的讨论,我们解决了这许多问题,这是这次中央全会的重大收获。

三、关于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问题

全面规划应当包括:第一,合作社的规划;第二,农业生产的规划;第三,全部的经济规划。农村全部的经济规划包括副业,手工业,多种经营,综合经营,短距离的开荒和移民,供销合作,信用合作,银行,技术推广站等等,还有绿化荒山和村庄。我看特别是北方的荒山应当绿化,也完全可以绿化。北方的同志有这个勇气没有南方的许多地方也还要绿化。南北各地在多少年以内,我们能够看到绿化就好。这件事情对农业,对工业,对各方面都有利。

还有什么规划呢还有文化教育规划,包括识字扫盲,办小学,办适合农村需要的中学,中学里面增加一点农业课程,出版适合农民需要的通俗读物和书籍,发展农村广播网、电影放映队,组织文化娱乐等等。还有整党建党、整团建团、妇女工作,还有镇压反革命。在整个规划里面都要有这些部分。

规划应当有这么几种:(一)乡村合作社的规划。每个合作社应当有个规划,虽然小也应当有规划,让他们学会搞这一套。(二)全乡的规划。我们全国有二十二万多个乡,搞二十二万多个乡的规划。(三)全县的规划。我们希望每一个县搞一个。现在,有的县已经搞出了很好的规划,看了很有味道。他们思想解放,天不怕地不怕,没有什么脚镣手铐的束缚,规划搞得很生动。(四)全省(或自治区、各市郊区)的规划。这里面着重全乡的规划,全县的规划。要抓住这两个环节,迅速作出一批,比如一个省里面搞三、四个县的规划,发出来要各地仿照办理。

省(市、区)一级,地区一级,县一级,这三级必须时刻掌握运动发展的情况,一有问题就去解决。切记不要使问题成了堆,才来一个总结,放马后炮。过去我们许多工作是这样搞的,中间有问题不去解决,让它去成堆,然后到完了的时候来一个总结,来一个批评。有些同志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是犯过这个错误的。,不要专门喜欢事后批评。事后也必须批评,最好是刚露头就批评。专门喜欢事后批评,缺乏临机应变的指导,这是不好的。如果遇到情况不对,怎么办呢情况不对,立即煞车,或者叫停车。象我们坐车子一样,下陡坡遇到危险,马上把车煞住。省、地、县都有煞车的权力。必须注意防“左”。防“左”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机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说要“左”倾,“左”倾机会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

以后在发展合作社的工作上,我们要比什么呢要比质量,比规格。数量,或者速度,有前面所说的那个规定就行了,重点是比质量。质量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要增加生产和不死牲口。怎样才会增加生产,怎样才会不死牲口这就要遵守自愿互利的原则,要有全面规划,要有灵活的指导。有这几条,我看就可以使合作社的质量比较好,就可以增加生产和不死牲口。我们务必避免苏联曾经犯过的大批杀掉牲口的那个错误。关键在今后两年,主要在今后五个月,就是今冬明春。从今年十一月到明年三月,请你们各位注意,务必不要出大问题,不要发生死一批牛的事。因为我们现在拖拉机还很少,牛是个宝贝,是农业生产的主要工具。

四、关于思想斗争

历来的经验说明一条:思想斗争必须中肯。现在有一句话,就是要思想交锋。好比打仗,你一刀杀来,我一刀杀去,两把刀子要打中,这叫交锋。思想不交锋,就缺乏明确性和彻底性,这个不好。在这一次会议上,我们就在思想上交锋了,有明确性了,有彻底性了。这个办法,首先一个好处是帮助大多数同志把问题弄清楚,再一个好处是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

关于犯错误的同志,我想只有两条:一条,他本人愿意革命;再一条,别人也要准许他继续革命。本人也有不愿意继续革命的,比如陈独秀不愿意继续了,张国焘不愿意继续了,高岗、饶漱石不愿意继续了,那是极少数的。大多数人是愿意继续革命的。但是还有一条,要准许别人革命。我们不要当《阿Q正传》上的假洋鬼子,他不准阿Q革命;也不要当《水浒传》上的白衣秀士王伦,他也是不准人家革命。凡是不准人家革命,那是很危险的。白衣秀士王伦不准人家革命,结果把自己的命革掉了。高岗不准人家革命,结果还不是把自己的命革掉了

历史的经验证明:犯教条主义错误和经验主义错误的人,绝大多数是能够改正的。这要两条:一方面要有严肃的批评,一方面要有宽大的态度。没有后一条是不好的,关系就不正常。谁不犯一点错误呢无论是谁,总要犯一些错误的,有大有小。不可救药的人总是很少的,比如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饶漱石,还有陈光、戴季英。除了这样极少数人之外,其他的人都是能够挽救的,都是能够经过同志们的帮助去改正错误的。我们应当这样做,应当有这种信心。犯错误的本人也应当有这种信心。

