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改革开放初期恢复农业家庭经营的重要理由是将农业田间生产过程交由家庭完成更有效率，但当下农业田间生产中的多主体分工并不罕见。本文基于分工的经济学经典定义即“环节分工”分析指出，如果单看农业田间生产过程，深化分工并不会显著提高产出效率，强制分工还可能抑制劳动产出效率；如果超越田间生产过程，从其与前、后端延伸环节的联系来看，农业产业链条延伸与分工深化客观存在也有利于提高产出效率。现实中随着承包户越来越多参与非农就业并退出各个田间生产环节，田间生产过程的分工趋于深化，同时，在市场化环境下弱势农户很难进入门槛较高的农业分工环节。未来中国农业深化分工既应着眼于提升产出效率、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也不能忽视为弱势农户创造更充分的参与现代农业产业链条与分工的机会。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应该实行什么样的农业生产组织模式？这是事关全局的重大经济理论和政策问题。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总体进程正是从在农业领域恢复家庭经营方式起步。改革开放初期，恢复农业家庭经营的重要理由是农业生产尤其是大田农产品田间生产的长周期、多环节、季节性特性决定了其很难和工业生产一样实行超出家庭范围的分工，除了家庭，其他任何形式的组织都无法负担对田间劳动投入的高昂监督成本，强制实行分工和集体化生产导致农业生产中有效劳动投入不足，由此，将农业田间生产过程交由家庭完成是更有效率的方式。然而，在农村改革已进行了40多年的当下，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承包户退出施药、收割等大田生产的重要环节，并将这些环节外包给诸如拥有专业农机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完成，他们并没有继续独立挑起完成大田生产全过程的职责。
基于上述考虑，本文首先回顾现代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关于生产分工的定义和论述；接着基于斯密的定义进行拓展分析，不再把目光固定于农业田间生产过程，而是从范围更广的农业产业链条的角度理解农业分工，分析农业分工深化在什么情况下无效，又在什么情况下有效，以及制约农业分工演进的社会结构性因素，继而回顾新中国在农业领域实行分工的已有经验；最后简要讨论未来中国农业深化分工的方向。
二、生产分工的经济学含义和分工的形式
显然，生产分工存在程度上的差异。斯密指出农业生产无法实行如同制造业般的细密分工，并指出这一事实可能正是导致农业产出效率提升较为缓慢的原因：“农业由于它的性质，不能有像制造业那样细密的分工，各种工作不能像制造业那样判然分立……农业上种种劳动，随季节推移而巡回，要指定一个人只从事一种劳动，事实上绝不可能。所以，农业上劳动生产力的增进，总跟不上制造业上劳动生产力的增进的主要原因，也许就是农业不能采用完全的分工制度。”由此可知，斯密并没有完全否定农业生产实行分工的可能性，他只是认为在他所处的时代——制造业的劳动生产力已充分增进而农业的劳动生产力还没有充分增进的时代——农业生产难以实行“完全的分工”即全环节的分工。
结合斯密的论述，我们可以从以下４个方面理解生产分工：第一，生产分工基于对生产过程的环节划分，形式上可分为部分环节分工和全环节分工两大类；第二，不同产品生产（如农产品生产和工业品生产）的分工程度存在差异；第三，不同产品生产的分工程度可以发生演进，不能以“静态”和“去历史化”的视角看待产品生产分工的状态；第四，既然分工是基于对产品生产过程的环节划分，那么随着某一场所的产品生产过程“向前端环节”或“向后端环节”延伸，或随着原有的产品生产过程出现进一步的环节细分，生产分工也会发生演进。
事实上，斯密论述的思想在马克思的论述中得到进一步展现，并且，由于马克思生活在斯密之后的时代，马克思的论述体现了生产分工的时代演进。特别地，马克思强调了大机械（即大型的生产资料）在生产中不断增加应用的趋势，强调了生产资料部门对于社会扩大生产规模的重要意义。这也就意味着，马克思的视野并不局限于某一产品生产场所（如制造业工厂）内部的生产过程，而是将视野扩展到该“局部场所”产品生产过程的前端环节，即准备生产资料的环节。经由对具体产品生产过程的前端延伸环节的强调，马克思将某一局部场所内部的生产提升到“社会化大生产”的高度。马克思之后，这一理论观察视角在杨格和Stigler对斯密的生产分工理论的发挥，即对社会性的“迂回生产”和“环节分工经济”的阐述中得到了再次强调。
这一观察视角具有重要启发意义，它提示研究者，分析农业生产分工所能达到的程度，不能将视野局限在具体场所（如田间）的产品生产过程，而要看到具体农产品生产过程和其他生产部门以及和既有生产基础设施之间的关联。如果工业部门能够为农业提供新的生产装备或生产技术支持，或者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实现了升级，则农业深化分工的可能性随之发生变化。更明确地说，在分析农业分工及其演进时，我们既要看到田间生产过程的分工状态本身，也要从范围更广的农业产业链条的角度，看到前后端环节对田间生产过程和田间生产分工状态的影响乃至塑造。
