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曾经提出过“以农业为基础”的口号，并把发展的次序规定为“农轻重”，也就是说，要把农业的发展放在第一位。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一方针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贯彻落实。中国的改革开放，虽然是从农村开始的，但农村的改革基本上是停留在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二十多年来没有大的进展。家庭联产承包制度虽然起了一定的作用，但这种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无法实现规模化的经营，作用极其有限。所以农村的发展也不可能有大的突破。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实际上是把发展的重点放在了城市。无论是国家的财政投入，还是社会投资，绝大部分都集中在城市。因此，农村和城市的差别不但没有缩小，而且有扩大之势。统计资料表明，1978年时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是2．57：1，农村改革开始后这一比例逐步降低，到1983年降到最低点1．82：1，随后城乡收入差距又有扩大，到1990年城乡收入比为2．2：1，1995年为2．71：1，2004年，则达到3.2：1的历史最高水平。我国城乡人均收入比大大高于大多数国家不到1．5：1的水平。
因此，发展农村，迅速改变我国农村和农业的落后面貌，已经不仅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当务之急，而且成了一个必须尽快迅速解决的重大社会问题。如果不能迅速扭转这种情况，不但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将受到影响，而且有可能引发更多的社会矛盾。
“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在民主革命时期提出的这一著名论断至今仍然没有过时。今天我们可以说，中国现代化的根本问题是三农问题。没有中国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也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的现代化，没有农业和农村的崛起，也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崛起。
二
解决三农问题涉及许多方面,如体制的改革问题、农业的规模化和产业化问题、农村的城镇化问题等等。但是，最关键的是钱的问题。没有钱，什么事情也办不成，而农村由于贫穷落后，缺乏自身发展的能力，所以必须从外部注入大的资金。单靠一般的政策性倾斜，或国家逐年加大财政投入的力度，很难从根本上迅速改变三农面貌。要把发展的战略重点由城市转向农村，必须在财政支出、社会投资和银行信贷三个方面下手，三管齐下。就是说，应该将政府的财政支出、社会投资和银行信贷资金的大头转向农村和农业。
以2004年为例，在国家空前加大了对农业和农村财政支出的情况下，全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总支出共2626亿元，而当年中央财政总支出18274.39亿元，用于三农的财政支出不到总支出的15%。2004年全国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70072亿元，其中农村11452亿元，城镇58620亿元，农村投资不到城市投资的1/5。银行信贷资金农村得到的更是少得可怜，2005年6月末，全部金融机构各项贷款本外币余额为19.9万亿元，农业贷款余额仅为10299亿元，仅为5%多一点。
这种情况必须迅速加以改变。应该使用于发展农村和农业的国家财政、社会投资、银行信贷的规模起码与农村人口所占比重相适应，即分别达到63%或者以上，则中国农业和农村应该得到的份额将分别达到11386亿、44145亿和12.5万亿或者以上。这对中国农村来说，简直都是天文数字。如果这样，中国农村和农业将会在三、五年内发生巨大变化，不用十年就有可能根本改变其落后面貌。
社会投资应转向以农村地区为主。国家应该像当年建设经济特区那样，制定优惠政策（如三年免税）鼓励投资商到农村地区投资，特别是鼓励大中型项目到农村地区去建设，以项目建设带动农村的城镇化建设。一个大项目，就可以带动一个城市的崛起。以2004年的固定资产投资的63%，即44145亿元的固定资产投资计算，可以在农村地区建设亿元以上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44000多个。根据民政部公布的2003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报告，截至2003年底，全国乡镇总数38290个，其中镇20226个，乡18064个，平均每年每个乡和镇都可以获得一个以上的亿元投资项目。有人担心农村投资的效益问题。实际是，农村地价便宜、劳动力便宜。只要能够实现“五通”，投资成本可以大大低于城市，而随着农村的发展和农村购买力的提高，农村地区市场的发展，可以肯定，在农村地区的投资效益会大大高于现有城市。
信贷和金融方面也应该做相应调整，不仅使银行信贷的规模与财政和社会投资的规模相适应，而且应该多方面为农村发展开辟财源。中国现在的金融政策，不利于钱往农村流动，反而使农村的钱流入了城市。应该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形成钱往农村流动的金融体制。例如规定国有商业银行实行农村项目优先的原则，以及利率方面的优惠政策。同时，可以允许地方政府发行专门用于农村交通和其它公共设施建设的债券。地方政府发行债券，关键是要加强监管，防止贪污挪用等腐败现象的发生。在严格管理和监督的条件下，还可考虑放开农村金融市场，允许农村多渠道进行集资，利率可以自由浮动。在农村市场利率高于城市的情况下，城里人也会愿意把钱投入农村。此外，也可以考虑发行三农彩票，设立国家三农发展基金等。
