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新中国成立及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农村妇女的崛起和父权的衰落成为必然趋势。
一方面，她们私人生活领域的权力发生了较大变化，集中体现为择偶、彩礼交换和分家等方面的自主性；另一方面，社会流动的“脱域”过程加速了父权制的衰落，打工潮将她们从家庭推向了公共领域。
然而，这似乎还没有完全实现对她们的赋权增能。在私人领域，农村妇女的权力具有短暂性。在公共领域，由于年龄及受教育程度的限制，她们更多还是从自身家庭走向别人的家庭（家政服务），并没有完全摆脱“流动父权”的羁绊。
赋权是为改善社会“弱势群体”的生活状况而提出的概念，意在减低、扭转并消除社会主流对社会“弱势群体”的负面评价与歧视定型。
短视频时代，农村妇女借助各种社交媒体从幕后走向台前，开始营造属于自己的舞台。这无疑是对农村妇女的一种赋权形式，不仅增强了经济功能，提升了社会存在感，还强化了网络话语权。
▍农村妇女自媒体平台呈现内容
农村妇女在快手平台上发布的内容，总体上可以归结为三大类型：
第一种主要呈现劳作的身体，即彰显一种勤劳、朴实、善良与实干的特质，这也符合社会大众对于农村妇女形象的期待，占比约４０．００％；
第二种主要呈现“情色”或“暴露”倾向的身体，占比约３３．８５％，主要通过激发观众被压抑的欲望与潜意识，达到一种“虚拟在场”的满足；
第三种呈现自我贬抑的身体，主要通过自嘲、自黑、搞怪及卖惨等反向作用引发观众的猎奇心理，占比约８．６２％；
另外１７．５３％的视频内容为独白、风景、晒娃等。
▍乡村日常生活：传统农村家庭妇女形象
大多数农村妇女在快手平台上发布的视频为乡村日常生活，主要包括干农活、做家务、做饭炒菜、饲养家畜、缝制衣服及展示民间手工业艺等。“劳作不停”成为她们自我呈现的关键词。
她身着朴实家庭妇女装扮，干净利落，技法娴熟，打卤面、炸糖糕、鸡蛋灌饼、槐花包子、猪肉春卷，甚至是汉堡、酸奶蛋糕、西瓜冻……几乎就没有她不会做的。
社会大众心目中将妇女视为家庭照顾者的刻板情结并没有消除，利姐的表演正好迎合了这种大众的情感需求惯性，她也是大多数农村妇女在短视频平台上的缩影，她们通过极力打造勤劳坚韧、贤惠朴实、无怨无悔的家庭牺牲者形象来迎合观众对于中国传统农村妇女的想象。
由此，农村妇女家务琐碎的视频有着广阔的社会市场，它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社会大众（尤其是男性）“失衡心理”的变相满足。
▍唱歌跳舞：性与性别化的女性形象
借助快手提供的自由舞台，许多妇女通过全新的性别实践打破社会大众对于传统农村妇女的想象。
她们的话语和身体一反常态，开始变得“自由放纵”，借助田间地头及屋前院后的乡野独特背景，一人或三五成群，唱着“低俗”的情歌，穿着“暴露”或凸显身体曲线的紧身衣裤，即便面对一些观众的“侮辱性”或“露骨”话语也显得镇定自如，继续取悦着网络观众。
“其实就和平常人上班一样，我固定每天晚上８点上播两小时，内容就是唱歌和陪着聊天，这时候难免要表现得温柔一些，把我的观众捧开心了，他才愿意刷礼物嘛，但平时我都是很稳重的。”（ＣＴ１）
“最开始我们干农活都是真真正正地干，犁地、插秧、挑菜，结果累死了点赞数顶多５００，现在穿得好看些（清凉性感）随便干点活，点赞量轻轻松松好几千。……拍视频就像打游戏，要有装备才打得好，我们的装备就是穿得好看。”（ＣＴ３）
日本学者三浦展在《下流社会：一个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一书中指出，上流社会的女性倾向于阅读、休闲与艺术，而下流社会的女性则更多喜欢“唱唱跳跳”。
▍搞笑自黑：构建夸张的女性形象
快手上有一些农村妇女以自我嘲弄和自我贬抑作为主要的风格，其短视频剧情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具有一定的怪诞性。这些剧情主要突出“以丑为美”，常常以一种夸大的手法将农村妇女塑造成愚昧、粗俗、刻薄、撒泼、贪婪、自私、物化、逆来顺受、不修边幅的反常形象。
“憨妹”的视频经常展现出被人欺骗和愚弄后还表示十分感激；“王四儿”的视频以吵架为主体，反复塑造出农村妇女的“泼辣”形象；“农村小妮”通过吃香蕉皮、吞芥末、吃肥肉、喝酒等获得过万点赞；还有的视频故意夸大女性的随地吐痰等行为。
