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全球新冠疫情的控制政策分四类：一是通过非药物措施来达到减少传播的目的；二是通过隔离感染者来减少传播；三是通过大规模免疫接种来实现个体保护并减缓传播；四是通过隔离高度易感染群体以及为患者提供治疗和支持性治疗来寻求减少伤害。由于应对新冠疫情中采取的政策措施不同，最终导致全球新冠疫情防控出现了东西方国家大相径庭的局面。
一、引言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的控制政策分为4类。
第二类，各国可以通过隔离感染者来减少传播。由于很多潜在的感染者只有在具有传染性后才会出现症状，因此隔离策略需要追踪接触者并为被隔离个体提供方法和激励措施。如果新冠肺炎发生率很高，可能需要高频率地进行大规模检测。
第三类，各国可以通过大规模免疫接种来实现个体保护，减缓传播，在理想情况下甚至达到群体免疫的程度。
第四类，各国可以通过隔离高度易感染群体以及为患者提供治疗和支持性治疗来寻求减少伤害。科技的进步加强了每一种方法的效果。
在实际情况中这4种方法可以组合使用。
根据合理的初步估计，相比西方国家，东方国家一直选择不同的组合方法，并实现了截然不同的结局。我们所说的东方国家指的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15个成员国：澳大利亚、文莱达鲁萨兰国、柬埔寨王国、中国、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老挝、马来西亚、缅甸、新西兰、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除中国外的其他14个RCEP成员国（RCEP14）的人口总数为8.75亿。2020年，RCEP成员国总人口占世界人口的30%左右。本文分别研究了中国和RCEP14的应对行动。
我们所说的西方国家指的是美国和西欧5个人口众多的大国（欧洲5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和英国。欧洲5国的人口数量为3.23亿，与美国的人口数量3.31亿大致相当。非洲、拉丁美洲、中东和南亚国家的结局更接近西方国家而非东方国家。显然，东方国家和西方国家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本文据此进行概括。
本文的目的是获取迄今为止已经提出的解释。首先，我们将新冠肺炎大流行放入最近的历史背景中。其次，分阶段讨论导致东西方差异出现的大流行发展情况。最后，讨论疫苗接种的不公平性有可能使目前的东西方差异转变为南北方差异，存在持续病毒进化所固有的风险。
我们的方法将这一大流行分为以下5个阶段：
第1阶段：中国的新冠肺炎疫情（2019年12月—2020年3月）；
第2阶段：提醒世界注意新冠肺炎（2020年1月）；
第3阶段：东西方差异的出现（2020年2月—7月）；
第4阶段：第二波疫情及以后（2020年8月起）；
第5阶段：疫苗和南北方差异（2020年12月起）。
我们确定这5个阶段的目的并不是为了鉴定国家之间或阶段之间的明确界限，而是为分析到2021年5月（我们分析的截止日期）世界疫情的发展情况如何变化提供广泛的组织原则（尽管有例外）。
二、背景
截至2021年5月，全世界新冠肺炎死亡人数已经达到350多万人。这些数字与过去100年里同样通过呼吸系统传播的其他流行病相比如何？
表1显示了4次流感大流行（H1N1，1918—1919年；H2N2，1957—1958年；H3N2，1968—1969年；H1N1，2009—2010年），两次之前的冠状病毒流行[（2003—2004年，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2012年起，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以及当前新冠病毒大流行（2019年起）的死亡人数。
表1对比了这些事件造成的大流行死亡人数。在这一点上应该明确指出，对流行病和大流行病死亡人数的估计存在诸多不确定性。《经济学人》（TheEconomist）对此进行了分析，表明新冠肺炎死亡人数可能比报告总数多2~4倍。人们普遍认为，原始数据的报告人数被低估，尤其是印度、南美部分地区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表11918—2019年及以后影响呼吸系统的选定流行病和大流行病的死亡率
SARS:severeacuterespiratorysyndrome.
Sources:1969andbefore:Fanetal.;others:Worldometers.infoandtheUSCentersforDiseasePreventionandControl.Numbersareroundedfromtheoriginalsourcestoavoidthesuggestionofprecision.
NumbersfortheCOVID-19pandemicareasofmid-May2021.
