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三农问题；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农民问题；农政问题
然而，根据中国知网的资料，将农业、农村和农民总称为“三农”这一概念并正式见诸报刊，至少可以追溯到1992年。当年的《新闻通讯》在一篇以“‘三农’报道的辩证思考”为题的短文中，将“农村、农业、农民”简称为“三农”。1993年，朱竞存和陈书生分别撰文论述了毛泽东社会主义时期的“三农”和“三农一体”思想，这里的“三农”指的便是农民、农业和农村，而“三农一体”便是指农村、农民和农业的辩证统一。自1994年，创刊于1986年的《农村·农业·农民》也被称为“三农”杂志。
同样，将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总称为“三农问题”这一概念并正式见诸报刊，至少可以追溯到1994年。那一年，时任广东省农业委员会主任的冯灼锋在《广东经济》上撰文，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称为“三农问题”，并探讨如何正确处理“三农问题”。1995—1996年，很多政府官员使用了“三农问题”这一概念，如时任吉林省委书记张德江、山西省计划委员会主任张奎、上海市农业委员会政策研究室主任陈锡根、中共宁明县委副书记田力营等，一些学者也在学术研究中使用了“三农问题”概念。
一、传播的话语抑或学术的概念
继“三农问题”提出之后，很多学者又提出了“新三农问题”。“三农问题”的早期倡导者温铁军指出，面对新的问题和挑战，“三农问题”的内涵需要重新界定，并提出“农民权益保护、农村可持续稳定、农业生态安全”的“新三农问题”。李培林认为，在全球化和中国社会的快速变迁过程中，“农民工、失地农民、农业村落终结”构成了“新三农问题”。应星认为传统的“三农问题”概念较为偏狭，并指出，“土地、治理、民情”构成了“新三农问题”的核心、实质和基础。此外，“新三农问题”还被界定为农民工、老人农业、空心村的问题，农业劣质化、农村空心化、农民多元贫困化或丰裕型贫困化，最严重的是“谁去当农民，谁去种田，谁去建设新农村”的问题，等等。
可见，无论是“三农问题”，还是“新三农问题”，学术界从来没有关于其统一内涵与外延的认识。因此，每位学者在研究中都会首先界定出自己认为的特定的“三农问题”。正因如此，不同学者关于“三农问题”的成因分析与解决建议，因“三农问题”本身的指称对象不同而常常呈现出风马牛不相及的结果。
可以说，虽然“三农问题”这一话语在社会传播意义上已经建立起高度的话语共识，但是在学术研究意义上并没有取得作为学术概念的共识。作为一个学术话语，“三农问题”并没有什么实质的意义，也不可能具有确定性的含义。若对目前称为“三农问题”研究的文献进行详尽分析，可以发现，这些研究无所不包，几乎关于农业、农村、农民的任何方面的研究（者）都可以称为“三农问题”研究（专家）。当“三农问题”作为一个概念可以泛指一切，或者任何一位研究者都可以随意地做出任何定义时，虽然表面看似灵活，实则没有任何限度，此时它已不指代任何实质内容，也就失去了实质意义。其实，作为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总称的“三农问题”，就如当下将“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简称为“一懂两爱”一样，不过是中文大众传播中惯用的便于记忆和理解的一种话语方式，对于社会讨论和政策讨论非常实用，但若作为学术概念，则没有什么实质意义，也难以因为这样的话语形式而促进学术研究的进步与深化。
二、从孤立的个体到联系的整体
在“三农问题”概念被中国学术界广泛使用的过程中，一些学者强调了“三农”和“三农问题”作为新概念或新话语的重要学术意义。贾俊民、葛文光指出，“三农”和“三农问题”的概念和提法是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学术界具有开创意义的重要理论创造。在此之前，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各国，都没有“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他们指出，“三农问题”不是中国特有，但“三农”和“三农问题”的概念和提法是中国特有。在一定意义上，近代以来的“三农问题”是中国现代化之殇，但“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出却是中国现代化之喜。
农业、农村和农民，以及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在世界历史上——或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的中国——是否是割裂的三个方面？不尽然。农业、农村和农民在历史上一直存在，尤其是在传统的农业社会，农业是主要产业，农村是主要区域，农民是主体成员。这本来就是密不可分的一个整体，正如亨利·伯恩斯坦（HenryBernstein）所指出的，在农业社会，无论是在欧洲腹地还是在殖民地区，大部分人生活在农村，其主要生产活动是种地，我们现在所说的“农业”在那个时候就是一个简单的集合，即生活在农村的农民及其活动的总和。过往的农村社会的主要特征就是生活在特定区域的农民，通过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中的互动、互助和互惠而呈现出各种共同体的特征，这样的农业、农村和农民本来就是一个整体，它们若有问题，则必然相互交织，当然这些问题并非今天“三农问题”意义上的问题。既然如此，割裂何以可能。并且，越是那样的社会，农民越需要关心周围的一切，包括自然、社会和政治的环境，即与外在宏观环境紧密相联。
有研究指出，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学术界已经开始将农业、农村和农民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察研究。早在20世纪20-30年代，我国的一些农学家、农村经济研究者就已经把农业、农村、农民三者并列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把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强调只有当“农村繁荣、农业兴盛、农民富裕”取代“农村凋敝、农业衰落、农民穷苦”时，中国工商业的发展才有可能。
上述回顾说明，在中国历史或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农业、农村和农民，或者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一直是有机联系的整体，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政策设计，都将三者以关系的视角既区别又统一地进行分析。那种认为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学术界提出“三农问题”话语之前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被割裂或孤立看待的判断显然缺乏根据，那种认为“三农问题”话语的提出促使人们开始对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以内在联系性和宏观整体性的视角进行分析和研究的结论，显然有夸大一个传播话语的学术重要性之嫌疑。
三、中国话语如何对接国际学术传统
