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坦综合土地、人口、物价等方面的关系，建立了一种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其核心是人口，隐含着人口是发展的决定因素的思想，被称为新人口论。同一时期，荷兰史学家斯里彻·凡·巴斯所著《西欧土地史》，也是依照人口论的模式来写的。他认为19世纪以前，农业的发展过程即是土地与人口维持脆弱平衡，这时农业技术和人口增长相比，不仅不能上升，反而下降，故人口增长往往导致饥荒。他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方式，完全是马尔萨斯主义式的。【3】另外，法国学者拉杜里写成《朗格多克的农民》，用法国地区中世纪晚期到18世纪的农村经济发展，证明马尔萨斯主义的成立。【4】
他们都认为人口与农业资源存在着矛盾，而对人口与资源的矛盾是从供给与需求两方面来加以认识的。布伦纳说，他并不否认人口论所说的长期发展趋势，即中世纪时由于生产力停滞，人口增长导致经济上升时期土地生产率比劳动生产率增加得快，农产品价格比手工业产品价格要高，因而劳动生产率下降。而且这种人口过剩有一种自我矫正的力量，会产生相反的发展，人口下降，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以及价格都向相反的方向变化。【8】所以实际上布伦纳也是一个人口论者。希尔顿也认为，中世纪低下的社会生产力和人口的增长存在着矛盾，由于农民生产落后，农民经济会进入人口增加和生活穷困这一自杀循环。【9】他们不同意的是把人口当作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主张必须考虑阶级差别、财富差别所产生的后果。他们认为，封建社会就是一个没有出路的社会，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打破了封建主阶级的超经济强制，把农民解放，然后剥夺小农，在其中产生分化，才会发展出新的生产关系。【10】
和人口论不同的还有博士鲁普的理论。博士鲁普主张，人口增长会对生产力形成压力，促进生产力的提高。即人口增多会促进农业耕作的集约化，促进技术改良，从而使得单位面积产量和总产量增加。【11】这一学说从积极的方面理解人口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即人口不仅是一种消费、一种需求，更是一种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会产生巨大的作用。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许多西方学者也注意研究中世纪时生产力的提高。如英国的诺福克地区，就被认为是人口增加促进农业生产水平提高的范例。【12】许多认为中世纪农业生产力有所提高的研究，应该说是和博士鲁普的意见相一致的。当然，我们也应当承认，在农业现代化之前，即农业的生产技术在使用拖拉机和化肥之前，人口与土地资源的关系总是处于一种紧张状态，马尔萨斯陷阱，或者说马尔萨斯危机一直是存在的。
后来坎贝尔更指出，波斯坦说的农业衰退时期，耕地集中在好地上，所以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二者同时上升，而在诺福克这样的采取集约化耕作的地方，则和欧洲大陆一样，是人口增加，生产集约化，土地生产率上升，劳动生产率下降；人口下降，生产粗放，单位产量下降，可是劳动生产率却上升。即指出了生产粗放和生产集约的不同。【17】
以上介绍农业起伏所引起的社会经济诸现象，是为了在下面讨论生产力的发展时有一个准备，即如何才能正确了解生产力的发展问题。
二、农业生产力的计算方法
如何计算封建社会的农业生产力，是一个十分困难的问题。西欧封建社会长期以来，使用的是种子和产量之比，即前面提到的产出率。“这是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种子和谷物的数量是比土地面积更为主要的因素。”【25】但是许多修道院从l3世纪起，保存了详细的播种、收获记录，所以也可以计算出单位面积产量。产出率在西欧中世纪一般认为是l：4，即25％的产量要留作来年的种子；而如果产出率可以达到l：6（这被认为是早期近代的西欧农业生产水平），则意味着只要把13％的产量留作种子就可以了。西欧封建时代农业生产力发展缓慢，产出率往往被认为是很少变化的。【26】中国古代农业生产率的计算办法，则是单位面积产量，即一亩地生产多少粮食（以石计）。当然古代的亩面积大小随时随地不同，石是计算容积的单位，很不准确。如果要把它折合成重量（斤），也会因为如何折合引出许多问题。可以说，直到20世纪50年代，西欧经济史关于农业生产力的计算还是以产出率为准的，l963年凡·巴斯的《西欧农业史》仍然如此。经济史的研究进一步发展以后，农业生产力的计算也向着更科学的方向发展。
