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余家庆（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中国人口流动的过程中，大量农村男性进城务工，这也导致当前农村社会普遍存在“386061”现象：即儿童、妇女与老人成为农村的主要留守群体。在入户调查的过程中，常常是女性成员接待，并表示“丈夫/儿子”外出。
与此同时，农村社会普遍存在着“三代同堂”的拓展家庭模式。2019广东千村数据显示，60岁以上老人与子女同住的比例接近7成。而来自统计局的普查数据显示，虽然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中国社会家庭结构趋于核心化，但中国的扩展家庭户仍占较大比重,尤其是其中的三代家庭户是中国维系得最稳定的家庭类型，约占16%（彭希哲和胡湛，2018）。
当男性外出的时候，留守的女性间的分工又如何分配？2020年7月，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连续第三年开展“广东千村调查”。笔者跟随调查队伍在粤西地区进行田野工作过程中，观察到农村家庭内部有意思的分工现象：家庭女性同样承担了家庭的务工、务农工作，而非仅仅是传统刻板印象中的“照顾养育及家务劳动”。虽然这些个案存在选择性偏差，但其背后的因素依然值得我们分析，也为呈现社会现象的复杂性提供更多的注脚。
从代内到代际分工
但是中西之间的社会结构存在差异，尤其在中国农村地区，其家庭结构依然保留着扩展家庭模式，例如常见的“三代同堂”。按照费孝通（1948）的观点，扩展家庭与西洋性质上相同的“家庭”形式具有分别。中国式的家庭更多是“小家族”，承担“绵延事业”的功能，而不仅以生育繁衍为目标。因此，讨论农村的家庭分工，还需要考虑到家庭内多代成员间的合作分工。
其次，即使是家庭内部的性别分工，也会受到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丁从明等人（2020）发现，“南稻北麦”的农业种植差异决定了传统中国南北方具有不同的家庭分工模式。相对北方小麦区，南中国的水稻区家庭女性承担更少的家务，拥有更高的家庭决策地位和外部劳动参与率。而潘毅（2011）在研究早期深圳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时发现，企业更喜欢使用“驯服的、忍耐的、被认为更加适应于工厂机器”的“打工妹”。尤其是沿海地区外向型制造业雇佣存在对低技能女性的性别偏好（郑妍妍等人，2018），带来的结果可能是“女主外，男主内”家庭性别新分工。
务农又务工：全能型“婆婆”
在西方社会，祖辈通常在父母“失能”情况下才承担起对孙子女的照顾（转引肖索未，2014）。但对于中国社会而言，由长辈承担起养育与照顾的代际育儿现象却非常普遍，并被视作一种责任伦理。2019年广东千村数据显示，超过四成的农村老人表示日常生活内容是照料孙子女等小孩。
但除了照料或家务活之外，一些农村长辈还需要参与生产劳动。受访的日生婆婆今年接近60岁了。1993年嫁过来后，因为丈夫身体不太好，家里的田一直由她来打理。2012年，日生婆婆的儿子成婚，家里4口人一起生活，儿媳妇随后生了两个儿子；近十年来，儿子常年外出打工；日生婆婆与丈夫、儿媳妇及孙辈一起居住。由于儿媳妇没有外出工作，在家里帮忙做家务和和一些简单的农活，并照顾家公与养育小孩。而日生婆婆除了务农外，在农闲时还去市里打工卖衣服，一个月有2000元左右的收入。日生婆婆的儿媳妇说，家婆非常忙碌，日常住在市区宿舍，只有农忙时才请假回来，假日偶尔下班后赶回家探望家人，第二天大清早又搭乘两个小时的公交车进城。
