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门理财学》全书分九篇、三十五卷，由（甲部）通论、（乙部）消费、（丙部）生产、（丁部）公共财政、（戊部）结论等五个部分组成。通论部分提纲挈领，从“孔子及其门派”开始，陈焕章概述了他对儒家传统源流和宗旨的理解；其次，陈焕章从“学科关系”开始说起，将“economics”的对译定为“理财学”，他对此表达得非常清楚：
“economics”的汉语对应词是“理财”……它第一次出现在《易经·系辞》中，上面说：“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经济一词有着十分广泛的意义，不是“economics”好的对应词。它通常指政治才略，涵盖政府行为的全部……经济学是第一位的，是最重要的。26
在讲“理财史”之前，陈焕章用大量篇幅介绍了它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并把经济问题溯源至人类起源、家庭和社会的构成。他采纳《系辞》“理财”作为翻译，以“经济”为纲，借西方经济学规范收摄儒家治世和性理之学：
任何伦理和政治生活存在的前提是先有经济生活。因此《系辞》不仅告诉了我们经济学与其他科学之间的紧密关系，还告诉了我们经济学相对更高的重要性。27
将《洪范》中治国的八个方面同罗雪尔归纳的七门学问……将之与R.T.Ely教授归纳的八大类……相比较……儒家经典的表述与当代经济学家所述是如此相似……41
这一点为陈焕章利用，以作为他借古史建立中国经济史的依据。陈焕章不采日译“经济学”，可能就是由于它无法体现“利”问题的多学科性和丰富的文化属性，这会限制他从社会、伦理和政治的综合诠释“义利之辨”。42对“economy”的翻译包含的历史主义维度在陈焕章之前并没有其他学人注意到，对“经济学”一词翻译的研究，也尚未见有文献指出它与西方经济学史的渊源，选“理财”为“economics”的译名有务实的理由。
接下来，陈焕章提出早期中国古代的经济问题围绕着祭祀饮食文化而起，“食货”是和“礼”的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夫礼之初，始诸饮食……”所以说天地之后就是饮食，饮食之后就是信仰……《洪范》中将“祀”紧排在“食货”之后。43
故必举其定国之数，以为礼之大经，礼之大伦。以地广狭，礼之薄厚，与年之上下。是故年虽大杀，众不匡惧。则上之制礼也节矣。44
这段话出自《礼器》，郑玄注为：“定国之数，谓地物所出多少。礼之大伦，谓贡赋之常差”。孔疏：“经，法也。伦，犹例也。”45可见礼的法度和内容，是履行经济义务、开展经济生产的结果，祭祀神灵祖先的宗法社稷与贡赋是一体两面的。而且按照《礼记》叙述的情形，礼仪的规模和经济运行之间需保持平衡，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社会的稳定：祭祀活动原本就是从小家庭扩展至乡里、国家乃至天下，这与发生经济活动的组织是一致的，个体之私和集体之公都有赖于“礼”与“数”的统一。不过，陈焕章并不止步于说明“经济学”和其他主题存在关系，还认为“经济学”具有优先性。“饮食”在“礼”之前，不惟如此，“经济学先于社会学”46。
“何以聚人曰财”。因此，社会学有赖于经济学。如果没有财富，人们就不能过集体生活，社会也就不存在了……个体人的生活不能没有财富，但可以没有社会。47
陈焕章的想法不同于西方经济学：生产性关系先于交换性关系发生。在当时流行于中国的西方经济学大多持有“交换价值论”的观点，比如《富国策》48，因此在陈焕章这里“社会”是后于“经济”出现的、非本源性的组织，无论是《礼记》还是现实经济发生顺序，“礼”都是后置的，甚至是为“经济”服务的。这一思想也在《孔门理财学》中反复出现。陈焕章不仅在强调经济学和其他诸领域的关系，还给出了一个不可混淆的次序。无论是在《佐治刍言》及其底本，还是在罗雪尔、伊利的政治经济学里，这一次序都不存在49，但对他从“义利之辨”的经济史构建理财学的儒家社会主义十分关键。
