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没有适宜的制度环境培育不出跨国公司
中国不能说没有跨国公司，中国的“巨无霸”也不少，前些年进世界500强的还只有中粮、中化等少数外贸巨头，现在中国银行、中石油、中石化等也进去了，其实中国的银行、电信、铁路、电力等领域的企业块头大的多的是。但中国人还在呼唤“中国的”跨国公司，因为靠行政命令“攒”起来、靠行政垄断“发”起来的，中国人自己先就不认可，也因此海尔等企业在提出500强目标时，就有了道义上的义气。但笔者更要说，没有适宜的制度环境，培育不出中国的跨国公司。
如家电行业，明星企业多多，但至今为止没有一家进入500强。不是说中国的市场规模不够孕育出个500强，也不是说中国的生产要素优势不足以支撑起个500强，而是中国的制度环境侵蚀了中国企业的发展基础。若按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法则，中国大部分家电企业早就“死翘翘”了，但实际上大多数企业还活着，靠政府输血活着，躺在政府身上活着。该死的企业不死，该活的企业也就活不好，因为该死的企业不但继续霸占各种宝贵资源，而且还在继续扭曲、破坏市场规则和竞争秩序，进而把该活或可能活的企业一起拖向地狱。
在这样的制度环境里，那些明星企业的不合理行为，也就不是什么稀奇。就像以“振兴民族产业”为己任的长虹，其作为实在让人难以苟同。若说长虹几年前不搞什么国际化，专做国内市场也无可厚非，毕竟是企业的经营战略选搏，在国内市场一样可以培育出国际竞争力。但却不能在国内市场走投无路后，扭头跑到国际市场上去甩库存。几年前笔者去长虹调研，那时其经营已很困难，笔者问有何办法，一位经理说听我们老板的，我们老板有办法，似乎企业的经营战略与这些中高层管理人员无关。当年长虹计划出口几亿美元，笔者颇感诧异，因为国际市场不是自家后院，客户也不是我们的下级单位，出口还是有点难度。
指责那个华裔经销商是没用的，枪毙了他也挽不回损失。指责倪先生也没什么意义，他已经把一世英名葬送了，假如没有幕后交易，追究个渎职罪又能怎样？多半还是“工作失误”、“瑕不掩瑜”了之。
那么到底谁该对此负责？说到底，还是制度。是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及由此衍生出的种种弊端，如管理人员任命制、没有监督、没有制衡、有权无责、有责无利等等，导致了这一悲剧的发生。但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绝不是个案，此类事件以前很多，今后也不会少－假如国有企业没有根本性改革的话。
但事情的发展似乎愈加令人悲观。有政府权威机构的权威人士说，解决国有资产流失问题，“是个世界性难题”，“至今无解”。我们无言。借用哲学家的话说吧，为什么会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因为国有资产在那儿呢。
二、中国跨国公司的路径选择很是奇特
明星企业海尔也有难言之隐。前几年作为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典型案例，海尔在美国投资生产家电曾被广泛宣传。但遗憾的是，如此铺天盖地的报道，却缺乏一些最基本的数据支撑：海尔美国项目的投资金额是多少？生产能力有多大？这些数字几乎成了绝密，即使去海尔也问不出来，笔者已试过几次。说某个产品占了百分之几十的市场份额，是饭店和学生公寓用的小型电器，未免局限了点。但那些形象化的宣传却很多，如津津乐道当地把海尔工厂门前的路命名为“海尔路”等。可你当那是长安街吗？对于美国的一些小城镇(实际上美国的大多数城市都比我们的小)来说，你若去投资几百万美元，雇佣几十个当地工人，你愿把门前的路叫什么名字都不稀罕。美国人知道中国人爱面子，还会帮你把挂牌仪式搞得很热烈，当然，费用得你自己出。
因没有新的、更详细的资料，不知为何这件事近年也不提了，笔者无从判断这一投资案例的成败。但仅从理论和经验判断，这一行为是明显违背投资规律的。
众所周知，美国本土1980年代就不生产电视机了，原因很简单，成本太高，划不来。难以想象，在经过20年之后，连承接了上一波家电生产转移的日、韩都开始大规模向中国转移生产时，日、韩电子业巨头已有计划，今后几年将家电生产中心转向中国，某些产品生产甚至全部迁到中国，中国企业难道能逆势而行，跑到美国去投资生产家电？现在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家电生产基地，配套最齐全，美国反而少这缺那，怎么把那机子攒起来？如果零部件还要从中国采购，可就更不对，出整机总比出零部件划算，不说运输成本，单劳动力就算不过账来，总不能放着中国便宜劳动力、甚至是现成的生产能力不用，而出口零部件到美国去用比我们高几十倍的劳动力成本组装吧？若是为避开贸易壁垒也不像，因为那样代价更大，连基本竞争力都没有了，绕过壁垒还不是一样死？何况美国对中国电器还没有那么多壁垒。若说那是张瑞敏逆向思维的结果倒有可能，但不是所有逆向思维都是对的，毕竟还有客观因素制约。