截至2021年5月中旬，全球报告的新冠肺炎死亡病例数约为每百万人口中450例，并以此为基准。1918—1919年的流感大流行因战时条件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军队调动而快速传播。最终导致全世界18亿人口中近三分之一被感染，全球每百万人口中有27000人死亡，美国每百万人口中有6600人死亡。
相比之下，美国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17个月内的累计死亡人数达到60万人，接近1918—1919年大流行期间美国的总死亡人数68万人。虽然SARS和MERS造成的总死亡人数要少得多，但其病死率非常高（分别为13%和35%，而最近的流感大流行和新冠肺炎的病死率约为2%），因此引起了恐慌和混乱。
截至2019年，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IDS）大流行已经致使全球近3500万人死亡；2004年，HIV/AIDS死亡率最高，总死亡人数达到170万人，或者全球每百万人口中有270人死亡。
新冠肺炎对全球许多地区的经济、社会和教育系统造成了巨大的破坏，这也说明了1918—1919年的死亡水平并不是流感大流行造成灾难性影响的必要条件。因此，从东西方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差异中吸取教训很重要，这不仅有助于各国控制新冠肺炎疫情，还可以指导未来的准备工作。
三、第1阶段：中国的新冠肺炎疫情（2019年12月—2020年3月）
中国经常将应对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2（SARS-CoV-2）的情况，与2003—2004年应对SARS病毒（SARS-CoV）的情况作比较。这两种病毒在当时都是未知的病毒。虽然中国在应对SARS时的行动出现延误，但在应对SARS-CoV-2时的行动却更快、更有力。
2019年12月8日，湖北省武汉市出现首例已知的新冠肺炎住院病例。武汉市医院的临床医生无法确定计算机断层扫描（CT）中显示类似特征的其他疾病。
2019年12月27日，武汉市一家医院向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报告了不明原因的肺炎病例，该中心对此疾病进行了调查，随后将其分类为病毒性肺炎。
2019年12月31日，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在其网站上发布了27例病毒性肺炎疫情通报，并建议公众不要前往封闭的公共场所，要佩戴口罩。同日，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NHC）派出北京专家组赴武汉市调查。部分早期病例与华南海鲜市场有关，该市场主要售卖冷冻海鲜及野生和养殖的活动物。
2020年1月1日，华南海鲜市场关闭，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召集领导小组每日开会。
2021年年初WHO与中国联合研究发现，截至2019年12月中旬，在重大疫情暴发之前，SARS-CoV-2已经在武汉市（及湖北省）广泛传播；然而，可识别病例是否在2019年12月之前出现这一问题将有待进一步的科学调查。在武汉市出现新冠肺炎之前，法国、意大利和美国（根据血液组织样本中发现的抗体）可能已经存在SARS-CoV-2，这表明利用监测系统检测出一种最初不活跃的新病毒很困难。
科学研究在中国的应对行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2019年12月下旬，为了了解这种未知病毒的性质，一些武汉市医院委托私营生物科技公司进行基因分析，同时武汉市中心医院与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和复旦大学开展合作。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要求研究人员进行基因组测序，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进行了独立的基因分析。
多个研究小组对不同的病毒样本进行了基因组测序，在2020年1月7日之前明确了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暴发的原因，这一消息在两天后发布。基因组的可获得性加速了国内诊断技术的开发、批准、生产和分发。2020年1月16日，首个聚合酶链式反应（PCR）检测技术在武汉市投入使用，从而将实验室确诊病例和通过临床特征识别的疑似病例区分开来。
到2020年1月中旬，包括医护人员在内的重症病例的数量开始迅速增加。SARS-CoV-2感染者在发病前就具有传染性，实际上通常只表现出轻度症状或根本没有症状。因此，大量感染者必须分散到武汉市各地，避免各医院变得拥挤。毫无疑问，这些因素加剧了新冠肺炎的早期传播。
虽然截至2020年1月19日武汉市只报告了198例确诊病例和3例死亡病例，但全国其他省份和邻国（泰国、韩国及日本）都有报告病例。据估计，在春节期间，进出武汉市的旅客达到1500万人次，全国旅客达到30亿人次。到2020年1月20日，中央政府认识到了该传染病的潜在威胁性，亲自负责应对此次疫情工作。
应对结局反映了这一集中控制措施的效果。方舱医院中增强的医疗能力和有效的分诊功能大大降低了病死率。出行限制和社会限制，尤其是对感染者的隔离和对密切接触者的检疫隔离，使传播水平迅速降至远低于能够维持疫情的水平。