说明作为祭祀与信仰的表征“礼”和“理财”之间先后关系后，陈焕章进一步讨论经济对政治世界的构建：
在很大程度上整个政府都是经济发展的工具。没有经济就没有政治，政府主要是因经济理由而存在。这说明，那不是一个军国社会，而是一个工艺社会。50
如果整个政府都是经济发展的工具，那么关于儒家政治思想的通常印象，如基于血缘的以周代殷的宗法制51、周秦之变的封建郡县制等，其产生逻辑都要置于“理财”之后，为经济组织演化服务。礼法、社会和政治被降格，伦理观念的变化成为经济思想的基础，“义”成为唯一和“利”并置，需要考虑“时代”、因地制宜讨论的概念：
对自己，孔子将道德训条置于经济生活之上，有时要杀身成仁。但对于社会整体，他将经济生活置于道德说教之上。52
孔子生活于封建时代，通常是同君王交谈，所以他不喜欢言利，而是代之以义……如果孔子只对他们说义是好的，而不说义就是利，他们将不会信他，将不会行义。53
从“夫礼之初，始诸饮食”，陈焕章意图说明的是经济之于礼法的优先性，经由“礼”和“饮食”在“社会”层面的统一，“工艺社会”在礼法结构上得以形成。但是，由于春秋时期井田的废除，“土地不在政府的手中，公家再也不能控制社会的财富”54，经济力量的变化导致宗法社会和政治上的失序，掠夺式的经济现象出现，“富者拥有无限量的土地，贫者无立锥之地”55。因此，他认为在孔子的时代，限制上位者在经济上的巨大权能，继而规范政治权力对经济要素的主宰能力，解决方式当在伦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春秋时期没能出现类似古希腊哲学中利息、市场、产权等纯粹经济问题的讨论，而是出现了将政治、经济问题结合起来的思想56：区别于“伦理的经济学”的是，“伦理”（正义）在陈焕章的体系里是历史性的，“伦理”不是一个维度，而是一种史实。“义利之辨”因而有经济史的内涵，从“礼”与“食货”的先后问题过渡到“义”和“利”的伦理问题，是经济历史发展的结果。重要的不是“应然”，而是思索这种伦理学说“所出”和“所施”的时势（“欲知学说之是非，当先问其时势之何如”），追问时势成为他判断理财学正义之得失的根据。
二、以生计史展开“义利之辨”
近代以来，在西方经济学冲击下，陈焕章之前诸学人的尝试虽间有更专门的论说，如传教士宣扬的“节用”之学，洋务派和经世学者的商战、佐治思想，或是尽量忠实于西方经济体系，如中体西用背景下，在同文馆和京师大学堂流行的度支学、富国策、理财学，或是柳诒徵新编的《中国商业史》57、严复首开的“计学”，都很难找到兼顾中西两方，既接纳西方经济学体系又适合中国特征的研究。吴汝纶在严复译《原富》的《序》说：
传所称理财之方，其高者则节用而已耳，下乃夺民财以益国用已耳……此自殕之术也。节用之说……循是不变，是坐自困也。58
吴汝纶的这个评价，是为了给严复“大利所存，必其两益”和“两利为利，独利必不利”的论断铺路，带有鲜明的“群学”取向。之所以要全面否定、贬斥传统“经济之学”的合理性，可能由于严复秉承基于交换和分工的苏格兰经济学派，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经济学有着明确的“交换价值论”色彩，严复将它与群学合而论之极妥，但交换经济与儒家《周礼》《王制》59传统的经济史写作，即重田、税、布帛、漕运、课役的风格差异极大，也和陈焕章的判断不同（经济先于社会）。陈焕章通过把“义利之辨”抬高到注解儒家史的核心地位，希望运用这一框架解释整体的中国经济史变迁。
对于“义利之辨”的框架，陈焕章的思路依然有历史主义学派的影子。首当其冲的，是他以国家论替代宗法制和大一统思想。从“人类的起源”出发构建“家庭-天下”的经济组织，是陈焕章借历史学派体例书写“中国经济史”的方法论。“本身就是目的的国家”和“权力国家”概念的核心性是历史主义学派的特征之一60，受自身生命原则控制的唯心主义国家概念，在美国经济学中也有流行，即注重国家在经济事务中的作用。而陈焕章也据此引出在“食禄者不得争利”原则下有政府参与其中的国家社会主义经济，站在国家论立场转化历史上“末利”与“仁义”的对立。他强调“义”问题的出现同春秋时期经济秩序被破坏而导致的政治失衡时势有关，这是孔孟“义利之辨”的原初语境。大一统的汉帝国所面临的问题则与先秦时期出于“正当性”原则由论“礼”转至论“义”，降低“礼与饮食”的表述而重视“义利”之“辨”的平衡不同，在农业和商业，特别是铸币业、盐铁集中生产之间的与民争利矛盾深刻凸显，出现了义利的对立。《史记·平准书》称：
