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以上山东地区史前农业研究的发展状况可以看出，以往的研究多限于综合整体叙述分析，而缺乏深入的个案研究，尤其是生产工具的个案研究。区域性的农业研究虽有所涉及，但是研究的领域还有待扩展。总之，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研究基础比较薄弱，方法还急需改善，因此，其研究的紧迫性较之其他领域更为突出。
二
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存在的几个现实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这一研究领域的发展。这些问题既有资料方面的原因，也有研究方法方面的原因。
资料方面，目前山东地区史前考古发掘资料中，多数侧重于陶器的统计分析，对石器基本上是粗线条的描述，尤其是在考古调查资料中，鲜有对石器的全面系统描述（指文字、线图、尺寸描述齐全者）。资料的不足在发掘器物的数量上体现的十分明显，例如山东龙山文化发表的资料中陶器数以万计，而石器仅有几千件，这种数量上的巨大差距说明了学者们以往对石器的重视程度不够。当然，这可能是时代的原因造成的，因为过去学者们偏重于对文化分期的研究以及文化谱系的建立，而在这方面陶器比石器更具优越性。另外，山东地区史前考古资料还缺少植物、动物鉴定的资料，虽然发表的考古发掘报告和简报中有些这方面的资料，但是这些资料多是零散的、少量的，不利于综合系统的研究。
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研究存在上述问题，资料丰富程度不足是一个原因，而要深入研究这些问题，研究方法的改善才是关键。农业考古研究是一项综合的系统研究，多种方法的整体运用是必然趋势。史前农业考古研究没有文献资料可供参考，只能采用考古学资料进行分析。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新考古学的理论不断传入，为综合系统分析提供了有利条件。如今，考古学研究领域中正呈现"理论多元化、方法系统化、技术国际化"的趋势，农业考古研究亦是如此。国外一些先进的技术方法，大大地提高了资料获取程度，同时也相应地扩展了研究的领域。农业考古学应该以此为契机，丰富自己的研究理论，改进技术方法。这其中民族学、经济学、数学统计分析的方法尤为重要、民族学中有关原始民族以及现代晚进民族的资料是进行史前农业考古学研究的"活化石"，这些资料可以为史前农业研究提供参考；经济学中有关社会经济发展研究的原理，对史前农业发展进程的分析具有借鉴意义；数学中统计方法对史前农业进行量化研究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总之，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研究无论是从整体叙述上还是从个案分析上，都要求我们必须采取多种方法并转换传统的研究视角，从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出发，在多种因素综合量化分析的基础上，揭示中国农业发展的规律，阐释中国文明的本质动因。
三
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研究的问题还相当多，这些问题的解决还有赖于农业考古学理论、方法、技术的改进。国外的一些研究理论、方法、技术是在总结西方实践的基础上提出的，对于中国的考古学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是还需中国实践的检验。因此，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学研究在应用这些方法进行研究的时候，对总结中国自己的农业考古学研究理论与方法具有重要意义。
注释：
（1）陈文华：《简论农业考古》，《农业考古》1984年第2期。
（2）吴诗池：《山东新石器时代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1985年第1期。
（3）吴诗池：《海岱文化区的史前农业》，《农业考古》1985年第1期。
（4）吴诗池：《综述山东出土的农业生产工具》，《农业考古》1990年第1期。
（5）石敬东：《从出土文物看枣庄地区的史前农业》，《农业考古》2000年第3期。
