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进时的宏观经济环境和规划实施情况
1977年全国经济形势有所好转，国民经济的各项主要指标回升，其中国民生产总值比1976年增长。在80种主要工业产品中，超过历史最高水平的有52种。1977年7月，国务院在向各部门、各地区转发《关于1977年上半年工业生产情况的报告》指出，上半年经济的恢复标志着“国民经济新的跃进局面正在出现”。正是对形势的这种过于乐观的估计，导致各部门、各地区纷纷提出新的“跃进”计划。1977年10月29日，煤炭工业部向中央政治局汇报煤炭工业长期发展规划时提出：“要拿下前所未有的高速度。”规划20世纪末达到年产煤20亿吨。1977年11月9日，冶金部向中央政治局汇报的钢铁工业长远规划提出：到20世纪末，要拿下20多个鞍钢。1978年2月5日，中央政治局批转的国家计委《关于经济计划的汇报要点》提出：要建设10个大油气田、10个大钢铁基地、9个大有色金属基地、10个大化纤厂、10个大石化厂等，结合原有的工业基础，在全国形成14个大型重工业基地。在2000年以前全面实现现代化，使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
为了实现经济建设的这些“跃进”目标，当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同志认为，仅仅依靠中国自身的力量不行，要利用国外资金，大量引进国外先进设备。1978年2月，经党中央批准，由国家计委汇总向国务院提出的规划，提出今后8年要引进68个到69个大型成套设备项目，其中第一批1978年成交45个项目，用汇60亿美元。第二批1979年、1980年成交23个到24个项目，用汇80亿美元。两批大型成套设备项目，连同材料、单机和技术专利，共需用外汇180亿美元，再加上国内配套资金，总投资需要1300亿元人民币。这些项目分别由煤炭、电力、石油、冶金、化工、轻工、纺织、一机、建材、交通、铁道、国防军工、地质、建工、邮电、农林、水利、中国科学院等部门提出。
根据当年具体负责引进工作的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1978年的档案材料，该公司1978年完成引进成套设备项目45个，同国家计委下达的第一批引进项目数量一致，但使用外汇亿美元，超过国家计委原定方案亿美元，另外还有一批小的生产线、单机和技术项目使用外汇40亿美元。在1978年签约的合同金额中，有近80%即60亿美元左右用于引进大型成套设备，即后来统称为22项的大工程。这22个项目是：上海宝山钢铁总厂，大庆石油化工厂、齐鲁石油化工厂各1套30万吨乙烯生产装置，南京的2套30万吨乙烯生产装置，吉林化学工业公司1套11万吨乙烯关键设备（1972年“四三方案”中推迟的项目），浙江镇海炼油厂、新疆乌鲁木齐炼油厂、宁夏银川化工厂各1套30万吨合成氨和52万吨尿素项目，以煤炭为原料的山西化肥厂30万吨合成氨装置，100套综合采煤机组，德兴铜矿基地，贵州铝厂，上海石油化工总厂化纤二期工程，仪征化纤厂，平顶山帘子线厂，山东合成革厂，兰州合成革厂，云南三聚磷酸钠工程，霍林河煤矿，开滦煤矿，陕西咸阳彩色电视显像管等。
第一类，1978年基本上完成引进合同的签约工作，并开始执行合同，在1979年调整中没有受到太大影响的有9项。如l00套综合采煤机组，到1980年7月设备全部到货，并陆续安装使用。陕西咸阳彩色显像管项目（年产14英寸彩色显像管64万只，22英寸彩色显像管32万只），按合同规定于1982年正式投产。河南平顶山帘子线厂尼龙66盐浸胶帘子布（年产万吨），按合同规定于1981年末投料试生产。贵州铝厂引进的年产8万吨电解铝工程，基本上按规定于1982年建成投产。昆明三聚磷酸钠工程，因厂址调整，推迟于1984年建成。年产合成革300万平方米的山东合成革厂，年产30万吨合成氨、52万吨尿素的镇海炼油厂大化肥工程均属于这一类。
第二类，1978年基本上完成引进合同的签约工作，因经济调整，被迫推迟开工建设的工程有3项。即以重油为原料，年产30万吨合成氨、52万吨尿素的乌鲁木齐炼油厂大化肥工程和银川化工厂大化肥工程，先后推迟到1986年和1992年建成投产。以煤为原料的年产30万吨合成氨、90万吨硝酸磷肥的山西化肥厂，于1988年建成投产。
第三类，1978年只签订了成套设备引进项目中的部分合同，因经济调整，推迟了其余引进设备的签约与基本建设的进度，有的还对引进方案进行了调整。这类项目有9个，是22个引进项目的主体部分。它们的调整情况如下：