上述三个方面如果一时做不到,那么也应该争取三到五年内做到。
1949年，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把党的工作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经过了五十多年的发展，现在是应该把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向农村的时候了。
一、十五期间三农工作的主要成效
1、农民增收取得历史性突破。预计*年实现农民人均纯收入4250元，比九五期末增长965元，年递增5.29％。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主要得益于四个方面。一是国家政策性扶持。自*年全面实施农村税费改革以来，中央、省、市、县制定了一系列配套政策措施来扶持农业、反哺农民，使农民得到了实惠。农民负担逐年减轻，农民承担的费用及劳务由*年的1.95亿元（人平240元）减少到*年0.42亿元（人平56元）。累计发放三项补贴5101万元，其中种粮补贴4021万元、良种补贴700万元、农机补贴380万元。二是种植业增势明显。*年种植业产值8.42亿元（*年不变价），比*年增13％。三是农村劳动力外出劳务收入增长较快。“十五”期间全县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的组织协调机制初步建立、技能培训不断增强、职业中介服务成效显著。新增劳务输出48031人次，新增劳务收入约1.09亿元。至十五期末全县已转移农村劳动力20.17万人，农民外出劳务收入12.11亿元。四是林牧渔业量效双增。全县*年林牧渔业总产值达25亿元，农民来自林牧渔业的人均收入达1200元。
五、水利工作得到强化。以防洪保安为主，重点实施基础设施建设和农田水利工程配套建设。“十五”期间，全县共做土方5600万方、疏浚大中沟渠4132条、加修圩堤840公里、新建改造闸站桥梁1137座，凿井24眼，增加供水人口25万人，发展防渗渠道132公里。第六，农业机械程度化水平大幅度提高。大中型拖拉机由九五期末的397台猛增至865台、联合收割机由450台增至920台、农田排灌动力机械由9622台增至15179台，特别是插秧机在县内试验示范取得成功，在全县迅速推广251台。
二、当前三农工作面监的主要矛盾和问题
2、农业增效后劲不足。农业生产上主要存在市场化生产不足，农业增产与增效矛盾突出。大宗农产品市场总量饱和，积压卖难；同时优质农产品明显市场供给不足。农业增产不增效、增量不增收现象比较普遍。农业机械化程度不高，劳动报酬率偏低。现有农机具结构不适应农业结构调整的需要、农机具技术档次低、农机服务产业化程度低、农机服务体系因设施、手段不健全面服务功能差。林牧渔业增效潜力不大。全县森林资源总量较少、林业内部结构不尽合理、树种单
一、木材加工业发展滞后，大径材加工规模偏小、加工层次低、附加值不高。畜牧良种率不高、集约化程度低、标准化生产差，水产上的苗种质量不高、养殖基地不配套塘口老化、水产产业链不够完整，畜牧水产的检测、检疫体系不健全。农业产业化经营步伐不快且组织化程度偏低。现有龙头企业偏少、偏小，龙头企业与农户及农产品基地利益联结不够紧密，产销关系不稳定；农业生产的产业特色不明显，基地建设滞后；各类农民经纪人和合作经济组织作用不突出，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偏低。农业资源开发项目区不够集中连片，不能发挥规模效益；存在重建轻管现象；项目投入不足，招引“三资”办法不多。
三、“十一五”期间三农工作的目标定位及主要推进措施
㈠扶风县概况
1.1位于陕西省宝鸡市东部渭河流域。西汉时此地为京官右扶风的封地，唐时借汉官名作县名沿用至今。面积751平方千米。辖15个乡镇，205个行政村，22个居委会。人口44．8万。扶风县辖城关镇、天度镇、午井镇、绛帐镇、段家镇、杏林镇、召公镇、法门镇、南阳镇、上宋乡、揉谷乡、太白乡、黄堆乡、建和乡、新店镇。耕地4．92万公顷。耕地4．92万公顷。粮食作物以小麦、玉米为主。经济作物以棉花为主，油菜、芝麻、花生、大麻、辣椒、烤烟次之。是我省麦、棉主要产区之一。扶风县是农业大县，是国家确定的粮食生产大县和陕西省粮食、油菜、生猪、苹果、辣椒、秦川牛等生产基地。建成“吨粮田”10133公顷，水果总面积7333公顷，蔬菜面积1067公顷，辣椒2800公顷。县北有天然林400余亩，以山杨、栎类为主。经济林有苹果、柿子、杏、核桃、梨等。种植药材主要有白术，生地、大黄，黄芪等，野生药材主要有防风、黄苓、苍术、柴胡、地榆、酸枣、山楂等。大家畜有牛、马、骡、驴。“秦川牛”、“关中驴”广泛分布于高原和平原乡镇。有野兔、锦鸡等野生鸟兽10多种。工业有农机、电机、毛巾、水泥、水泵、食品加工等厂。
1.2人口
辖15个乡镇，205个行政村，22个居委会。人口44．8万。
1.3经济社会发展与人民生活指标
关于我们县总经济收入，到目前为止没找到近两年的任何可参考资料，但就我本人来看我们的的确确是个经济相对落后于其他兄弟县的穷县，缺少支柱产业，农业灌溉面积较少，农民收入普遍较低，农民生活相对较困难。
㈡扶风县“三农”政策落实情况
2.2关于“三农”的问卷调查。我们自己又做了一次问卷调查。能再准确的对以前的资料进行分析，我们共向过往群众发放问卷120份，回收109份，回收率90.833%。我们的问卷共有11道题，其中8道是选择题，2道是填空题，1道问答题。8道选择题中3道有固定的答案，5道答案不定。
2.3调查结果。在回收的109份问卷中，我们抽取其中的有效问卷98份。我们对这些问卷进行了统计分析。（针对其中的四个问题）问题如下：
1）“三农”问题的“三农”是指：
a农民b农业c农村d农户e农田
2）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促进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的政策措施，以下哪一项被取消了：
a农业税b农业特产税c我不知道
3）您是怎样知道有关“三农”政策的？
a看电视b听广播c别人告诉我的d政府宣传的
a大力支持b支持c我不在意d我不知道这些政策
统计分析的结果如下：