至孝文时，荚钱益多，轻，乃更铸四铢钱，其文为“半两”，令民纵得自铸钱。故吴诸侯也，以即山铸钱，富埒天子……而铸钱之禁生焉。匈奴数侵盗北边，屯戍者多。61
司马迁发现，汉初朝廷并没有废止诸侯和民众铸钱，因为民间冶铜很难禁止，即山铸钱导致民间与庙堂之间存在实质的利益矛盾；而文景武帝三代，国家动员发动边境战争始终是财政改革的动因。在朝政缺钱而民间大商人能与朝廷争利的背景下，出现了“富商大贾或蹛财役贫，转毂百数，废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给。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黎民重困。于是天子与公卿议，更钱造币以赡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的局面。62因而有贾谊陈禁民间私铸，推崇重农抑商，孔仅陈盐铁官营：
因官器作煮盐，官与牢盆……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釱左趾，没入其器物。郡不出铁者，置小铁官，便属在所县。
使孔仅、东郭咸阳乘传举行天下盐铁，作官府，除故盐铁家富者为吏。63
在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的盐铁会议上，儒生贤良文学与桑弘羊等公卿论辩武帝以来国家政策得失和未来思想方略，运用孟子思想对这些“与民争利，散敦厚之朴，成贪鄙之化”64的举措展开批判，正式有了“义利”对立。儒生要求“抑末利而开仁义，毋示以利”，反对聚敛之臣，呼吁藏富于民，“下藏于民，远浮利”65。桓宽将其概括为“余睹盐，铁之义，观乎公卿、文学、贤良之论，意指殊路，各有所出，或上仁义，或务权利”，“知权利可以广用，而不知稼穑可以富国也”。66可见，汉代成说的“义利之辨”，主要有两个出发点。一是大一统王朝经济政策同一但各地地利不同，随着农工商业兴起，出现了农业和商业、重利和轻利之间的差别，朝廷若想平衡各方甚至参与到利益最大的商业，就往往卷入与民争利的境地；二是由于行业特点，集中的、国家主导的大规模生产，在生产过程、组织方式上都与“井田”经济有很大差别，国家是否参与生产成为问题。但在陈焕章的叙述里，公卿和儒生之间的矛盾消失了：
这是孔子自由贸易理论和他的世界社会主义的基础。当汉代桑弘羊为政府的盐铁专营辩护时，他指的就是这一原则。67
他（桑弘羊——笔者注）与代表人物进行了一场辩论，他的对手都是……严格意义上的儒生。他们的论证建立在政府不应干涉商务这一伦理教条的基础之上，他们还偏爱农业重于工业。68
陈焕章对桑弘羊等财政官吏的各项政策，如盐铁官营、平准均输给予了相当程度的支持，这个想法可谓完全背离《盐铁论》中儒家的判断。如《水旱》：“今县官作铁器，多苦恶……家人相一，父子戮力，各务为善器”。69他大量引用《盐铁论》，必然十分了解儒生主张，但他把桑弘羊也拉进儒家阵营，试图消弭双方之“辨”的条件。在《水旱》篇里，可见儒生是基于小家庭经济的自然农业，也即陈焕章说“偏爱农业重于工业”，冶铸以不离农本的方式分散在各家庭中，盐铁会议中援引《孟子》参与辩论的儒生，大约就是以孟子论“制民之产”时所勾画的蓝本而来，“以财货五谷新币易货”的以物易物交换方式，也是对孟子“以其所有易其所无”的运用。但另一方面，他不反对孟子的构想，相反那也是他最理想的经济状态：
孟子……认为，如果明智地将井田制建立起来，它就可以征服全天下……
在许多根本思想上，井田制类似于现代的社会主义。70
在陈焕章眼里，桑弘羊的举措是社会主义，孟子的主张也是社会主义，这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他利用了经济学和其他社会领域关联的做法，把伦理困境转化为政制演变的“经济史”。陈焕章的国家论，是从宇宙论上把“人为天生”和“国家起源”结合起来。