上海宝山钢铁总厂是22项成套引进设备中投资规模最大的一项，一、二期工程共计划基建投资亿元人民币，其中包括亿美元的外汇资金。原计划一、二期工程分别于1982年和1984年建成，因一度停缓建和调整计划，分别推迟到1985年和1991年建成。二期工程的引进方式进行了重要的调整，由原来的成套设备引进，改变为在保证技术水平不低于一期工程的前提下，通过引进主体设备的制造技术和与外国公司进行合作制造等方式，实现了“基本立足国内设计制造”的要求。
大庆石油化工厂、齐鲁石油化工厂和放在南京的2套共4套30万吨乙烯及配套工程，上海石油化工总厂的二期工程(20万吨聚酯)，以及仪征化纤厂的53万吨聚酯与配套的合成纤维工程等6个项目，按原计划应分别于1981年或1982年建成，后来因为经济调整，除上海石油化工总厂的聚酯工程外，其余都列为停缓建。其中放在南京的2套30万吨乙烯设备,一直没有确定放在哪里，各地都争着想要，直到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成立以后，我同康世恩、李人俊一起向国务院主要领导同志汇报后，才决定1套调至上海石油化工总厂，1套留在南京，由新组建的扬子石油化工公司承担建设任务。仪征化纤厂的涤纶短纤维抽丝设备原计划成套引进，后改为引进制造技术和部分关键设备，其他由国内制造供应。
霍林河大型露天煤矿原规划建设规模为2000万吨/年，并采取成套设备引进方式进行建设，估算需要亿美元，1978年只签订了由外方提供初步设计的技术服务合同和小型剥离设备。1979年以后，建设方案有了较大调整，建设规模缩小为700万吨/年。在机械部门引进制造技术并形成制造能力以后，取消了成套引进的方案，改为国内制造供应，并于1984年和1992年先后建成一、二期工程。
开滦煤矿于1978年批准建设范各庄、钱家营等3座各年入洗原煤400万吨的洗煤厂引进成套设备，当年签订了部分合同。除范各庄洗煤厂外，其他洗煤厂都推迟了引进与建设进度，于1989年建成投产。
江西德兴铜基地项目是大型联合工程，原规划在五年内建成年产20万吨铜的生产能力。1978年签订了贵溪冶炼厂的炼铜成套设备合同和铜矿的技术服务合同，设计规模为年产粗铜9万吨及万吨的日矿石采选能力。后缩小规模，推迟引进与建设进度，于1985年建成。
第四类：因建设条件不具备而撤销的l项，即兰州合成革厂。
二、宝钢的决策背景、建设历程和示范效应
（一）建设宝钢的决策背景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经济工作中大干快上和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激发和调动了各部门和各地方的积极性，大家都争着引进成套设备，来加快本部门、本地区的发展，这是宝钢决策的大背景。上海钢铁工业长期缺乏生铁，是困扰国家计委、冶金部和上海市一个大难题，它们希望借成套设备引进的机会解决这个问题，成为宝钢决策小的背景。
上海钢铁工业成材率高，品种多，是国家调出钢材的重要基地，但是由于缺乏生铁，上海钢铁工业不能充分地发挥作用。1976年，上海生产钢376万吨，需要生铁308万吨，其中由上海自己生产的生铁只有万吨，不足需要量的1/3，所缺少的2/3，也就是216万吨的生铁，需要从鞍山钢铁公司、本溪钢铁公司、马鞍山钢铁公司、武汉钢铁公司等调进。调出生铁，就意味着相应减少调出企业钢和钢材的生产量，影响这些企业的经济效益，因此调拨工作很难做，而且是越来越难做。调进上海的生铁，要占用大量的交通运输能力，还要高温融化，耗费焦炭，经济上非常不合理。因此，国家计委、冶金部一直在想办法要早日解决上海的生铁供应问题。中央工作组到上海以后，林乎加主持经济工作，他曾为调生铁的问题到处求人，伤透了脑筋。1977年4月，在林乎加的要求下，国家计委、冶金部派出规划小组到上海实地调查，研究生铁的解决方案。经过规划小组的调查研究和建议，1977年6月，冶金部决定在上海建设两座各2500立方米的高炉，以彻底解决上海生铁的供应问题。
（二）从抢建到调整、退够再到复建、扩建