第1题第2题第3题第4题正确数错误数正确率正确数错误数正确率a答案b答案c答案d答案a答案b答案c答案d答案
623663.265%722673.469%561024821452111
㈢认识与思考通过这一次的宣传调查，我们对“三农”问题有了更深入的理解，我认识到了落实“三农”政策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与障碍。
“三农”问题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大问题，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它关系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农业兴，百业兴；农民富，万家富；农村定，天下定！”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三农”问题，想方设法解决“三农”问题。我认为可以从以下这些方面着手。
3.1加强“三农”政策的宣传力度，切实贯彻落实“三农”政策。
3.2增加农村剩余劳动力充分就业。为此，我们可以采取以下的途径。
1）尽快打破造成城乡分割对立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缩小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2）把我国的广大西部地区开辟为农民充分就业的广阔战场。3）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大向国外输出劳动力的力度，增加其数量。4）将城镇化作为农民就业的主渠道。
3.3从农村内部着手，解决“三农”问题。解决农民充分就业的问题，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是一项伟大而庞大的系统工程，这就需要一个相对较长的历史过程。我认为，除了以上的措施外，我们还可以从农村内部入手，进一步的深化改革，来解决有些问题。
3.4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步伐，走农业现代化之路。农业现代化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实现农业现代化又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根据目前我国的实际，我们既不能走以美国和西欧国家为代表的人少地多型的以机械化和化学化为特征的道路，也不可照搬以日本为代表的人多地少型的以生物技术为侧重的道路。我们要依据我国的国情、国力、农情、农力，选择一条既重视机械化、化学化和水利化，又侧重生物技术采用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在农业现代化路径的选择上，我认为以下几点很重要。
3.5.1农业土地制度创新。我们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来做。
1)制定农业用地有偿转让的法律法规，建立土地使用权流转制度（当然并不是完全的土地私有化），确保土地流传依法有序进行。2)设立农用土地转让市场，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3)建立承包土地社会保障的替代机制。4)建立土地补偿机制。
[关键词]“三农”问题城市化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经济发展
一、“三农”问题的现状
“三农”问题与城市化、工业化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不实现农民的市民化、农业的工业化和农村的城市化就不可能解决“三农”问题。目前“三农”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农民收入增长缓慢
“三农”问题的实质是农民收入增长问题。近年来，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缓慢，这一方面表现在农民收入的增长率不断下降，另一方面表现在农民收入的增长率远低于GDP的增长率和人均GDP的增长率。图1显示，从1994年后，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增长率急剧下降，从1994年的32.49%下降到2000年的1.95%，下降了30.5个百分点，2000年后虽有所上升，但仍低位运行，最高点也仅达到2004年的11.98%。与GDP的增长率相比，在1995～1996年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率高于人均GDP的增长率和GDP的增长率，农民收入状况有了改善，但自1997年之后，农民人均收入就大大低于人均GDP增长率和GDP的增长率。
2．城乡收入差距扩大
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一方面表现在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上，另一方面表现在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上。图2是1992～2005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的变化曲线，可以看出在1994～1997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曾一度缩小，但随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不断扩大趋势，1997年城市居民人均收入是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2.47倍，2005年则达到了3.22倍。