（6）房道国：《济南地区古代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1996年第1期。
（7）陈淑卿：《海岱地区龙山文化生产工具的类型学考察》，《辽海文物刊》1997年第2期。
（8）任相宏：《岳石文化的农具》，《考古》1995年第10期。
何德亮：《论山东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养猪业》，《农业考古》1986年第1期。
刘俊勇：《试论东夷史前经济》，《中原文物》1994年第4期。
何德亮：《山东史前时期自然环境的考古学观察》，《华夏考古》1996年第3期。
（10）佟佩华：《海岱地区原始农业初探》，《庆祝山东大学考古系成立三十周年论文集》（待刊）。
何德亮：《试论山东地区的原始农业》，《庆祝山东大学考古系成立三十周年论文集》（待刊）。
（11）白云翔：《我国青铜时代农业生产工具的考古发现及其考察》，《农业考古》2002年第3期。
王克林、吴加安：《尉迟寺遗址硅酸体分析-兼论尉迟寺遗址史前农业经济特点》，《考古》1998年第4期。
靳桂云：《山东临淄田旺龙山文化遗址植物硅酸体分析》，《考古》1999年第2期。
孔昭宸等：《山东滕州市庄里西遗址植物遗存及其在环境考古学上的意义》，《考古》1999年第7期。
一
二
此外，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第四章《论史料》中评述了地下出土文物对于历史研究的重大价值。他说意大利庞培古城发现后，"意人发掘热骤盛，罗马城中续得之遗迹，相继不绝。而罗马古史乃起一革命，旧史谬误，匡正什九。"对中国古代遗迹遭到破坏则深表惋惜。例如钜鹿城"苟其能全部保存，而加以科学的整理，则吾侪最少可以对于宋代生活状况得一明确印象。"（注：收入《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在这里，梁启超把史料的获得分作两部分：即在文字记录以外者和文字记录者。前者的性质，又可分三类：现存之实迹，传述之口碑及遗下之古物。这些史料均属于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和民俗学的范畴。梁启超不仅重视历史文献，而且注意地下出土文物，这在当时实具先锋意义。转贴于
三
1917年1月10日，清华国学研究院为欢迎李济在山西夏县西阴村考古发掘的胜利归来，举行了茶话会。梁启超出席并听取了李济、袁复礼二人所作的长篇报告。当天晚上，梁启超兴致极高，回到寓所后，立即写了一封长信给梁思永。信中他首先报告了西阴村考古发掘成果，有"七十六箱成绩平平安安运到本校，陆续打开，陈列在我们新设的考古室了。"之后，他谈到出土的器物有铜器、石器、骨器等，还提到了著名的半个茧壳，以及复杂的陶器花纹问题。梁启超特别提到了这次考古发掘的重大意义："瑞典人安特生力倡'中国文化西来'之说，自经这回的发掘，他们（指李济、袁复礼二人）想翻这个案。"并认为"（李济）所说'以考古家眼光看中国，遍地皆黄金，可惜没有人会拣'真不错。"建议梁思永回国"跟着李、袁二人做工作，一定很有益。"即使因时局动荡而无法外出做田野发掘，在室内整理那76箱东西，"也断不致白费这一年光阴。"（注：上引均见《梁启超未刊书信手迹》，中华书局，1994年。）梁启超还打算让梁思永丰富一些古文物方面的知识，多参观几个新成立的博物馆，然后再去欧美深造几年，一定会受益更多。转贴于
20世纪初，瑞典学者安特生（图1）主持发掘的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文化遗址（图2），不仅翻开了中国考古学史的第一页，拉开了探索中华文明的序幕，同时也揭开了中国史前陶器文化神秘的面纱。此后的几十年里，特别是近三十年，随着各地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的增多和考古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中国的考古工作者把杂乱无序、错综复杂的各地区史前遗址分为几个大区系和几十种文化，使中国史前陶器文化发展脉络非常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吴小红教授、张弛教授、曲彤丽博士与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欧弗巴尔约瑟夫教授、美国波士顿大学考古学系的戈德伯格教授、戴维.科恩（DavidCohen）博士等2009年在重新清理出来的考古地层剖面上采集了系列碳十四测年样品和地层微结构样品，确定碳十四测年样品与陶片的地层等时关系，证实以前发掘的考古地层是人类活动形成的原生堆积，不存在自然过程或者后期活动的搅扰，所测定的碳十四年代代表了同层位陶器的年代。由此证实仙人洞遗址出土陶器的年代可以早到距今20000年，是目前世界上已发表陶器的最早年代（图4），并将这一研究成果发表在2012年6月28日美国的《科学》杂志上，入选2012年世界十大考古发现（北京大学新闻网）。
