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文化现代化；梁漱溟；乡村建设；文化乡建；文化探索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大论断。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聚焦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内生式现代化与外生式现代化共同作用的结果。现代化肇始于欧洲宗教改革、工业革命和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主义潮流，是一种持续的历史变迁和社会进程。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西里尔·布莱克认为，现代化可以被界定为一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历史上形成的社会制度发生着急速的功能变迁；现代化伴随着科学革命浪潮而到来，反映了人类知识的空前增长，是一个包含人类理性思想、行为方式等各个领域变化的多方面的历史进程。作为一种新型文明形态，现代化是技术发展、生产革命和社会演化的产物，与此同时，又重塑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结构和生产模式。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强调了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旨在促进物的全面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现代化。
一、中国的现代化与梁漱溟的文化选择
梁漱溟认为，相较于西方社会崇尚的“个人本位、阶级对立”，中国所注重的“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社会结构，是有其合理性的。梁漱溟是一个思想者，更是一个行动者，他希望通过改造社会结构进而实现社会改造与民族救赎。他认为自己找到了这条社会改造的道路，那就是乡村建设。在钱理群看来，梁漱溟自觉地以儒家思想为乡村运动的导向，乡村建设是梁漱溟寻找中国文化和民族再生的自救之路，这构成了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最主要的特色。
二、梁漱溟乡村建设的文化实践
梁漱溟构建了乡村建设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论。梁漱溟是20世纪30年代最具影响力的乡村建设的实践者和理论家。1932年12月，国民政府第二届内政会议制定乡村建设试验区县政建设条例。1933年春，邹平县被确定为县政建设实验区兼乡村建设实验区，1935年鲁西、济宁等14个县被确定为县政建设实验区，1936年山东的实验区范围扩大到27个县。梁漱溟领导的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在这些实验区内都可以委派管理人员，可以依照其构想在这些实验区内开展乡村建设。这样，在梁漱溟等人的推动下，山东成为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乡村建设实验基地，直到1937年，山东被侵华日军占领，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被迫告一段落。1936年，梁漱溟出版《乡村建设理论》（又名《中国民族之前途》），对全国各地的乡村建设运动的发展情况、社会状况和实施策略进行了系统论述，希冀为中国乡村的未来和中国文化的出路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梁漱溟推动的乡村建设充满了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交相辉映的实践智慧，充满了时代烙印的无奈和个人心性的悲怆。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是中国乡村建设实践重要的理论总结和精神遗产，为新时代中国乡村振兴提供了宝贵的理论滋养和精神启迪。
三、梁漱溟乡村建设的文化观念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是通过对世界文化发展趋势的判断和中国传统文化特质的深刻分析，从中西社会结构的比较考察中提出来的。他对中、西、印三种文化形态进行了充分的比较，认为西方文化作为第一条路向，其赖以存在的经济形式是对人性的扼杀，使其发展到现在已经遭遇到了越来越多的致命性的危机；中国文化是第二条路向，虽因理性早熟而没能够在历史上真正完成自身的出路，但留下了真精神的萌芽，必将替代比之低一阶段的西方文化；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第三条路向，印度人不谈现世的人生问题，而是要超脱人生问题，这是佛家生活的路向。他指出：“第一，要排斥印度的态度，丝毫不能容留；第二，对于西方文化是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就是对其态度要改一改；第三，批评地把中国原来态度重新拿出来。”中国数千年文化所陶铸的民族精神肯定完全不同于西方人，也不同于印度人，而一个民族必须依靠自己的文化精神才能继续生存下去，因此作为中国人也只有依赖中国文化才能继续生存下去。
第一，梁漱溟把乡村组织的建设，放到了乡村建设各项事业的首位，认为乡村组织是实施经济发展、科技普及和政治改革的基础。乡村建设运动起于中国乡村无限制的破坏，是乡村自救运动。他把以中国固有精神为主导作为建立乡村组织的原则，对乡村组织进行了具体设计：对中国古代乡约礼俗进行改造和补充，建立乡农学校。他认为，“中国失败，就在其社会散漫、消极、和平、无力”，当时的中国不存在可以救济乡村的外部力量，乡村自救“正为寻不出一个超于乡村而能救顾他的力量”，中国乡村的自救之路，在于建设一个新的社会组织构造。梁漱溟晚年在为回顾乡村建设指导思想时，将其总结为“团体组织、科学技术”。梁漱溟把“中国固有精神与西洋文化的长处”相结合，意图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维持社会秩序的“自力、礼俗和教化”三种方式重新创制为一种新礼俗，积极引导农民的团体精神，推行社会改良、组织生产和农民合作化。