在领导体制改为冶金部直接领导以后，我还说过，由冶金部为主，是为了调动全国冶金系统的力量，这同发挥上海地方积极性并不矛盾，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把宝钢建设好，但不能像攀枝花那里的做法。攀枝花是在“大三线”的深山老林里建厂，是比较封闭的，可以“占山为王”。从攀枝花到上海，要跨越很大的空间。上海是全国的经济中心，是开放的国际性大城市，人才济济，知识分子集中，见多识广，在上海工作，必须尊重和发挥地方积极性，必须依靠上海的干部、专家、技术人员和广大知识分子。上海石油化工总厂的成功经验，宝钢顾问委员会的经验，都充分证明了这个道理。宝钢顾问委员会是叶志强倡议组织并经市委同意成立的。这件事办得很好。我认为，不仅对宝钢有重要贡献，而且这种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注意发挥中国自己优势的做法有普遍意义。
陈云虽然强调不要再动摇，抓紧建设好宝钢，但上海还是有人，主要是个别领导有不同看法，在市里有关会议上借“群众”反映，公开讲“两座大山（金山、宝山）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还说“老百姓的房子欠账已够多了，还花大钱搞这么大工程”，吹冷风。我表示，中央决定的事，我们地方党组织只能执行办好，而不能用另一种语言说不利于办好这项事业的话。且不说宝钢对国家经济建设的意义，就是对上海来讲，也是首先得益，而且是很大的得益。参加宝钢建设的施工队伍有6万多人，上海只去了几千人（1982年以后基本撤走）；宝钢花了近亿美元资金进口大型施工机械装备，给上海的就近千万美元；宝钢花钱新建扩建改建了一批配套工厂、公路、桥梁、铁路、码头、邮电通信和城乡住宅等，其中有些事是上海多年想办而未办成的事情。通过宝钢建设，帮助、带动和促进了上海的经济和市政建设，为什么看不到这个重大变化呢！我当时年轻气盛，借传达陈云的指示，在常委扩大会上批驳了这种论调。市委经过讨论，决定贯彻陈云的意见，继续配合冶金部把宝钢建设抓紧抓好。
宝钢工程建设指挥部传达和讨论了陈云的指示，并着重对苛求的要求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制定了落实措施。我还针对指示中的苛求，讲了5条具体的贯彻意见。
1980年12月23日晚，国务院领导同志主持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讨论宝钢问题。万里、姚依林、谷牧，国家计委、建委的领导同志，冶金部的几位部长，上海市的陈国栋、胡立教和我都参加了。会议决定，宝钢要“调整、退够、下好”。当时，要宝钢下马的舆论压力很大。国家计委、冶金部的同志都像做错了事情等待挨批的样子，低着头一声不吭。我是从地方来的，还是如实汇报了现场实际情况。我说，下马，损失太大。当时国外供应的设备和材料源源不断运来，6万多施工队伍正在现场奋战。谷牧举着我在会上交给他的宝钢寄来的高炉正在吊装的照片说，问题是已搞到这个程度，下马确实损失太大。会议议论的看法不一。陈国栋就出来转圜，说宝钢建设问题是否再论证一下。会议采纳了这个建议。会后，在走廊里我追上万里说，如果下马，从国外进口的设备材料到货照样付款，贷款照样要付利息，几万职工照样要开支，这些都是省不了的开支；如果不是停下来，而是接着搞下去，今年只要几千万元，用于购买砖瓦砂石等建筑材料，工程就可以不停。万里搞过大工程，熟悉基本建设工作，听我这么一说，表示如果是这样，还可以研究。
回到上海以后，我把宝钢工程建设指挥部的有关副总指挥（马成德、黄锦发、方如玉、韩清泉）找来，把有关的情况核实了一下，就给国务院负责同志写信。在信中，我说宝钢的现状是：第一，施工已进入高峰，1号高炉系统一共引进23个单元工程，已开工了20个；第二，1号高炉系统引进设备共36万吨，已到万吨，明年将到万吨，到1981年底累计达万吨，占总量的95%；第三，进口材料25万吨，已到12万吨，1981年到10万吨；第四，现场职工有7万多人，其中施工队伍6万多人，生产准备职工万人。这些已到现场的材料、设备，只需开支人工费用和少量国内建筑材料，就足够继续施工，下马损失太大。因此，我建议：“在国家给宝钢安排下马必不可少的开支金额内增加几千万元，让工程在缓中求活。这对于稳定队伍情绪，对于今后的建设，以至对国内外的影响都是有利的。”信发出后，我把副本送给了市委书记们传阅。我说，这是以我个人名义给中央的信，不当之处，由我负责。后来，我听李先念曾在不同场合说过，在宝钢一片下马声中，只有一个人坚持不同意下马，此人就是陈锦华。其实当时还有许多人都与我持有相同的意见，只是出于种种原因，不方便公开说罢了。马承德就给中央写过信，不赞成宝钢下马。