根据WHO统计，新增病例（根据发病日期）数量在2020年1月23日至27日之间达到最高并趋于稳定。到2020年3月下旬，病例数量逐渐减少至个位数。大约10天后，死亡病例数量达到最高，然后开始减少。其他省份采取不同程度的限制和治疗措施。截至2020年3月中旬，其他省份病死率的范围为0（江苏省病死率）~2.7%（黑龙江省病死率），远远低于湖北省的病死率4.6%。湖北省的累计病例大约占中国累计病例的83%，死亡病例占98%。
到2020年4月8日，中国抑制了国内的SARS-CoV-2传播，然后武汉市解除封锁。剩下的任务即是遏制输入性病例，识别无症状病例，在有零星的社区传播事件时进行大规模检测，以及进行大规模疫苗接种。
四、第2阶段：提醒世界注意新冠肺炎（2020年1月）
每年都有多起疾病暴发，WHO在其“疾病暴发新闻”中对此进行报道和追踪。WHO列出了2019年全球暴发的120多起疾病（仅举几个例子），其中包括MERS、埃博拉、黄热病、霍乱和麻疹。每起疾病的暴发都应采取一些地方或区域性应对行动，只有少数暴发应采取全球应对行动。虽然对于WHO和其他回顾者来说，对适当程度的应对行动可能很清楚，但疫情暴发初期所做的决定通常存在很多不确定性。症状前病例和轻症病例具有传染性的SARS-CoV-2（如前所述），这使得越来越多的重症患者在呼吁注意疫情之前很难被发现。
在2019年12月31日收到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出的公开警告后，中国香港卫生当局立即加强边境检查，并让医院进入戒备状态，而中国台湾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自2020年1月2日起采取了类似的行动。2020年1月4日，泰国卫生部建立紧急行动中心。截至2020年1月20日，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和菲律宾均已实施边境控制措施。
新冠肺炎大流行发生初期，中美政府官方频繁接触。2020年1月4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博士与时任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的RobertRedfield通话。在2020年1月8日的后续通话中，高福博士表达了他对病毒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担忧。高福博士是美国国家科学院成员，在美国科学界颇受尊敬。他的担忧会受到重视。
在科学研究方面，我国于2020年1月11日将新冠病毒基因组发送给WHO。复旦大学首席科学家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GenBank上公布了基因组，以供同行评审，并在Virological在线论坛上发布。在疫情早期阶段获得基因组，使得德国和韩国科学家能够迅速开发出诊断检测技术。韩国能够利用大规模免费检测控制疫情，而德国通过WHO向其他国家提供其检测技术。
中国临床医学家和科学家已经向《柳叶刀》和《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wEnglandJournalofMedicine）提交了关于新冠肺炎流行病学及其临床特征和管理的论文。2020年1月24日和29日，这一系列初始论文的同行评审、修订和编辑程序及时完成，准备发表，表明这些期刊的编辑都明白形势的严峻性性和紧迫性。在《柳叶刀》2020年1月24日发表的一篇论文中，Wang等明确警告说：“作为一种RNA病毒，新冠病毒仍然具有高突变率的固有特征……（且）可以更有效地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并具有更强的毒性……。我们需要谨防目前的疫情转变为持续的流行或甚至大流行。”
五、第3阶段：东西方差异的出现（2020年2月—7月）
2020年上半年，中国和RCEP14（东方）以及美国和欧洲5国（西方）应对大流行所采取的措施大相径庭。图1、2总结了不同的经验。尽管很难高估东西方差异，但存在例外情况。例如，截至2021年5月，挪威和芬兰每百万人口中分别有143例和168例死亡病例，而RCEP成员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均有178例死亡病例。
我们并不需要完整描述东西方特征，只是提供有用的框架。西半球拉丁美洲国家的应对行动与欧洲5国的应对行动几近一致，大多数东欧国家的应对行动也是如此。非洲、中东和南亚国家的应对行动有很大差异。然而，很少有国家完全符合“东方”分类的结局。
东西方的关键差异之一在于应对的迅速程度和力度。然而，国内和国际上都批评中国卫生系统最初应对迟缓。由此提出一个问题：相对什么来说迟缓？
表2表明，相对于西方国家而言，中国及诸多RCEP成员国迅速采取行动，仅在几个月内就使每日新增病例（根据7天变化平均数）得到控制。表2通过比较各国在研究有效应对措施对病例的影响后采取措施的及时程度，回答了“相对什么来说速度快慢”的问题。
表2中国、美国、欧洲5国和RCEP14每日新增病例的7天变化平均数
Source:Worldometers.info.Numbersareroundedfromtheoriginalsourcetoavoidthesuggestionofprecision.
Entriesareaveragesofnewcasesineachofthesevendayspriortoandincludingthefirstdayoftheindicatedmonth,exceptforFebruary2020,forwhichitisthesevendayspriorto15February,andforMay2021forwhichitisthesevendayspriorto16May2020.