虽然有个别学者认为“三农问题”是中国特有，是改革开放的产物，但是多数学者认为，“三农问题”并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世界各国普遍存在或存在过，可以说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来说，在进入近代以后，它们同样存在严重的“三农问题”。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三农问题”是普遍且长期存在的问题和困局，任何国家和政府都没有短期而激进地解决这些问题的先例。同时，应用中国的理论和经验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农业问题、农村问题或农民问题进行研究也很有意义。
在对“三农问题”的讨论中，中国学术界一致认为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是其宏观背景，也是其深刻的根源，因此“三农问题”将伴随整个现代化进程。对“三农问题”的研究，应该在现代化和全球化框架下思考农村、农民和农业的命运，应该在中国整个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中，把中国放在资本全球化的背景下理解农业、农村和农民的现实和变迁，应该在中国城市化和快速发展背景下讨论农民如何平稳转移进入城市。贯穿在“三农问题”中的一条主线便是中国为了实现国富民强的目标而追赶工业化的进程，而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凸现正是伴随工业化、城市化乃至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而出现的历史主题。对比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发展道路——特别是一些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大多都经历了上述的现代化进程，尤其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路径，在此背景下可能出现的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与中国的情况应该存在相互借鉴和参考的基础。
无论是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的世界普遍性，还是这些问题的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背景，都意味着中国学术意义上的“三农问题”概念或话语应该有充分的国际对话和国际交流的空间和需求。然而，“三农问题不是中国特有的，但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的提法却是中国特有的”，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作为重要理论创造的“三农问题”话语提出20余年后的今天，这似乎仍然是一个事实。究其原因，除了前述“三农问题”从学术概念的角度来看本身就缺乏实质意义，从而在国内学术界没有真正的交流和对话之外，“三农”或“三农问题”的翻译以及中国学术界对国际学术研究传统缺乏足够的了解，也是重要的因素。
对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的研究，国际学术界有着长期的传统，尤其是马列主义的很多经典作家有很多精辟的论述。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强调，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处在普遍联系之中，社会中的一切现象都不是孤立的，它们之间存在着复杂的联系，整个世界就是一个普遍联系的统一整体，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交织起来的画面。因此，马克思主义对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的研究带有鲜明的联系性和整体性的视角，不仅研究每一个独立方面，还研究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不仅如此，马克思主义还将农地问题纳入研究和分析的框架，构成了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农民问题和农地问题的四维一体。这就是国际学术传统中颇具影响的“农政问题”（AgrarianQuestion）概念所包含的内容。那种认为西方意识形态以及西方学术研究中只有孤立存在的“农业问题”，或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并没有把农业问题、农村问题或农民问题联系起来，只是单纯或单项地研究每一个方面的看法，显然是对国际“农政问题”研究传统的误读。
“农政问题”概念由考茨基1899年以书名的形式正式提出。但是，由于中国学术界缺乏对这一概念之内涵的深刻和准确地把握，使得这一有着确切定义和深厚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固定学术概念，有时被说成是“土地问题”，有时被说成是“农业问题”或“农民问题”“农村问题”，因而被误以为只是指单纯、孤立的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土地问题或农民问题等。可以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很多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中译版以及国内120年来对这些文献的讨论和研究中所使用的“土地问题”“农业问题”“农民问题”和“农村问题”，在绝大部分情况下对应的是一个统一的固定概念——“农政问题”。
在一定程度上，“农政问题”是最接近中国学术界“三农问题”意涵的国际常用学术概念，“农政问题”的研究可以或应该成为中国学术界“三农问题”研究的重要参考。那种认为其他各国都没有“三农”概念和“三农问题”提法的判断，虽然从字面上看也许是事实，但从实质内容来看，显然是缺乏对“农政问题”研究的国际文献的了解。相对于“农政问题”这一确定的学术概念，作为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合称或简称的“三农问题”，其实无所谓有，也无所谓无，因为马克思主义传统一直将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置于特定的社会形态和特定的生产方式下予以分析和解读，只是因为革命形势的需要会有不同的侧重而已，如有时强调农业多一些，有时强调土地多一些，有时强调农民多一些，但都在整体论和关系论的框架之列。
对“农政问题”的研究和分析，除了马克思主义视角之外，民粹主义是另一重要视角，此外还有新古典/新制度经济学、生计框架和后结构主义的视角。对于中国学术界来说，正是由于未能充分了解和把握“农政问题”这一概念，因而“三农问题”的概念未能在国际学术研究中得到广泛的认同和应用；正是由于未能对接“农政问题”这一概念，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农民问题和农地问题的大量研究成果未能与国际学术界产生良好的互动和交流。为了进一步推进和深化中国学术界关于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农民问题和农地问题的研究，加强中国学术成果的国际对话和国际交流，尤其是将中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发展故事和基于中国实践的理论成果推介给国际社会和国际学术界，中国的农村社会研究亟需借鉴或采用国际学术传统中的“农政问题”概念，并从“三农问题”话语转向“农政问题”话语。
（作者系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东南学术》201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