我国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恩格尔系数呈现出下降趋势，1989年农村和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分别是0.548和0.545，二者相差不大，但到了2005年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分别下降到0.455和0.367。1989～2005年间，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下降了18.1个百分点，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虽有所下降，但仍高达0.455，仅下降了9.3个百分点，与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的差距由0.3个百分点扩大到8.8个百分点。由于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大幅度下降，城镇居民总收入中通过农产品购买转移到农民手中的比例大幅度下降，而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的下降则使更多的收入转移到工业部门或城镇居民手中，由于农村居民的比重超过城镇，则上述数据显示的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下降显然使农民的相对收入进一步减少。给定恩格尔系数的这种下降的趋势，则经济增长率越快，农村居民对城镇居民的收入比例越低。
3．农民购买力不足，农村市场难以启动
由于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比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民的消费水平远比城镇居民要低。一方面农村购买力水平较低。统计调查显示，2005年在全社会最终消费支出中，占人口57%的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为19014.1亿元，占居民消费支出的26.8%，而占人口43%的城镇居民消费支出为51891.9亿元，占居民消费支出的73.2%。从人均消费性支出来看，2005年城镇居民为7943元，农村人均消费支出2135元，前者是后者的3.72倍，农村人均消费远远低于城镇，农村市场还没有启动。从耐用消费品的拥有量来看，农村居民平均每百户耐用品拥有量远远低于城镇居民，城市居民享有的基本消费品农民买不起，2005年城镇居民平均每百户洗衣机、彩电、冰箱、空调、电脑等耐用消费品的拥有量分别为96、91、135、81和42台，而农村居民对其拥有量分别为40、3、20、6和2台；另一方面农村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基本呈下降趋势。从1991年的22.51%降到2005年的10.18%，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我国农民消费不足是工业品大量过剩的最主要原因。
4．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缓慢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缓慢主要表现为第一产业的产值与就业的比重发生偏离。由表1可以看出，我国第一产业的产值比重由1991年的24.3%下降到2005年的12.6%，下降了11.7个百分点，下降幅度高达93%，就业比重由59.7%下降到44.8%，下降了14.9个百分点，虽然下降比率高于产值的比率，但下降幅度仅33%，远低于产值的下降幅度。从产值与就业的偏差来看，在这16年间，二者的偏差并未明显改善，在1991～1997年，二者的偏差曾一度缩小，但随后又出现偏差增大的趋势。产值与就业比重发生偏离，就业比重偏高，劳动力转移缓慢。
二、“三农”问题的认识误区
人们日益认识到了“三农”问题的严重性，但是在“三农”问题的认识上仍然存在着几个误区：
1．以为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可以打开“三农”问题的症结
在许多文献中经常见到这样的说法，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第一产业就业多和产值比重低是因为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低下，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是由于工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快于农业，因而必须增加对农业的投入，以提高农业的生产率和农民收入。但这种分析却可能是完全错误的。
假定经济中只存在工业和农业两个部门，且农村存在着剩余劳动力，即劳动力流出并不改变粮食产量，同时假设人们对粮食的需求没有收入弹性。现给定粮食的初始价格，则农民的收入只取决于城市人口的数量或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的比例，如果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各为50%，农民的收入将是粮食初始价格的2倍。若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1倍，只要农村劳动力数量不变，则农民的收入水平不变，只是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增加1倍。而且，如果粮食的产量超过需求将使价格下降，农民的收入反而会减少。这样，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将完全取决于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数量，而与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无关，由此可以推论出，要使农民收入提高，必须把农业部门的劳动力转移到工业部门，农业部门收入的增长完全取决于转移的劳动力数量。