ThefigureforMyanmarafterFebruary2021isnotcredible,asitisunlikelythatstatisticshavebeenmaintainedafterthemilitarytakeoverofthegovernmentinFebruary2021.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表现得非常好，这表明不同的政治体系也可以有效抗击疫情。试图解释东西方差异，将为未来多年的研究提供参考。尽管如此，除了应对的及时性外，东西方国家在方法上有三个合理一致的差异。
根据SARS、MERS、禽流感和猪流感的经验，中国和其他RCEP成员国的公共卫生系统已经做好准备，去大力投资公共卫生应对能力，也许更重要的是，准备利用这种能力。在大多数情况下，RCEP成员国立即将新冠肺炎列为最高公共卫生风险级别，并实施出行限制。虽然欧盟委员会（EC）的一些欧洲代表团认为，SARS-CoV-2应分为第四类（高风险）病原体，但直到2020年6月欧洲委员会仍将其标记为第三类病原体。这一评级减缓了国家公共卫生及临床应对行动。
最后，大多数西方国家民众意识到需要进行重大的行为改变。在已经开始重大的行为改变后，西方政府最终采用居家办公命令、关闭学校和企业，以及强制保持社交距离和佩戴口罩等措施。随着大流行的持续，这些措施所需要的经济成本不断增加，人们对限制的厌倦导致时而的抗议甚至暴力。
东方国家采用本文开头所列的第二种政策，即集中于识别和隔离新冠病毒阳性个体的措施，以对全面控制措施进行补充。有效方案为感染者提供了隔离的方法和激励措施，包括当家庭环境不满足条件时进行机构隔离。有效的诊断检测支持接触者追踪和感染者隔离等有效政策。大多数东方国家迅速获得这种能力，而美国及西方许多（但并非所有）国家却未能及时获取这种能力。当感染人数较多时，及时隔离和结束隔离可能都需要高频率使用侧向流抗原检测（LFT）。Mina等和Peto总结了在此公共卫生背景下使用侧向流抗原检测的技术论据，而Chen等提出了一个呈现潜在影响的流行病学模型。
在撰写本文时，很多西方国家似乎不太可能采用严格的隔离措施（除了针对住院患者采取的隔离措施）。例如，在伦敦，大量感染者仍集中在社区，而且对他们采取的隔离措施很少。相反，西方国家似乎可能会继续依靠不受欢迎、目标人群不明确的全民措施，同时期待广泛免疫接种，最终能够控制住它们的疫情。美国即是采用这种方法的例子，尽管2021年4月许多州仍然采取严厉的措施，且一项有效的疫苗接种计划正在顺利进行。
上文列出的东西方差异简化了本质，事实上，各国内部和各国之间的政策多种多样。这种简化可能强调所采取的方法截然不同，并指出表现不同的原因。
六、第4阶段：第二波疫情及以后（2020年8月起）
到2020年夏天，大多数欧洲国家已经将每日新增病例数降至极低的水平。第一波疫情可以被合理地认为已经结束。虽然美国没有完全解决第一波疫情，但新增感染病例数大致保持稳定，只是在2020年7月初至10月初期间新增感染病例水平仍然很高。2020年10月中旬，美国每日新增病例数开始迅速增加，与此同时，大多数欧洲国家开始了第二波疫情。RCEP14也开始出现不太显著但真实的第二波疫情，而中国继续将发病率控制在极低水平。
表2记录了这些趋势，其中第二波疫情通常比第一波疫情发展迅速。然而，第二波疫情时的死亡病例数的增加远没有病例数增加明显，这可能是由于支持治疗得到了极大改善。
尽管如此，下文为欧洲5国和RCEP14之间第二波疫情的差异给出了三个合理的重要解释。
与第一波疫情一样，东方国家迅速应对第二波疫情，而西方国家往往较为迟缓地认识到或应对再次出现的疫情。
回想起来，欧洲国家可能只是因人们开始出现限制疲劳和重启经济压力增加而过早放松了控制措施，而RCEP14中许多国家及早采取控制措施促使病毒的繁殖率降低至如此低的水平，以致各国之后能够采用更具针对性的方法来保持警惕。尽管如此，到2021年5月初，RCEP14中的一些国家（这些国家在早期大流行控制方面非常成功）暴发疫情，政府在控制方面再次采取强有力的措施。
中美差异仍然比欧洲5国与RCEP14之间的差异明显得多。上文关于欧洲5国和RCEP14之间差异的论述也可能有助于解释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差异。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领导能力。中国领导人及早采取强有力、持续的行动，而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故意淡化美国疫情的严重性。特朗普经常公开主张使用羟氯喹作为治疗药物（即使多次试验表明其无效）。特朗普排挤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国立卫生研究院的技术专家，让美国退出WHO，指责医院为牟利多报死亡人数。