经过对地处中国长江以南的江西仙人洞、吊桶环和湖南玉蟾岩早期陶器测年结果表明（图5、图6），其年代都不晚于公元前16000年，中国南方是世界上陶器出现最早的地区，并在冰期时才传播到日本和远东等邻近地区。此后，陶器在中国一直延续使用发展到今天，始终就没有中断过。当仙人洞陶器制成时，地球正处于末次冰期的冰盛期，是最寒冷的时期，陶器是由采集狩猎者制造，最初可能是被用作炊煮器，因此，测定颠覆了陶器是在全新世大暖期来临后才出现，并带动了农业、家畜驯养以及磨制石器发展的观点。那时显然还没有农业，人类应该处于狩猎或渔猎阶段。所以，仙人洞陶器的发现在早期人类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为探讨现代人应对环境变化的策略以及研究陶器在人类社会发展演化中的作用等问题提供了重要资料，同时也确立了中国史前陶器在人类陶器文化发展史上独特的地位。
陶器是为了适应炊煮谷物性食物的需要和远古先民穴居生活的需要而逐渐产生发展起来的，中国古代有“神农耕而作陶”或“神农作瓦器”、“女娲抟黄土做人”的动人故事。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从“摄取性经济”过渡到“生产性经济”，迎来了新石器时代的曙光。在太阳升起的东方，人们已积累了用火的经验，他们从偶然的发现中认识了水、土、火相融的特点，又从葫芦和枝条编成篮、筐的方法中获得了灵感，用原始模制技术和泥片贴塑法、泥条叠筑法开始制陶，烧制出了大量造型各异、美观实用、绚丽多姿、独具东方韵味的生活器皿、工具、礼器、乐器、人物、动物、玩具等陶器。
从简单到复杂，从幼稚到成熟，中国史前陶器经历了长期探索、反复试验、不断改进、逐渐完善的漫漫历程，延续发展了16000多年。
公元前18000～公元前6000年是中国史前陶器的早期――萌芽初始期。
属于中国史前陶器早期的遗址有：地处长江流域的江西省万年县大源乡仙人洞、吊桶环两遗址和湖南省南部道县玉蟾岩遗址、浙江上山遗址，北方地区的河北省徐水县南庄头遗址、阳原县的泥河湾虎头梁遗址，华南地区广西桂林市南郊的甄皮岩遗址、大岩遗址、岭南贝丘遗址，柳州大龙潭锂鱼嘴第一期文化，广东翁源青塘几处洞穴遗址、潮安石尾山等。而江西省万年县大源乡仙人洞遗址出土的陶器，是人类迄今发现年代最早的陶器。
关键词：设计史教师文化素养作用
高等院校艺术设计专业艺术设计史课程，在整个教学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设计史课程不仅为艺术学其他课程的教学提供理论上的支撑，同时也为其他课程的学习作了非常重要的文化知识的铺垫。然而，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设计史所体现的多学科交织的特点、部分与整体的关系、研究理论与方法的“多元性”与“开放性”等问题，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这些问题的存在具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设计史教师的文化素养在教学中的作用问题，仍然值得探讨。
设计史教师较高的文化素养有利于对设计史教材的整体把握。设计史课程的特点首先应该是历史，历史学的素养在设计史教学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历史的一般规律性的认识对设计史的学习和研究具有指导作用。古代设计的发展史与古代历史的发展演变的线索、脉络基本上是一致的，尽管设计的发展不以社会性质的变迁和社会变革为依据，但是影响设计发展的决定作用应该是生产力水平的发展和变化。历史上的社会变迁和人口迁移对设计的影响也可以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
设计史教师较高的文化素养有利于对设计史和设计作品的时代特征进行正确的阐释和评价。对传统文物艺术品及物质文化的学习和研究不仅仅是教学过程中的背景知识，而且还是准确理解和阐释设计史有关问题的必要知识。艺术教育家艾迪斯和埃里克森认为：“有些艺术教员不单向学生展示历代的艺术作品……把孤立的画家及作品和时代、地域联系起来，这样理解艺术史就有了基础。”②归根到底，艺术设计是通过艺术与科学共同的合成手段，创造着人们的全新生活，其中体现的就是一种文化。
