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三学社的前身名为“民主科学座谈会”，九三学社的中央社刊名为《民主与科学》，九三学社首任主席许德珩生前出版的回忆录名为《为了民主和科学》。也许九三学社与民主科学之间有很多故事，只是笔者所知甚少而已。2012年7月23日至27日，笔者参加九三学社中央在河北省张家口市举办的“九三学社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讨会”，与许进先生（许德珩主席的孙子）同住一个房间，蒙许进先生将他主编的《1890-1990百年风云许德珩》一书相赠。细读图文并茂的《1890-1990百年风云许德珩》一书，方才知道许德珩主席的一些往事。笔者进行了不完全的统计：许德珩主席为了民主和科学，4次投笔从戎、4次被解聘、2次被捕，在4所大学上过学、在11所大学教过书，参加的社团或者参与发起成立的社团有14个之多，参加的有一定危险性的政治活动至少10多次，出版著作或译作11部。回顾许德珩主席的这些往事，我的一个感悟是，自由不是免费的，践行民主和科学是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智慧的。特写此文介绍许德珩主席前半生的民主科学实践。
一、结社自由，身体力行
1908年，18岁的许德珩考入家乡的九江中学堂，经杨秉笙、王恒两位教师的介绍，秘密加入同盟会[1]P12。当时还是清王朝，同盟会属于造反的革命党，加入同盟会是要冒生命危险的。
就学期间参加社团或者参与发起社团，本身没有什么危险性，但是一旦发生学潮，为首者总是很危险的。1919年5月4日的游行，一开始游行秩序很好，警察只维持秩序，“文明对待”学生，连警棍都没带。当时的北京卫戍司令段芝贵曾经要求出兵弹压学生运动，被国务院总理钱能训拒绝，警察总监吴炳湘也强烈反对段芝贵出兵（吴炳湘说：“段芝贵如定要派兵，我即将警察撤回，以后事情，由他负责吧，我不管了。”[3]），可是后来发生了私闯曹宅、毁坏私人财物、火烧赵家楼、殴打章宗祥的事件，警察不得不开始抓人，32个学生被捕。5月5日，教育部指令各学校校长，要求查明为首滋事学生，一律开除。各学校在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带领下，集体抗命并求助舆论，才使学生免遭被开除的命运，32位被捕的学生也于5月7日上午约10点由7个学校校长亲自联名保释出狱。
1927年2月，留法7年的许德珩回国。在回国前，他曾经找到当时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书记夏霆要求加入中共，但夏霆认为当时正值国共合作高潮，建议他加入国民党左派，许德珩听从夏霆的建议，加入国民党左派[4]。
1932年12月，第二次被捕出狱之后，应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筹备委员会总干事杨铨（杏佛）之邀加入民权保障同盟。1933年1月30日，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成立，许德珩当选为执行委员（共9人）[1]P113。当时仍处于国民党一党训政时期，国民党不允许其他政党存在。参加民权保障同盟是有一定危险性的，比如1933年6月杨铨就在上海被特务暗杀了。
1936年1月27日，与马叙伦、白鹏飞、黄松龄、张申府等发起成立北平文化界救国会。成立救国会也是有危险的，因为当局不允许成立政治性社团。1936年6月，许德珩被北京大学解聘。1936年11月23日，全国救国会的李公朴、王造时、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史良、沙千里被捕，史称“七君子事件”，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后才被释放[1]P118-122。1938年4月，许德珩作为救国会北方代表被邀请为首届国民参政会100个参政员之一，救国会9名参政员（南方代表：沈钧儒、陶行知、王造时、史良、邹韬奋，北方代表：许德珩、张申府、陈豹隐、程希孟），中共7名参政员[1]P133。此后，许德珩连任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1941年3月19日，包括三党（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第三党）二派（乡村建设协会、中华职业教育社）在内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秘密成立[1]P140，黄炎培为中央常委会主席、左舜生为总书记、章伯钧为组织部长、罗隆基为宣传部长；1942年1月全国各界救国会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中国民主政团同盟遂有“三党三派”之称。许德珩任联络部副部长[5]。