既然元是万物之源，所以人的起源也一定由此而来。但它不仅是人的起源，也是天宇的起源。71
由于理财学有“何以聚人曰财”的含义，而人的起源又是父和母（家庭关系）、天（社会关系）的“三位一体”，一个由家庭外推至天下的“经济组织”在宇宙论的谱系下建构而成。其中，“政府”的角色被这个外推体系剔除，成为隶属于井田制“生产组织”的政治机构。在陈焕章的表述下，这也就成为一个倒置的《周礼》体系：以周天子为大宗、嫡长子继承的宗法制下的井田社会，反而变成以“家庭-天下”为核心的经济组织的服务者，只有“经济”才是最优先的。
既然井是建立在共同经济利益之上的最小共同体，它不仅是一种农业共同体，也是一个商业共同体。72
滕文公问的是国事，即政治，而孟子的回答是民事，即经济……实际上他是从根本上做了回答……经济之外无政治，真正的政治就是经济。
宗族由许多家庭组成……它是据乱世的儒家制度，并且已经发展成一种细密的形式……家庭是一个经济组织，而宗族虽然无限期持有全族公共财产，仍只是一个社会组织。73
前文已及，陈焕章把礼法、社会和政治诸主题都收摄于“义利”之中，社会组织成了一个可变的，沦为“进化论”74对象的、无实在性的形式，宗族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组织依附于最小的经济单位——家庭及其最小共同体——井田的存在。这个倒置《周礼》体系的依据是陈焕章参考儒家论述“人类的起源”理论，因此国家体系有了儒家和历史传统上的双重合法性。如此，宗室、政府和社会分途，“义利”在国家制度上有了具体的应用：
在孔子的改革方案中他认识到了经济进步是第一位的。75
夫利非不可言也，而利有公私：私利亦非不可言也，而问其人之在位与否……若夫民生国计之大经大法，惟恐其言之不深切著明，安有禁其言之之理？76
就社会类型而言，陈焕章还未采用社会史论战时的焦点——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概念，他看到的主题是“工艺”。另一方面，针对宋明儒者重礼教而讳言利的伦理观而发，用经济史思维替代伦理思想，重构了对“形器”的理解，是他以“义利”解《系辞》和《尚书》思路的延续。
《系辞》最重制器利用之事，不独“包牺王天下”一章已也……明明是言发明家之手续，由当初了无形体、止有制作之原理说起，以至于成器而用诸事业而止……不知道与器原来是一贯，止有先后，而非二物……以物质学之正文，而为性理学之解释，此其所以误也。78
宋明儒者从“性理”下达礼法社会，构成严密的礼教体系。陈焕章未对理学形器论作过多批评，仅是否认以性理之学解“形器”的合理性。他并非拒斥性理。他将其用在国家建立论上，据此把《周礼》的次序作了颠倒。那么早已凝固为传统中国社会的礼教，应该如何理解？陈焕章的做法是，运用西方经济学的消费、生产、交换和分配四要素，把礼教拆解成日常的经济活动。这部分“史”的论述构成了整部《孔门理财学》的最大篇幅内容，通过这种方式，他以“经济史”切入历史经典。试举几例：
我们将礼的功能分为两类，一类是为欲望的满足，另一类是为节制欲望，这些是礼的主要方面。79
《礼记·杂记下第二十一》也指出了人口与财富的关系……财富的多寡必须与人口的多少相当。80
工作的正义性。“君子之所谓义者，贵贱皆有事于天下”……必须做他们的工作，君子称之为义。81
在分配领域，陈焕章也讲述了井田制下的社会教育。
井田系统不是一个种族社会，而是一个经济的、伦理的、社会的、政治的和军事的组织体系。82
就这样，陈焕章用四个经济要素把礼教社会的经济面向表达出来，申明“义利之辨史”即“中国经济史”：
《系辞》于“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之后，即继以“包牺氏之王天下”一章。是章也，即中国古代生计史也，亦即以理财为历史之解释者也。83