在设计史教学中，教师应该对艺术设计史中的多种文化因素进行分析和评价，才能完整而透彻地阐释影响艺术设计的深层次的时代背景和文化原因，学生才能在一个较高的层面上理解当时的艺术设计。可以说，设计史教师文化品位的高低是决定设计史课程教学质量高低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设计史教师较高的文化素养有利于设计史文献史料和设计史术语的正确解读。在教学和研究中，设计史课程也要使用多种学科的教学手段和研究方法。
中国古代设计史的内容和材料大多为考古出土的艺术品，对考古艺术品的研究离不开文献史料，设计史学与考古学和历史文献学具有直接的连带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美术考古学所研究的内容有相当的部分与设计史研究的内容相重合，其对新兴的设计史课程的教学与研究的参照作用不言而喻。
此外，在设计史教学中还会遇到很多考古学、古生物学、神话学及历史文献学等学科的专有名词和术语，对这些专有名词和术语的解释，关系到学生对设计史内容的正确理解和教师教学任务的圆满完成。鉴于此，对多学科和交叉学科知识的学习和研究，是设计史教师应该负有的责任。
四
对设计思想和观念的理论概括与升华，教师必须掌握和了解哲学、美学、宗教学等学科知识。陈乐民先生说：“任何学问就像剥笋一样，一层一层地剥下去，剥到核心，是哲学。”③黑兹尔·康威也说过：“虽然对于设计史不同领域的划分反映了设计者的专业结构，但是在实践和理论中，各个领域之间都存在着很多联系。”④在对待历史文化与艺术传统上，不能采取断章取义的态度，应该从一个更为广阔的视角加以概括和把握。
综上所述，艺术专业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与教师的文化素养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从长远来看，学生的理论水平和创意能力的培养要比技能教育更为重要。设计史是一门多学科交叉的课程，尤其是文史哲诸学科，对这些学科的学习和了解是设计史教师提高文化素养、达到良好教学效果的基本要求。
注释：
①AlbertBoime.ArtinanAgeofRevolution1750-1800[M].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87.
②艾迪斯·埃里克森著.宋献春，伍桂红译.艺术史与艺术教育[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在群星璀璨的区域文化中，河洛文化无疑是其中一个耀眼的明星。与三晋文化、巴蜀文化等地域文化相比，河洛文化有何特点又如何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形成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庆柱对本报记者的提问进行了一一解答。
区域文化中的核心区域文化
《中国社会科学报》：作为一种区域文化，河洛文化的范围涵盖哪些地方我们应该如何界定河洛文化在中华历史文化中的位置刘庆柱：河洛文化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区域文化之一，学术界一般认为河洛地区以今洛阳为中心，地理范围包括今豫西、晋南一带。河洛文化不是一般的中国古代区域文化，它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区域文化中的核心区域文化，属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中的根文化。所谓核心区域文化，就是影响整个国家的文化;所谓根文化，就是国家的文化之根。在河洛地区南部山区一带，近年来发现了多处旧石器时代的古人类遗存，这些旧石器时代的重大考古发现被评为当年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豫西地区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是中国古代文明形成之前，在当今中国地理范围之内考古学文化影响最大、最深远的史前区域文化。庙底沟文化(即庙底沟类型)孕育出河南龙山文化，继之又在庙底沟文化、河南龙山文化基础上产生了夏文化及中国古代历史文献记载的第一个王朝夏。