“刚开始挣钱也不多的时候还会计较别人的目光，后面收益上来以后真的是完全不放在心上了。……我越大方地演，演得越夸张，人家越知道这只是表演。”（ＤＺ１）
▍经济收入
农村妇女在快手上将流量变现的主要途径包括：（１）给商家带货赚取佣金，具体包括开通快手小店、通过短视频或直播宣传；（２）直播间的礼物打赏，直播结束后可即时将礼物变现。
这两种途径都需要先通过短视频发布积累大量的流量。
这种经济收入在“实”背后更有其“虚”的一面。
一是短视频竞争愈发激烈，收入浮动性较大，博主们随时会面临“过气”的风险，必须绞尽脑汁设计视频吸引流量，这也使得农村妇女可能沦为流量的“客体”，难以摆脱网络事物“昙花一现”的宿命。
二是拍摄短视频对农村妇女来说是“打零工”，并非真正的就业，她们的经济收入被解读为是靠“唱唱跳跳”取悦男性获得的“打赏”，也被指责为“为了挣钱而毫无底线”，这与她们的丈夫靠“勤劳”和“汗水”换来的经济收入似乎是不对等的。
因此，农村妇女虽然创造了经济价值，但依然难以被家庭和社会尊重并承认。
据她说，之前为了增加播放量已经把自己的家长里短、人生经历拍了个遍，甚至“家庭大战”也“演”了几回，现在创意有点枯竭了。“拍普通生活日常根本没人看，而如果是拍吵架或是惊喜啥的，人家一看就说是有剧本，也不乐意看。”
▍虚拟的“中心感”与现实的“边缘性”
乡村利姐说：“越来越多的‘家人’们关心我、牵挂我、在乎我，有时候我生病没有直播，‘家人’们会发私信问我怎么了，甚至是给我寄药，家人的牵挂让我非常感动。”
但就像其短视频生涯的前景模糊和跌宕起伏，这种“中心感”短暂易逝，在现实世界中表现得更加直观。
农村妇女短视频平台赋权后果呈现出一种看似中心的边缘性。
另一方面，“农村姑娘艳儿”等塑造“性感”妇女形象的中心感依附于传统性别秩序基础之上。
这便形成了一种中心感与边缘性的矛盾，农村妇女作为社会中的相对边缘群体寄希望于网络带来的中心感和获得感，而中心感的获得又是以复演男性期待的角色和迎合男性偏好为前提的，这形成了一种凝视下的展演。
▍经济“接纳”与社会“排斥”
“乡村利姐”或许做梦也没想到，县委统战部领导一行专门探望了她，鼓励她立足优势，发挥影响力，通过网络平台把县名优特新农产品推介出去，鼓励她为家乡脱贫攻坚实现乡村振兴做出应有贡献。她还作为优秀代表被当地妇联邀请参加２０２１年黄河巾帼风采展示活动。
国家在场是对农村妇女在网络经济中发挥正向作用的承认，有的妇女还被赋予各种“精英”称号，这对她们来说本身就是一种赋权。
然而这种承认还有拓展空间。
一方面，自媒体等短视频领域目前还是边缘性职业，相对而言属非正规经济，对从业者一般不设门槛，再加上农村妇女所处的“屈从地位”，她们通过网络劳动创造的价值很容易被矮化，常被解读为是通过“唱唱跳跳”“不务正业”而获得的“意外收入”，在社会合法性上会大打折扣。
“我对象不愿意在我视频中出镜，也不和别人说我是干这个的。原来拍视频收益可观的时候他没说什么，最近收益不行了，他就一直让我去找个正经班上。”（ＬＤ３）
这也导致许多丈夫虽然享有妻子拍摄短视频带来的经济收益，但内心却担心周围熟人对妻子的评价会给自己家庭带来“不好的名声”。
“他虽然嘴上不说，但心里是瞧不上我干这个，他怕别人笑话，说自己抬不起头，但毕竟能有经济收入，他也没办法……”（ＣＴ２）
她们在家庭中尚且如此，在社会中的处境可想而知。
当地政府本想复制大庆的成功，培育一批本土带货主播，但无疾而终。
村干部解释说：“看大庆拍视频顺眼是因为她已经成功了，村里别的大娘每天正事不好好做，就拿个手机琢磨怎么拍，被村里人认为是‘不过日子’的人，她们家里人不乐意了，很快就消停下来。”
农村妇女网络视频赋权呈现出一种“看见的看不见”，
网络视频平台助推农村妇女从家庭走向社会，然而，小社会的性别秩序和权力结构依然是现实社会的复制或投射，她们并没有形成一种“性别共同体”，虽然从“观众”成为“演员”，但却不是“导演”，更受到“观众”的凝视的形塑。
短视频非但没有实现话语平权以及撬动不合理社会结构，甚至在再生产传统女性形象并赋予其更大可见性的过程中强化了既有的权力秩序。
卫小将,黄雨晴.“看见的看不见”：网络自媒体赋权农村妇女研究[J].妇女研究论丛,2023(05):73-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