而另一名受访的吕氏婆婆（57岁）在接受我的访谈后匆匆作别，回到镇里上班。她在镇里打零工，一天有大约100元的收入。除了仿照男性在靠近家庭附近的乡镇、城市做工外，农村还常见女性在日间从事手工艺品编织、副食品加工、小商品组装等等家户劳动。
亲家与娘家：两头照顾的“儿媳妇”
“嫁出去的女儿如同泼出去的水”。根据中国社会的孝道规范，女性只需要承担对丈夫父母的赡养义务。但是在男性普遍外出的背景下，如果家庭长辈失去劳动能力或生活自理能力时，仅靠留守的儿媳妇来照顾显得捉襟见肘。此时，外嫁的女儿也需要参与到对娘家的照顾之中。虽然千村数据显示，老年照顾依然主要依靠于男性子嗣与代内配偶，但农村地区开始出现家族内部各家在父母养老上的合作分工（Liu，2019）。
32岁的阿兰从隔壁村嫁过来，由于方便，自己隔三差五也会回娘家帮忙。因为弟弟还没娶妻，对两方老人的照顾就落在了自己的身上，她庆幸的是家婆和父母虽然年龄渐大，但依然有自理能力，不必过于操劳。
但留守的妇女也会老去。当50-60岁的农村妇女除了照顾自己的婆家，还需要照顾自己的父母，这将使得她们的负担更沉重。王氏婆婆说，她生病后，她的女儿也需要参与照顾，并负责衣物清洗等琐碎的家务活。另一名女性黄姨，在自己兄长们举家外出的情况下，需要照顾自己患有痴呆症的妈妈。与此同时，她还身为婆家大儿子的儿媳妇，考虑到自己所肩负的责任，她告诉我，回忆起自己的经历，如同“一只被牵着的牛，不停地被拉着走。”
在今天农村，人口流动改变许多既有社会规范。对家庭老人的照顾工作不仅是长子责任，还需要靠留守老年夫妻自身，以及留守女儿或儿媳妇们共同完成。这些照顾内容即包含了生活、起居等物质性照顾，也包括了情感陪伴、决策支持等社会支持。这些转变意味着家庭成员间的代际分工与互动，不再是基于伦理或规范性的（例如男主外女主内、长子照顾父母）社会文化，而更注重家庭成员的亲密关系与情感联系。
回流的丈夫
笔者在农村还观察到了女性外出务工，而男性留守在家从事农业生产，并负责家庭照顾与家务劳动。老张今年55岁，在两个小孩读书前，一直是他外出打工，妻子则留守在家照顾小孩；这几年随着年龄渐渐老去，感觉工作不好找，他决定回家负责耕种与照料老人小孩，由妻子负责去深圳工厂打工。
而对于另一些从事建筑行业等高负荷劳动的男性，劳动带来身体过早劳损使他们一定年纪后不得不返回农村，但同时也难以从事一定强度的农业生产（耕种也会导致腰肌劳损）。妻子成为家庭“半工半农”生产的主要承担者。唯有等待子女成年，开始新一轮的“接力式进城”，她们的压力才开始减缓。
小结
农村扩展家庭代际间的分工，以及农村留守女性在家庭多重责任角色上的扮演，或多或少地暗示了以下三个社会事实：第一，中国的收入依然很不均等。正如李克强总理说，中国有6亿人每月收入1000元。为此，中国人如同“蜂鸟”一般终日悬空努力（项飚，2014），农村家庭为更好的生计不断调整他们的家庭角色分工；第二，社会对农村的保障力度还不够。在养老与养育上，城市人口可以仰赖来自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或购买市场化的照料服务；但农村人口在此问题上可以选择的并不多，只能依赖家庭成员彼此间的社会支持，2019年广东千村数据显示，养老金收入仅占农村老年人口月收入的三分之一。第三，家庭性别、伦理等文化规范在人口流动与社会变迁的作用下，开始新一轮的变化。
最后，家庭内部的代际分工现象，还提醒我们需要重新审视中国对“家庭”观念的差异化认识。家庭分工不仅存乎代内，也在代际之间。农村家庭在代际及性别分工中的更多逻辑与互动，还有待研究者进一步的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