三、西欧的农业生产力
西欧农业生产力的进步西欧封建时代的农业生产力停滞落后，粮食供应和人El增长处于一种紧张状态。当人口增加，粮食不足时，人类自会采取各种应对措施：首先是扩大耕地；如果耕地不足，也会在同一块土地上多投入劳动和资本，以求增产；加强农产品的专业化生产，改良农场和农业生产的组织与管理，提高农业技术等。【38】但长期以来，普遍认为西欧中世纪和早期近代的农业生产力提高是十分不容易的，所以才有波斯坦的人口论。近年来因为和人口论的争论，关于西欧农业生产力发展、增长的研究也大有进步，对农业生产停滞说提出许多修正。
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瑟斯克为首的莱斯特学派对英国农业史做了大量的地方史的研究，写成了多卷本的《英格兰和威尔士农业史》，对各地方的农业生产有较仔细的了解，指出了中世纪时存在的许多土地增产办法，总结有下列七种形式：
1．在单位面积上生产更多的食物和能量。如生产粮食而不是牲畜和畜产品，牧场不只是放牧而兼生产饲草，使用灌木林中的燃料而不使用天然树林中的燃料等。这就是在耕地扩大、草地减少时，注意种植饲草、饲料和灌木林，这都要求投入更多的劳动。
2．生产更值钱、含更多食物和能量的作物。如用经济作物和园艺作物取代粮食作物，用粮食作物取代饮料作物，用做粥作物取代面包作物（以燕麦取代小麦），用种植豆类取代休耕，用耕马代耕牛，用产奶牲畜取代肉食牲畜，用大牲畜取代羊，用圈养猪取代放养猪等。
3．使混合农业体系中的种植业和牲畜业更紧密结合，以避免在使用土地时互相妨碍。如更好地控制休耕地用作牧场和羊圈的部分，发展出一种转换农业体系（土地定期转变为耕地和牧场）。更多种植豆类和燕麦做饲料以圈养牲畜（尤其是在冬天），在田间更多施用牲畜粪等。
4．使轮作制多样化，减少休耕，增加作物的种植，还要多耕以备好地，注意种子的质量和数量。通过种植固氮豆类，系统地圈羊过夜，施用肥料、石灰、泥灰岩等改良土壤。控制杂草生长（如多次锄草、密植、对休耕地多次夏耕）。
5．使种植业和畜牧业的劳动程序更加合理化。表现为在自营地上更多投入劳动，更细心地监督和管理劳动者，部分甚至全部用雇工取代农奴等。
6．改良农具，投资修建仓库、牲畜圈和农业生产的各种器具。
7．利用市场扩展提供的机会进行生产分工以取利。【44】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面的许多增产方法都是要加大劳动力的投入的。如果劳动力投入过多，而收益较少，就会产生上面提到的过密化。在现在对第三世界农业发展的研究中，过密化似乎成了一大问题。但是西方学者对之并不太在意。他们往往认为involution和innovation都是增产的方法，只是involution会导致劳动生产率下降，如果劳动力便宜还是可用的一种办法，虽然效率不高，可是经济合算。【45】而且，所谓边际效益递减这样一个经济学上的现象，不只是在劳动力投入过多时会出现，任何生产因素投入过多，都会导致过密化。如种子过多、肥料过多、灌溉过多等，都不仅不会增产，反而会引起减产，这属于农业生产的常识问题，远没有某些人宣扬的那么神秘。出现这种情况，农民自会设法避免，这也可以说是农民的经济理性。
虽然英国的农业在发展过程中，也会由粗放型向精耕农业转变，不过转变的速度很慢。据对英格兰三百多个自营地统计的结果，精耕农业被粗耕农业以大致2：1的比例超过，即精耕农业的发展仍然迟缓。【46】习惯的力量还是强有力的。
下面，我们介绍一下英国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情况。因为在欧洲各国中，英国是可使用的历史统计资料最多的国家，所以许多的例证都出自英国。由于历史计量学的发达，我们已经可以计算出或估计出英国农业生产力的众多数字。
奥维尔顿根据人口数，按照人消费的粮食加上牲畜饲料，还扣除进口粮食数，计算出近代英国粮食总产出的变化（以1700年为l00）5：5：