他经常主持声势浩大的连任集会，嘲笑戴口罩的人，在密歇根州议会大厦鼓励武装的反对戴口罩的暴徒。特朗普政府没有提出任何全国性计划，因为他认为抗击新冠肺炎是各州的责任，而不是联邦政府的责任。特朗普试图将美国的结局归咎于中国以及由民主党政治家领导的美国各州。他对中国的指责引起了诸多不良的后果，包导致美国国内反亚洲和反华偏见以及暴力事件的迅速增加。2021年3月一名持枪歹徒在美国亚特兰大枪杀8人，其中包括6名亚裔妇女。此后Telegram（政治右翼青睐的网站）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84%的受访者回答表示，暴力是“对新冠肺炎的正当报复”。
东西方疫情的第二波复苏具有共同的特征：忽视对弱势群体的保护，使得他们易受感染，并成为感染源。2020年夏天，在西班牙季节性农业工人中暴发疫情，导致新冠病毒进一步传播至西班牙及欧洲其他地方的普通人群，从而引起了第二波疫情。在最初的几个月里，新加坡在控制病毒方面做得很好，但忽略了来自南亚的流动工人拥挤的生活条件，从而导致到2020年年底30万流动工人中近一半被感染。泰国也非常有效地控制了新冠肺炎疫情。然而，在2021年年初，在来自缅甸的流动工人中再次暴发疫情，2021年4月蔓延到贫民区，然后蔓延到监狱。流动工人病例占每日新增近10000例病例的70%以上。
在一些国家（包括RCEP14）中，第二波疫情已经转向第三波和第四波疫情。各国的疫苗接种差异表明，2020年的东西方差异可能会在2021年及以后变成南北方差异。
七、第5阶段：疫苗和南北方差异（2020年12月起）
WHO预料到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建立了被称为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COVAX）的伙伴关系。疫苗联盟（GAVI）和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CEPI）努力通过COVAX机制为人均国民总收入低于4000美元的92个国家获取新冠肺炎疫苗。首要事项是为医护人员和易感染群体接种疫苗，目标是覆盖20%的人口。
WHO对疫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以及生产标准进行了技术审查。COVAX可以采购WHO批准的疫苗，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将分发这些疫苗。国药和科兴疫苗是WHO首批批准的两种非西方疫苗，另外的疫苗包括BioNtech/辉瑞、莫德纳、牛津/阿斯利康（印度和韩国也生产）和强生。有些疫苗非常有效，而有些疫苗非常适合应对偏远和困难环境疫苗供应的物流挑战。
有趣的是，很少有人努力探索现有减毒活疫苗（LAV）的已知潜力，以对抗目标疾病以外的疾病。Chumakov等审查了这一潜力的证据，并指出测试选定的现有的疫苗对COVID-19影响的试验成本低、速度快。
在大流行早期，世界贸易组织（WTO）现任总干事NgoziOkonjo-Iweala警告高收入国家不要提早下大订单，这会阻碍其他国家获得疫苗。在西方国家开始疫苗接种后两个月，2021年2月24日低收入国家才开始接种疫苗。全球北方地区在疫苗接种方面取得了最快的进展。到2021年5月中旬，英国、美国和欧盟每100人接种剂次分别为85、82和60。有效疫苗的可获得性正在改变全球北方地区疫情的状态，每日新增病例快速减少明显证明了这一点（见表2中2021年5月所在列）。然而，西方国家仍有相当数量的人对疫苗有耐药性，并成为感染和突变的宿主。
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在疫情控制方面取得了成功，因此东方国家放慢了获取仍然供应短缺的疫苗的步伐。到2021年5月中旬，亚洲、南美洲和非洲平均每100人接种剂次分别为16、22和1.8。中国作为疫苗开发者和制造者，每100人中约有29%接种了疫苗，并且中国还向其他国家供应了近一半的疫苗。
最富裕国家人口的疫苗接种速度比最贫穷国家快30倍。截至2021年5月，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已经向近130个国家分发了疫苗，但发货疫苗数量仅占2021年20亿剂交付目标的4%。此外，发货的疫苗并不会被完全接种，还不可避免地存在组织、物流和经济方面的挑战。不同类型的疫苗有不同的冷链储存要求，使物流复杂化。疫苗具有有害影响的谣言，以及国家内运输延误和疫苗接种人员培训延误有时导致交付的疫苗过期和销毁。