1944年底，在重庆的许德珩、潘菽、梁希、黎锦熙、劳君展、涂长望、张雪岩、黄国璋、叶鼎彝、税西恒等经常聚会讨论时局，后来这批人结成一个政治组织——民主科学座谈会[1]P142-143。1945年9月2日，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按照国际惯例，投降书将于签字的次日即9月3日生效[5]。为了纪念抗战胜利，民主科学座谈会改名为九三座谈会[1]P145。1946年1月10日，蒋介石在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式上宣布了保证人民自由、承认党派合法地位、实行普选、释放政治犯等四项诺言[1]P146。1946年5月4日，九三座谈会被改造为一个追求民主与科学的知识分子政治联盟，取名九三学社，以褚辅成、许德珩、税西恒、张雪岩、潘菽5个人为常务理事，以梁希、卢于道2人为常务监事[1]P152-153。1950年3月，许德珩担任九三学社第一届中央理事会主席，此后一直担任九三学社中央主席到1988年1月（1988.1-1990.2任九三中央名誉主席）[1]P336-343。
1979年3月24日，许德珩经邓颖超、乌兰夫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50多年来一直未了的一个心愿[1]P273。
二、书生坐牢，不改本色
许德珩一生总共坐过两次牢。
许德珩第一次被捕。
1919年5月5日，教育部要求各学校查明为首滋事学生，一律开除。校长们纷起反对，公推蔡元培（北京大学）、陈宝泉（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7个校长为代表前往警察厅交涉，当天交涉没有结果。5月6日蔡元培等继续交涉，警察总监吴炳湘表示只要学生取消5月7日的大罢课，被捕学生就可释放。5月6日晚上，蔡元培回到北大，立即把罗家伦、段锡朋、方豪等学生领袖找来商量，以取消明天的罢课，换取警察厅释放被捕的学生。罗家伦觉得应该答应政府的条件，但其他学生领袖都反对，认为未经过学生联合会的讨论，这样答应下来乃是越权。虽然如此，为了救出被捕的同学，学生领袖们最终还是同意连夜通知同学明天复课。5月7日上午10点左右，被捕学生全部释放了。蔡元培率北京大学全体学生列队欢迎被捕学生归来[10]。许德珩第一次坐牢，前后4天就被释放，一来得益于蔡元培校长等的保释，二来得益于当时宽松的社会舆论，三来得益于当时警察没有被捕学生打人放火的直接证据。
被捕学生虽然被释放了，但事情并没有完，因为学生只是被取保候审而不是被无罪开释。毕竟重伤政府驻日公使章宗祥（在医院还没有脱离危险，医生说命在旦夕）、火烧赵家楼的事得有一个说法。学生们也担心章宗祥会跟他们打官司。恰在这时，有一个名叫郭钦光的北京大学学生因病去世，郭钦光有肺病，5月4日那天参加游行，因为跑路过多疲劳过度导致病情恶化，吐血不止，于5月7日在医院去世。狄君武（学生领袖之一）急中生智想了个主意：不妨把郭钦光的死，说成是被曹家佣人打死的，也许可以抵消章宗祥的官司。大家一致叫好，结果郭钦光被塑造成五四运动的烈士受到全国各地隆重的追悼和公祭[11]。估计许德珩没有参加这件事的决策，因为郭钦光去世当天上午许德珩刚被从监狱释放出来。但所有的学生都有意无意地参与了这件事的实施[1]P52-53。当时的学生领袖之一罗家伦若干年后对这件事有深刻的反思[12]。
5月9日，蔡元培校长向政府递交辞呈，离开北大。5月11日，教育部总长傅增湘辞职。5月12日，国务院总理钱能训向总统递交辞呈。5月13日，北京高等专门学校的全体校长向教育部递交辞呈。学潮从北京蔓延到全国。6月10日，北洋政府将交通总长曹汝霖、驻日公使章宗祥、币制局总裁陆宗舆免职。6月11日总统徐世昌向国会提出辞呈。6月12日，钱能训内阁总辞。6月12日，总统徐世昌通电辞职，因国会拒绝他的辞职，于6月22日宣布取消辞意。6月28日，在巴黎的中国代表团决定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并辞去代表职务。7月25日，全国学生联合会宣言结束罢课。从5月4日开始的长达两个多月的学生运动告一段落[13]。
许德珩第二次被捕。
三、投笔从戎，死里逃生
第一次从军。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911年10月23日，同盟会会员林森、吴铁诚等发动九江新军第五十三标马毓宝部起义成功，九江光复，李烈钧任九江军政府参谋长。1912年还在九江中学堂念书的许德珩（1908年秘密加入同盟会）投笔从戎，在李烈钧部秘书处任秘书，1913年退役返回九江中学堂读书[1]P14-16。
