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村落社会传统公共空间衰落后,小卖铺成为了新兴公共空间,它具有农村初级交换单位的经济功能、公共文化复兴场域的文化功能、农村权力文化网络的社会功能。以小卖铺为中心,以周围最远的进店农户为边界,其所覆盖到的地理范围就是小卖铺辐射圈,村落形似以公路为竹签、以每个小卖铺辐射圈为"糖葫芦"串成的"糖葫芦串"。每颗"糖葫芦"是村民的生活单元,也是地形相似、信息相通、规模适度的乡村治理单元,它将范围过大的村庄切割成多个"熟人社区",有利于节约治理成本,提高治理成效,整合乡村秩序。
【关键词】小卖铺；小卖铺辐射圈；公共空间；乡村秩序
一、研究缘起与文献综述
近年来全国很多地区乡镇体制改革都是以撤区扩镇、并乡合村作为重要改革举措，以此来节约行政成本，扩大公共服务的规模效应。如2015年湖南省进行了大规模的乡镇区划调整，到目前为止，湖南省合并乡镇500个以上，减幅约25%；合并建制村16000个以上，减幅约39%。并乡合村固然节约了行政成本，但带来了新的问题：村庄合并后村庄规模和结构都发生了变化，每个行政村农民数量增多，村庄中的“半熟人社会”现象越来越明显，合进来的新村民互不相识，更不用说彼此互动、协商，在新的农村社区中，缺乏互动基础的农民如何形成社区认同？缺乏社区认同的村庄将如何自我组织、自我管理，兴建公共事业，实现公共利益，构建出良好的农村社会秩序？农民本来就呈原子化状态，村庄扩大后“一盘散沙”的混乱状态是否愈演愈烈？本文拟从公共空间的视角来理解扩村后中国农村基层社会秩序的整合。
本文所指的公共空间在概念上与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公共领域”有密切关联，但也有着本质不同。哈氏的公共领域指的是一个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公共空间，市民们可以在这个领域自由言论、不受国家干涉，是“政治权力之外，作为民主政治基本条件的公民自由讨论公共事务、参与政治的活动空间”。[1]哈氏公共领域理论激发了人们的想象力，中国学界将这一理论本土化时，考虑到国内没有西方世界国家和社会的严格分野和成熟的市民社会，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公共领域，但自中华帝国晚期以来有功能类似的公共空间，遂对“公共领域”的研究逐渐转换到“公共空间”的研究。本文的“公共空间”是指人们可以自由进入并在其中进行各种思想交流的场所，以及在这些场所中产生的一些公共性活动。
关于农村公共空间的研究，学界形成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农村公共空间有庙宇、院坝、茶馆、家庙宗祠、集市、红白喜事、水井旁、田间地头等，张良将其分为信仰型公共空间、生活性公共空间、生产性公共空间、娱乐性公共空间、政治性公共空间。[2]学界对这些公共空间有精彩的论述，王迪考察了成都社会下层民众的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重点聚焦到茶馆这一特定的公共空间，详细分析了1900-1950年期间成都公共生活的微观世界；[3]还有学者从公共空间的变迁和社会秩序的生成角度分析了江南、川西、赣中南的茶馆。[4]赵世瑜则从中华帝国晚期时代的民间庙会这一公共生活空间向外延伸，探索了明清社会转型时期的民众生活与大众文化；[5]刘铁梁通过分析浙南庙会仪式考察了农民的公共生活的展演。[6]胡英泽探究了水井与北方乡村社会，研究了中国近代水井制度与北方社会秩序、人际关系、村际关系的关联。[7]吴毅考察了红白喜事作为精神交流共同场域的作用。[8]吴晓燕通过对四川乡村集市的纵向历史演进和横向运作规则的详尽考察，还原了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的变迁。[9]
二：小卖铺：地位与功能
