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天放：大家下午好!我是贸促中心多边贸易处处长秦天放，下面有请贸促中心马洪涛主任为我们讲话。
马洪涛：尊敬的各位专家、各位嘉宾，大家好!
谢谢大家，再次预祝今天的论坛圆满成功，谢谢!
秦天放：感谢马主任的致辞，下午的环节由我来主持，下午讨论的是第二个专题，题目是“全球农业治理与农业贸易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断融入国际市场。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积极参与农业谈判，不断为WTO农业改革贡献“中国方案”;同时中国政府还积极与联合国粮农组织、农发基金、世界粮食计划署等国际组织合作，为全球农业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下面有请第一位发言嘉宾：FAO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主任多米尼克·伯金(DominiqueBurgeon)先生。伯金先生长期从事人道主义和发展援助研究，并在此项工作上拥有丰富的经验。他曾担任联合国粮农组织应急行动及抵御能力司司长、粮农组织驻孟加拉国代表等多项职务。下面有请伯金先生。
多米尼克·伯金：各位贵宾、女士们、先生们，尊敬的与会者，我很高兴参加由中国农业农村部农业贸易促进中心组织的第十三届农业贸易政策国际会议，考虑到我们一直面临的重大粮食安全挑战，今年的主题“新冠疫情背景下的粮食安全和全球农业治理”非常切题且应景。本次大会上，我将讨论贸易与粮食安全之间的关系，贸易的作用以及粮农组织在这方面的工作。
女士们、先生们，新冠疫情、冲突以及极端气候事件，对世界各地的粮食安全和营养的轨迹产生了负面影响，尤其对最脆弱的国家和人口构成了重大挑战。尽管人们希望全球能在2021年摆脱新冠疫情，且粮食安全得到改善，但2021年，全球饥饿状况加剧，实际上，在2021年，多达8.28亿人受慢性饥饿之苦。自2020年以来增加了约4600万人，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增加了1.5亿人。2021年全球饥饿人口增加，反映了国家间经济复苏模式不平等，以及受新冠疫情影响最严重者的收入损失未能弥补导致的各国间和各国内部的不平等加剧。
最新预测显示，到2030年仍将有6.7亿多人处于饥饿状态，相当于世界人口的8%，这与2015年启动《2030年议程》时的份额相同。同样，2021年，世界上有23亿多人无法获得足够的粮食。2020年急剧增加后，2021年全球中度或重度粮食不安全的影响面基本保持不变，但是，严重的粮食危机在全球每个地区都有所恶化，使已处于严重困境的人口雪上加霜。
请听我详细阐述。虽然许多人可能并不处于那种“因严重缺乏膳食能量导致身体不适”的饥饿状态，但仍可能缺乏食物安全感。若人们缺乏正常生长和发育所需的足够且富含营养的食物，同时无法采取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由于无法获取食物和/或缺乏获取食物的资源)，他们就无法获得食物保障。在实现儿童发育迟缓和纯母乳喂养等全球营养目标方面取得进展。但是，我们在成人肥胖和女性贫血问题上走错了方向。
最后，2020年全世界有近31亿人无法负担健康饮食——是31亿人。这一数据表明我们在完成《2030年议程》中消除饥饿和消除一切形式营养不良的目标方面做得还不够好。
尊敬的各位与会者，今天，我们面临着多重挑战和相互关联的风险，它们正在恶化全球粮食安全局势，它们包括食品、肥料等农业投入和能源价格高企和波动，以及冲突、气候变化、病虫害和经济冲击带来的不确定性飙升。在应对相互关联的多重挑战时，我们不能低估贸易的作用，贸易是农业食品系统的组成部分，事实上，《2030年议程》承认贸易在解决粮食安全、营养和可持续农业方面的关键作用，国际贸易可以平衡各国的粮食赤字和盈余，改善多样化食品供应，有助于价格稳定。
最近新冠疫情下的经验证明了贸易在应对粮食冲击方面的关键作用。尽管在新冠疫情期间受到破坏，但事实证明，农业食品系统比同期的其他经济部门更具适应性。
女士们、先生们，虽说贸易是农业食品系统的组成部分，但必须强调，国际贸易需要在国家和全球各级做出努力，以发挥其积极作用，为实现更高效、更包容、更具适应性和更可持续的农业食品系统作出贡献。