土地生产率的计算土地生产率是指土地生产的效率，一般也称之为亩产量，在英国以每英亩多少普式尔（1普式尔合36．4升）计。这个在中世纪时有许多庄园的详细记录，可以推算当时的亩产量。因为种植的作物有小麦、大麦、燕麦等，其产量不同，有时经济史学家要把这些产量按照当时价格统一折合成为小麦，另外他们还要减去种子和什一税，认为这才是纯收入（当然还没有包括牲畜等的收入）。现在引用坎贝尔对诺福克地区和其他各郡的领主自营地的亩产量的计算（包括什一税在内）【53】：
这样计算的缺点是只包括部分土地的亩产量而且只是领主自营地的，没有农民的土地，而且这样的资料到l450年以后也基本上没有了。所以还可以根据近代以来英国人自己对全国有多少耕地的估计和统计，来除前面计算出的全国粮食总产量，就可以得出平均亩产量。奥维尔顿引用的两种统计如下：
但这样计算出的粮食产量是一个比例数，可以知道增长或者减少的比率，而不知道实际亩产量。克拉克还应用了另外一种办法来计算实际产量，这就是劳动投入法。即19世纪以前，农业田间劳动基本上是人的体力劳动，所以并没有太多差别。有些劳动是一直固定的，如打谷，因为西方的打谷是把谷物收割后放在谷仓中慢慢地打，所以每人的打谷数量基本固定；有些劳动是按照土地面积的增加而增加的，如耕田，耕地面积扩大，耕田劳动自然就要增加；有些劳动是随着亩产量的变化而变化的，如割谷、捆禾等，如果每亩产量增加，那么付出的工资就要多，所以可以从雇来割谷、捆禾的工人工资多少来推算亩产量。克拉克推算出的小麦亩产量如下【54】：
坎贝尔和奥维尔顿还对诺福克郡的亩产量作过一个长期的计算，我选择其部分成果列表如下【55】：
里格利基本上把城市人口和乡村人口当作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当然他指的是大城市，即人口在5000人以上的城市。然后他再计算出乡村中的非农业人口（因为英国的乡村中有许多从事手工业、矿业的劳动者），这样得出整个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之比。他这样计算的一个明显缺点是，在5000人以上人口的城市中没有排除其中的农业人口，却排除乡村中的非农业人口，可能夸大了非农业人口的比例。他的计算结果如下表所示【59】：
里格利认为，l520年，城市人口占5．25％，到1801年，就达到27．5％。也就是说，l520年，l00个农业家庭养活106户人口，而到l801年，l00户农业家庭养活l38户人口。所以l801年的劳动生产率比l520年高30％。
里格利还应用了其他学者对农村中从事真正农业劳动的人口的估计，l801年时只有35．9％的劳动者从事农业、渔业和林业，那么那时只有50％的乡村人口从事农业劳动，再推算出l520年乡村劳动人口为80％，l670年为70％，l700年为66％，然后到1801年为50％。【60】过里格利认为这一数字不很准确。他指出，乡村中的农业劳动者人数在不断减少，但他同时也承认，乡村中的工人同时也有一小块土地，自己耕种，所以工人和农民是相互交差、难以区分的，而且这种比例的估计也只是一种猜想。【61】我们有必要指出的是，欧洲中世纪时在城市中也有农业活动，有农民，布罗代尔说，直到18世纪，许多大城市中仍然有农业和农民、种葡萄者、养猪人等，【62】所以可能里格利高估了英国城市人口的数量。
里格利重新计算出的城乡人口数字如下：
他计算出的人口百分比如下：
这样，乡村人口中从事农业的人口更要降低了。可是如果以乡村农业人口来除全部人口数（表示一个农业人口可以养活多少人口），则这一劳动生产率为【63】：
这说明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很慢。直到l8世纪，一个农业人口还养活不到两个人，即除了自己以外还养活不了另外一个人。也就是说，即使在英国这个工业化的先导国家，农业的增长也主要是靠土地生产率的增长和耕地面积的扩大来完成的。
如果把英国和法国对比，则法国的情况更为落后【64】：
如此算出法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为【65】：
即直到19世纪，法国的农民一个人的劳动还养活不了另外一个人。
四、中国的封建农业生产力