云村位于湘北桃源县西部15公里处，是2015年扩乡合村过程中由木公、苏金、白羊三个村合并而成的一个大村，处丘陵地带，现有面积13.7平方公里，山林7809亩，水田6220亩，人口3200人，965户，38个村民小组，村里养鸡专业户较多，是全县有名的养鸡村，为了方便鸡饲料和鸡蛋运输，很多村民将住房建在公路附近。村头与最近的集市相距6公里，全村有小卖铺14个，均沿村内公路分布，散落在村庄各处。
（一）经济功能：农村的初级交换单位
小卖铺是农村最初级的交换单位，属于货币与商品的单向交换，农民只买不卖，如果要进行货物的买卖双边交易，需要进入更高一级的乡镇集市体系，施坚雅称这种村落小卖铺为“小市”。施氏认为“小市”不重要，“作为地方产品进入较大市场体系的起点，它所起的作用微不足道。小市在中国农村的零星存在，其有限的职能及其处于较大市场体系的边缘地位”。[16]但如马克思所言，“如果没有分工，不论这种分工是自然发生的或者本身已是历史的成果，也就没有交换，交换的深度、广度和方式都是由生产的发展和结构来决定的”，[17]当农户本身无法提供家庭需要的基本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时，做为初级交换单位的村庄小卖铺就会应运而生，小卖铺自有它存在的土壤，力量小但并非不重要。
注：表中数据源自店主和笔者的测算，因农村小卖铺没有台账记录，所以均为估计数值。
小卖铺虽有不可替代的交换功能，但毋庸置疑它的市场需求受基层集市的影响很大。云村周围有三个集市，分别为深水港集市、三阳集市、泥窝潭集市，集市周期分别为农历1、6，3、8，2、7。[18]对于该村村民来讲，每隔两三天就可以赶集，虽为丘陵地区，但交通方便，该村主干公路已经硬化，有些组级公路也是新修水泥路，大多数农户都有摩托车，少量有小车，村内每天早晚有一趟公交车进出，直达深水港集市和县城，村民去集市赶集和去县城购物的成本很低，这对村落小卖铺交易有很大冲击。几乎所有店主表示，即便同样的商品同样的价格，村民还是愿意到更远的集市去购买，除了最畅销的香烟、矿泉水之外，其他商品需求量少，利润较低，很多小卖铺一年也就几千块钱的盈利。那么，为什么小卖铺利润低下，还是有那么多家店在村落存在呢？这就涉及到小卖铺的其他功能。
（二）文化功能：农村公共文化的复兴场域
（三）社会功能：权力的文化网络
传统中国乡村是皇权不下县的“士绅社会”，在地方行政公共事务领域和家族私人领域之间的广阔社会领域中，由有功名的读书人、有威望的乡村精英们共同来维持乡村社会秩序，国家权力的渗透是通过文化网络完成的，“文化网络由乡村社会中多种组织体系及塑造权力运作的各种规范构成”，它包括“强制性义务团体，自愿组成的联合体，非正式人际关系网”。[22]晚清以降，国家现代化过程中，权力的文化网络不断遭到破坏，乡村“赢利型经纪”代替了“保护型经纪”，国家政权内卷化以致政权垮台。解放以后，国家政权前所未有控制了社会领域乃至私人领域，全面改造了乡村，文化网络侵蚀殆尽，乡村没有了自治空间。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权力上收，逐步退出乡村社会，而此时乡村中传统的文化网络如宗族、宗教、水利圈、祭祀圈等遭到破坏或已经解体了，乡村秩序的新文化网络又在哪里呢？我们不妨把视角投向乡村小卖铺。
小卖铺是如今乡村最重要的公共空间，从中不仅产生公共舆论，还是自我价值竞争和展示的精神堡垒。云村小卖铺里人们的闲聊看似琐碎，实则无所不包，大到评价当下的时事政治，小到议论村里最时鲜的新闻，既有对信息的发布也有对村庄新闻的品头论足，这些说长道短构成了丰富的“地方性知识”，日复一日形成了公共舆论，这种舆论虽然不具有惩罚机制，但“议论”本身就让村民不得不在意，每一个村民都会深深卷入小卖铺舆论的漩涡中，小卖铺往往也就成了村民“面子”的检验场域。“面子”是中国人都孜孜以求的社会价值，代表一个人的尊严，它是熟人社会中人们为人处世需要考量的隐性尺度。在村的人，包括不常出入小卖铺和在外打工的人，都希望在小卖铺的公共舆论中保持良好的形象，得到他人尊重，很多打工者在外拼搏的动机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返乡在小卖铺玩耍的时候被别人看得起，用在外乡的辛苦换来在本土的一份体面，说得起话，办得起事，在与同层次的家乡人比较时不丢“面子”，所以在小卖铺这个有形的公共空间中产生的无形的公共舆论对村民日常的为人处世有强大影响。