首先，提高市场透明度和政策对话，对减少全球农产品贸易受到的干扰至关重要。例如在第一波新冠疫情期间，由粮农组织主办的20国集团农业市场信息系统(也称为AMIS)，在缓解贸易中断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使全球主要商品生产商能够相互了解。现有和预测的供应、粮食库存和国内需求，加强多边贸易体系，以及加强世贸组织的磋商和通知进程，被视为国际贸易带来积极影响的关键途径之一。
其次，各国还应仔细考虑贸易限制措施对国际市场的潜在破坏，尤其要始终避免出口限制，因为这只会加剧价格波动，限制全球市场的缓冲能力，并在中长期产生负面影响。
第三，贸易和国内政策需要重新定位，适应诸如促进可持续性和适应性的目标。要逐步取消价格干预和扭曲贸易的生产者支持，提高最困难农户的收入，同时调整公共支出方向，都可以达到上述目的。
最后，贸易便利化措施和国际合作也非常重要。举个例子，精简卫生和植物卫生(SPS)措施，能改善各国海关之间的协作，以及采用电子植物检疫证书等都是非常实际的做法。对促进各国参与粮食和农业贸易以及应对世界粮食安全挑战有重大潜力可挖掘。
同样，需要对营销和贸易基础设施进行公共投资，保证不漏掉贸易利益。特别要注意投资于“最后一公里”的基础设施，电力和水供应，农业信息和通信技术服务供应，可以为私人投资农业创造有利环境。
最后，促进生产力提高的农业发展计划也可以算作辅助政策，这包括对研发、培训和推广的公共投资，促进获得高质量投入(如种子、肥料、机械)的计划，以及改善获得金融工具的机会。
尊敬的各位与会者，最后请允许我简要谈谈粮农组织在其职责范围内对当今粮食安全面对的多重复杂挑战的作用：
首先，粮农组织将继续通过其市场情报服务和预警系统，提高国际农产品系统和贸易的透明度。例如主持和扩大农业市场信息平台AMIS的工作。
粮农组织工作的另一个重点是巩固成员国的能力，使贸易为更好的农业食品系统服务。这是通过在各个区域与粮食和农业贸易有关的各种主题开展能力建设活动来实现的。粮农组织还领导创新方案和方法，以促进小规模行动者更好地融入市场和价值链。粮农组织与多个利益攸关方、区域网络合作，推动贸易便利化措施方面的监管合作，促进贸易安全高效进行。其中，粮农组织认识到支持和扩大旨在改善农业食品贸易数字解决方案的潜力和必要性，特别是鉴于不确定性的增加，促进和便利贸易的数字化方法是使农业食品系统更高效、更可持续的重要方式之一。
最后，我想重申粮农组织致力于在其职责范围内与所有成员和伙伴合作，实现《2030年议程》和可持续发展目标。
再次感谢与会邀请，并祝大会圆满成功，谢谢。
秦天放：感谢伯金先生。
下面有请下午第二位发言嘉宾：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屠新泉先生。屠新泉先生是北京市第十三届政协委员，商务部经贸政策咨询委员会对外贸易专家，新华社特约经济分析师，全球经贸治理研究网络秘书长，并担任中国WTO研究会、中国法学会WTO法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理事等。屠新泉教授长期从事WTO规则、中美经贸关系、中国外贸政策等领域研究，曾主持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重大、重点项目，教育部重大项目等，先后在美国翰斯·霍普金斯大学(JohnsHopkinsUniversity)、WTO秘书处、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KIEP)等做访问学者。
下面有请屠新泉先生。
屠新泉：谢谢秦处的介绍，非常高兴有机会参加这次论坛。
各位专家，今天非常荣幸有机会参加这个论坛，我今天报告的题目主要是从WTO改革的角度来跟咱们农业领域的各位专家进行一个交流。
第二个我觉得在90年代的初期，从世界范围来看都形成了在经济思想上对于新自由主义高度的认可，对于贸易自由化，对于经济市场化的高度认可。这个认可即使一方面也跟冷战结束有关系，就是苏联这套体系的失败，使得从这个体系中出来的国家都转向了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体系。另外即使在西方体系内部也有一个新自由主义高潮，或者叫华盛顿共识，实际上在西方体系内部有一些国家并不是采用比较自由化的市场经济的模式，但也是在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早期转向了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所以在当时可以说在全球范围内，在经济思想或者经济制度上形成了一个共识。这个共识反映在WTO，那就是贸易自由化，所以我觉得这个思想上的共识和美国在实力上超强地位是保证乌拉圭回合谈判能取得成功最关键的因素。