陈焕章明言兼具性理和物质之学的《系辞》，是一部“中国古代生计史”，这之所以可能，也是因为他从“发明家之手续”的角度解读“形器论”，这与他基于国家制度理论构想“工艺社会”是内在自洽的，也是为儒家社会主义建立传统依据。在此基础上，也改变了“经世致用”下的“义利”叙事。传统中国以四民论和“仁义”与“末利”的对立，建立了朝廷主财政，地方主税赋，民间为四民的社会架构，“经世”在财税政治的基础上展开，其叙述无不以“轻徭薄赋”和“国富民安”为最高理想。在经世文体中，“义”和“利”的对立就以税赋的两端，藏富于民或藏富于国之间产生张力。对于陈焕章来说，更重要的则是“家庭-天下”体制下的中国经济历史和现实。
孔子的经济体系不是民族主义的，而是世界主义的。在孔子之前，经济理论大多如重商主义那样，是以国家为单位的。
如果说天下是最大的经济组织，那么家庭是最小的经济组织，与个人的经济关系最近。84
在“家庭-天下”体制中，“国家”又成为被超越的对象，其缘由在于打破“国”与“民”的对立，转而从消费、生产、财政要素中为理财学支撑起经济史的细节。在这个社会类型里，国富还是民富的伦理性问题不再重要。无论是税收，还是平准均输，无论是集中生产的井田社会还是以家庭为中心的生产小单位，都只是为了通过经济而达到“太平世”的手段，而不必有伦理上的价值取向，其普遍价值被“三世三统”的经济进步取代。因而，在摆脱“食货”“形器”和“经世”的叙事方式后，“义利之辨”是作为时势成为正义的理财学学说的源泉（“所出”和“所施”）。
三、植根中国生计史的“社会主义”
仁者，人也。义者，我也。是则兼爱者，仁之极也；为我者，义之极也……然理财、正辞、禁民为非，皆有敛制之意……
中国之学，义学也。学也，自尊君卑臣，重男轻女，分良别贱，尊中国而称夷狄，皆是也。91
首先，人的需求是经济生活的基础和生产的目的。95
父子关系是中国社会最坚强的纽带，是孔子哲学和宗教的基础……但还有一种独立于血缘而产生这类爱的东西，即“爱其类”……这是人类社会建立的基础……96
在中国强调父子间的关系，而在西方强调夫妻间的关系，这是导致社会经济生活中诸多其他分野的根本不同点。101
要而论之，凡世界之所谓文明，大率皆物质之文明占其大部分也。106
礼的基本功能是欲望的满足，其次是节制欲望。107
一方面，我们发现孔教赞成社会立法，另一方面，我们发现孔教也赞成自由放任政策。108
概言之，陈焕章在参考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德国历史学派的基础上，以“义利之辨”建构理财学，并通过细密的逻辑提出了儒家社会主义的形态，与康有为、克拉克等均有别。“义利之辨”因之也得到了“经济史”上的解释。陈焕章在《〈孔门理财学〉之旨趣》中说：“本含有昌明孔教以发挥中国文明之意思。盖西人每多鄙夷中国，几以为世界之文明，惟西方专有之，而中国未从占一席也”。又在记述“礼教”社会时，他把同时包含“满足”和“节制”的“礼”翻译为“文明”（civilization），经济史意味明显。陈焕章的构思，不仅与后来最先在文化而非经济领域出现的社会主义思潮有紧密联系，而且涉及大量值得深入探究的社会与经济关系的命题，尽管许多文献已有所涉及，但缺乏系统的梳理，它们实际上反映了19世纪历史主义学派对中国近代构建“文明”的想象共同体在经济领域的努力。
①赵德馨：《发扬面向现实、反思历史的优良传统》，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1期。
②吴承明：《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7页。
③吴承明：《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
④历史主义即指德国历史学派的方法论，由兰克（LeopoldvonRanke）奠基。本文论述的陈焕章的经济史写作，就受到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的影响。
⑤CharlesH.Powers,“Review,”AmericanJournalofEconomicsandSociology,Vol.54,Iss.3(1995),pp.287-288.
⑥吴承明：《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第4页。