1981年1月中下旬，国家计委的金熙英、国家建委的李景昭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马洪等，带了一批专家和有关部委的领导同志来宝钢现场，召开论证会。会上敞开思想，各抒己见。宝钢顾问委员会的同志们反映强烈，认为“不能以宝钢论宝钢，要以全局论宝钢”；“不要从零开始论宝钢，要从现状出发论宝钢”；要“从钱看”，更要“向前看”。他们建议“缓中求活”。委员们甚至要求将他们的建议列入档案，载入史册，接受后人的检验。顾问委员会中的一位教授甚至说，如果宝钢要下马是因为资金问题，那么为了使宝钢不下马，他愿意到社会上去“沿街叫卖”，为宝钢募集资金。这些同志为宝钢真是一片赤诚。宝钢建设起来，对他们个人并不会带来什么利益，但他们确信对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有利。论证会带来了国务院领导同志批转的我给他们的建议信。为了不影响会议发表意见，会上没有印发，我也没有发言。后来国务院听取论证会议情况汇报时，正式印发了我的信。
论证会结束前，市委听取了汇报，由陈国栋主持，常委都到了。市委同意由市计委主任马一行代表市计委、经委、建委等部门提出的积极方案，即宝钢电厂、焦炉等不停，出了产品交上海市，收益归宝钢，“自己养自己”，继续搞建设。其他先缓建，集中力量搞好就位保管，实行“动维护”，特别是电子计算机等精密设备、电器仪表，一定要精心保管，不能损坏。
1981年2月10日，国务院召开宝钢问题会议，听取论证会情况的汇报。宝钢工程建设指挥部副总指挥、冶金部副部长马成德参加了这次会议。他在会上发言说：“如果下马，国内投资也需要15亿元，继续搞下去，也只是需要25亿元。”这时，国务院领导同志就问他：“你的意思是，多用10个亿救活100多亿（指宝钢已用的投资），少用10个亿，100多亿就付之东流了。”马成德回答：“是这个意思。”
有一次邓小平当面问我，说有材料反映日本人卖给我们的是旧设备，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当即答复说，那是从日本进口的几十台柴油打桩锤，在上海商检局检查时，其中有几台拉出活塞时碰伤了表面，上海计量局参加工作的同志回到机关一传说，还讲是在伊朗用过的旧锤，于是就变成了日本人卖给我们的是旧货这样一个大问题。后来我为这件事专门开会检查，会上计量局的同志承认，他们的简报反映问题不准确，主观地加上了“有分析”、“有可能”等用词。实际上伊朗建运动场时还没有这种锤呢!我向小平同志作了说明，他听了我的说明后放心了，说你们应该出来讲话，我说我们尽力做工作，但现在是几乎隔三差五就会传出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来，有点讲不胜讲！
我还要强调说，宝钢的建设成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各方面大协作的成果。在社会各界不了解宝钢的真实建设情况、意见纷纷的时候，中央领导同志指示组织各高等院校学生代表，到宝钢现场考察，实地了解建设情况，取得了良好效果。韩光、李东冶同志作为国务院的代表，先后主持宝钢建设中的上下左右协调工作，适时帮助宝钢解决工程建设中的种种难题，成效极为显著。冶金部更是指挥和调动全国冶金系统的资源，集中投资，全力以赴。上海市始终把支援宝钢建设作为工作的重点。1995年，我陪卡斯特罗参观宝钢，###同志介绍我过去在宝钢的工作情况。我接过话说，我在一期工程时工作过，但宝钢的成就是后来的事。我指着###和黎明、谢企华对卡斯特罗介绍说，工作主要是他们做的，他们比我干得多，也干得好。谢企华因成功整合购并企业，连续入选《财富》杂志评选的全球50位商界女强人。
（三）在中国竞争性行业中率先进入世界500强
宝钢为了适应做强做大和加快发展的需要，在国务院和上海市的关怀下，于1998年11月17日，以宝钢为主体，吸收上海冶金控股集团公司、上海梅山钢铁有限公司，组成上海宝钢集团，并对参加集团的成员进行改组、改制和改造。上海宝钢改制成股份公司后，于2000年12月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宝钢集团利用北仑港进口矿石的有利条件，对外合资合作，建设了和宁波市与日本日新公司合资生产的不锈钢厂。先后和中国的三大汽车集团——一汽集团、上汽集团和东风汽车集团联手结盟，开拓和稳定汽车钢板的销售网络。和中国石油化工公司订立用户协议。采用国际上通行的贴牌方式和广东的一家民营企业冷轧厂结盟，采用宝钢管理的模式、工艺、质量标准和生产流程组织生产，产品在宝钢南方销售网络销售。宝钢在与国内外发展多种形式的科技合作与结盟的同时，加快了走向世界的步伐，实施国际化经营，形成了近20个海外和国内贸易公司组成的全球？络。2003年底，同世界上最大的钢铁企业新日铁、阿塞洛合作，生产顶尖级的汽车用钢板。2004年初，与巴西最大的矿业集团淡水河谷公司（CVRD）共同投资数十亿美元，在巴西建设大型钢铁厂。
