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实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的目标任务的背景下，政务直播+助农渐成风尚，需要反思三个基本问题。首先，政务直播+助农的本质是形成政务活动、农产品营销、网络社交同时在场的“政府×企业×公众”融合模式，体现政务服务的社会化范式转换。其次，依托社交网络、移动支付、电子商务等信息技术推动的消费扶贫、数字助农的创新发展，在制度层面和服务平台、服务内容、服务对象方面面临挑战。因此，本文从制度设计、技术优化、理念变革、加强监管四个方面回应上述问题，提出政府官员直播“带货”的长效机制，使其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注入持久动力。
【关键词】政府官员；政务直播+助农；消费扶贫；乡村振兴
政务直播+助农是当前政府官员直播“带货”的主要形式，凸显了大数据时代政务服务的范式转型，对于区域经济和基层治理具有深远影响。那么，这种创新发展是怎样发生的，存在哪些风险，如何发挥长效作用？通过对政务直播+助农现象的观察和分析，全文将从政务服务范式转型的视角，探讨三个基本问题：首先，通过梳理政务直播+助农的主体间关系和发生作用机制，揭示“政府×企业×公众”融合模式的形成过程，以及如何推动政务服务社会化范式的转型。其次，分析政务直播+助农存在的问题，即“政府×企业×公众”新模式下政府治理面临的制度风险，以及社会化范式下服务平台、服务内容、服务对象三个层面面临的新挑战。最后，从制度设计、技术优化、理念变革和加强监管四个方面回应上述问题，提出政府官员直播“带货”的长效机制和改进思路。
一、概念界定与分析框架
（一）“政务直播+助农”的概念界定
（二）分析框架：大数据时代的政务服务范式转型
信息技术发展和网络环境演进为大数据时代到来创造了条件，基于大数据应用的创新实践不断涌现。正如吉登斯所言，信息技术不仅改变人们相互沟通的方式，还有整个社会如何组织的问题。大数据环境下，如何推进政府治理创新、重塑政务服务范式，是公共管理领域的重要议题。
图2政务服务实现的三种范式
二、政务直播+助农的兴起与发展
（一）“政府×企业×公众”融合模式的形成
政务直播+助农的兴起与发展，是政务活动、农产品营销、网络社交同时在场的“政府×企业×公众”融合模式逐渐形成的过程，丰富了多元主体参与机制，提供了政府与社会力量整合的有效工具。
图3政府直播+助农的发生机制与主体间关系
政府、企业、公众的广泛参与、协作和共治是政务服务社会化范式的核心价值。政务直播+助农四类主体的互动与合作，汇聚了社会各方的资源和智慧，反映了多方协同的公共价值塑造的过程。
（二）政务服务社会化的范式转型
政务直播+助农是“依托信息技术和制度创新，提高政府感知群众期盼、回应社会关切、服务公众需求的能力”“加快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的具体体现，在服务平台、服务内容、服务对象三个方面具有政务服务实现方式的社会化特征。
二是政府官员直播“带货”推广当地农村特色产品和乡村旅游资源，丰富了政务服务的内容。在Web1.0和Web2.0时代，由政府部门提供服务内容，线上政务服务一般包括信息公开、办理事项、新闻发布、社会监督等。政务直播+助农的兴起与发展拓展了政务服务的内容体系，政府及政府官员担当“农产品宣传官”“脱贫助力官”，作为桥梁、纽带，打通农产品供需链，及时、精准回应各个社会群体的真实需要。例如，上海市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巴楚分指挥部联合县电子商务中心成立县域农产品营销专班，直接参与甄选特色产品、对接优惠价格、电商品牌推广的各个环节，帮助绿色天地合作社枣夹核桃拓展销路、清消库存。可见，政务直播+助农吸纳政府的动员能力、企业的产品供应、公众的购买行为，丰富了政务服务的内容，真正契合用户需求。
三、政务直播+助农存在的问题与风险
（一）“政府×企业×公众”新模式下政府治理面临的制度风险
可以看到，新技术为政府、企业、公众的合作提供了途径，促进新业态、新经济的发展，但是，同时也使多元主体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一方面，政务直播+助农上述三类风险共同指向制度性保障不足、权责划分不清晰的根本问题，反映出大数据时代信息技术倒逼政务服务社会化范式转型，但是配套的制度体系和实施细则尚不健全，实际治理活动中政府、企业、公众的权责边界难以准确把握。另一方面，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下，数据量急剧增加，依靠传统行政手段难以应付。
（二）服务平台的更新与升级挑战传统互动方式，政务服务社会化效能不高
（三）服务内容以“清库存”为主不可持续，服务供给与社会需求脱节