所以，海尔投资美国生产家电，即使成功也是特例，不可能推而广之。
与其说海尔投资美国是个成功案例，不如说是个成功的公关案例。张瑞敏除了去哈佛讲课、去达沃斯演讲外，在中国的政治地位显著提高，成为中国公认的第一首席执行官。而海尔品牌据说己值几百亿，海尔也从一个集体企业，逐渐成为青岛市委、市政府直接抓的“疑似”国有企业。
其实就笔者愚见，海尔的很多举措颇有可置疑之处，包括效仿通用进军金融领域。而公司内部治理结构，更是疑点多多。虽然海尔有“日清日高”等行之有效的制度建设，但都在生产管理层面，属于技术性的，重要的公司经营管理制度建设似乎有所欠缺。很清楚的一个事实是：海尔几乎完全依赖张瑞敏。没有韦尔奇的通用还是通用，没有张瑞敏的海尔还是海尔吗？谁都知道一个企业，尤其是大企业的命运不能系于一人，关键是建立公司制度，可海尔这样的中国企业能做到吗？
三、中国企业制度缺失根源在于产权失位
中国企业制度缺失根源在于产权失位。国企改制不是不能搞，而是必须搞，关键是怎么搞。中国银行、中国电信、中石油这样的企业自然不能简单MB0，这些企业主要不是来自于管理层贡献，但海尔、TCL，甚至长虹，为什么不能？中国人不傻，公平公正而又有助于提高效率的办法总能找出来。没有最优方案，次优方案也能找出来，而绝不能一条道走到黑，非抱着最坏的方案不放，甚至还有意无意强化它。
海尔发展到今天，即使考虑所有因素，包括初始的集体资本、政府的支持等等，张瑞敏个人无疑是最具决定性的因素。以他对海尔的贡献，给他海尔一半产权都不过分，并且不是卖而是送。这绝不是造成“国有资产流失”(郎先生虽然贵为教授，这里也别听他的，海尔本来就不是“国有”，何谈“流失”，实事求是的基本态度还是该有的，虽然海尔的面目越来越模糊)，而恰恰是还企业产权的本来面目，是张瑞敏该得的，也是海尔要想真正发展成中国的跨国公司所必须的。
笔者从不否认中国人的企业家素质，而张瑞敏、倪润峰等人无疑又是中国企业家中的佼佼者。他们犯的一些连笔者这样的研究人员都能看出来的常识性错误，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素质和能力，而是因为内部和外部的制度环境。站在他们的角度想一想，他们的某些看似不合理的决策，不正是合情合理的吗？反过来再想一想，假如他们的个人权益得到应有实现，公司产权制度有根本性改变，他们是否会制定出更为合理的公司经营战略，在遇到上述相同问题时，是否会做出更为合理的决策呢？
几年前笔者应邀参加TCL一次高层会议，议题是讨论入世后TCL的战略问题。笔者在发言中提到，尽管TCL与国际上的竞争对手相比，在资金、技术、产品、规模、品牌、管理等方面尚有不如，但通过资源整和、扬长避短等办法，仍然大有可为；而产权结构，才是TCL的最大难题。虽然TCL当时的股权结构已经多元化，但控股58%的是惠州市政府。也就是说TCL的命运系于那58%的国有股，而那58%的国有股，又取决于惠州市领导的英明和开明。而我国的实际情况谁都清楚，终极依靠的却是最不稳定、最靠不住的。这样的产权结构安排，对于TCL这样的一个消费类电子生产企业来说，“不是长治久安之计，难以奠定TCL国际化企业(还有那‘世界500强’情结)的坚实基础”。或许是碰巧了，后来不久，TCL转让20%股份给5家跨国公司，使国有股下降到38%，虽然仍是最大股东，但市场化股份已经占主导地位。后来又经过一系列动作，TCL基本形成了比较合理、稳定的股权结构，在公司治理方面大大领先于海尔和长虹。
也是在这次会上，笔者作为业外人士还斗胆建言，TCL应考虑把手机业务出售或与跨国公司“对接”。李东生说要把进不了行业前三位的砍掉，而笔者的判断是TCL手机很难进前三，或者即使进了也站不住。当时手机是TCL的最主要利润点，占全年利润的一多半，马上砍掉似乎不可能。但笔者认为从长远竞争力来看，TCL手机缺乏支撑，尤其是与国际跨国公司相比，技术、品牌差距都很大，不具有比较优势。当时TCL只是靠外观设计出奇制胜赢得了市场，那些花巧只能生效于一时，长久则难以为继，所以手机难以成为公司主导产品，即使成了代价也太大，并且会分散企业资源，对企业核心竞争力产生负面影响。这时出售可以卖个好价钱，转而把资源集中到优势产品上。如果不卖，也可以拿此部分与外商合资，既借助外商的资金、技术、品牌强化竞争力，又让外商分担经营管理成本和竞争压力。