中央农村工作部的一部分同志,首先是邓子恢同志犯了错误。他这一次所犯的错误,性质属于右倾的错误,属于经验主义性质的错误。邓子恢同志作了自我批评,虽然各小组会上有些同志觉得他讲得还不彻底,但是我们政治局的同志,还有一些同志,谈了一下,觉得基本上是好的。在现在这个时候,他有了这样的认识,已经是好的了。邓子恢同志在过去长期革命斗争中做过许多工作,有成绩,应当承认。但不要以成绩当包袱。这一点他自己说了,说是有点摆老资格。人要虚心一点。只要虚心,愿意接受同志们的帮助,我们相信他的错误是能够改正的。

过去邓子恢同志有过依靠商人(就是依靠资产阶级)和“四大自由”这种纲领性的提法,那是错误的,确实是资产阶级性质的纲领,资本主义性质的纲领,不是无产阶级性质的纲领,是违背七届二中全会限制资产阶级的决定的。我们现在对于城市的资产阶级、农村的资产阶级(富农)是用限制的政策。那种对于雇工、贸易、借贷、租地不加限制的“四大自由”,就有问题了。我说是“四小自由”。这有大小之分。在限制之下,资产阶级这些自由是有那么一点,小得很。我们要准备条件,把资产阶级这个小自由搞掉。对于城市资产阶级,我们叫做利用、限制、改造。要利用,但是它那个不利于国计民生的部分,我们就要限制。这样的政策是又不“左”,又不右。根本不限制,那就太右了。限制死了,根本不准他们搞什么东西,那就太“左”了。列宁说过,一个政党如果在千百万小生产者存在的条件下,就想把资本主义一下子统统搞掉,那不仅是愚蠢,而且是自杀[3]。但是邓子恢同志的提法是不对的,因为他不提限制,跟中央的提法不同,跟二中全会的提法不同。

还有些同志老是很喜欢分散主义,闹独立性,甚至闹独立王国,觉得独裁很有味道。原先是图舒服,立起一个王国来,自己称王。结果怎样呢结果搞得很不舒服,要受批评。不是有个《大登殿》的戏吗看那个薛平贵做起王来很舒服,他那个时候没有自我批评。这一点不好。有许多人总是不爱跟人家商量一下。许多同志口里赞成集体领导,实际上十分爱好个人独裁,好象不独裁就不象一个领导者的样子。当一个领导者不一定要独裁,你晓得!资产阶级有个资产阶级民主,它讲究阶级独裁。无产阶级、共产党也要搞阶级独裁,如果搞个人独裁,那就不好。有事情总是应当跟人家商量一下,在一个集体中间通过,集中多数人的智慧,这比较好。

还有一种情况也需要讲一讲。有许多同志老是钻到公事堆里头,不研究问题。公事要不要办呢那是必须要办的。不办公事不行,但是,单是办公事,不研究问题,那是危险的。不去接触干部,不去接触群众,或者接触他们的时候老是教训人,而不是跟他们商量,交换意见:“你看究竟我想的对不对,请你谈一谈你的意见。”这样,就嗅不到政治气候,鼻子很迟钝,害政治感冒。鼻子塞了,什么时候有什么气候,闻不到。今天陈毅同志说了,事物冒了一些头就要能够抓到。事物已经大量地普遍存在,还看不见,那就太迟钝了。这种情况需要注意。这种专门办公事,而不注意研究问题,不注意接触群众和干部,对他们不采取商量的态度,是很不好的。

五、若干其他问题

下面讲的一些问题,大多数是同志们提出来的。

第一,改换富裕中农在合作社中间的领导地位这样一件事,要讲究步骤,讲究方法,不要一阵风把他们同时拉下来。虽然富裕中农做领导者不适宜,可是他们是劳动者。应当分别情况,看他们在工作中的表现究竟怎样。有些人是必须要撤下来的,因为他在那里继续搞,实在是很不行了。但也要使得群众(比如合作社的社员)和富裕中农本人都了解,他确实不适于继续当领导者。还有一个条件,就是准备了较好的接替的人,培养了比较好的人去代替他,才去改换他的工作。有的可以经过他作自我批评,改正错误,继续任原职,有些可以改为副职或者委员。至于本来于得好的,虽然是富裕中农,那当然不在撤换之列。不要把富裕中农当成富农看待,富裕中农不是富农。不要一下于统统撤换。对待这个问题要小心,必须好好地解决。上面说的几种办法,是不是可以,各省各地去研究一下。