要实现全球疫苗接种覆盖至少有三大障碍。第一是资金。疫苗费用为每剂3~37美元。例外地，在西方制造商中，牛津/阿斯利康将其疫苗定价为成本价，并促成了一项许可协议，这将导致成本价疫苗的供应增加。然而，要达到目标剂量，需要超过现有资金的资源，甚至包括高收入国家七国集团（相对较少）的投入资金。
此外，COVAX接受国必须承担雇用额外疫苗接种人员、提供国内运输和疫苗接种覆盖剩余80%人口的费用。还有大约80个发展中国家因较高的人均收入没有资格获得COVAX提供的资金，它们必须自筹资金购买疫苗。疫苗可获得性的资金限制在未来数年可能会阻碍很多国家的大流行控制和发展情况。
疫苗可获得性的第二大障碍是私营疫苗制造商拥有知识产权（IP），并伴随不透明的合同和定价。许多国家缺乏技术基础设施，这意味着在大多数情况下还需要专有技术（know-how）转让，以加强当地产能。事实上，制药行业认为，目前缺乏专有技术意味着减少知识产权限制可能收效甚微。然而，Ord指出，生物科学技术的传播极其快速，并且许多专利疫苗都采用熟知的技术。
印度和南非带头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申请，使用紧急豁免期权来放宽对新冠肺炎疫苗的知识产权的保护。欧盟和美国最初反对豁免，（通常合理的）理由是专利带来的垄断会刺激创新。然而，美国现在支持提议的豁免，法国和中国也支持。
尽管政府投资和购买承诺在新冠肺炎疫苗开发中发挥核心作用，但行业人士认为放松大部分由公共部门付费的知识产权专利保护，可能导致对稀少疫苗成分的竞争，并树立一个不利于行业盈利能力的先例。他们进一步认为，信使核糖核酸（mRNA）技术除了用于制造新冠肺炎疫苗外，还具有潜在的应用前景，并且放弃知识产权可以加速中国和俄罗斯的创新医疗产品开发。虽然制药业关于利润可能减少的说法很可能是正确的，但很难让人相信。例如，药物的快速发展可能造福世界各地的人群，但这将是一个负面后果。
对疫苗的迫切需求推动多个国家发展自身的制造能力。阿根廷、印度、墨西哥、韩国和泰国已经就生产西方专利疫苗达成许可协议。孟加拉国、巴西、埃及、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塞尔维亚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正在就生产或包装中国疫苗进行协商或已就此达成协议。其中有些国家曾对中国疫苗进行了三期试验。塞尔维亚和孟加拉国也与俄罗斯协商生产中国疫苗。
预计这些许可协议可以增加生产能力和疫苗可获得性。同时，它们也保留了知识产权对世界各地诸多潜在生产商的威慑。现有知识产权持有者采取法律行动的威胁或本国政府采取政治行动，会阻碍创新和投资。新冠肺炎很可能会持续很多年。在此期间，如果放松知识产权诉讼的威胁，世界各地则可能会出现建设性创新和投资。
即使有许多警告，但实际上，2021年全球北方地区的新冠肺炎大流行将可能结束。出于上文讨论的三个原因，南方许多地区实现疫苗的适当覆盖可能要晚得多，生命和收入损失仍继续。如果南方地区出现大量新增病例，不仅会给南方国家带来损失，还会给所有国家带来风险：一个风险是SARS-CoV-2不断向世界各国扩散；另一个风险是，病毒进化可能继续产生更具传染性、更致命或两者皆有的SARS-CoV-2变种。
由于疫苗接种速度快，美国每日新增病例从2021年1月初占世界每日新增病例的34%降至2021年5月的5%以下，而印度每日新增病例增至占世界每日新增病例的45%左右（图3），印度病例的迅速增加说明了大量国内病例对其他国家构成威胁。极具传染性的B.1.617变种（Alpha突变形成，被称为Delta）到5月初已经从印度传播到全球30多个国家。正如Yamey所指出的那样，全球公平和团结给北方地区提供了充足的理由来帮助确保南方地区疫苗成功接种。自我利益放大了上述论据。
八、结论
本文中东西方国家特征描述不可避免地简化了各群体内部的多样性，仅从所有国家的角度进行了不完整的描述。尽管如此，在新冠肺炎的应对行动和此类行动的结局方面，东西方差异或许构成新冠肺炎大流行最显著的特征。快速行动和有效隔离感染者是许多东方国家应对行动的特征。没有采取这些基本公共卫生措施极有可能是造成西方国家死亡率高的主要原因。尽管很多国家已经严格封锁，但死亡率仍居高不下。及早进行疫苗接种可能是一种方法，欧洲和美国可以通过这种方法弥补与东方国家在新增病例和死亡病例方面的差异。
同时，疫苗获取方面的不公平性正在造成南北方差异，由此取代东西方差异；即使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迅速实现全球疫苗覆盖的费用将不太多。Delta变种存在扩散的风险，可能会给全球带来诸多困难。只要南北方差异继续存在，病毒进化将持续进行。
改编原文：
DeanTJamison,KinBingWu.TheEast–WestDivideinResponsetoCOVID-19[J].Engineering,2021,7(7):936-947.