采用生产率变动的方式解释城乡收入分配的变动也是不成立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农村劳动力不变的条件下并不能增加农民收入，而只会增加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而且，一旦由于生产率提高使粮食的产量提高而超过需求，则会使粮食价格下降，农民只能是增产不增收。如果为了防止粮食价格下降而按当时的市场价格制定收购价格，农业生产率提高后将使粮食供大于求，同时，农民的收入将被稳定在制定的粮食价格上，农民也将根据这个价格决定产量。显然，一旦把价格固定住，则限制了粮食产量的提高和农民收入的增加。原因是农民收入的提高完全受城市对农产品需求的约束。
当然一旦农村不存在剩余劳动力，那么农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毫无疑问会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会增加农村的发展。可是在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总量如此之大的情况下，一味地强调农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仅不能解决“三农”问题，还会由于产生新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进而加剧它。
2．以为通过乡镇企业的发展可以解决“三农”问题
20世纪80年代以来快速发展的乡镇企业，极大地缓解了农村过剩劳动力对经济高速增长的压力。乡镇企业快速发展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国城市化速度太慢，城市不能吸纳过剩的农村劳动力，而农民又可以接受极低的工资和生活条件，有不需要审批的极低的土地成本，还与中国原有的计划管理体制和80年代初期80%的农村人口的特殊条件有关，比如投资的集中管理以及严格的户籍制度阻止农民进城等。世界上还没有第二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在农村发展工业的。或许这是我们在这个阶段可选择的最好的发展方式，但乡镇企业只是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个过渡阶段。因为城市里的所有条件都要比农村优越，节省耕地、交通和信息发达、科技、教育、金融以及社会服务等都可以降低企业成本，特别是可以使工人享受现代的城市生活。
乡镇企业的这种低工资成本的扩张在工业化初期可以非常有效地扩大就业。乡镇企业为城市提供了廉价的基本消费品，同时增加了农村的就业和提高了农民的收入，这在中国可能是其它的发展方式所难以达到的。但是必须看到，乡镇企业的低工资发展必然会带来有效需求不足问题。这一点只要分析一下乡镇企业的成本和产品需求就清楚了，乡镇企业的工资水平是低到了工人根本买不起他们所生产的产品的地步，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乡镇企业的工人工资相对于平均每年15%以上的GDP增长率来讲几乎就没有什么提高，农村居民靠乡镇企业增加的收入所能提供的需求太小了，乡镇企业的低工资竞争还导致了城市工人的工资增长率下降，目前基本消费品领域的需求严重不足显然与此关系极大。1997年以来，随着城市基本消费品需求的萎缩，乡镇企业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出口，近年来乡镇企业的发展主要是20%以上出口的增长率带动的，而这种依靠低汇率的出口增长却是不能持续的，接近50%的GDP出口是中国产业结构严重失衡的结果，因为中国人更需要那些出口的基本消费品，而不需要进口的奢侈品和外汇储备，而一旦出口的增长率下降，必然造成乡镇企业产品需求的严重萎缩。
乡镇企业的低工资发展所遇到的另一个障碍就是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虽然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可以增加乡镇企业产品的需求，但更会带来工资率的上升而使乡镇企业的成本提高，更多的农村人口将向城市转移，而不会永远接受乡镇企业极低的工资和工作、生活条件，只要中国的城市化速度加快，乡镇企业将难以维持低工资的生存条件。
总之，乡镇企业的发展是以城市的不发展为基础的，目前乡镇企业的发展在收入和产业结构的流转上似乎有成为第二个“农村”的趋势，因此，必须加速城市化的发展来改变目前乡镇企业的发展方式。实际上，目前乡镇企业的发展已经开始向城市化的方向进展，珠三角地区和江浙一带乡镇企业的发展越来越依托由大城市辐射所形成的城市群，从而把农村逐渐改变为城市，这个趋势在东部沿海地区是明显的，乡镇企业高速发展的地区越来越集中在大城市和城市群周边地带，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加快城市化的速度来更好地规范乡镇企业的发展呢？
三、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选择
近年来，国家针对“三农”和收入分配问题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比如工业反哺农业，采用严厉的货币政策乃至行政手段控制房地产业投资和钢铁等基础工业的投资，通过出口退税刺激出口的增加等，这些政策在短期内也取得一些成效，然而从长期来看则未必有良好成效。工业反哺农业将提高工业的生产成本而限制工业的发展，而只有工业的发展才能转移农村的过剩劳动力和真正“反哺”农业；不可否认，由于我国工业化进程已发展到重化工业阶段，基础产业乃至房地产是当前中国经济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最需要发展的产业，然而问题在于这些产业的资产值太高从而导致有效需求不足进而引发经济波动，但是不能因此就限制这些产业的发展；外贸出口退税虽然使出口大幅度增加而有利于就业，但换来的却是增加注定要贬值的外汇储备。