2004年2月，美国《财富》杂志中文版执行总编辑访问宝钢，就宝钢评选入世界500强一事进行接触。2003年宝钢实现销售收入亿元，按照现行的汇价换算，合亿美元。2002年财富杂志公布的世界500强最后一家企业的销售额是亿美元，宝钢亿美元可以排在前400名。宝钢进入世界500强完全够格。2004年5月，宝钢正式向《财富》杂志申报世界500强。2004年7月，在《财富》杂志公布的2003年度全球企业500强中，宝钢以年营业额亿美元排名第372位。这是中国竞争性行业第一批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意义重大，它将影响和带动中国更多的公司和公司集团不断做强做大，加快走向世界。
（四）宝钢对中国钢铁工业的示范效应
宝钢的示范效应，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以下4个方面：
第一，发展模式。中国发展钢铁工业，曾经历了不同的发展模式。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学习苏联，是一种不快的模式。1958年发动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大搞“小土群”、“小洋群”，是又一种模式，结果失败了。20世纪60年代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整顿，实行“鞍钢宪法”，仍然快不了。直到改革开放，引进日本的先进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并通过宝钢的消化、创新，我们才真正找到了加快发展钢铁工业的模式。中国钢铁工业从此跨进了飞跃发展的新阶段。
第二，良好的科学发展观。宝钢的一、二、三期工程都贯穿了全面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注意经济与社会、人和自然、资源和环境、物质与精神的和谐。宝钢重视资源的有效利用，不断地降低消耗；重视生态环境保护；热心回报社会，资助社会公益事业，先后出资几千万元设立了宝钢高雅艺术奖、宝钢教育奖，一大批文艺工作者和优秀教师、学生获得了奖励，沿红军长征路建设了十几所希望小学，并积极援助雪域高原——西藏的经济建设。
第三，善于学习，勤于创新。宝钢是成套引进的项目，但宝钢人的工作从来没有满足在引进上，而是坚决贯彻邓小平“善于学习，更要善于创新”的要求。宝钢在引进技术的高起点上，制定了引进、消化、开发、创新的科技指导方针，制定了中长期和年度规划，确定攻关的重点，依靠社会协作力量，充分发挥本企业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在工程建设、生产技术、企业管理、思想政治工作等各个方面都创造和形成了一套先进的制度和方法，取得了739项科技成果，开发新产品104种。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技术进步贡献率就达到了。宝钢许多成果都与其他企业共享，从来不搞封锁，不搞保密，受到国内广大企业的欢迎和称赞。
第四，精品意识。宝钢清醒地认识到，中国钢铁工业发展已经不是数量问题，而是结构优化升级、质量品种规格问题，中国现在和将来最需要的是高附加值的精品。在未来的钢材市场上，没有精品就没有企业的地位，就没有竞争能力。他们认识到，必须充分利用宝钢的工艺设备和技术人才优势，在精品的开发、制造、供应上下功夫，把精品意识变成精品行动。在国家和上海市的统一规划下，他们正在以宝钢股份有限公司为核心，打造世界一流的钢铁精品基地。
