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难辨真假的农资产品，农民维权有着怎样的难题？农资企业打假又面临着哪些尴尬？如何才能将假农资清理出市场？本报记者就此进行了调查。
假农资在农村横行农民维权举证难
站在村里一块芦笋地头，指着一株芦笋上正在贪婪吃着绿叶的虫子，曹县闫店楼镇黄楼村村民赵汝建说，“这块地两天前刚打过农药，但现在虫子又到处都是。买药时，卖农药的人说得好好的，可药打下去根本不管用。”
由于农药问题，当地不少农民不愿再种芦笋，纷纷改种其他作物，当地芦笋种植面积大幅减少。黄楼村今年芦笋种植面积不到50亩，而往年这个村曾种植七八百亩芦笋。曹县被誉为“中国芦笋之乡”，但在芦笋主产区闫店楼镇，却很难找到种植面积超过10亩的芦笋“大户”。
前不久，闫店楼镇工商所接到举报，一次查获了全镇29箱涉嫌虚假宣传的假农药。记者联系这批农药的生产厂商，这家公司拒绝接受采访。
记者在山东省泰安、临沂等多个种粮大市调查也发现，农民因购买假农资而吃亏的现象屡有发生。泰安市南马套村村民赵庆娥向记者抱怨说，自家玉米这两年每年收成都比别人少一半多。“我怀疑买到假种子了，可自己没办法证实。”
假农资坑农严重，农民却面临维权困难。“买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哪些店里卖的是真农资，哪些卖的是假农资，用了之后发现是假的却晚了。我们有时拿着药找到经销商讨‘说法’，他们便把责任推给我们，说是我们使用不当，总之就是不肯退钱。由于当初他们不给开发票，我们手里又没证据证明人家卖的是假农资，所以只能干着急。从流动摊点买的假农药、假化肥，更是连人也找不到。”临沂市费县同利村党支部书记刘仁运告诉记者。
根据我国《农业生产资料监督管理办法》规定，农资经营者应建立健全进货索证索票制度和进货台账，向消费者提供消费凭证并承担修理、更换、退货等三包责任和赔偿损失等农资产品质量责任。当发现提供的农资存在严重缺陷，可能对农业生产等造成危害时，应及时追回不合格农资并告知消费者。但记者调查发现，在实际销售中，严格按照上述规定执行的农资经营者却不多。
曹县工商局副局长朱景刚说，即便是有农民举报买到了假农资产品，但他们只能凭经验认为是假的，因为包装和药品都没有留存，无法提供有效的证据，即便有证据必须到省级以上有资质的部门检测。“很多农民并不知道这些程序，也不愿耽误功夫。”
农资企业“被动”打假常陷尴尬境地
假农资不仅侵害农民利益，而且挤占了正规农资厂商的市场份额。山东华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就是受害企业之一。
作为一家上市公司，华阳科技有1个中国名牌产品、5个山东省名牌产品和2个山东省著名商标。为了维护这些品牌，多年来华阳科技一直在与假冒产品“作斗争”。公司副董事长范伟告诉记者，“企业没有直接的打假权。公司发现仿冒假药后，必须寻求当地政府帮助打假。公司打假成本很高，一年光打假费用就不低于200万元。更为尴尬的是，我们既要全力查假打假，但又不能过分张扬。如果农民知道仿冒我们品牌的农药太多，他们就不敢放心购买我们产品了。”
农资投诉居高不下监管执法存在困难
近年来，我国农资打假力度不断增大，但农资投诉仍居高不下。据统计，今年上半年全国工商系统共查处农资违法案件2.9万件，为农民挽回经济损失1.1亿元。同时，全国各级消协组织上半年还受理各类农用生产资料投诉7014件。数量虽比去年略有减少，但仍是消费投诉热点之一。
朱景刚认为，查处假农资需要包括农业、质监和工商等多部门合作，从市场门槛、生产和流通等多个环节层层把关。最关键的是避免假农资流入市场，从源头上加以控制，这样才能减少对农民利益的损害。
山东省农科院农业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农村经济研究室副主任杨萍认为，杜绝假农资进入市场光靠政府监管还不够，需要通过正规的农资企业完善经营网络、减少流通环节，来不断缩小假农资的生存空间。“应鼓励发展农民合作社组织，通过合作社集体购买农资，提高农民议价能力，买到假农资后还可以发挥集体维权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