三、农业产业链条与农业分工
（一）从田间生产过程看农业分工
图1某种制造业产品的生产过程及用时
图2某种大田农产品的田间生产过程及环节用时分布
这一分析结论可以进一步推广到其他农产品生产。与大田生产过程的情形相似，一定单位（如一定数量的牲畜或一定面积的地块）的大牲畜养殖、禽类养殖、果蔬种植都难以通过分工来大幅缩减生产用时：对于大牲畜和禽类产品而言，可以通过环节细化来提高屠宰环节的效率（现代化的屠宰场借鉴了制造业的流水线模式，屠宰环节细分成各个前后连贯高效的子环节），但难以加速牲畜和禽类在饲养栏中的生长来缩短饲养期，而饲养期毫无疑问是畜禽产品生产用时的最主要部分（如肉牛需要2年以上的饲养期）；对于果蔬产品而言，可以通过环节细化来提高采摘环节的效率，但难以加速植物在种植地块或设施空间中的生长来缩短生长期，而生长期是果蔬产品生产用时的最主要部分。
（二）从田间生产过程的环节延伸看农业分工
以上分析进一步说明，要分析农业分工的演进，不能把视野局限在田间生产过程，尤其不能把视野局限在特定技术条件下的田间生产过程。马克思高度强调机器等生产资料在工业中的基础性作用，进而突出生产资料所有制在经济制度中的决定性意义，而生产资料的出现要早于具体的工厂生产过程的开展，生产资料供给是工厂生产过程的“前端”。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农业的田间生产过程不断地延伸出前端、后端环节，而且前端、后端环节反作用于并重塑田间生产过程。图３示意农业由田间生产过程向前后两端的环节延伸，田间生产过程仍然被简单分成耕地、播种、田间管理、收割、运输晾晒等5个环节；前端环节包括农业品种改良、生产技术研究推广、基础设施建设、生产工具制造等；后端环节包括加工储藏、物流销售、品牌创建等。图3中，相比田间生产过程各环节的严格次序，前端各个环节之间和后端各个环节之间不存在严格次序。而且，在历史发展视野下，前端和后端的各个环节是逐步出现的。
图3农业田间生产过程的环节延伸
粗线条看农业产业链条与分工的历史发展和逻辑顺序：农耕时代，在生产自给自足或接近于自给自足的状态下，生产者借助简单的手工工具和畜力从事农业生产，田间生产每个环节都需要大量的人力投入，这个阶段的农业生产在很大程度上等同于“田间过程的劳作”。已有历史经验表明：缺乏品种改良、基础设施建设和现代生产工具制造等前端环节的支撑，生产者长期陷入“靠天吃饭”的境地，面对天灾而无能为力；伴随人口的增长，生产者在小规模土地上大量投入劳动的边际产出递减，人均产出极为有限。
进入工业化起步时代，为了改善农业生产的物质条件、提升单位面积土地产出，一部分农业生产者进入生产前端，参与修建农业基础设施，部分还参与品种改良、生产技术研究推广、新式生产工具制造等。在这个阶段，田间生产的每个环节仍需大量劳动投入，但从生产前端环节和田间生产过程前后相承的关系来看，农业已呈现出深化分工的趋势。通过提供更优良的生产基础设施、良种、生产技术、肥料等，前端环节提升了田间生产过程的产出。
随着生产基础设施的完善和良种、农用化学品、现代农机等投入增加，田间生产过程对劳动投入的需求下降，在单位土地面积产出水平不下降的前提下，劳动生产率将提升。一般而言，农业田间生产不需要连续不断的劳动投入，在传统家庭自主经营模式下，生产者会在田间生产环节的间隔从事小型副业或工商业生产，这一模式结合中国农户土地经营规模普遍细小、单靠农业难以维持生计的基本情况而得到强化。只要有足够多的现代生产要素引入田间生产并取代原有的劳动投入（如用农机完成收割），能够获得非农就业机会的生产者就会逐步退出各个田间生产环节，将这些环节交由掌握现代生产要素的生产者完成。特别是在普遍小规模经营的情况下，各家各户不可能都独立购置高价值的现代农业设备，这导致田间生产过程呈现分工深化的趋势。
在工业化不断推进的背景下，生产基础设施的改善、现代生产要素的引进促使同样土地面积的农业产出显著提升，进而使一家一户自给自足的生产经营模式不断消退。超出生产者及其家庭消费所需的农产品需要进行深加工和储藏，或在市场上找寻出路。然而，农产品加工、物流销售乃至品牌创建等环节的成本门槛较高，一家一户无法独立承担成本，而且，这些环节本身可以不断实行细化分工，因此，在田间生产过程的后端，分工深化也成为趋势。
（三）制约农业产业链条和分工的社会结构性因素
上述分析中农业产业链条延伸和分工深化看起来似乎是“自然而然”发生的，还没考虑现实社会中、市场化环境下制约农业产业链条延伸和细化分工方向的结构性因素。事实上，现实社会中不同群体的力量强弱对比极为鲜明，能够决定农业产业链条延伸和细化分工方向及方式的更可能是社会中的强势群体而非弱势群体。进而，正由于社会中不同群体的力量强弱对比极为鲜明，如果持续任由市场力量起支配作用，农业产业链条延伸和细化分工所造成的利益分配格局调整很可能就偏向维护强势群体，而不利于弱势群体。
四、新中国农业分工的已有经验回顾
（一）改革开放前的农业产业链条及分工情况
