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气候变化的背景下，绿色低碳发展已成为“世界语言”。探索中国绿色低碳发展道路对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在全球气候治理中保持战略主动具有重要意义。现有研究指出，减碳目标方面，中国需要在现有基础上加快绿色技术创新、加大减碳政策力度，以确保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并通过加速绿色投资、充分发掘绿色消费潜力，缓解碳约束趋紧对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经济转型方面，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实现“相对脱钩”，但未实现“绝对脱钩”，需要警惕“相对脱钩”可能引起的管控放松。能源转型方面，能源结构呈清洁化趋势，但新能源消纳和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技术支撑不足制约了能源战略的推进。影响因素方面，人口、经济、技术和能源等要素的作用机制复杂且存在较强的区域异质性，在制度设计时应当因地制宜。政策工具方面，一是要提高碳市场定价效率，增强碳市场有效性；二是尽快开展碳税试点工作，形成对碳市场的有益补充，同时应对欧美国家“碳关税”等贸易保护措施。
关键词：绿色低碳；绿色发展；中国
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专项项目“面向碳中和的中国经济转型模式构建研究”（72140001）；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战略优势学科（产业经济学）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一、引言
二、中国绿色低碳发展的目标研判与经济影响
里约会议后，中国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强调经济发展不应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并在“十一五”规划中首次以量化形式提出节能减排目标。此后，中国不断强化自主贡献目标，以最大努力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力度。与世界上其他国家普遍实行碳排放总量控制制度不同，中国以碳排放强度控制为主，这使得“双碳”目标下中国经济发展的剩余碳排放空间不够清晰。因此，回答“二氧化碳将在何时达峰”“在何种水平达峰”对于推进中国绿色低碳发展至关重要。
同步达峰结果显示，中国将恰好于2030年实现碳达峰。有研究从保障经济低碳转型平稳实现的角度指出，“十五五”末期是中国实现碳达峰的较好机会窗口，二氧化碳排放峰值将达到120亿吨，人均碳排放量为8.5吨。[10]还有研究基于碳市场建设情况，推断中国将于2030年达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100亿吨。[11]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基于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测算出中国将于2025年进入碳排放峰值平台期，并于2030年实现稳定达峰。[12]此外，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国际能源署和美国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等国际研究机构的研究结果也支持了该论断。[13]
（三）总体性评价
三、中国绿色低碳发展的特征事实分析
（一）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关系
（二）能源结构与碳排放的关系
能源低碳转型是经济绿色发展的另一个重要领域。[51]中国是煤炭资源大国，煤炭在化石能源资源储量中的比重超过94%，经过长期发展，中国能源供应格局由以煤炭为主体，向煤、油、气、电、核、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全面发展转变。[52]2020年中国煤炭消费占比56.8%，较1978年下降13.9%，石油消费比重稳定在18%左右，清洁能源消费比重从1978年的6.6%上升至2020年的24.3%。虽然煤炭仍占据主体能源地位，但能源结构整体呈现出清洁化转型趋势。中国能源绿色转型的可行路径是学者们关心的核心命题，可总结为两个方向：一是通过“去煤化”降低煤炭消费比重；二是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53]
综上所述，关于中国绿色低碳发展的特征事实，学术界围绕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脱钩关系、能源清洁低碳转型的可行路径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研判，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推进中国绿色低碳发展提供了现实参照。
四、中国绿色低碳发展的影响因素与政策工具效果
（一）影响因素