当然从具体议题来看，农业问题也是多哈回合失败非常关键的因素，但是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不是在于具体的议题，而在于整个国际的环境，包括WTO内部权力结构的变化。
在2008年之后虽然WTO的谈判仍然在继续，并且取得了一些局部的成果，比如说贸易便利化等等，但总体来讲它已经失去了继续向前取得全面突破的动力。
当然WTO改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实际上想要改革WTO的国家并不多，真正想特别改革WTO的就是美国，其他国家对WTO改革的热情并没有那么高，当然像欧盟、日本等等也有所参与，但其实更重要的一个推动者是美国。美国对WTO的改革我个人认为主要是出于四个方面的原因，或者说美国是因为它对WTO的失望或者质疑，所以才要求对WTO进行改革，我自己的总结它主要的问题或者说质疑是在四个方面：
1、怀疑WTO多边贸易体制，多边贸易谈判机制削弱了美国的优势。它认为这种多边谈判机制或者一揽子的谈判机制对美国发挥它的国力优势，国家权力的优势是不利的，因为它不得不去照顾很多国家在不同议题上的不同立场，而且只有在所有的问题上达成共识的时候才可以结束谈判，这个对于美国这样一个超级大国来讲确实是不利的，确实是约束了它力量的发挥，尤其是在特朗普上台之后美国转变了这种对国际贸易谈判的态度，尤其是对WTO的谈判完全失去了兴趣，它更加倾向于单边的制裁或者说双边施压的谈判，从结果来看确实通过这种双边谈判美国确实获得了一些短期的利益，这个更加奠定了它对WTO的质疑。
2、质疑争端解决机制损失了美国的国家主权。事实上我们也都知道美国终止了WTO的上诉机构，通过它的单边行为可以说跟所有的其他WTO成员做对抗，以一己之力废掉了WTO的上诉机构，原因就在于WTO上诉机构在过去这么多年的实际经验中对美国做出了一些不利的裁决，超出的美国的承受能力，尤其是违背了美国认为的国内法优先于国际法的理念，上诉机构的很多裁决要求美国对自己的国内法做一定的修改，从美国的角度来说这个超出了它的预期，虽然说上诉机构本身的设立其实很重要的是美国来推动，但是从实践效果来看超出了它设计时候的一些想法，所以它要求改革，或者说废止上诉机制，改革争端解决机制，同时恢复美国行驶单边措施的权力，因为没有一个独立的上诉机构，美国搞单边制裁的时候就没有一个国际机构能对它做出公正的或者独立的裁决。
3、质疑特殊和差别待遇原则让发展中国家占了美国的便宜，它认为WTO规则中包含了很多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差别待遇，是一种不平衡、不公平的待遇，特别是很多发展中国家在WTO当中已经实现了经济发展，从美国的角度来说这些国家应该要退出发展中国家这个行列，取消它们的特殊国差别待遇，尤其是像中国、印度等等，美国曾经列了一个标准，包含20个国家，质疑这些发展中的大国或者说比较发达的发展中国家继续享受优惠待遇，从而使美国处于一个不利、不公平的地位。当然美国的指责其实是没有道理的，如果我们去细看差别和特殊待遇原则，我们可以发现大多数的特殊国差别待遇条款没有实际的意义，从贸易角度来看影响是非常非常小的，尤其是中国我们几乎放弃了所有的特殊差别待遇，所以这个指责其实是没有道理的。
4、质疑现行WTO的机制无法约束非市场经济国家。它的理由就是说WTO规则制定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到非市场经济国家加入的一种情况，特别是中国的进入，它认为现有的这套规则不足以确保非市场经济国家公平的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当然这里面的矛头最主要是指向中国，所以美国要求WTO改革现有规则或者新增一些特殊规则，来对这些非市场经济国家以及他们的行为加以约束，确保它所理解的公平竞争。比如针对补贴的问题，针对国有企业的问题都加强规则或者制定新的规则。