2021-12-1319:45:40771
樊朋秀
关键词：中国;美国;新冠肺炎疫情;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F74文献标识码：A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21.35.018
1中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存在差异
2020年初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严重威胁了世界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引发了世界公共卫生重大危机。面临百年来全球发生最严重的传染病大流行，世界各国坚持不同的抗疫理念，采取不同的抗疫措施。中美两国在同一种全球共同疫情挑战来临时，书写着不尽相同的抗疫历史。
1.1中美两国抗疫理念存在差别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中国政府始终坚持把人民的生命居于首位，不惜一切代价全力救治感染患者。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各级党委和地方及有关部门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把疫情防控工作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来抓。不论身份高低、年龄大小、病情程度，不惜所需医疗资源，治疗费用全部由国家承担。党中央提出“四早”的防控要求，“四集中”的救治要求，加强对患者医疗保障，确保每一名感染患者都能有机会得到及时有效救治，最大程度提高救治率和降低死亡率。面对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的冲突，中国不惜按下经济“暂停键”，坚定选择了维护人民的生命安全。
1.2疫情防控对策呈现迥异
相比，美国对新冠肺炎疫情反映不及时，前期应对措施被普遍批评为动作缓慢、举措无序，以至于救治力度大打折扣。
一方面，美国疫情防控采取了宽松不力的防控措施，对酒吧、餐厅等营业性场所未能实施严格的防疫要求，大规模感染人员不断流动，增加了病毒传播风险。
另一方面，在感染人数增加的情况下，美国仍然督促推动经济重新开放。同时，美国践踏国际规则造成人道灾难，退出世卫组织，不利于全球团结抗击疫情。
1.3防控效果显现不同
目前，我国进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防控重点由严防内部扩散转变为严防外部输入。中国新冠肺炎疫情控制取得巨大成果，较总人口数相比感染新冠病毒人数较少，治愈率较高。截至2021年3月20日，中国新冠肺炎疫情感染人数累计10万，累计死亡病例4千多例，治愈率高达96%。在14多亿人口的大国，感染人数占全国一万四千分之一，死亡人数占感染人数4%。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局面下，人民生活和经济生产活动基本恢复正常，总体形势一切向好。在全球经济受到重创的大背景下，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保持正增长的经济体。总体来说，中国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性成果，疫情防控常态化，经济生产活动基本正常，疫情防控和经济活动保持动态良性平衡。
2中美两国疫情防控差异形成的内在逻辑
中国疫情防控形势的总体向好和美国的感染人数不断增加形成鲜明的对比和反差，深层原因主要是因为中美两国的经济基础存在差异、政党性质不同、社会价值理念不同。在新冠肺炎疫情这面“镜子”面前，从而形成了不同的抗疫后果。
2.1中美经济基础存在差异
中国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这决定了“财富（商品）的生产要始终以人民的切身利益为核心发展生产，以人民需要为目的的生产属性。”为了保证人民群众急需的医疗生活物资，生产重点物资的企业加足马力，一刻不停歇。很多企业改变原来的生产类型，生产疫情防控中所需要的物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方式促使财富分配并不单纯依据人民的支付能力，更以人民对使用价值的需求为标准。新冠病毒的检测和治疗费用在中国是免费的、政府兜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表现为生产要素资源配置效率与公平并存。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医疗卫生公共物品及时有效供给恰恰是在市场失灵情况下发挥政府作用的生动体现。
资本主义经济的基础是私有制，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资产阶级在意的不是人民的生命和幸福，他们在意的是今天能有多少利润，明天有多少利润。由于未能实现全民医保，民众自掏腰包承担新冠治疗费用，但难以承担起高昂的费用。同时，即使新冠病毒会威胁人民的生命安全，但在美国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情况下，资本家依旧会为了价值增值的要求，反对疫情背景下政府的管制，不会轻易让生产活动停止运作，更不会投入大量资金进行疫情防控和患者救治。
2.2中美政党性质根本不同