明确影响中国绿色低碳发展的主要因素，找准推动经济低碳转型的着力点，对于加快实现“双碳”目标意义重大。日本学者茅阳一通过简单的数学形式，在人口、经济、技术、能源与二氧化碳排放量之间建立联系，形成了分析低碳发展影响因素的基本框架。[72]后来学者们不断对这一恒等式框架进行拓展，先后提出IPAT模型、STIRPAT模型、对数平均迪氏指数法（LMDI）以及广义迪氏指数分解法（GDIM）等方法，围绕上述四种影响因素进行更广泛的讨论。
人口因素主要涉及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两个方面，其中人口数量因素包括人口规模、人口密度以及家庭规模；人口结构因素包括年龄结构和城乡结构。研究表明，各类人口因素之间存在相互作用，但除城乡结构外，这种相互作用不会改变其余各因素本身的影响方向。具体地，人口规模下降、人口密度提升、家庭规模缩小以及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均具有显著的减碳效应，但减碳效应的大小受到其他因素的相互调节。例如，人口密度提升所产生的减碳效应会随着人口规模的增加而减弱，[73]人口规模的减碳效应也会受到收入因素的影响，[74]家庭规模及年龄结构的权重大小又与家庭生命周期有关。[75]城乡结构是一个较为特殊的因素，其对碳排放的影响主要通过居民消费体现。[76]中国城乡居民消费受到二元经济结构影响，在消费水平、消费结构和消费方式上存在明显差别，[77]这使得城镇化率与城市碳排放量之间表现为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78]由此带来的启示是，从社会面推动降碳减排应当根据城市发展的不同阶段合理控制人口规模、优化人口结构，同时要加强社会面的动态监测，使降碳减排工作落脚点与现状相契合。
（二）政策因素与政策工具影响
1.低碳试点
2010年、2012年和2017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先后开展了三批低碳省区和低碳城市试点工作，以落实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行动目标，推动指导试点城市探索推进绿色低碳发展的做法和经验。低碳试点工作要求试点省和城市明确提出碳排放行动目标、重点任务和具体措施，分配减排任务到各责任主体，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降低碳排放强度，实现碳排放总量控制，充分发挥政府在构建地区绿色低碳发展框架中的重要作用。
2.碳市场
碳市场是利用市场交易机制对碳排放外部成本进行定价的方法之一，其思路是将外部成本内部化来解决市场失灵问题。碳排放权交易源于科斯定理，通过设定各控排企业碳排放配额，界定碳排放权的初始产权，再通过市场机制引导企业根据自身碳排放需求对碳排放权进行交易，达到矫正环境外部性的目的，实现碳排放资源配置效率的帕累托改进。
3.碳税
碳税是将碳排放外部性内部化的另一种方法，基于庇古税“污染付费和治理受益”的基本逻辑来实现。碳税与碳市场的核心区别在于碳价的确定方式不同：碳市场通过对碳排放进行总量控制，由市场决定不同减排目标下的碳价，属于数量手段；而碳税由政府直接对碳排放的外部性成本进行定价，属于价格手段。尽管目前中国尚未征收碳税，但关于碳税开征的理论探讨由来已久。
4.碳关税
政策因素方面，政府在政策工具的制定和设计上始终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即便是市场调节类政策工具，中国采取的也是“自上而下”的方式。现有研究对政府作用的讨论还不够充分，例如，规划指导类政策工具方面，以低碳试点研究为例，现有成果多为政策效果评价等事后分析，对如何强化宏观设计、提高政府干预效率的研究存在不足。同样，市场调节类政策工具方面，以碳市场研究为例，现有文献缺少对如何科学设定碳配额总量以及如何完善配额调整机制的讨论。尤其是在现有研究已经指出配额政策是碳市场发挥约束机制的核心政策下，[123]由于信息不对称，政府在碳配额总量设定及分配时不能充分掌握外部信息，[124]导致碳配额总量设定不够科学，配额投放灵活性较差。[125]未来应针对完善碳排放核算体系等规划层面的问题展开进一步研究，为强化政府在碳配额总量设定、碳市场机制设计等方面的顶层设计提供参考。
五、总结与研究展望
（一）总结
本文基于已有文献，对中国绿色低碳发展的目标研判、特征事实与关键因素进行了分析，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第一，中国能否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关键在于绿色技术进步速度和减碳政策力度。以现阶段两项指标的参数水平为准，中国碳排放基本能够在2030年达峰，但存在一定风险。多数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必须付出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努力才能确保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峰值范围预计为107亿～132亿吨。
第三，碳排放脱钩不仅仅是回答“是与否”的问题，其意义在于为指导资源环境管控提供参考。研究显示，中国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整体上已初步实现“相对脱钩”，但尚未实现“绝对脱钩”。中国经济正处于穿越“环境高山”的关键节点，需要警惕“相对脱钩”论断可能引起的管控放松。此外，碳排放脱钩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和行业异质性，在制定地方政策、产业政策时不应一概而论。