宝钢对中国工业，首先是大企业和企业集团的示范效应是多方面的，我所以特别强调它的发展模式、科学发展观、学习和创新相结合的精神、精品意识，主要是这几个方面对21世纪中国企业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有着普遍的意义。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要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科学发展观的决定，是面对21世纪世界潮流的极具战略眼光的发展观，是指导中国企业应对国际挑战的指导方针。宝钢这样做成功了，在短短20年里，从无到有，不断做强做大，它所走过的道路，应当成为中国企业的榜样。在世界钢铁权威杂志WSD2003年的排名中，它的综合竞争能力已名列第2位。美国《财富》杂志（中文版）在评述中国上市公司时指出，宝钢的综合竞争力被认为是“世界一流”。2003年标准普尔对宝钢的评价是：前景展望为稳定，信用等级提高到BBB。
（五）中国人圆了钢铁大国梦
当然，从数量上讲，中国虽然已经成了世界第一产钢大国，但还不是钢铁强国，更不等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钢铁工业最先进的国家了。我们还应该清醒地看到，在品种、质量、物耗、能耗、劳动生产率等重要经济技术指标上，特别是在企业的研究开发能力上，中国同世界发达国家的先进水平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2003年，中国进口钢材3717万吨，其中90%是附加值高的板材产品，占到国内市场消费量的35%到70%。中国钢铁工业的集约化程度也不高，和世界第一的总产量不相称。在全国280个钢铁企业当中，年产钢500万吨以上的只有8家。在世界钢铁企业前30名的排名榜上，只有宝钢、鞍钢、首钢、武钢4家公司名列其中。我们的钢铁厂多是中小型的，一般素质不高，用人多，能耗高，缺乏高质量的产品，国际竞争能力比较差。现在世界上最先进的钢铁厂，实物劳动生产率（指一个工人一年生产多少钢）约2000吨，中国平均不到100吨。中国钢铁工业面对的形势，依然是任重道远，依然需要奋起直追，不仅要成为钢铁大国，更要成为钢铁强国。
三、本次引进工作的巨大成就和经验教训
第三次大规模成套设备的引进，在技术水平、单系列生产能力以及产品的品种质量等方面，比“四三方案”又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进一步弥补了一些重要的生产空白，形成了一批特大型的现代化生产骨干企业。这次引进，还丰富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内容，推动了中国对外合作向更高层次上发展。
中国对外开放以来，从大的方面来讲，包括“请进来”和“走出去”两个方面，以“请进来”为主。“请进来”的形式包括外商直接投资，建设经济特区和开发区，“三来一补”（来料、来件、来样的加工和补偿贸易），进出口贸易，等等。这些形式又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在“请进来”的各种形式当中，起步最早、量大面广的是“三来一补”。从1978年广东承接的第一份来料加工的合同算起，“三来一补”到现在有20多年了，创造的产值从最早的亿美元发展到2003年的2419亿美元，增长了1000多倍，对中国对外开放的发展功不可没。“三来一补”是中国加工贸易的重要形式，中国劳动力资源充沛，利用这个有利条件发展加工贸易，在国际贸易中具有比较优势。目前加工贸易，产值已经占到全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的48%，有3000万人从事加工贸易行业，许多地方因为加工贸易致富，许多从事加工贸易产业的不断优化升级，加快了中国走向世界的步伐，成为世界第四贸易大国。但是，从事加工贸易的一般都是纺织、轻工、家用电器等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技术含量不高，合作对象多是港澳台地区的一些企业，规模不大。