美国这几个质疑应该说都是对WTO的根本原则、基本原则、基本框架的一个条件，像争端解决机制、多边谈判机制，包括特殊差别待遇这些其实都是对WTO的根本性挑战，所以我经常讲美国不是要改革WTO，美国是要对WTO进行革命。
美国的态度，对WTO的态度发生的变化，我们也都知道美国是WTO事实上的领导者，或者从过去的发展来说它是事实上的领导者，美国作为一个领导者对WTO现行的原则和规则、机制提出了这样的质疑和条件，相应的WTO改革就成了一个不得不进行的一个事情。
从提出WTO改革之后，从11届部长会议之后经过了一些讨论，但是从WTO内部来讲并没有进行正式的讨论也好、谈判也好，更多的是各个成员各自表达自己的立场，然后在部分成员之间有一些讨论，当然学术界的讨论也非常多。真正从官方的角度来说，从WTO的角度来说就是最近这一次第12届部长会议，12届部长会议也是提出了WTO改革这样命题之后第一次部长会议，从这次部长会议的情况来看，应该说是取得了不错的成功，是非常非常难得的，在这样一个困难的条件下能够取得成功，也是证明了WTO仍然可以有效地进行谈判，并且为世界、为应对全球性的挑战作出WTO的贡献，证明了多边主义、多边贸易体制的生命力，对未来WTO积极参与公共卫生、粮食安全、气侯变化等从贸易角度可以作出积极贡献，可以说是一些开创性的贡献。另外WTO在这次部长会议上达成了渔业补贴这样一个协定，谈了那么多年，其实是多哈回合当中唯一取得多边成果的一个议题，因为渔业补贴是多哈回合谈判的议题，而且也是在可持续发展领域取得了突破。
从WTO改革的角度来说，第12届部长会议正式启动了WTO改革进程，明确了一些组织安排，又从理事会推动，而且明确提出WTO需要进行必要的改革。其实“必要”这个定语是中国提出来的，我们认为WTO是需要进行必要的改革，而不是一个进行革命性的改革，不是进行一个颠覆性的改革，不是另起炉灶，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第12届部长会议也对WTO改革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多哈回合当中农业也是一个焦点议题，其实分阶段来看取得了一些成果，像2008年农业模式案第四稿取得了一些成果，当然很遗憾最后没有成功。然后2013年巴厘岛部长会议上也取得了一些成果，2015年的内罗毕部长会议在一些具体议题上，尤其在出口竞争上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最核心、最关切的一些问题都没有能够取得突破，所以现在其实农业问题仍然是多哈回合当中一个最大的遗留问题。
从世界市场份额来看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农产品贸易当中市场份额也是在不断提高的，像巴西、中国，相应的有些发达国家份额是在下降的，包括美国、加拿大等等，所以这是一个结构性的变化。
秦天放：感谢屠新泉先生。
下面有请第三位发言嘉宾：中国驻WTO代表团参赞、农业经济与管理学博士、三级研究员贡锡锋先生。贡锡锋先生长期从事农业国际合作工作，曾任中国农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标准研究中心)党委书记，新疆农业科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曾担任农业农村部国际合作专项、科技部国际合作重大专项战略评审专家，国际农业研究组织全球调整项目委员会委员等。有请贡锡锋先生。
第一部分首先想和大家汇报一下MC12的主要成果。
原来希望在MC12上能够达成三项成果，一个是针对目前的重大危机，也就是疫情、战争和未来气候变化挑战、环境，这些方面农业上应该做什么第二个WTO作为一个多边机构应该做什么第三个就是从农业谈判的角度我们应该制定什么样的路线图和计划，对下一步谈判能够切实起到正确引领。MC12很遗憾经过五天五夜的熬战，最后农业谈判的工作计划被搁置，因为牵连到其他成果的达成，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最后经过总干事多方协调达成了一个应对目前粮食危机的部长宣言。另外关于世界粮食计划署在粮食危机情况下采购粮援，其他成员应该免予出口限制，这样子两个成果，农业谈判的成果没有达成，实际上对于成员的立场分化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对下一步的谈判也会有不少的障碍，也使成员的分裂和对立更加的尖锐，这是我想交代的一个前提背景。