新中国成立以前，小农家庭生产占据主导地位，粮食等大田作物是农户最主要的生产类型。绝大部分农户在小规模土地上开展田间生产，生产的基本目的是尽可能实现自给自足（同时支付土地租金和赋税）。在全国范围内，专业化且成规模的品种改良、技术研究推广、基础设施建设和生产工具制造团队很少，面向大范围市场的产品加工、物流销售专业团队也很少。在这种情况下，农业品种改良缓慢，农业技术研究和推广无法大范围铺开，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存在大量空白，生产工具相对简陋，从而农业增产主要依靠各家各户在田间实行精耕细作。农户通过除草除虫、积肥施肥、深耕垄作等多种措施提高单位面积土地产出，即便如此，户均农业产出仍然非常有限，无法长久保障基本温饱，人们对于荒年和饥荒并不陌生。新中国在这样薄弱的基础上探索发展超越旧有小农家庭形式的农业生产组织。
（二）改革开放以来的农业产业链条及分工情况
在国家工业发展有了一定基础的条件下，通过市场化导向的改革，农户获得自主安排农业田间生产的决策权，也能够自主选择从事其他生产；统购统销政策对乡村农业产出的提取强度下降，这首先表现在农产品收购价格的提升，如1979年小麦、籼稻、粳稻、谷子、高粱、玉米等6种粮食的平均统购价格相比于1978年提高了20.86％，继而，统购统销政策在1985年被取消。经历了长时期的自主生产决策和消费两方面的受抑制，农户的生产积极性和劳动产出效率在市场化导向的改革下无疑得到了促进。实践表明，恢复农业家庭经营后，乡村的农业产出、农业劳动生产率和非农产出都快速提升。
从生产分工的角度看，恢复家庭经营初期，中国农业在一定程度上回到一家一户专注于小规模地块生产的低分工状态。农户较少再参与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农技推广体系逐步走向了市场化。虽然在恢复家庭经营初期，化肥、农药、现代农机等现代生产要素的供给和投入有限，田间生产仍然高度依赖人力投入，但基于前期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良种推广、农业生产技术推广等已有成果，（相比于新中国成立以前）各家各户能够更加独立顺畅地完成田间生产过程，农业单产和农业总产出也持续提升，1984年的粮食产量相比于1978年的增产了2000多亿斤。不可否认，这样的农业增产成效离不开集体化时期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技推广成果，否则无法解释如下事实：同样是一家一户在小规模地块上开展田间生产且高度依赖劳动投入，改革开放初期的农业单产却远远高于新中国成立以前或成立之初的水平。
但是，恢复家庭经营初期的农业分工状态绝非一成不变。在农业科研日益推进、工业部门为农业田间生产提供现代生产要素的能力提升，以及社会非农就业机会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基于对生产就业收益的比较，越来越多的农户家庭劳动力（尤其是受过更多学校教育的青壮劳动力）减少了田间劳动投入，增加了非农就业，并通过向市场购买现代生产要素或服务来弥补自家减少的劳动投入。特别是，随着2005年以来大中型农机动力投入快速增加，大田生产过程中的要素投入主体越来越朝着所谓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转变。在当下，农业田间生产过程的各项要素投入已不是由各个土地承包户独自完成。对于经营规模较大的农业经营者来说，他们除了要更多利用现代生产要素，还要在耕、种、收等诸多田间环节借助农业雇工的力量。总体图景是清晰的，无论是从农业产业链条前端环节和田间生产过程的联系来看，还是从田间生产过程自身来看，恢复农业家庭经营以来中国农业分工趋于深化。越来越多的农户减少田间劳动投入、增加非农就业并没有导致农业产出下降，反而增加了农业和非农产出。
而且，随着农产品（包括粮食）产量的提升，解决了温饱问题的农户有更多余粮对外出售，农产品生产也朝着多样化、高附加值化的方向发展，加上国外农产品进入的因素，农产品供应规模不断扩大，中国农产品市场朝着买方市场转变。专业化的农产品储藏加工、物流销售、品牌创建等生产后端环节对于提升农民收入的意义不断加强。公开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农业田间生产者出售农产品的价格占产品终端销售价格的比例已不足50％，且有继续下降的趋势；根据农业农村部提供的数据，2020年中国农产品加工产值是初级产品产值的2.4倍。很明显，终端农产品的销售收益已主要落在田间生产过程的后端延伸环节。这些具有更高市场回报的后端环节涉及大量的固定资产投资、社会资源整合和运作，对于小规模承包户来说，这些环节的进入门槛过高，由此，农户层面上的农产品自产自销越来越少。从农业田间生产过程和后端环节的联系来看，中国农业分工同样趋于深化。
五、总结与讨论
（作者系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中山大学基地研究人员，中山大学华南农村研究中心研究人员；乡村发现转自：《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