中国粮食亩产量的计算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有许多学者进行过尝试，但是因为缺乏原始记录，所以争议很多。譬如吴慧的计算是，唐代平均每市亩产量为334市斤，宋代为309斤，元代为338斤，明代为346斤，清代前期为367斤。【68】这和外国学者喜欢引用的珀金斯的计算有很大的出入。珀金斯是根据假定的人均年消费粮食量乘以人口数，再除以耕作亩数而得出的数字，为l400．年l39斤，l770年203斤，l850年243斤。【69】他们二人的计算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亩产量还是不断上升的。这也是中国学者的一个比较普遍的观念，即生产力是不断发展、提高的，所以亩产量只能不断提高。
近年来，对中国历史上粮食亩产量的推算逐渐比较科学，有了许多进步，比如注意地域差别、引用方志上的记录。特别是宋代以后，资料也多，所以可以拿来讨论。自从外国学者斯波义信、伊懋可等大倡宋代经济发达，已经到了近代化的门槛之说后，在世界史坛上这已是定论。我国学者中也有对宋代亩产量估计很高的。但近日李伯重写《“选精”、“集粹”与“宋代江南农业革命”》，认为其亩产量不可能如漆侠等主张的那样达到三四石甚至五六石，实际上只有一石。【70】这一说法引起不同见解。最近方健经过详细研究，认为宋代江南稻米的亩产量平均是二石。他还引用郭正忠对历代度量衡的重新估算，算出这二石的稻米折合为现代每市亩产量357市斤，合稻谷714斤。【71】
我们还可以用里格利的方法，即用乡村农业人口来除全部人口，得出劳动生产率（即一个农业人口可以养活多少人），以此来看中国的情况。麦迪森采用的中国城市人口占全部人口的百分比为【78】：
如此算出的中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宋代（1120年）为1.0548；明代（1506年）为1.0065；清代（1650年）为1.0006。这说明：其一，中国历史上很长一个时期，一个农业人口还养活不了两个人；其二，农业劳动生产率是逐步下降的。
五、小结
从中国和西欧农业生产力的长期趋势看，封建时代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是十分缓慢的，有时候还有下降。当然，我们这里计算的多是粮食产量，并不能表示全面的农业收成。不过无论如何，在中古时代，人和土地资源处于一种紧张状态。这种粮食生产增长缓慢甚至没有增长反而下降的情况，主要是农业生产技术长期得不到发展造成的。工业革命以前，西欧的农业生产技术，主要就是人力和畜力等自然力。根据布罗代尔的研究，法国直到l9世纪初，许多土地的耕作仍然是应用人力，甚至连牲畜都不使用。这一方面是因为地势崎岖不平，不宜使用牲畜；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农民贫困，没有畜力可供使用，半数以上的农民没有牵犁的牛马，【79】饥荒频仍，由此引起农民暴动和骚乱不断。
农业生产的显著进步，只有在使用拖拉机和化学肥料后方才能够实现。
注释：【1】Abel，W．，Agricultura1FluctuationsinEurope，Froml3（th）to20（th）Centuries，N．Y．：St．Martin’sPress，1978，PP．3-4．
【2】波斯坦：《中古社会的经济基础》，《世界历史译丛》，1980年第4期；波斯坦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一卷，郎立华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第7章第7节。
【3】SlichervanBath，B．H．，TheAgrarianHistoryofWesternEurope，500．1850，London：EdwardArnold，1963，PP．11—13．
【4】LeRoyLadurie，E．，ThePeasantsofLangudoc，Chica90：UniversityofIllinoisPress，1976．
【5】科斯敏斯基：《11—15世纪英国地租形态的演变》，《史学译丛》，l956年第l期。
【6】Aston，T．H．，andPhilpin，C．H．E．，eds．，TheBrennerDebar：AgrarainClassStructureandEconomicDevelopmentinPreindustria1Europe，Cambridge：CUP，1985．
【8】AstonandPhilpin,TheBrennerDebate,p.217.