关于气候、可持续发展，还有环境问题，成员分歧很大，所以这个是在下一步的讨论当中仍然是焦点。大多数发展中成员都认为关于粮食安全挑战这一块，多数发展中成员强调农业生产对粮食的重要性，因为本身如果产能没有，完全依赖贸易，根据WTO的数据贸易在解决粮食安全方面只占成员粮食需求量的15%，也就是85%通过成员的自身产能来完成。
第三个想跟大家介绍一下现在推进农业谈判主要矛盾焦点在什么地方，主要是四个问题：
2、调整更新贸易规则，是不是应该坚持平衡规则优先，这些是一个根本点，作为我们来讲我们一直是坚持优先平衡规则，这个是防止加剧进一步不平衡的一个起点。
3、我觉得成员都要明白农业国际贸易的目的是什么，实际上还是满足吃饭问题、粮食安全，第二个是营养和健康，这个规则应该更好地保障粮食安全、保障开放以及稳定可预期，这是下一步规则调整的一个重要起点。
4、谈判模式怎么设计很多成员提出来不要谈判特会了，我觉得是不可能的，没有谈判特会的推动很难用其他模式来协调164个成员达成共识，那是非常困难的，所以这一块我觉得下一步谈判是需要探讨的。
第四个就是我们如何来看待下一步农业谈判，我想分成长期和短期。
最后我想花一两分钟说一下最近改革的动态。
我的报告就到这儿，谢谢大家!
秦天放：感谢贡锡锋先生。
Sorescu：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
很高兴能在2022年农业贸易政策国际会议上发言。
经合组织-粮农组织《2022-2031年全球农业展望》强调，由于新冠疫情爆发后需求复苏，以及由此造成的供应和贸易中断，目前大多数农产品的国际价格高企，而地区冲突加剧了这种情况。该冲突已经对农业和投入物市场，尤其是粮食和油籽市场，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宏观经济环境仍然难以预测。
未来十年，全球农业产量预计将每年增长1.1%，额外产量将主要产生于中低收入国家。然而，能源和农业投入物价格长期上涨将抬高生产成本，并可能限制未来几年内的生产率和产出增长。受人口和人均收入增长推动，预计未来十年内，全球粮食需求将每年增长1.4%。然而这些预测表明，到2030年，食品消费量的增长将不足以实现关于“零饥饿”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之二。预计未来十年内农业贸易将继续扩大，但因需求和生产增长放缓，其增长速度将比过去十年明显放缓。
该背景下政策前景如何
经合组织的《农业政策监测和评估报告》指出，2019至2021年，54个经济体对农业部门的支持总额达到每年8170亿美元，与2018至2020年相比增长了13%。该增长的部分驱动力可能是暂时的，如新冠疫情中对消费者和生产者的支持，以及加大非洲猪瘟后重建畜群有关的市场价格支持。2019至2021年，个体生产者每年获得6000亿美元的正支持，占经合组织经济体农业总收入的17%，占11个新兴经济体的13%。这些描述整体水平的数字掩盖了各个国家的显著差异，支持在全国农业产值的-18%至87%之间波动。
农业有充足的机会减少排放。农业是少数几个能够从大气中清除碳并将其封存在土壤和生物质中，从而为应对气候变化做出积极贡献的部门之一。缓解气候变化需要辅以适应战略，适应战略依赖于更适合环境变化的新管理方式(如作物多样化、改善用水管理)，以及由研发投资支持的新技术(如耐涝或耐热作物品种)。
农业部门有两个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领域：
供给侧方案，涉及针对生产过程各个阶段的不同干预领域：
首先，减少农业生产的直接农场排放：通过改进技术和管理以及减少农业排放的具体技术方案，提高生产力和投入物使用效率。现有各种技术可减少能源消耗造成的农场排放，如转向阳能和风能等可再生能源，以及采用更环保、更高效的燃料驱动农业机械。
其次，减少土地利用变化造成的间接排放，增加农业土壤中的碳储量：减少农业土地扩张，如提高土地生产力、恢复退化土地和重新向已排干的泥炭地中引水、加强农田和草地的土壤固碳能力以及植树造林。土壤碳封存可以通过以下措施实现：改进轮作、残留物、植被、牲畜放牧密度、农田-牧场一体化、农林复合管理等。
第三，减少粮食损失造成的排放：限制田间损失和农场收获后损失。
