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艺术基金2019音乐剧编剧人才培养项目第一阶段的学习即将进入尾声。从“什么是音乐剧”、“一部音乐剧的诞生”到“剧本梗概强化训练”，再到欧、美、日、韩音乐剧制作、运作，不同的老师带给我们不同的精彩课程。今天“江湖上”德高望重的“费老”——上汽·上海文化广场副总经理费元洪用渊博的文化素养、理性的思辨和丰富的实操经验，为我们进一步解析音乐剧究竟是什么，以及音乐的剧创过程。
费老师以国际视野和历史的眼光，通过横向和纵向的对比分析，阐释了东西方的审美基因的差异及其在音乐剧创作上的不同体现，并探讨了中国人喜欢什么样的音乐剧？
作为中国极少数自支自收模式的大型剧院---上汽·上海文化广场，一方面致力于在全球多元视野下引进世界经典音乐剧并进行专业化运营；另一方面致力于为中国原创华语音乐剧搭建平台，并搭建原创华语音乐剧孵化机制和专业化音乐剧制作模式。费老师首先抛出了以下几个问题，并一个一个为我们分析阐释：
费老师说“MUSICAL”这个词在西方是衍生过来的复合名词，而非专有名词，其含义是歌舞戏剧，世界各国都有自己的歌舞戏剧。因此，它的内涵是很宽泛的，并具有演变性和包容性。如百老汇早期、中期、到如今，特别是60年代摇滚乐前后，音乐剧的认知发生了很大变化。费老师讲到如果我们把音乐剧看作音乐与故事的相融，相互承载，相互成全，音乐剧就是一个广泛的题材。在我们的观念里，普遍会认为歌剧、音乐剧是西方传来的，还经常会说音乐剧是舶来品。
音乐剧真的是舶来品吗？费老师认为从行业规模看，好像是的。但从艺术基因看，完全不对，因为我们的戏曲历史早就是音乐剧思维了。如果把中国戏曲作为世界范围内的音乐剧的探索，我们比欧美早得多。如王国维所说，中国戏曲一直是“以歌舞演故事”的，这就是音乐剧思维。相反话剧，倒是真正的舶来品，因为在中国传统里，我们从没有把讲话当作艺术表达的方式。费老师还说同比各种其他艺术门类，现场舞台艺术特别容易活在文化标签里，因为它比起音乐、绘画、雕塑等艺术更不容易被听见或看见，而是由专家、学者、以及通过各种主流媒体发布，对于大众来说却很少人真正体验过。费老师反问我们百老汇的音乐剧真的有那么正宗吗？我们为什么认为音乐剧就是“百老汇”，“托尼奖”？他说类似“百老汇”这些对大众而言，都是标签化的观念。我们要突破这样的文化标签，避免产生一些虚假的戏剧态度和运作方式。
二、东西方审美基因的差异
我们之所以对音乐剧迷茫，原因是迷失于西方文化标签，忽略了东西方文化审美基因的不同。费老师从戏剧历史的源头解析东西方戏剧文化的差异及其审美基因的差异。首先，东西文化的不同体现了东西方戏剧诉求不同。西方古希腊戏剧是契约精神的工商业文明的产物，以规则和惩罚为基础，是“防小人”原则。这与我们追求“天人合一，协作共生”的农业文明大相径庭。其次，东西方体系的不同体现了东西方戏剧形式的不同。西方体系在哲科思维之下，多科目分门别类，艺术门类独立，艺术家也走向独立。而东方体系是礼乐治国，艺术难以被准确记录和分化延展，艺术家基本是依附于行政体系。虽然在中国传统里也有脱离了社会的运行体系艺术家，但都是闲云野鹤的情态，类似像竹林七贤。这与莫扎特及之后的西方音乐家将自己作为独立个体，基本以市场化交换的生存状态是不同的形态。