【9】《世界历史译丛》，1980年第5期，第顶。
【10】AstonandPhilpin,TheBrennerDebate,pp.214-215.
【11】Boserup,E.,TheConditionsofAgricultura1Growth,London:Allen&Unwin,1965.
【13】SiichervanBath,TheAgrarianHistoryofWesternEurope,p.116.
【14】Ibid.,p.ll3.
【15】里奇等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五卷，高德步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第52—54页。有所简化改动。
【16】波斯坦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一卷，第471—473、475—479页；Postan，M．M．，TheMedieva1EconomyandSociety，Middlesex：PenguinBooks，PP．26·28，154—158；凡·巴斯也有这样的看法，参见SlieherVanBath，TheAgrarianHistoryofWesternEurope，P．124。
【17】Campbel1andOverton，Land,LabourandLivestock，PP．144—146．
【18】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二卷，贝昱等译，商务印书馆，1988，第294页。计算下降的百分比时已扣除种子。
【19】同上书，第316页。
【20】Allen,R.C.,EnclosureandYeoman,Oxford:ClarendonPress,1992,p.2.
【21】Kerridge,R.,TheAgricultura1Revolution,London..GeorgeAllenandUnwin,1967.
【23】Thirsk,J.,TheRura1EconomyofEngland,London:Hambledon,1984,pp.183-216.
【24】Overton,M.,Agricultura1RevolutioninEngland,Cambridge:CUP,1996,Chap.3.996,Chap.3.
【25】里奇等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五卷，第76页。
【26】里奇等主编的《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五卷第75页认为只有1：4或1：5；奇波拉主编的《欧洲经济史》第一卷第l54页持同样估计。
【27】转引自Campbell，B．M．S．，andOverton，M．，“ANewPerspectiveOnMedieva1andEarlyModernAgriculture：SixCenturiesofNorfolkFarming，C．1250-c．1850”，PastandPresent，110．141（Nov．1993），p．66。
【28】Ibid．；Campbel1andOverton，Land，labourandLivestock，PP．7—9：Overton，Agricultura1RevolutioninEngland,P．70．
【29】Kula，AnEconomicTheoryoftheFeuda1System，PP．29-39．
【30】里奇等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五卷，第92页。
【31】里奇等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五卷，第47页。
【32】同上书，第48页。参见SlichervanBath，TheAgrarianHistoryofWesternEurope，PP．7-23。
【33】李伯重：《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农业出版社，1990，第l90—209页。
【34】恰亚诺夫：《农民经济组织》，第53—54页。
【35】《亨莱的田庄管理》，第4顶。
【36】Bennett，H．S．，LifeontheEnglishManor，AStudyofPeasantConditions，1150-1400，Cambridge：cuP,1938，P．115．
【37】桑巴特：《现代资本主义》，第一卷，第544页。
【38】Campbel1andOverton，land，labourandLivestock，PP．17，24—27：Overton，Agricultura1RevolutioninEngland,PP．89，121—128．
【39】Titow,J.Z.,WinchesterYields..AStudyinMedieva1Agricultura1Productivity,Cambridge~CUP,1972,p.14.