从1980年改革以来，中国经历了1985～1988年和1991～1996年两次高速增长的跳跃，结果是极其成功的，目前采用扩张性的跳跃发展，一方面是因为解决当前中国结构性矛盾的需要，另一方面是目前的技术水平完全可能使中国在2020年实现农村城市化的目标，使所有农村居民享受到目前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中国的城市化速度完全应该达到或超过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二十年前的速度。只要我们抓住农村货币化和城市化这个根本点，同时理清市场机制运行的脉络，这种跨越式的发展并不危险。
四、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加快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解决“三农”问题
“三农”问题与城市化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不实现农村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就不可能解决三农问题。就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在农村存在几亿剩余劳动力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具有极大潜力的条件下，对城市化的发展是不存在任何限制的，也根本不存在工业发展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的就业岗位的限制。在二元经济条件下，高速增长必然要求城市化的发展，即提高经济增长率的目的是为了经济的货币化，而货币化与转移农村劳动力和城市化必须同时进行。
1．城市化——打开“三农”问题的钥匙
在目前的经济学中，城市化问题只是一个技术上的比较优势问题，比如城市具有规模效益，交通和信息系统发达，作为商品的集散地可以使商业、贸易快速发展，等等。但从城市产生和发展的过程来看，现代城市的发展是随着市场经济的产生而发展起来的，城市是由多种产业共同构成的，但只有城市才能把这些产业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一种自发的市场经济的城市化过程中，随着农村人口的大量流入城市，使城市的房地产业、商业和服务行业等出现大规模投资的机会，而城市人口的不断扩张是保证需求和利润增长的重要条件。
城市化和三农问题既是当前中国经济的最薄弱环节又是最需要解决的问题。通过大规模的城市化不仅可以使高速增长的投资有了方向，还可以改变收入的流程。例如，大规模的城市土地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将雇用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政府又可以把土地开发的收入用来开发廉价的商品房安置农村劳动力进城，像珠三角、长三角和浙江有些靠近城市的乡镇企业发达的地区，可以就地建立城区与大城市相连，把大城市的区域扩大，城市建设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可以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同时，这种大城市的扩张还可以抑制不断上升的市区的房价。城市化的发展伴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可以提高农产品的商品率，并使农产品的价格上升，从而可以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农产品价格的上升全面进行农业经营方式的改革，通过农村产业化的规模经营提高生产率和采用新技术，使农村的收入水平提高，这又可以缓解农村人口大量流出的压力。可见，通过城市化可以有效地解决“三农”问题，提高有效需求，增加低收入阶层的收入与需求，使基本消费品部门的生产得以复苏，进而带动经济的全面复苏和高涨。
2．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
城市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而其中最关键的环节就是使农民变为市民，使大量剩余的劳动力转移出来。目前的问题是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速度相对于经济增长率和工业部门的高速增长而言是太慢了，致使农产品需求受到严重的约束，导致农民收入增长率远低于工业部门和城市居民，而低收入又进一步使农业投入减少和技术进步缓慢。
目前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与城市的差距并不是统计数据中的3倍或5倍所能表示的，因为这些货币统计数据所表示的只是能够买得起什么产品，而不代表实际的生活水平，农村目前的收入水平仍停留在温饱阶段，这种收入水平使他们与现代生活和文化发展几乎无缘，农村的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社会服务、娱乐等方面与城市相比可以说相差一个时代，目前有近40%的农村家庭连最能与外界沟通的电视机都没有。这种与城市的巨大反差必然造成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又无法在城市里长期居住和获得稳定的收入，而一旦失去工作或收入下降就意味着必须离开城市回到农村。