第二,要在支部和群众中间说明,这一回我们讲下中农和上中农是两个不同的阶层,不是重新划一次阶级,而是因为事实上各阶层对于合作化的态度有积极消极的区别,在一个阶层的内部的个人也有这种区别。比如贫农中间就有暂时不入合作社的。这一点是可以去说服这些富裕中农的:你看,贫农、下中农也有比较消极的,他不愿意来,也就不要他入,那末你富裕中农现在不愿意来,也就可以不来。我们先把热心的人搞进来,然后向第二部分人宣传,热心了又进来,再向第三部分人宣传。要分期分批。一切的人将来都要入社的。所以,不是什么重划阶级。

第三,关于地主、富农入社的问题。是不是可以这样:以县和乡为单位(县为单位还不够,因为一个县基本上合作化了,但是也可能有些乡还没有合作社),一个县,一个乡都基本上合作化了,就是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农户入社了,那个地方已经巩固了的合作社就可以开始分批分期地按照地主富农的表现怎么样来处理。有一些表现历来都好,老实,归附国法,可以给以社员的称号。有一些可以在社里头一起劳动,也分取报酬,但是不叫作社员,实际上是候补社员;如果他们搞得好,也可以变成社员,让他们有个奔头。第三部分人,暂时不许入社,等到将来再讲,分别解决。所有这些地主富农入社后不要担任合作社的职务。至于某些经过考察的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青年知识分子,在农村里头,是不是可以吸收一些担任文化教员之类的工作有些地方别的知识分子很少,有这么一种需要,让他们在党支部、合作社管理委员会的领导和监督之下担任文化教员的工作。现在小学教员还有不少这样的人。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青年,只有十七、八岁,高小毕业,或者初中毕业,硬是文化教员都不能当,我看也不必,我们可以用他们来扫盲,教会农民识字。究竟是不是可以,请你们加以研究。至于担任会计这样的事情就比较危险了。

第四,关于高级社的条件和应办多少高级社,今天我也不说,条件问题还是请大家加以研究,明年再讲,各地方可以按照情形,实际去办。总而言之,条件成熟了的就可以办,条件不成熟的不要办,开头办少数,以后逐步增加。

第六,“勤俭办社”这个口号很好。这是下面提出来的。要严格地节约,反浪费。现在城市里头大反浪费,乡村里头也反浪费。要提倡勤俭持家,勤俭办社,勤俭建国。我们的国家一要勤,二要俭,不要懒,不要豪华。懒则衰,就不好。要勤俭办社,就要提高劳动生产率,严格节约,降低成本,实行经济核算,反对铺张浪费。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是任何一个合作社都必须做的工作。至于经济核算,那就要逐步来。合作社办大了,没有经济核算那是不行的,要逐步学会经济核算。

第七,这一次没有人讲国营农场的问题,是个缺点。希望中央农村工作部和农业部研究国营农场的问题。将来国营农场的比重会一年一年大起来。

第八,要继续反对大汉族主义。大汉族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汉族这么多人,容易看不起少数民族,不是真心诚意地帮助他们,所以必须严格地反对大汉族主义。当然,少数民族中间会要发生狭隘民族主义的,那也要反对。但是,这两个东西,主要的、首先要反对的是大汉族主义。只要汉族同志态度正确,对待少数民族确实公道,在民族政策上、民族关系的立场上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不是资产阶级的观点,就是说,没有大汉族主义,那末,少数民族中间的狭隘民族主义观点是比较容易克服的。现在大汉族主义还是很不少的,例如包办代替,不尊重人家的风俗习惯,自以为是,看不起人家,说人家怎么样落后等等。在今年三月间全国党代表会议上我曾经讲过,中国没有少数民族是不行的。中国有几十种民族。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比汉族居住的地方面积要宽,那里蕴藏着的各种物质财富多得很。我们国民经济没有少数民族的经济是不行的。

第九,扫盲运动,我看要扫起来才好。有些地方把扫盲运动扫掉了,这不好。要在合作化中间把文盲扫掉,不是把扫盲运动扫掉,不是扫扫盲,而是扫盲。

第十一,有人问:是不是有发生“左”倾错误的可能我们回答:完全可能。只要某个地方的领导方面,不管是乡支部、区委、县委、地委、省委,不去注意群众的觉悟程度,不去注意互助组的发展情况,又没有规划,又没有控制,不是分期分批,而是专喜欢数量,不爱好质量,就一定会出现严重的“左”倾错误。在群众热潮起来,大家要求入合作社的时候,必须设想各种困难和一切可能的不利情况,向群众公开说明,让群众去充分考虑,不怕就可以干,如果怕就不要干。当然,也不要把人们吓倒了。今天我是估计不会把你们吓倒的,因为我们已经开了这么多天会。在适当的时机压缩一下人们的脑筋,使这个脑筋不过于膨胀,是必要的。