需求侧方案，对应消费者层面对农产品需求的变化。该变化基于消费者饮食偏好、购买嵌入式排放量较低的食品和减少食物浪费——上述变化都会降低消费者层面的排放足迹。
此外，农业可以通过生物能源生产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全球气候变化减缓。严格来说，传统生物能源不是减少农业排放的供给侧方案，因为其主要缓解效果来自于替代其他经济部门消耗的化石燃料。
目前最大的生物能源来自森林的固体生物量，用于能源发电厂(现代生物量)，以及木柴用于家庭烹饪、取暖等传统方式，这在发展中国家很常见(传统生物量被认为不可持续)。
鉴于以上影响，以市场转移或预算支付形式制定的支持政策都可能与其他缓解气候变化的干预政策抵触。
支持政策也可用于激励环保实践，或提供更广泛的一般性服务，如研发创新以支持减排。支持应转向脱钩支付和环境公益支付。支付以提供碳封存、植树造林以及边缘土地恢复和善后等环境产品和服务为条件。2019至2021年，报告所涉及的国家每年仅向生产者支付17亿美元用于提供环境公共产品。然而，通过脱钩支付，更大的支持可能对环境产品(如有机农业)产生较大直接或间接影响。应加大对农业气候服务的资金投入以加快调整。
最后，支持农业研发和创新的作用至关重要。但对农业创新的支持仍然很低，仅占农业产值的0.7%。将更大份额的研发支出用于缓解措施，有助于提高可持续生产力，开发低排放农业所需的新技术。
谢谢大家!
秦天放：感谢Sorescu女士。
下面有请第五位发言嘉宾：中国农业大学教授田志宏。田志宏教授是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农产品贸易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全国物流信息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农业农村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委员。田志宏教授长期从事农产品市场与贸易、农业市场准入与国内支持、WTO农业谈判、劳动资本关系与农业机械化等领域研究。
下面有请田志宏教授。
田志宏：尊敬的天放主席、各位领导、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
前面专家都提到了关贸总协定谈判到第八轮才把农业纳入谈判领域，乌拉圭回合农业协议首次将农产品置于多边框架之下，上个世纪90年代的努力过程中，有一些折中性的、过渡性的操作为后续多边政策的协调留下了一些难点和冲突点，这些难点、冲突点就变成了现在的一些摩擦点。
这是关税水分，从多哈回合开始，模式草案，所有的方案我们都希望进一步的关税减让是以约束税率为基准，约束税率减去实施税率的话基本上描述成一个关税水分，我们看见成员在关税水分方面差别比较大，这个单位是百分点。比如像挪威，它的平均税率有98.5个百分点的水分，印度有将近74个点，这些都是比较可怕的数据，这么大的水分它不是一个正常的关税消减公式能够解决的，由于各国的平均税率不一样，我们用关税水分除以平均税率，希望得到一个占比，我们看到有些成员占比超过了80%，有的也有60%—70%。成员之间存在这种约束水具差异会产生很多负面影响，使得这种多哈回合以后的贸易政策协调都出现了不确定性。另外关税水分也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成员之间的实施税率的差异，最终水分变成关税往下削减的一个难题。
第三个就是复杂关税，复杂水在模式草案阶段它表现出来就是比较难以处理，技术化的味道很重，我们很不容易进行国家与国家之间，甚至一国在两个年度之间的保护水平的对比。我们在表中给出了非从价税目它在整个税目当中占的比重，我们看到有些国家非从价税占的比重超过了1/3，成员之间在这上面有很大的差距，但是这种情况从时序拉开的话差别并不大，就是各国持续的、习惯性的把税责当成一个既定的制度在往下延续，一些成员如果作出调整的话也可以在税目层面上找到一些解释和答案。
这是关税高峰的情况和最高税率的情况，我们看看关税高峰，实际上有不同的表达方式，我们用的是绝对高峰，就是15%税率作为高峰，还有另外一种就是相对高峰，就是3倍的平均值这种高峰，我们看见关税高峰和最高税率都在时序上呈现一定稳定性，而在成员之间呈现出很大的差异性。