近百年来，在整体的西化进程中，费老师认为话剧的引入和改造整体偏向于精英艺术。但西方音乐剧面向广大观众发展速度很快，很像中国传统戏曲。后来，费老师引用了孙惠柱老师的说法，认为东西方戏剧大致可分为“净化型”与“陶冶型”两种起源。西方的是“净化型”，以“人之初，性本恶”为出发点。例如《俄狄浦斯》中的杀父娶母，《美狄亚》中的母亲杀儿子，《阿伽门农》的全家连环杀等，都是极其惨烈的。其目的是把人间惨烈的结果演给你看，起到类似“以毒攻毒”的效果。但东方戏剧是“陶冶型”,以“人之初，性本善”为出发点，代表东方戏剧“抚慰人心，教化引领”的作用，类似“中药调理”的效果。这两种戏剧起源，是两者的价值基因所决定的。
既然知道了东西方审美文化基因的差异，突破音乐剧西方文化的标签，我们就需要认清楚自己。费老师说中国使用的是象形文字，虽然逻辑性较差，但观感强烈，富有想象力。中国有句成语，叫“一目十行”，因为我们很多时候不需要逻辑，靠视觉传递的产生意象。此外，中国语言有四声，需要在音调上辨识语意，这为音乐剧的叙事天然地制造了困难。假如听西方语言靠耳朵，逻辑关系就足够清晰，听中国的语言还需要视觉，才够用，否则会有歧义。此外，音乐剧是音乐的融入，语意就更别比其他国家语言难以理解。
四、中国人喜欢什么样的音乐剧
中国音乐剧首先服务于中国广大的观众，我们要知道中国人青睐什么样的音乐戏剧？费老师分别从形式和内容上讲解。
2、内容在百老汇，有个有趣的说法，“让你笑的戏，可以演一个月，让你哭的戏，可以演一年，既让你笑又让你哭的戏，就可以演10年”。这从侧面说明，戏剧内容的内涵很重要，耐人寻味，容易长久。在上海文化广场这些年的音乐剧的票房反馈看，也是很有趣。我们做悲剧，看到票房是比较欢喜的，而做喜剧，看到票房则比较悲伤。这说明了一些问题。从“共情”的角度说，对悲伤题材全人类的理解是接近的，而幽默却各有各的不同。而除了这一点外，可能更重要的在于悲剧题材满足了中国人心灵上的复杂感。
3、“悲剧气质的陶冶型戏剧”当中国人的形式（唯美的）与内容（深邃的）融合一起时，就会呈现出一个比较宽的维度。对于中国人青睐的音乐剧内容，我愿加几个字——“悲剧气质的陶冶型戏剧”。悲剧气质，是符合了中国内在的复杂心理和伤春悲秋的命运深邃感，大概就是SOPHISTICATED这个词，——世故，是我们这样一个古老民族与生俱来的视角，不会被太简单的故事吸引，会觉得“小儿科”。而陶冶型又吻合了中国人的向往美好结局（或升华结局）的价值理念。悲剧气质，让人物有共情，有深度，有值得回味和探索的空间，而陶冶型，则是美好结局（不一定圆满，但一定会升华）。这就是“悲剧气质的陶冶型戏剧”，极富内涵，又满足中国人的心理。费老师说以此对照分析引进的诸多音乐剧，多是“悲剧气质的陶冶型”的，既满足了国人对美好的向往，同时兼备内在的深邃。比如，德语《莫扎特》最后，升华为莫扎特及其音乐万世流传；德语音乐剧《伊丽莎白》则是回归到一种解脱和被人民传颂的高度；《悲惨世界》结束，则是《人民之歌》，将冉阿让之死上升为一种人民的共鸣。等等。
因为中国观众独特的审美与兼容性，市场又足够大，让不同国家的音乐剧得以有条件纷至沓来。让我们不出国门，就能欣赏到来自不同国家（英、法、德、美、俄）风格的音乐剧，这是一件幸运的事情。费老师为我们总结了如何创作符合中国审美的音乐剧：1、不以英美为中心，以中国人的审美为核心选戏、制作戏、孵化戏；2、“去标签，说人话（去文艺腔）”3、大变革时代追求小而美，每个人做好自己的部分，精细化是体验性经济的必然。最后，费老师希望我们都能够自信地、勇敢地走出一条富有中国特色的音乐剧创作和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