⑦JurenHerbst,TheGermanHistoricalSchoolinAmericanScholarship:AStudyintheTransferofCulture,CornellUniversityPress,1965.
⑧经济史是否是一个独立学科，在西方学界一直有争议。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剑桥大学学者就对经济学和经济史是否同属于一个学科有长期的争论，并影响了学院的建制。CharlesP.Kindleberger,HistoricalEconomics:ArtorScienceMachine,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Berkeley,1990。
⑨黎岗：《译后记》，载古斯塔夫·冯·施穆勒：《国民经济、国民经济学及其方法》，黎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140页。
⑩JurenHerbst,TheGermanHistoricalSchoolinAmericanScholarship:AStudyintheTransferofCulture,pp.134-135.
11吴承明：《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第4—5页。
12李政君：《唯物史观与民国时期傅衣凌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载《史学理论研究》2022年第1期。
13李伯重：《回顾与展望：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百年沧桑》，载《文史哲》2008年第1期；赵德馨：《发扬面向现实、反思历史的优良传统》，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1期；赵凌云：《探寻经济理论与经济史的结合——“新经济史革命”评析》，载《东南学术》2001年第1期；缪德刚：《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在近代的学科化建构》，载《经济思想史学刊》2022年第1期；朱浒：《〈中国国债史〉是一部经济史著作吗？——中国经济史学科发端问题再考察》，载《北京教育学院学报》2019年第6期；殷飞飞、陈峰：《“现代史学”派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转向》，载《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14该书多在“经济思想”类被提及，因为书名可直译为《孔子及其学派的经济原理》，比较接近学说史。不过陈焕章曾在《〈孔门理财学〉之旨趣》自白“是书又可名为《中国生计史》，不过以学说为重耳”，“生计史”即今“经济史”。陈焕章：《〈孔门理财学〉之旨趣》，载《陈焕章文录》，长沙：岳麓书社2015年版，第167—168页。
15JurenHerbst,TheGermanHistoricalSchoolinAmericanScholarship:AStudyintheTransferofCulture,pp.134-135.
16Chisholm,Hugh(ed.),“Seligman,EdwinRobertAnderson,”EncyclopdiaBritannica,Vol.24(11thed.),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11,p.606.
17John.M.Keynes,“TheEconomicPrinciplesofConfuciusandHisSchool,byChenHuan-chang,”TheEconomicJournal,Vol.22,Iss.88(1912),pp.584-588.