半个多世纪以来，在河洛地区考古发现的王城岗城址、新砦城址、二里头遗址、郑州商城遗址、偃师商城遗址被学术界认为是夏商王朝的都城遗址。古代都城是古代国家的政治统治中心、军事指挥中心、经济管理中心、文化礼仪活动中心，是古代国家历史的缩影，古代都城所在地是古代国家的中心地区，上述夏商王朝的古代都城遗址充分证实了其所在地河洛地区是夏商(早期)王朝的中心地区。从河南龙山文化时代的夏王朝早期都城遗址王城岗城址、新砦城址，到夏代晚期的都城遗址二里头遗址，说明夏文化源于河南龙山文化，而从河南龙山文化发展到夏文化的主要历史平台就在河洛地区。如果说庙底沟文化在河洛地区孕育了华夏文化，那么华夏文化的形成与早期发展，则在河洛地区夏商都城遗址得到考古发现的科学佐证。从三代的华夏文化，到汉唐时代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河洛地区在中国历史上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汉武帝时期，伴随着函谷关从灵宝东移至新安，促进了汉唐时代河洛地区与关中地区的一体化，使汉唐两京成为汉唐盛世的中心。汉唐时代河洛地区的古代都城、帝王陵墓、礼制建筑与宗教遗存等许多重要考古发现，使我们清晰地看到河洛文化在中华民族文化形成与发展中的历史核心作用。
三城制始于北魏洛阳城
《中国社会科学报》：我国历史上的很多都城诞生在河洛地区，您如何看待河洛文化对我国古代都城建制的影响刘庆柱：从中国古都发展史看，河洛地区考古发现的二里头宫城遗址、偃师商城遗址奠定了此后三千多年中国古代社会历代王朝都城布局形制的基本文化基因，如二里头遗址、偃师商城遗址的都城以宫城为核心的布局，宫城之中宫殿与宗庙的二元格局，宫庙政治性建筑的一门三道与一门四塾规制。二里头遗址、偃师商城遗址是中国古代都城宫城中最早的择中而立的典型，它们确立的范式一直为中国古代历代王朝都城之宫城所延续。作为从王国时代到帝国时代国家历史物化载体的中国古代都城，河洛地区的东汉雒阳城从汉长安城宫城与亚宫城并存发展为双宫城至单宫城，都城从西汉时代的坐西朝东改为坐北朝南。与古代都城变化相对应的是若都邑的帝王陵墓，从西汉帝陵的坐西朝东改为东汉帝陵的坐北朝南。帝陵陵园结构由西汉帝陵陵园的帝陵与皇后陵的同茔不同穴、二者各置一个陵园，变为东汉帝陵的帝后同穴。东汉都城与帝陵的上述规制变化影响深远，为东汉以后历代王朝所基本继承。
关键词：春秋时期；美金，恶金；青铜；
一、问题的提起
“美金”、“恶金”二词，出自《国语》等先秦古籍。《国语·齐语》载：“桓公问曰：夫军令则寄诸内政矣，齐国寡甲兵，为之若何管子对曰：轻过而移诸甲兵，……制重罪赎以犀甲一戟，轻罪赎以鞺盾一戟，小罪谪以金分，……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诅、夷、斤、斫，试诸壤土。甲兵大足”。相似的文字，还见：厂《管子·小匡》：管子答曰“夫齐国寡甲兵，吾欲轻重罪而移之于甲兵。……美金以铸戈、剑、矛、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斤、斧、诅、夷、锯、斯，试诸木土”。《管子》的记述，约源出于《国语》。文中所记，乃春秋中叶齐桓公(公元前685—前643年在位)与管仲的问答之语。
关于文中“美金”、“恶金”之所指，1952年郭沫若先生在有关中国奴隶制时代的论述中曾做了如下解释：“所谓‘美金’是指青铜。剑戟等上等兵器一直到秦代都是用青铜铸造的。所谓‘恶金’便当是铁。铁，在未能锻炼成钢以前，不能作为上等兵器的原料使用。青铜贵美，在古代不用以铸耕具”。[2]（P33）来，郭沫若先生又多次重申这一解释，“美金是指青铜，恶金是指铁，也是毫无疑问的。铁在未能锻炼成钢之前，品质赶不上青铜，故有美恶之分”。[2](P203)并以铁器的出现和使用作为春秋战国之交奴隶制和封建制分界的一个铁证。此外，还有不少学者持与此类似的观点。如李剑农先生也认为：《国语·齐语》的“所谓美金，即为青铜器，恶金当为易于酸化之铁。《国语》所言若可信，则在春秋时期，农器已有用铁为之者”。[3]（P26）杨宽先生也赞同此说。[4]史学大家的上述解释，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从之者甚众。对于这样的解释，虽然也有考古学家提出过质疑，认为：《国语》所言之“美金是指优质铜，恶金是指劣质铜”，[5]但终未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那么，先秦古籍中的“美金”和“恶金”究竟应当做何种解释呢尤其是“恶金”究竟是指青铜还是铁呢虽然有三国韦昭“恶，粗也”的注释，但仅仅从文献到文献进行考证，现在看来已经难以做出更令人信服的解释。有鉴于此，这里拟从考古学上对“美金”和“恶金”进行新的解释，作为一种尝试，以就正于学术界。