后来的结果是大家都知道的，TCL收购了阿尔卡特的手机业务，希望借助其技术力量补强自己。笔者对此前景并不看好。理由有二：一是阿尔卡特的手机生产，包括品牌和技术，在业内地位本就虚弱，与诺基亚、摩托罗拉等一线品牌没法比，甚至比不过三星、西门子，不说并购过程中还会损失部分竞争力，即使全盘继承以至发扬光大，在如今的国际国内市场上也不具明显优势；二是如此一来，TCL非但不能从手机业务中脱身，反而越陷越深，基本套牢，想回头都不行了。再要放手肯定损失巨大，如果硬着头皮做下去，恐怕结果也不见得好。这几年的现实情况也是离行业前三不是近了而是远了，进而有可能拖累公司其他主业。现在万明坚去职，TCL第二号人物袁信成亲自挂帅，会让手机业务重新焕发生机吗？笔者不敢乐观。毕竟大势如此，非人力所能为。
几年前TCL也曾收购过法国的一家电视机厂，目的是绕过欧盟对中国彩电的限制进入当地市场，与海尔投资美国有所不同，但不知如今效果如何。
此外，我们曾把国有企业上市作为国企改制的一种方式，但实践证明全然无用。境内上市就不要说了吧，一千多家上市公司中，国有企业占了绝大多数，可“国企病”依旧。上市只是给国企多了一个银行之外的融资渠道而已，银行的钱不大好用了再用老百姓的钱，且代价还更低不像利息还固定着，分红分不分还不是国企老板说了算？即使ST又怎样，大不了玩个重组。境外上市也是如此，只不过境外投资者不大好惹，B股没有办法了就拉回境内，让境外投资者高高兴兴地赚了钱“鸣金收兵”，入市的国内股民先暂且吊着；去香港、纽约、新加坡上市，钱是拿回来了，还不少，中国移动那样的一个就几十上百亿，可也添了麻烦，如千夫所指的双向收费就因怕境外投资者不高兴而迟迟不能取消，境内消费者只好“痛且不快乐着”。这样的上市充其量只是融资，无助于国有企业产权制度和治理结构的根本改变；而这样的融资，只会造成更大麻烦，既延缓了国企改革，又为社会稳定埋下隐患，机会成本甚至被无限放大。
四、期待中国的跨国公司
毋庸讳言，我们还没有建立起适宜中国跨国公司生长的制度环境。笔者从不担心中国人、中国企业的竞争力，但却不能不担心制度扭曲所导致的竞争力削弱乃至丧失。让我们的企业捆着手脚去角斗，先就居于下风甚至已经败了。
笔者一向认为中国人天生具有企业家素质，没有理由搞不成自己的跨国公司。看看东南亚、香港、台湾的华人企业，看看华人在世界各地是怎么创业的，他们并没有受到当地政府的百般保护、多方扶持，甚至有着恶劣的生存条件(如当地对于华人的排斥和敌视)，但他们不但生存了下来，还发展出一大批国际顶尖跨国公司。中国大陆，有如此得天独厚的市场条件，有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生产要素，全球的跨国公司都跑到中国市场寻求机会，怎么会孕育不出自己的跨国公司呢？
指责国外跨国公司抢占了我们的生存空间是懦夫行为，跨国公司本就是在竞争中拼杀出来的，何况跨国公司在我国市场上的竞争，还是在我们的法律政策规范内进行；
借口跨国公司比我们资本雄厚、技术领先也站不住脚，没有多少跨国公司能得到我们的国有企业所享受的那些政府扶持(哪个国家的企业可以借了银行的钱不还？哪个国家的上市公司可以只圈钱不负责，破了产还可以不退市？哪个国家可以把如此众多利润丰厚的行业，划定给某些企业经营？)，而境外那些华人跨国公司起步时，实力根本无法与中国现在的企业相比。
再说，中国企业在中国市场上，具有国外跨国公司不可比拟的天然优势，起码是天时、地利、人得，中国消费者甚至反对中国企业在国内搞低价竞争，支持他们提价。假如我们连家门口的竞争都不敢坦然、自信面对，还能指望到异国他乡去竞争吗？
归根到底，中国企业缺的是制度环境，包括宏观制度环境(社会)和微观制度环境(企业)。与其说21世纪的竞争是技术的竞争，还不如说是人才的竞争。而与其说是人才的竞争，还不如说是制度的竞争。中国建立跨国公司，技术不是短板，购买、研发，都可解决；人才不是短板，中国有大量高素质人才，又有超强的学习能力；资源也不是短板，比不了美国，总比日本强得多吧。但制度环境却绝对是短板，并且是短期内难以解决或弥补的。
要培育出中国的跨国公司，关键是要建设良好制度环境，而这需要全体国人的勇气和智慧，以及痛苦。
所以，用不着天天担心中国企业这不行那不行，也用不着耗费国民财富、损害消费者利益去补贴这扶持那，把他们的枷锁打开就行。鸟出笼，鱼入海，虎归山，企业放市场，无为而育之。那时，中国跨国公司的崛起之迅速、群体之庞大，才会真正让世界震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