另外我们也观测了农产品税率的变异情况，表中给出的是变异系数。这种变异在二十年的实施税率当中仍然表现出明显的稳定性，我们看到有发展中成员更加倾向于税率的扁平分布，我们国家也是这个特点，缺乏高低税之间的配置和产品之间的配合，这种就显得比较扁平，我们看到变异系数在里面属于是比较小的，0.7几这样一个数据。个别成员约束税率它的分布出现了一些偏差，就是说它中间有一些调整，在年际有一些调整。
我们也把农产品关税和所有的产品的关税水平做了一个对比，能够看出除了农业资源优势成员，我们看见除了像阿根廷、澳大利亚、新西兰这些国家以外，大部分的国家，无论是出口国还是进口国，农产品关税水平普遍高于所有产品的关税水平，农产品关税如果要消减的话恐怕将来的空间还是存在的。
乌拉圭回合以后，WTO成员是能够自主制定和调整实施税率的，可以在框架下自行增减关税。从实际情况来看，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根据自身的情况来调整实施税率，可以削，也可以提高。另外我们看到比较大幅度自贸区当中接受自贸协定税率，做了国别局部的调整;美国历来对关税税率的管理是比较严的，它的做法还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我们详细梳理了美国2000—2020年的实施税率，这项工作比较繁琐，我们是在八位目层次上比较实施税率与约束税率之间的差值，然后我们在产品层面上比较年际税率的变化，因为这中间实质性的技术问题就是它要跨越五个HS版本，另外要处理低重加税带来的不可比性，这些问题是一些很繁杂的工具。自贸区关税也面临这个问题，好在自贸区关税有自己的关税例行编码以后数据整理相对要方便一些。
我们得到的判断是这样的：一美国自主降税的产品范围非常之窄，我们在这二十年调整过程中我们只看到它对31个税目作出了调整，我们应该叫税目次，就是有的税目调过好几次，用税目次做过调整。大家在右手这个表格上看见，涉及到的产品就这么多，非常窄的、很有特点的几类，制成食品，再加上烟草、肥料和棉纤，大概就这么几类。美国自己有1705个八位目，这个调整是非常窄的，而这些产品进口贸易的规模非常小，就是这个单向产品大概只有平均水平的1/3，就是所有的产品里面实际上贸易的规模是比较产品，小众产品。第二它只做局部和短浅的削减，我们详细整理了它调整的年份，最长的6年，最短的只有1年，并且自主削减一般都会被恢复，就是调整完以后后面又把它调回来，做的非常局部短期的调整。第三削减的幅度普遍不大，里面个位数的有，十位数也就20%多的幅度，因为他们本身的税率不高，美国整个农产品关税调整税率不高，所以调整的幅度很小，1—2个百分点，2—3个百分点这样的情况。实际上来看，乌拉圭回合以后美国对自己的农产品关税基本上不动，如果说它要动的话就是象征性。
相比之下，自贸区关税的调整反而是比较多的。自贸区协定美国2000年是5个，目前一共是20个，其中有2个退出，还有18个协定正在运行，其中与72个国家有同盟关系，它对农产品的覆盖不是全部的，是有选择性的，不同的协定下削减的力度明显不一样，有国别差异，但是新成立的自贸协定它的削减幅度要比原来要大一些，我们说在不断加深。既如此，还是有8个协定没有实现零关税的自贸协定。
美国在农产品关税实施税率削减问题上十分谨慎，严守约束税率，在自主关税调整中表现出明显的局部性、短期性和低降幅特征。美国在自贸区农产品关税削减方面表现出灵活性，针对不同的同盟不一样，并且在产品上是有所保留的。从乌拉圭回合协议实施以后，美国关税的削减基本上都是来自实施自贸协定。
最后做一些总结和思考。
在近20年当中主要成员的实施税率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是一个长期可以观察到的事实，它对将来关税政策的协调是有参考意义的，一方面它表现出成员对边境保护水平的实际需求;另外也凸显出目前约束税率里面存在的关税水分的影响。
我们看到，高约束税率成员更倾向于调整实施税率，因为它拥有更大的自主调整空间，在一定的场合下它对关税保护的诉求可能会更多。
以约束税率为基准进行关税削减的话，我们说这是一个判断，就是如果谈判按照这么来做的话可能存在一些问题，第一现行的几种模式，我们说包括已经有的几种模式，包括适应在工业产品上的，像瑞士公司这样的模式都可能因为关税水分而失效。FTA协定等关税削减就对多边的关税规则形成更大的侵蚀效果。
WTO框架下我们仍然可以把农产品关税看成是一种政策资源，因为成员之间关税水平存在着显著性的差异，这种差异现在看来是比较悬殊的，另外美国的做法也还是有一定的参考意义的。