【40】Hallam,H.E.,ed.,TheAgrarianHistoryofEnglandandWales,vol.2,1042-1350,Cambridge:CUP,1988,pp.1007-1008.
【42】Ibid.,pp.18,196-198.
【43】Campbell,B.M.S.,EnglishSeignioria1Agriculture,1250-1450,Cambridge:CUP,2000,p.17,note.861Campbel1andOverton,Land,LabourandLivestock,pp.35,164.
【44】Astill,G.,andLangdon,J.,eds.,Medieva1FarmingandTechnology:TheImpactofAgricultureChangeinNortheastEurope,Leiden:Brill,1997,pp.228-229;Campbell,EnglishSeignioria1Agriculture,pp.11-17.
【45】Campbel1andOverton,Land,LabourandLivestock,p.19.
【46】Astil1andLangdon,Medieva1FarmingandTechnology,p.230.
【47】Miller,E.,andHatcher,J.,Medieva1England:Rura1SocietyandEconomicChange,1086-1348,London..Longman,1980,pp.28-29.
【48】Hatcher,J.,Plague,PopulationandEconomy,London:Macmillan,1977,p.71;Bolton,J.L.,TheMedieva1EnglishEconomy,1150-1500,London:JMDent&SonsLtd.,1980,p.64.
【49】Wrigley,E.A.,andSchofield,R.S.,ThePopulationHistoryofEngland,1541-1871,AReconstruction,Cambridge..CUP,1989,pp.208-209.
【50】Overton,Agricultura1RevolutioninEngland,p.8.5Ibid,p.75.
【52】Ibid,p.217.
【53】ampbell,EnglishSeigniorialAgriculture,p.335.2Overton,Agricultura1RevolutioninEngland,p.77.
【56】Campbel1andOverton，“SixCenturiesofNorfolkFarmin9”，P．74；Land，LabourandLivestock，PP．180-181．
【57】Campbel1andOverton，“SixCenturiesofNorfolkFarmin9”，PP．97—98．
【59】Ibid,p.688.
【60】Wrigley，“UrbanGrowthandAgricultureChange”，P．697．
【61】Ibid，PP．696—699．
【62】布罗代尔：《l5一l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一卷，第578页。
【63】三个表格的数据均出自：Wrigley，“UrbanGrowthandAgricultureChange”，P．700。
【64】Wrigley,“UrbanGrowthandAgricultureChange”,p.718.
【65】Ibid..
【66】Campbel1andOverton。land，labourandlivestock，PP。24-25．
【67】宁可主编：《中国经济通史》，隋唐五代卷，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第28—29、34页。
【68】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农业出版社，l985，第l94页。
【69】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宋海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第l7页。
【70】李伯重：《“选精”、“集粹”与“宋代江南农业革命”》，《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l期，第l84页。
【71】方健：《关于宋代江南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若干问题研究》，载高荣盛主编：《江南社会经济研究：宋、元卷》，中国农业出版杜，2006，第536页。
【72】闵宗殿：《宋明清时期太湖地区水稻亩产量的探讨》，《中国农史》，1984年第3期。
【73】李伯重：《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三联书店，2003，第l27—128、326—327页。
【74】方行：《中国封建经济论稿》，商务印书馆，2004，第l94—195页。
【75】史志宏：《清代前期的小农经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l994，第l94页。
【76】方行等主编：《中国经济通史·清代卷》，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第387页。
【77】陈恒力：《补农书研究》，中华书局，1958，第28_29页。
【78】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楚序平等译，新华出版社，l999，第51页。
【79】布罗代尔：《法兰西的特性：人与物》，下，顾良等译，商务印书馆，．l997，第24、28、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