未来，政府官员直播“带货”何去何从？“政府官员直播‘带货’不是长久之计”“政府官员不能转型成为主播”的观点普遍存在，表面原因是，当前政府官员直播“带货”以卖蔬菜、水果为主，采取“清库存”方式是基于疫情的应急方法，具有非常态化特征。深层原因在于，政务直播+助农以卖方（农户和企业）需求为出发点，尚未充分利用网络直播过程中产生的大数据挖掘买方（公众）需求，出现供非所需的问题，不符合政务服务“社会化”的特征。
大数据时代政务服务范式转型，就是要求利用大数据技术解码市场宏观数据、分析用户微观行为和情感特征，才能精准配置和推送符合公众“口味”的产品、服务和活动。但是，“循数治理”理念的滞后，导致由政府主导的政务服务供给与公众实际需求存在部分错位，未能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把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充分释放出来，也限制了政府治理创新。
（四）服务对象“众声喧哗”，公众有序和理性参与能力不足
四、政务直播+助农的长效机制与改进思路
（一）制度上：加强政策性、法制化保障
习近平指出：“治理国家，制度是起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作用的。”新事物的发生发展，离不开配套的运行规则和管理机制。在技术创新、社会需要推动经济发展方式和基层治理手段发生转变的背景下，应当及时审视各类政策的必要性和适用性。
政务直播+助农是在我国脱贫攻坚最后冲刺阶段从农民利益出发、由政府参与支持、与社交/电商平台合作自发形成的“政府×企业×公众”融合模式，是一种新型的、有效的政务服务方式和农业营销方式。长期来看，建立政策保障体系，及时修订、完善具有约束和规范效应的各项规制，完善多元主体的权责关系，对于政府官员直播“带货”发挥长效机制，以及推动基于网络直播技术的政务服务社会化范式转型意义重大。
一是地方政府明确“选品”的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确保制度科学、程序正当、过程公开，防止滥用行政权力破坏市场公平，促进政府官员直播“带货”的法制化、规范化。二是制定政府官员网络直播活动行为规范，一方面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另一方面增强政务直播能力，自觉维护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形象，提升政府公信力。三是完善市场质量监督机制，确保政务直播带动下的数字经济活动有法可依，在大规模网络交易过程中保护经营者公平竞争、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二）技术上：建立专业化、常态化机制
政务直播+助农，运用互联网思维推进脱贫攻坚，延展了政府官员直播“带货”的格局，是大数据时代基于网络直播技术精确把握公众需求、合力配置社会资源、创新政务服务方式的有益尝试，不能只图一时热闹、浅尝辄止，长远来看，仍需从技术角度提升专业化水平，探索政府、企业、公众合作共治的“新常态”。
在软技能方面，仍需加强培训，提高政府官员主播素质，完善直播“带货”的内容、形式、经营、推广的基础架构，提升观赏性、互动性，拉近官民距离，增进官民关系，避免网络直播技术和政府公信力的机械结合。
（三）理念上：进一步释放“数字红利”
当前，我国处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统筹衔接的历史交汇期。为了克服疫情影响、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政务直播+助农应运而生。下一步，不断推动政府官员直播“带货”从“清库存”向“树品牌”的模式创新，从消费扶贫向品牌扶贫的战略升级，更全面、更立体地展示特色农产品、乡村旅游、非遗文化、农耕景象、民俗节庆等，带动企业品牌传播，才能发挥直播“带货”的长效机制，优化县域营商环境，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在这个过程中，需要进一步将“数字红利”渗透到基层县乡村。在政务直播+助农的基础上，探索利用电商平台、直播平台等信息化手段，一方面，统筹与整合数据资源，准确把握不同社会群体和市场主体的真实需求，深入了解全国农产品供需形势，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另一方面，加强数据资源的社会化利用，促进农业生产和农产品销售提质增效，例如系统分析、主动推送针对不同地区、不同群体的个性化、定制化、差异化的产品和服务。
开放数据资源、创新参与机制，需要同时推进政府角色转变。政府官员采用民众喜闻乐见的方式直播“带货，这一举动颠覆了官场威严定势，这是积极的政府及政府官员形象转变。接下来，以网络直播为通道，一方面聆听百姓需求，另一方面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更深入地推动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治理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