除了型塑农民行为逻辑之外，小卖铺也影响着村庄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在云村，14号小卖铺是唯一一个没有开在村级公路旁的小店，该店办起来的原因是户主陶老师去年肝癌过世后其妻伤心欲绝，常常在家中和亡夫坟上痛哭，附近的村民怕陶妻精神失常，相约去她家玩牌以转移她的注意力，陶家渐渐热闹起来，喧嚣的气氛抚平了陶妻的丧夫之痛，她每天专心给玩牌者做饭，玩牌的乡邻还常常给她捎带一些自家吃不完的蔬果，丰盛的中餐吸引了更多的玩牌者，现在陶家每天有2-4桌玩牌者，聚集25人左右，陶妻不仅情绪正常，还有了固定牌桌抽成收入，同时家里也卖一些香烟、槟榔、矿泉水等小商品，成了一个小卖铺。陶家成了村里唯一不是依托小卖铺形成的公共空间，而是依托公共空间形成的小小卖铺。14号店买卖虽小，但却是乡土社会守望相助的一个温馨故事，它反映了国家权力撤退后的农村社会领域，仍然能够自我管理，互帮互助，通过友好的人际关系构建一个道德的乡村社会。
三、小卖铺辐射圈：村庄治理单元与村落秩序整合
（一）农民生活单元与社区认同
小卖铺是村落社会的公共场所，人们在此自由进出，进行聊天、下棋、跳舞、议事等公共活动，互相交流沟通，因此属于公共空间的范畴，而且是农村非常重要的公共空间。它类似于四川城市中到处可见的茶馆，都是当地老百姓日常生活非常重要的生活空间，相当于哈贝马斯意义上18世纪的咖啡馆，只不过前者是平民的聚集的公共空间，后者是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但都反映了不同地域老百姓对公共生活的强烈需求。小卖铺之所以能从一个初级经济单位变成一个新的公共空间，是改革开放以来村民成为原子化个体后重新寻求人与人之间交往联系方式的必然结果，是我国农村现代化过程中社会生产方式和人群交往方式发生重大变迁的体现。
村民在小卖铺这个公共空间内通过交往重构他们的生活世界，由此形成了小卖铺辐射圈。所谓小卖铺辐射圈是以小卖铺为中心，以周围最远的进店农户为边界，所覆盖到的地理范围。每个小卖铺坐落在村落各个交通枢纽位置，既是这一区域的经济中心，也是文化中心和活动中心，以它们为核心，就形成了一个个辐射圈，每个小卖铺都对应一个辐射圈，村落就是由一个一个的小卖铺辐射圈构成的，如图2所示。这个辐射圈不等同于自然村，它有可能小于一个自然村，也可能是几个自然村的联合，云村有13.7平方公里，有14个小卖铺辐射区，每个辐射区平均面积大概为1平方公里，平均覆盖人口228人，应该算村落社会中的一个个小型社区。这些小型社区以小卖铺这个公共空间为载体，在分田到户以后原子化的村落重新建构出了一个个滕尼斯意义上的“礼俗社会”，在这个社区，成员同质化，风俗习惯相同，价值观相似，人际关系亲密，是一个由地缘、文化因素造成的意义共同体。
（二）“糖葫芦模型”与乡村治理
云村的小卖铺和住户大都集中在交通便利的村级公路两边，村落中所有小卖铺辐射圈就串成了一个“糖葫芦串”，“糖葫芦串”以公路为竹签，以小卖铺辐射圈为一颗颗“糖葫芦”一溜串起来，覆盖了整个村落。当然这个“糖葫芦”是一个理想化的模型，事实上每颗“糖葫芦”并不一定很均匀，小卖铺辐射圈有的面积大，有的面积小，很多情况下它是不规则的（越是山区越不规则，越是平原越接近理想模型），但作为对湘北的村庄聚落的形象描述，大体能让我们把握村落的结构。正如施坚雅构建的六边形蜂窝状基层市场模型[25]是对集镇覆盖范围的一种理想化描述一样，蜂窝状模型是对农村基层市场的总结，而“糖葫芦模型”是对村落小卖铺辐射圈的概括。之所以集镇是蜂窝状模型，而村落小卖铺辐射圈是“糖葫芦”模型，与乡镇公路和村级公路的分布有关，集镇和小卖铺都是建在公路边，在全县范围内乡镇公路有多条，呈网络状分布，网络节点联结起来后类似蜂窝状，而在村庄范围内村级公路往往只有一条，小卖铺将这条公路分割成成一块块区域，小卖铺辐射圈联结起来类似一串“糖葫芦”。以小卖部辐射圈为基础的“糖葫芦模型”对乡村治理有重要意义。