第三次大规模成套设备引进项目定了不久，中国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变化、推进，计划经济时代搞大项目的一套办法，包括资金筹措、工程建设、生产管理，以至于商业上的销售，都不适合了，需要根据体制的变化，摸索出一套新的方法。这批引进项目对改革的推动作用，就体现了对一套新办法的探索。比如，第三批成套设备引进项目开始建设的时候，正赶上了国家1981年1月1日实行的基本建设拨款改为贷款的规定，这批项目首先遇到的就是筹资问题，需要有资本金，才能借到钱，但是怎样得到资本金，拿到贷款，将来又怎么偿还，我在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工作期间，为了救活4套乙烯等8个大引进项目，摸索出一套新办法，经过实践完善，渐渐形成一套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做法，形成了一套同外国大公司合作的办法，包括银团贷款、发行企业债券、企业改制和股票上市等等。对于中国更积极地进入国际资本市场，对于实行投资主体多元化，都是先行的实践，没有这些项目的先行、实践和探索经验，就不可能有现在的投资主体多元化的改革。这些项目的实践对我们改革开放在更高的层次上推进，在积累经验、培养人才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第三次成套设备引进的项目，包括我参与领导的宝钢、4套大乙烯、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二期工程在内，都是属于材料工业的。这批材料工业的引进项目，对提高中国材料工业的水平，乃至整个现代工业的水平都起了重要作用。比如汽车钢板，最顶上那块板是很宽的，特别讲究平整，经过多大的压力冲击、弯曲，钢板都不能有一丝一毫的皱纹，都不能影响汽车的表面外观、内在质量。过去国产的“上海”牌汽车，因为钢材质量不过关，从里往外生锈，油漆很容易脱落。现在宝钢生产的钢板，能够保证13年不生锈。神舟五号、长征火箭能穿越大气层，安全地上天落地，一个关键因素是用了很特殊的高温合金材料，其中核心部位的材料就有宝钢集团生产的。
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在充分看到第三次大规模成套设备引进工作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我们还必须清醒地看到工作中的失误和问题，看到缺点、错误，认真反思其中的经验教训。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以下3个问题：
第二，引进的项目太大、太集中。1978年决定分批引进的成套设备项目，总规模达到180亿美元，国内基建投资匡算共需1300亿元。其中特大型项目，除了宝钢外，大乙烯（年产30万吨）一次就引进4套。这样大的引进规模，不讲项目本身，就是国内的配套设施和供应工作，以及消化、管理能力都跟不上。以北京石油化工总厂（现燕山石油化工公司）为例，1973年引进的30万吨乙烯，由于后续装置与原料供应问题没有解决，长期不能满负荷生产，直到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成立后的1988年才达到设计能力，前后历时长达15年之久。已经引进的一套还没有搞好，又急着一次引进4套，造成引进工作中的“消化不良症”，使企业的经济效益和国家的利益都受到很大的影响。
第三，重引进，轻消化、轻创新。第三次大规模引进的设备技术，不少都在第二次大规模引进时就已引进了，当时有的还引进了关键设备技术，如压缩机等。但是后来还是不断重复引进，其中尤以30万吨合成氨、48万吨或52万吨尿素最为突出。20世纪70年代初引进成套设备13套，80年代又引进6套，90年代再引进13套，三次成套引进总数达32套之多。可以称得上是“引进又引进，重复再重复”。这在世界各国引进技术设备史上是绝无仅有的。80年代后期，我曾在乌鲁木齐召开的一次讨论化肥设备国产化的会议上讲过，这种引进做法，是我们从事这门工作的人的耻辱。但说归说，做还是照做。究其原因，一是建设单位缺资金，国外卖设备的公司，找他们的政府和银行支持，可以提供贷款。二是省事，成套引进，免去国内配套工作的许多麻烦，确保顺利建设、按期投产，发挥作用。三是行政体制的作用，要项目、要投资的人，把争到项目视为政绩，而对企业经营却可以不负责任，至于国产化更是别人的事。
这3个问题，现在都有改进。国内资金多起来了，不必再仰求引进设备的卖方信贷。国产化的工作更让人高兴。2002年，上海70万吨乙烯装置的心脏设备压缩机，就是沈阳鼓风机厂生产的，使用后运转情况良好，一点不比外国制造的差。同一装置的另一心脏冷箱分离设备，由杭州汽轮机厂制造供应，情况同样良好。这个重要的事例证明，只要我们重视，认真去做，我们就能做到，就能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