好，谢谢大家，讲得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
秦天放：感谢老师，今天下午发言的5位嘉宾都已经结束了他们的发言。下面由我来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经过一天的讨论，大家围绕“后疫情时代的粮食安全问题”“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农业贸易发展”“全球农业治理与农业发展”等问题展开了讨论，梳理了疫情和地区冲突背景下粮食安全及农产品贸易面临的挑战，分析了中长期粮食安全形势及农产品贸易趋势，探讨了如何从全球粮农治理角度，特别是通过改革和完善农业贸易规则应对挑战，如何调整优化农业支持来助力农业健康绿色可持续发展，如何借鉴不同国家乡村振兴的经验为我所用，以及如何在乡村振兴进程中更好发挥贸易的作用。大家畅所欲言，深入交流，产生了很多富有价值的观点，感谢各位专家学者的热情参与和大力支持!
首先，要保持农产品贸易与粮食生产、储备、供应的平衡。贸易对粮食安全有重要的作用，推动农业资源在全球范围之内流动，帮助数以亿计的人口消除饥饿和营养不良，提高贫困农民收入，满足各国食物消费需求多元性增长。但贸易在解决粮食危机方面也存在局限性，全球粮食贸易量占消费量的比重有限，粮食出口高度集中在少数国家，且被跨国公司掌控，受气候变化、生物能源及粮食资本化金融化、地缘政治等因素影响，粮食市场波动性不确定性加剧，这些因素都可能限制贸易在解决粮食安全问题中进一步发挥作用。因此，各国解决粮食安全问题需要统筹考虑，长远谋划，既要充分利用贸易提升粮食安全水平，同时，共同努力防范贸易风险和不确定性，增强供应链韧性，提升贸易稳定性。通过财政、法律和政策措施以及适当的治理和体制框架，创造强有力的扶持环境，强化粮食生产、储备的投入，推动粮食系统发展取得更可持续的成果，多措并举为实现粮食安全提供全方位保障。
其次，需要进行全球粮食安全治理改革，建立一套公平的国际贸易规则。WTO农业谈判应首先针对目前的粮食危机，充分发挥贸易在保障粮食安全方面的作用。今年6月，WTO第12届部长会形成诸多成果，特别是就粮食安全、WFP采购人道主义食品豁免出口限制等达成积极宣言，有效提振了全球借助多边规则应对粮食危机的信心。但自1995年以来，WTO农业规则一直存在不平衡不公平的问题，至今没有得到实质性改善。少数发达成员拥有扭曲支持的空间，而大部分发展中成员保障粮食安全和农民生计的政策空间则受到规则限制，对于保障粮食安全至关重要的粮食安全公共储备(PSH)和特殊保障机制(SSM)这几个议题也迟迟没有进展。所以在新贸易规则构建中应当充分考虑扭曲强度、资源禀赋、补贴强度等方面因素，充分考虑类似中国这样人口众多，并拥有大量小规模农户的发展中成员的现实情况。
最后，我们还需要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携手应对全球粮食危机，加强全球粮食政策沟通和对话，助力全球农业产业健康发展，特别是帮助发展中成员和最不发达成员提升农业生产技术，增强农业生产力。近些年的事实再次证明，任何局部的事件都可能影响全球，各自为阵的策略无助于解决全球的粮食安全问题。
妥善应对粮食安全是我们召开这个国际会议的初衷，粮食安全离不开国家和全社会对粮食系统的投入。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通过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一系列措施，推动农村居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人均口粮占有量连续多年超过人均400公斤的国际粮食安全标准线，有效保障了中国14亿人口粮食安全，为全球粮食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希望我们一同携手，加强国际农业贸易政策的交流，助力全球范围内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为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全球发展倡议作出积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