18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朱泱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89页。
19同上，第90页。中译本脚注“黄昌辰（译音）的《孔子及其学派的经济原理》”翻译有误，“HuanChangChen”就是陈焕章（ChenHuan-chang，他自己的英译）。
20《陈焕章文录》，第167页。
21同上，第51页。
22PabloA.Blitstein,“AdministeringWealth:theConceptof‘economy’andtheEpistemicFoundationsofNationalisminLate-imperialChina(Late-nineteenth-early-twentiethCentury),”InternationalJournalofAsianStudies,Vol.18,Iss.2(2021),pp.185-206.
23《陈焕章文录》，第167页。
24同上，第168页。
25陈焕章：《孔门理财学：孔子及其学派的经济思想》，翟玉忠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页。
26同上，第31页。
27同上，第72页。
28LeeM.P.,TheEconomicHistoryofChina:withSpecialReferencetoAgriculture,ColumbiaUniversity,1921.
30此处的政治经济学（politicaleconomy）指18世纪、19世纪对经济学的通称，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阿尔弗莱德·马歇尔之前，并没有独立的“经济学”（economy）概念。由于本文并不涉及西方经济学史的问题，不再赘述，仅指出此处并非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
31梁启超：《札记》第1卷，载《湖南时务学堂初集》第2册，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刻本，第2—3页。
32参见英国书评：“除了通常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之外，作者还讨论了所有社会的根本原则——追根溯源，揭示基本社会制度的合理性。这类科目在我们的学校里被忽视了太多”。Chambers’sEducationalCourse-PoliticalEconomy,forUseinSchools,andforPrivateInstruction,TheAthenaeum,London:BritishPeriodicals,1852,p.918。
35陈焕章：《孔门理财学：孔子及其学派的经济思想》，第32页。
36“现在，经济生活是所有高级能力——爱的能力、知识的能力、审美的能力等等——在宗教、艺术、语言、文学、科学、社会和政治生活中表现出来的能力的基础。那么，政治经济学家所希望的是，经济商品的生产和分配必须在最大可行程度上为社会所有成员的人类生存目的和目的服务”。RichardT.Ely,SocialAspectsofChristianityandOtherEssays,NewYork:ThomasY.CrowellandCo.,1889,p.124。
37黎岗：《译后记》，载古斯塔夫·冯·施穆勒：《国民经济、国民经济学及其方法》，第140页。
38何蓉：《德国历史学派与19世纪经济学方法论之争的启示》，载《社会》2005年第3期。
39同上。
40格奥尔格·G·伊格尔斯：《德国的历史观》，彭刚、顾杭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3页。
41陈焕章：《孔门理财学：孔子及其学派的经济思想》，第33页。
42同上，第31页。
43同上，第45页。
44郑玄（注）、孔颖达（正义）：《礼记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955页。
45这段注疏后人有提出异议，如方苞在《礼记析疑》中说：“数，盖隆杀之礼数也。”郭嵩焘在《礼记质疑》中说：“地物所出与地广狭义复，经云‘礼’，亦不为贡赋言之”。但本文仍取郑注孔疏，因其代表了当时人的意见，认同礼和经济之间的关系。
46陈焕章：《孔门理财学：孔子及其学派的经济思想》，第34页。
47同上。
48张登德：《求富与近代经济学中国解读的最初视角：〈富国策〉的译刊与传播》，合肥：黄山书社2009年版，第110页。
49经济先于其他领域的论断，要比1932年《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里“在我们认识经济在人类生活上的支配力，并且现代经济生活占据个人、民族、国际的重要地位的时候，我们便不得不说历史的大部分应为经济史的领域”这一表述早。汤象龙：《发刊词》，载陶孟和、梁方仲（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第1卷第1期（1932年11月），第2页。
50陈焕章：《孔门理财学：孔子及其学派的经济思想》，第47页。
51陈赟：《周礼与“家天下”的王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52陈焕章：《孔门理财学：孔子及其学派的经济思想》，第60页。
53同上，第62页。
54同上，第310页。
55同上。