第二次从军。1913年“刺宋案”引发二次革命。1913年7月12日，江西省前都督李烈钧在九江湖口首举讨袁大旗，发布讨袁檄文，二次革命爆发。许德珩第二次投笔从戎，参加李烈钧部讨伐袁世凯。二次革命失败后，许德珩离开九江逃亡上海，考入吴淞中国公学英文系，继续读书[1]P16-19。
四、言论自由，甘冒风险
1932年12月许德珩第二次被捕获释以后，仍然不改书生本色，继续追求民主自由，宣传抗日救亡。1933年1月30日当选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首届执行委员，为中国的民权鼓与呼[1]P113。
1935年12月9日，北平万余学生举行抗日大游行，史称“一二?九”运动。许德珩、劳君展两个教授参加到北京大学学生的游行队伍中[1]P117。1935年12月19日，许德珩等以华北文化劳动者协会的名义发表宣言，支持学生运动[1]P118。
1936年初，许德珩与马叙伦、白鹏飞、黄松龄、张申府等发起成立北平文化界救国会，于1936年1月27日在北京大学举行成立大会。1936年5月4日，北大举行五四运动十七周年纪念会，马叙伦、曾昭伦、周炳琳、许德珩四教授出席演讲。1936年6月，北京大学宣布解聘许德珩、尚仲衣两位教授，令马叙伦教授长期休假。许德珩被北京大学解聘后，马上被北平大学法商学院聘为教授[1]P118-119。
许德珩自1938年7月起连任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任职期间正直敢言，被舆论评为除张奚若参政员之外“最能为人民讲话”的人[1]P158。张奚若的敢言那是出了名的，举两个例子：1941年3月1日，张奚若在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上发言，尖锐抨击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独裁统治，出席会议的蒋介石对此极为恼火，但他未予置理，发言后便愤然离去，后来国民参政会还给他寄发开会通知和往返路费，他当即回电：“无政可议，路费退回”，从此再未参加国民参政会会议；1957年5月整风时已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长的张奚若给中共提的意见是“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17]。能排在这样一个人之后，许德珩的直言也是可以想象的。
1947年2月北平当局以清查户口为名逮捕两千多人，许德珩等13人联名发表《抗议北平当局任意逮捕人民宣言》[1]P161。
1947年5月20日，在第四届国民参政会第三次会议上，许德珩提案反对一党召开国民大会，要求立即停止内战实现国内和平。该提案被登在5月22日的《中央日报》上[1]P163。
1948年3月29日，北平各校学生万余人在北京大学民主广场集会，抗议政府下令查禁华北学联，数千名警察在会场周围设置路障，架起了机枪，装甲车在会场外面巡弋。许德珩、樊弘、袁翰青三位教授（均是九三学社社员）冒死出席并发表演讲。鉴于1946年7月11日、15日李公朴教授、闻一多教授惨案的教训，学生会派学生将三位教授护送回家，并派学生住在许家的客厅里以保护许德珩的人身安全[1]P165。
1948年8月9日，许德珩在北京大学理学院荷花池前发表演讲，公开反对政府发行金圆券[1]P172。
1948年8月17日，行政院发布《后方戡乱应行注意事项》的命令。8月19日，大逮捕行动开始。8月21日，许德珩等55位北大、师院的教授联名发表抗议书[1]P173。
五、只求学问不求学位
许德珩先后在四所大学求学。
1913年参加二次革命失败后，许德珩逃到上海，考入中国公学英文系。1915年初因无力支付学费而辍学[1]P19。
1919年临近毕业时，许德珩因组织参与5月4日大游行而被捕。按照当时教育部的要求是要被开除的。幸得蔡元培校长顶住教育部的压力才化险为夷。1919年5月9日，蔡元培校长辞职离校，9月12日在各方劝说下回到北京大学。9月20日，张国焘主持北京大学学生大会欢迎蔡校长返校，许德珩虽已毕业，也参加了欢迎会[1]P63。
1928-1930年，许德珩在上海翻译的书籍有：马克思的《哲学之贫乏》、布哈林的《唯物史观社会学》、拉法格的《家族进化论》[1]P99以及《共产主义之路与工农联盟》[18]。
根据讲义出版的书籍有《社会学概论》、《社会主义史》、《中国现代经济史》、《中日关系及其现状》等[18]。1987年出版回忆录《为了民主和科学》，1989年出版《许德珩书法作品选》[1]P342-343。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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