我们反对无穷的忧虑,反对数不清的清规戒律,那末是不是可以根本不要忧虑了清规一条也不要,戒律一条也不要那当然不是的。必要的忧虑,应当有的忧虑,谁人不忧虑呀也要有必要的清规戒律。没有点清规,没有点戒律,那怎么行呢必要的忧虑,必要的清规戒律,必要的停顿、间歇、煞车、关闸,是完全应当有的。

第十二,有的同志提出,可以不可以允许县一级有百分之十的机动权比如讲办合作社,可以少百分之十,也可以多百分之十。我看这个建议是可以采纳的,这一条好,不要搞得那么死。请你们再去考虑。

第十三,会不会有人翻案想翻案的人不少。他们认为合作社搞不成器,我们搞的这一套将来统统要翻,说我们并非马克思主义,而是机会主义。但是,据我看,大势所趋,这个案是翻不了的。

在五十年到七十五年这个期间内,国际、国内、党内一定会发生许多严重的复杂的冲突和斗争,我们一定会遇到许多困难。按照我们的经验,我们这一辈子有过多少冲突,武装的,和平的,流血的,不流血的,你能说以后就没有一定会有,不是很少,而是许多。这里面包括打世界大战,在我们头上甩原子弹,出贝利亚,出高岗,出张国焘、陈独秀。有许多事现在是没有法子料到的。但是,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可以肯定,一切困难是能够克服的,一定会出现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这是不是一定呢我看是一定的。按照马克思主义,这是一定的。那个资产阶级已经给自己造好了掘墓的人,那个坟墓都挖好了,它不死呀要讲趋势,比较粗枝大叶一点说,就是这么一种趋势。

第十五,你们对决议、章程这两个文件有许多修改的意见,很好,搜集起来我们考虑一下。今天通过以后,决议在几天内就可以由政治局加以修改公布。章程还要慢一点,要跟民主人士商量,要采取立法的手续,也许和兵役法一样,先由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一下,交给国务院公布征求意见,各地方就可以照那样试办一个时期,到了明年,再交人民代表大会通过。

注释

〔1)参看列宁《论粮食税》。

(2)这里是指毛泽东同志看了各地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报告,编辑《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件事。参看本卷《(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

(3)参看列宁《论粮食税》。

(《毛泽东选集》第V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195--2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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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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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小农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这尤其体现于列宁对小生产的断言:“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对于如何从传统农业发展为资本主义,存在着多重模式,列宁就区分了普鲁士的容克道路和美国式的农场主道路;3)社会主义条件下应该将小农组织成各种协作社,从而使其从小商品农业过渡到共产主义农业。为了为读者http://www.wyzxwk.com/Article/sannong/2015/09/351982.html
13.中国农业资产阶级——一个不被承认的阶级摘要: 幽灵游荡了四百年如果把农业资产阶级譬如一个幽灵,那么,这个幽灵在中国游荡了四百年。明代末年,在福建上杭,出现了这样一种租地农场主。他们“久居 山中,颇有资 关键词: 农业企业家, 土地问题, 资产阶级 引用本文 苏辑. 中国农业资产阶级——一个不被承认的阶级[J]. 探索与争鸣, 1988(2): 55-https://www.tsyzm.com/CN/Y1988/V1/I2/55
14.再论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农业社会主义”问题伟人风采【参见雷颐:《建国前后的“农业社会主义”风波》,《社会科学论坛(学术评论卷)》2009年第4期。】实际上,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共对“农业社会主义”的认识和批判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它本质上是一个如何对待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问题,反映了中共在新的国际、国内及党内局势下对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个问题的思考和探索。http://www.xuexidajun.com/weirenfengcai/1588797.html
15.社会主义”的分析批判及其当代启示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恩格斯不仅分析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支柱,揭示其德国“哲学”前提;同时还剖析其小资产阶级的阶级实质,进而指出其症结及本质所在。马克思、恩格斯分析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理论进路对于当今国内外关于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相关讨论有着重要的理论启示与现实价值。https://malie.imau.edu.cn/info/1021/3276.htm
16.并且形成了日益强大的资产阶级。城市的工商资产阶级和在农业中城市的工商资产阶级和在农业中采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新贵族共同受到封建行会制度和国王推行的垄断制度的束缚,在政治上又处于无权的地位,他们强烈要求废除封建专制制度,发展资本主义,成为革命的领导力量。斯图亚特王朝的詹姆士一世和查理一世都是“君权神授论者”,认为议会是靠国王的“恩赐”才存在的,当他们发现议会难以https://zujuan.xkw.com/17q2030557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