第四，中国能源结构整体呈现清洁化转型趋势，但转型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中国“富煤贫油少气”的国情决定了能源转型必须坚持“去煤化”与“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两条道路并行发展。新能源是推动“去煤化”的重要着力点，但高供给低消纳的矛盾制约其成为“去煤化”后的能源主体。现有研究认为，提升新能源消纳能力的关键一是在于扩大电力市场范围，二是在于寻求储能技术突破。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是发挥煤炭兜底保障作用的重要举措，关键在于加快煤炭利用方式变革。
第六，中国已形成市场调节类与规划指导类手段并用的绿色低碳发展政策工具框架。除采取总量控制式的政策规划手段外，中国政府越来越重视市场的作用。全国碳市场是利用市场机制矫正环境外部性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是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核心政策工具之一。目前中国碳市场发展存在企业参与意愿不强、市场活跃度不高、市场机制主导地位不突出等问题，未来应当丰富碳排放权交易方式，适度增加政府干预来增强碳市场流动性，并推动全国碳市场主流化，通过提高碳定价效率提升碳市场有效性。此外，碳税是对全国碳市场的有益补充，也是应对欧美国家碳关税政策的基础，现有成果已对中国碳税政策进行了较为完善的设计，应尽快推行碳税试点。
（二）研究展望
第二，强化绿色低碳发展的区域和行业分解研究。
第三，深化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设计与过程机制研究。
第四，加强绿色低碳发展的制度研究。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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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白彦锋、李泳禧:《财税政策与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回顾与展望》,《财政监督》2022年第14期。
[111]张莉、马蔡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的绿色税制优化研究》,《税务研究》2021年第8期。
[112]郑国洪:《中国税收政策调整的低碳发展效应研究》,《财政研究》2017年第7期。
[113]鲁书伶、白彦锋:《碳税国际实践及其对我国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启示》,《国际税收》2021年第12期。
[114]李桃:《我国碳税政策设计与实施的国际经验借鉴》,《税务研究》2022年第5期。
[115]刘琦:《“双碳”目标下碳税开征的理论基础与制度构建》,《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
[116]刘磊、张永强、周千惠:《政策协同视角下对我国征收碳税的政策建议》,《税务研究》2022年第3期。
[117]陈旭东、鹿洪源、王涵:《国外碳税最新进展及对我国的启示》,《国际税收》2022年第2期;李桃:《我国碳税政策设计与实施的国际经验借鉴》,《税务研究》2022年第5期;刘琦:《“双碳”目标下碳税开征的理论基础与制度构建》,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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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任亚楠、田金平、陈吕军:《中国工业产品出口贸易及碳关税影响研究》,《中国环境管理》2022年第6期。
[121]龙凤、董战峰、毕粉粉等:《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的影响与应对分析》,《中国环境管理》2022年第2期。
[122]蓝庆新、段云鹏:《碳关税的实质、影响及我国应对之策》,《行政管理改革》2022年第1期。
[123]张晗、孟佶贤:《激励约束视角下中国碳市场的碳减排效应》,《资源科学》2022年第9期。
[124]马跃、冯连勇:《中国试点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有效性分析》,《运筹与管理》2022年第8期。
[125]王科、李思阳:《中国碳市场回顾与展望(2022)》,2022年。
[126]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50页。
史可寒，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博士后，助理研究员。
史丹,史可寒.中国绿色低碳发展的目标研判、特征事实与影响因素分析[J].世界社会科学,2023,(04):95-120+243-2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