如前所述，在目前存在60%农村人口的条件下应该说别无选择，在高速经济增长过程中，必须同时完成农村的城市化，而不能中途停顿。一旦经济增长率下降和放慢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就会造成巨大的城乡差别。目前并不是在理论上论证要不要加快城市化的问题，而是农村人口已经进入城市的怎样安置的问题，经济增长率越低和城市化速度越慢，进入城市的农村人口越多，问题就越难解决，拉美、印度、南亚以及东南亚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自改革开放以来，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和技术进步的速度在所有产业中是最慢的，工业部门通过引进国外的技术，在消费品生产领域已经接近世界领先水平，而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种植业在技术上几乎没有发展，农业机械化的速度更是严重下降的。显然，在目前农村居民人均不到3000元的收入水平上是不可能使生产性投入增加的。而农产品的价格却不能根据成本提高，因为在目前的农业技术水平条件下，只要价格提高，农产品供给就会增加而使价格下降，而工业生产资料投入的价格却不受限制。这使政府经常为农用生产资料的价格上涨发愁，通过工业反哺农业增加农业的投入只能是不得已而为之，不可能取得预想的效果。因此，提高农民收入的唯一方法是加速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正常的发展顺序是，随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对农产品需求的增加使农民的收入不断提高，并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减少，农产品的价格不断提高，使农业的生产技术得以改进，直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完成，将形成对农产品正常的供求状态，促使城乡形成统一的劳动市场和工资率。这种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农村城市化的过程是为大多数国家的经验所证实的。
综上所述，“三农”问题既不能单纯依靠国家的各种支农措施，也不能在存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前提下仅依靠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来解决，只有通过城市化的道路和经济的高速发展的经济来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到非农部门就业才能解决这一历史性问题，为我国经济进入现代化工业国家扫平障碍。
[参考文献]
[1]柳欣．资本理论——价值、分配与增长理论[M]．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
[2]柳欣．资本理论——有效需求与货币理论[M]．人民出版社，2003．
[3]柳欣（主编）．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与经济波动[M]．人民出版社，2003．
[4]柳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M]．人民出版社，2006．
[5]柳欣，郭金兴，王彩玲．资本理论与货币理论[M]．人民出版社，2006．
[6]柳欣．中国的宏观经济运行[J]．东岳论丛，1999，（3）.
[7]柳欣．宏观经济：一种新的货币经济理论[A]．南开大学虚拟经济研究中心论文集[C]．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
[8]冯素杰，陈朔．论经济高速增长中的相对贫困[J]，现代财经，2006，（1）.
九五期间，农业占GDP总量是占18%多。但是到2002年已经降到14.5%，到未来五年有可能降到10%，农业在GDP中的比重是逐年下降的。那么，如何保证农民收入增长？
税费改革的问题，首先应该看到税费改革必定会减轻农民负担，而且很重要的目标是减轻农民负担。怎么不让它反弹起来？要有一个更高的认识，农民税费改革不仅是经济领域的改革，而且是对农村上层建筑领域里的改革。为什么农民负担会重？而且重的地方，有些地方苦不堪言，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农村的上层建筑严重不适应农村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机构要精简，人员要精简，让农村的上层建筑和农村的经济基础相适应，这样才从根本上消除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
农民有一句口头语，负担为的是教育。增加了转移支付，就等于政府的财政把农民的负担替代掉一块。
据我们了解，大概全国外出务工的劳动力在2002年大概达到9400万人，这9400万人中，大概有6200万是出县的，离开本县去打工。而出省的劳动力大概是4000多万，整个9000多万外出务工的劳动力，一年挣到的工资性收入是5500多亿。如果他们自己在外头还要生活，扣掉他们自己的生活之后，汇回家和带回家的，根据抽样调查的结果判断，拿回农村的是3200亿。
可以想象，如果农村没有3200亿元的钱从城里拿，目前的农村收入和城市收入又会是什么样。所以这个事情对农村收入意义非常大。必须看到目前相当一部分地区农民，如果没有外出务工的机会，他已经不可能增加收入。回过头来我们很现实的看，如果没有外来工在城里，这个城市的经济建设、社会管理乃至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都没办法正常进行，建筑工地谁在做，早点谁在弄，都没法弄，所以这件事情已经成为当今中国经济发展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就是农民流动就业，进城就业。这次亮绿灯起到的作用是什么？这边增加农民的收入，那边刺激城市经济的发展，同时方便城市居民的生活。仔细想想这么多农民工到城市里是来就业的，创造的GDP在这个城里，创造的税收在这个城里，因此你对他的管理毫无疑问应该列入财政。
湖南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