二、“美金”是青铜、“恶金”也是青铜的考古学阐释
将“美金”释为青铜、“恶金”释为铁的立论依据，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点：其一，先秦时期，剑、戟等上等兵器都是用青铜铸造而不用铁制造；其二，青铜贵美，在古代不用以铸农耕具；其三，未锻炼成钢的铁，品质不如青铜且易于氧化，故有美、恶之分。如果历史事实确如此，将“美金”和“恶金”分别解释为青铜和铁未尝不可。然而，大量考古发现所反映的历史图景，却与上述认识相去甚远，甚至是相反，促使我们不能不对前人的解释进行反思。
考古发现与研究表明：我国古代青铜器的起源，就中原地区来说，①至少可以上溯到公元前3000年前，至公元前2000年前后青铜器的冶铸已趋向成熟，从而进入到青铜器时代。[6]至于我国古代的人工冶铁，就中原地区来说大致始于公元前8世纪初的西周晚期，春秋战国之交的公元前5世纪进入到高速发展时期。[7]因此，公元前8世纪—公元前5世纪的春秋时期，是我国铁器时代的初期阶段，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铜铁并用时期”。齐桓公和管仲主要活动于春秋中叶，《国语·齐语》所记管仲相齐之事正发生于这一时期。因此，本文对有关考古发现的梳理和考察即以春秋时期为主，前后兼及商代、西周和战国时期。
最后，考察先秦时期人们对青铜和铁是否存在“美”与“恶”的认识问题。一般说来，未锻炼成钢的铁，其性能的确不如青铜且易于氧化，这是事实。但如上所述，铁器出现之后的春秋时期，青铜和铁同样都用于兵器和工具的制造，由此看不出当时的人们对青铜和铁存在着美与恶的认识，因此也就无法得出青铜是美金、铁是恶金的结论。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上述西周晚期虢国墓出土的玉柄铁叶剑和铜胶铁叶矛，经金相鉴定，铁叶部分均为块炼渗碳钢制品，也就是说至迟在西周晚期我国先民已经掌握了炼钢技术。[17]所以，以为春秋时期尚未掌握将铁锻炼成钢的技术而将铁指称为“恶金”的推论，显然不符合当时冶铁技术发展的历史实际。
————————
①这里的中原地区，是相对于周边地区而言、以黄河中游为中心并包括长江中下游等周围地区在内的广义的中原地区，亦即东周列国的统治区域。
综合起来看，在春秋时期，戈、矛、剑、戟等兵器不仅大量用青铜铸造，而且同样用铁制作；铁被用于农耕具的制作，青铜同样也用于农耕具的铸造，尤其是当时的金属农耕具主要是青铜制品；[24]（P12）随着西周晚期炼钢技术的发明，人们不仅没有把铁视为劣质金属，反而在一定情况下可能将其视作贵重金属，至少是与青铜等而观之的。因此，把“美金”和“恶金”分别解释为青铜和铁，尤其是把“恶金”解释为铁，显然是缺乏历史根据的。
那么，“美金”和“恶金”究竟所指何物呢或许所指皆青铜也。一方面，春秋时期人工冶铁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人们对于铁的认识还不够完善，铁器的生产和在社会生活中的应用还有限。另一方面，春秋时期社会生活中大量使用的金属仍然主要是青铜，青铜冶铸技术和生产发展到了高峰阶段，人们对青铜的认识已经相当成熟。《周礼·考工记》“金有六齐”的记载和现代冶金史学对青铜器合金成分的研究表明，当时的青铜工匠对青铜合金成分、性能和用途之间的关系已经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并能根据不同的需要通过控制铜、锡和铅的配比铸造出具有不同性能特点和用途的各种青铜器，[25]（P72—74）青铜器在材质上是有优劣之分的。有鉴于此，或可认为《国语·齐语》中的“美金”和“恶金”指的都是青铜，“美金”是优质青铜，“恶金”是劣质粗铜。
三、余论
自王国维先生提出以地下实物资料与历史文献资料相互印证研究古史的“二重证据法”以来，研究先秦历史的史学家们，已经越来越多地注重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的结合了，并且实践证明这种研究方法是科学的，有效的。正如李学勤先生所指出的：充分运用文献研究和考古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将能开拓出古代历史、文化研究的新局面，对整个中国古代文明作出重新估价”。[26]（P19）同样，在先秦古籍的考释上，尽量吸收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并与传统的方法有机结合，应当说是实现先秦古籍研究不断创新的重要途径和方法，有必要大力倡导之。