56巫宝三也曾指出，“有关伦理问题的讨论，既是以孔子为代表的诸子思想的重要组成，也是其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巫宝三：《先秦经济思想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57柳诒徵：《中国商业史》，载《柳诒徵文集》第2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
58《严复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页。
59这两部经典的真伪是今古文经学的争论焦点，本文采取陈焕章的态度，即以“史实”的心态取用。“它们给了我们许多关于古代习俗、制度和史实的资讯，因为《周官》的材料源于古书……因此，仅就史实来说，我们不能不用到这两本书”。陈焕章：《孔门理财学：孔子及其学派的经济思想》，第21页。
60格奥尔格·G·伊格尔斯：《德国的历史观》，第6页。
61《史记·平准书》。
62同上。
63同上。
64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页。
65同上，第67页。
66同上，第613页。
67陈焕章：《孔门理财学：孔子及其学派的经济思想》，第330页。陈焕章在注释里要求参阅《盐铁论·复古》。
68同上，第341页。
69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第428页。
70陈焕章：《孔门理财学：孔子及其学派的经济思想》，第324页。
71同上，第38页。
72同上，第307页。
73同上，第103页。
74同上，第85页。
75同上，第61页。
76陈焕章：《陈焕章文录》，第167页。
77陈峰：《社会形态理论视阈下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载《历史研究》2022年第2期。
78陈焕章：《孔门理财学：孔子及其学派的经济思想》，第172页。
79同上，第117页。
80同上，第192页。
81同上，第230页。
82同上，第309页。
83同上，第172页。
84同上，第89页。
85唐文明：《陈焕章论儒教社会主义》，载王中江、李存山（主编）：《中国儒学》第12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38页。
86浜田直也：《康有为“大同思想”与〈富国策〉》，载《中共青岛市委党校青岛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
87康有为：《孟子微》，载《康有为全集》第5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54页。
88康有为：《大同书》，载《康有为全集》第7集，第240、297页。
89康有为：《孟子微》，载《康有为全集》第5集，第415页。
90同上，第492—498页。
91康有为：《康子内外篇》，载《康有为全集》第1集，第107—109页。
92梁启超：《札记》第1卷。
93康有为：《大同书》，载《康有为全集》第7集。
94李小艳：《近代中国三种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形态及其影响》，载《科学社会主义》2016年第3期。
95陈焕章：《孔门理财学：孔子及其学派的经济思想》，第112页。
96同上，第96页。
97詹姆斯·博纳：《序言》，载詹姆斯·博纳：《哲学与政治经济学》，张东辉、夏国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第viii页。
98金观涛：《论社会契约论的起源和演变》，载《知识分子论丛》2014年版。
99MichaelAllenGillespie,“TheTheologicalOriginsofModernity,”CriticalReview,Vol.13,No.1-2.
100约翰·洛克：《政府论》，瞿菊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孙向晨：《洛克政治哲学的神学维度》，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
101陈焕章：《孔门理财学：孔子及其学派的经济思想》，第98页。
102陈焕章说：“无疑，井田制已经死亡，不可能再恢复……除非有社会主义的新形式，中国的土地可能将永远掌握在私人所有者手里”。他是清楚古代井田制和类似井田制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区别的。陈焕章：《孔门理财学：孔子及其学派的经济思想》，第323—325页。
103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下卷第1部（公理与反公理），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版。
104J.B.Clark,TheDistributionofWealth,NewYork:TheMacmillanCompany,1899,pp.59-60.
105J.B.Clark,“TheLimitsofCompetition,”inJ.B.Clark&F.H.Giddings,TheModernDistributiveProcess,Boston:Ginn&Co,1888,p.2.
106《陈焕章文录》，第168页。
107陈焕章：《孔门理财学：孔子及其学派的经济思想》，第121页。
108陈焕章：《孔门理财学：孔子及其学派的经济思想》，第108页；孔祥来：《儒家经济思想的“自由放任”倾向》，载《孔子研究》202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