美国实行三权分立，两党相互制衡的政党制度，是总统共和制的联邦制国家。在是否强制隔离疫情严重的州、采购调配抗疫物资、实施全国统一疫情指令方面，存在政党、联邦与各州之间的矛盾，从而使得全国未能实现统一行动。同时，两党派为了赢得新一届政府选举，竞争越来越肆虐，导致大量未戴口罩人员聚集，增加感染病毒风险。而这场“政治风暴”也波及了负责抗击疫情的地方公共卫生官员。他们承担了抗击疫情的责任，却没有恰当由头成为公众的发泄对象。无奈之下，美国出现了史上最大规模的公共卫生官员离职潮。
2.3中美社会价值理念不同
面对全球疫情“大考”，中美出现不同的现实情况，根本就在于中美价值理念不同。中国救治理念是把人们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搭建联防联控和群防群控“两张网”。春节期间，广大人民群众响应国家的号召，主动停下走亲访友的脚步，待在家中防止病毒进一步传播。尤其是英雄的湖北人民、武汉人民，识大体顾大局，自觉服从疫情防控大局需要，为阻断疫情蔓延、全国抗疫争取了战略主动权，作出了巨大牺牲和重大贡献。面对生死考验，中国人民勇往直前，或冲在前线治病救人，或在后方默默坚守，以各自的方式为疫情防控贡献力量。十四多亿中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拧成一股绳，传递出团结就是力量的时代声音。中国防疫过程充分显示了坚守的人民本色，以及中国人民的众志成城、万众一心的团结伟力和敢于斗争、勇往直前的英雄气概。
相比，在疫情防控下，美国民众始终崇尚和追求“自由”和“民主”。美國人在新冠肺炎疫情中不遵守防疫要求，黯然处置，难以实现隔离防疫。美国人在路边参加反对口罩、疫苗、封锁的集会时，声称“病毒是彻底的谎言”，“为什么要打改变人基因的疫苗”，“停止封锁，新冠病毒的死亡率类似季节性流感”。在美国颁布防疫指南后，行事“自由”美国人仍然出去开趴的，只有少数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民众才会完全做到要求。这些“自由”行为并不利于阻断病毒传播，而导致紧张的疫情形势。
3中美抗疫现实引发的思考
新冠肺炎疫情不是第一场也不会是最后一场全球危机，未来世界还将面临更多更复杂危机。透过新冠肺炎疫情的抗疫现实，中美双方应从中总结经验，汲取力量，加强沟通交流求同存异、加强两国抗疫交流合作、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1中美应加强沟通交流求同存异
疫情是一种危机，更是一种机遇。除了新冠病毒的肆虐，政治病毒在美国扩散，主要表现在病毒溯源问题、疫情防控措施、支援其他国家抗击疫情等方面。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中美之间在利益交融中出现竞争并不奇怪，关键是要在公平公正基础上进行良性竞争，加强沟通交流，既提升自我，又照亮对方，而不是相互攻击、零和博弈。因此，焦距对准中国时，应秉持真实、客观、公正的原则，“既不要用‘美颜相机，也不要用‘灰黑滤镜”。同时，中国在发展自身的同时也应该搭建拓宽发出中国声音的渠道，讲好中国故事。譬如，在2021年两会中外交部部长王毅指出，在湖北武汉“解封”一周年之际，外交部将为湖北举行全球特别推介会，向世界展示湖北浴火重生的新面貌，助力湖北搭建对外合作的新桥梁。
3.2中美加强疫情防控合作助力全球抗疫
新冠肺炎疫情是全世界共同面临的挑战，唯有团结合作才能战胜。中美有世界其他国家难以企及的资源和能力，有义务有责任有能力扛起全球抗疫的大旗。这不仅符合本国的国家利益，更符合世界各国共同的期待。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一道加强抗疫合作，也愿继续为美方抗疫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和支持。面对全球性共同挑战，为了维护两国人民更是全球人民的健康福祉，中美两国应该放下制度沟壑和意识形态偏见，重拾合作精神，回应世界抗疫合作期待，在防控疫情、经验交流、疫苗研发分配等方面加强交流沟通，携手共同抗击疫情助力世界走出疫情阴霾。
3.3中美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全球抗疫中，中国不断地向世界传递着合作的信心积极行动，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担当和作为，不仅仅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倡导者更是践行者，为发展中国家做出了抗疫表率。美国在疫情暴发后，未能及时采取有效的措施，造成国内大量民众感染，增加了世界防疫难度。同时，为了转移国内矛盾，散布“中国病毒”，“口罩外交”等不利于国际团结合作抗疫的言论。团结合作是中美双方追求的主要共同目标。面对全球性挑战，中美大国应当达成人类社会是相互依存共同体共识，展现应有的智慧和担当。为此，双方应秉持人类命运与共的情怀，加强沟通交流，不搞你输我赢，一家通吃的错误行径，同舟共济，权责共担，促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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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2022/03/3003:41
岳圣淞：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内容摘要
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公共卫生，危机管理，美国，中美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