参考文献
[1]郭沫若．奴隶制时代[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2]郭沫若．希望有更多的古代铁器出土——关于古代分期问题的一个关键[A]．奴隶制时代[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3]李剑农．先秦两汉经济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62．
[4]杨宽．试论中国古代冶铁技术的发明和发展[J]．文史哲，1955，(2)：26—30．[5]黄展岳．关于中国开始冶铁和使用铁器的问题[J]．文物，1976．，(8)：62—70．
[6]白云翔．中国的早期铜器与青铜器的起源[J]．东南文化，2002，(7)：25—37．
[7]白云翔．中国的早期铁器与冶铁的起源[A]．庆祝安志敏八十寿辰考古论文集[C]．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
[8]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三门峡虢国墓地[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
[9]长沙铁路车站建设工程文物发掘队．长沙新发现春秋晚期的钢剑和铁器[J]．文物，1978，(10)：44—48．
[10]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河北易县燕下都44号墓发掘报告[J]．考古。1975，(4)：228—248．
[11]杨泓．汉代兵器综论[J]．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9，(12)：55—66．
[12]白云翔．殷代西周是否大量使用青铜农具的考古学观察[J]．农业考古，1985，(1)：70—81．
[13]白云翔．我国青铜时代农业生产工具的考古发现及其考察[J]．农业考古，2002，(3)：165—171．
[14]南京博物院．江苏六合程桥二号东周墓[J]．考古，1974，(2)：105—115．
[15]安徽省文物工作队．安徽舒城九里墩春秋墓[J]．考古学报，1982，(2)：229—241．
[16]云翔．齿刃铜镰初论[J]．考古，1985，(3)：257—266．
[17]韩汝玢．中国早期铁器(公元前5世纪以前)的金相学研究[J]．文物，1998，(2)：87—96．
[18]刘得祯等．甘肃灵台县景家庄春秋墓[J]．考古，198l，(4)：298—301．
[19]宝鸡市考古工作队．宝鸡市益门村二号春秋墓发掘简报[J]．文物，1993，(10)：l—19．
[20]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淅川下寺春秋楚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
[21]山东大学考古系．山东长清仙人台周代墓地[J]．考古，1998，(9)：11—25．
[22]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信阳楚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
[23]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望山沙冢楚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
[24]童书业．中国手工业商业发展史[M]．济南：齐鲁书社，1981．
[25]北京钢铁学院．中国冶金简史[M]．北京；科学出版社，1978．
[26]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
Anarchaeologicalinterpretationof"goodmetal"and"badmet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