在后税费时代，农村有诸如土地确权转让、沟渠疏浚、低保评定、道路修整等等大量公共事务需要村民积极参与和沟通协商，但现在农村基层治理因自治单位过大面临着“形式化、疲劳化、简单化、冷漠化”的困境，村民自治仍然摆脱不了行政化、命令化的治理方式，村民代表大会虚置，自治“空转”难以落地。如何化解这一困境？徐勇教授提出探索村民自治的有效形式，要建构多层次多类型的村民自治实现形式体系，在建制村一下开拓出村民自治新的空间[31]。笔者认为，现在村庄普遍由小卖铺辐射圈分割成了多个富有生气的熟人社区，除了自然村、小组、冲湾院坝以外，小卖铺辐射圈构成的“糖葫芦”社区将是一个更有效的自治单元，它不仅仅是一个村民娱乐的文化共同体，更是国家权力沟通乡土社会的新渠道，是新时期权力文化网络的新结点，因此，以小卖铺辐射圈进行村庄治理，整合乡村秩序，将是一条可行的进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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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美]施坚雅著：《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史建云、徐秀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页。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1-102页。
[18]即农历逢初一、初六、十一、十六、二十一、二十六集市开市，3、8，2、7依此类推。
[19]贺雪峰：《乡村建设的中心是文化建设》，《文史博览》，2005年第5期。
[20]贺雪峰：《农村的半熟人社会与公共生活的重建》，《中国乡村研究》，2010年第6期。
[21]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140-143页。
[22][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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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袁振龙：《社会认同与社会治安》，《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科版），2014年第4期。
[25]施坚雅认为，基层市场是“一个六边形的市场区域，集镇位于中央，周围有一个内环，由6个村庄组成，一个外环，由12个村庄组成”。[美]施坚雅著：《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史建云、徐秀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3页。
[26]邓大才：《村民自治有效实效的条件基础》，《政治学研究》，2014年第6期。
[27]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2003年版，第18页。
[28]申端锋：《禽流感后乡村组织的危机应对能力》，《调研世界》，2007年第2期。
[31]徐勇.找回自治—对村民自治有效形式的探索[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4(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