第二，乡村建设运动是由于近现代以来乡村破坏而激起的救济乡村运动，这种救济乡村运动首先表现为一种物质救济运动和乡村经济建设。他在晚年还特别提到，“乡治之行非从解决农村经济问题入手必难成功”。他在乡村建设的实践过程中，着眼于解决农业发展面临的具体问题，通过“流通金融”“引进科学技术”“促进合作组织”，旨在发挥“伟大的农业生产力”。[16]梁漱溟认为，经济建设是乡村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中国能否达于新社会的关键之处。根据对中西社会的分析，他向国人揭示了“由农业引发工业”这条具有中国传统色彩的经济建设路向。他认为这是缘于中国的经济事实和西方各工业国的教训。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中指出，首先要扫除妨碍农业发展的四大障碍：治安、运输、农民负担和灾害问题；其次要积极把握农业进步的三大要点：土地、人才和资本，分别通过建立农业科技推广机关、乡治讲习所和开办农民银行来解决；最后实现由农业到工业。这是梁漱溟乡村建设的终极目标。
第三，乡村建设运动是对中国社会建设要求的积极回应。梁漱溟认为乡村建设的主要动力，“一定要靠乡村里的人，如果乡村里的人自己不动，等待人家来替他解决问题，是没有这回事的”，但如果仅仅如此还是远远不够的，他非常重视知识分子与农民的合作。“第二亦必须靠有知识、有眼光、有新的方法、新的技术的人与他合起来，方能解决问题”。他指出，乡村建设的目的犹如革命的目的，是为了推翻旧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建立起新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革命是说一社会秩序的推翻与改建。社会秩序包含法律、制度、礼俗、习惯而言。一种秩序，即一套社会法制礼俗；而其社会之如何组织、如何结构，也即安排规定于其中。所以革命就是否定一种秩序，而要求建立新秩序，其结果也就是社会结构的一根本变革”。
第四，乡村建设运动着眼于重建一种新的文化形态。当时的知识分子将中国出现的诸种问题都归结于帝国主义的外部侵略、军阀割据的内部混战，以及晏阳初所谓中国平民“愚、贫、弱、私”四大顽疾之上，梁漱溟对此不完全认同。他认为，“外界问题（帝国主义）虽是有的，但中国内部问题大过外界问题；个人的不健全也是有的（愚、穷、弱、私），但社会的不健全大过个人的不健全”。乡村问题乃至中国问题面临的最大之处在于“文化失调”。郑杭生认为，梁漱溟乡村建设就是以“中国文化失调论”为理论依据，以重建“乡农学校”这一乡村组织为基础，其乡村建设运动在本质上是一场乡土文化的重建之路。梁漱溟指出，“中国问题并不是什么旁的问题，就是文化失调——极严重的文化失调，其表现出来的是社会结构的崩溃，政治上的无办法”。因此，梁漱溟认为，要解决中国社会问题，就必须从文化建设入手，重建一个新的社会组织结构。这是梁漱溟乡村建设的核心。
四、梁漱溟乡村建设的文化反思
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反思中勾勒出社会主义的最终理想。他认为，“就是经济上的生产和分配都社会化，这样就实现了社会主义”。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梁漱溟乡村建设的意义在于对中国文化的创造性坚守和建设性继承。几十年前的梁漱溟，对此还提出了具体的实施策略，新社会的经济建设必须是先农而后工，农业工业结合为均宜的发展；必须是乡村为本、都市为末，乡村与都市不相矛盾，而相沟通，相调和；必须是伦理本位，而不落于个人本位或社会本位的两极端；必须是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三者合一而不相离；必须不是阶级社会，以理性代替武力；必须是生产和消费均实现了社会化。乡村建设的根本就是以中华优秀传统农耕文化涵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增强文化自信提供重要精神和物质载体，为推动乡村建设提供强大发展动力。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由乡村组织为起点，以实现其理想社会为归宿，包含了丰富的思想内容，具有特殊的时代意义。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的提出，虽然从一开始就遭受到来自城市救国论者吴景超、全盘西化论者陈序经、社会学理论家孙本文及以孙治方、千家驹、李紫翔为代表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等各方或平和友善或尖锐激烈的批评，但这些批评否定不了梁漱溟以此理论为指导在山东等地开展的声势浩大的乡村建设运动实践，也否定不了梁漱溟以乡村问题解决中国问题的初心和使命。尽管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因不符合当时中国的国情而最终失败，在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的侵华战争中戛然而止，但也掩盖不了蕴藏在其庞大而精细的乡村建设理论体系和文化精神中的耀眼光芒。梁漱溟坚持通过文化转型和文化发展推动乡村建设和乡村发展，强调中国本土固有精神，积极发挥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建立新的社会组织结构，救济和复兴农业，以农业促兴工业，以合作促成自治，达到文化复兴、经济进步、政治民主的理想社会。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耕文化是我国农业的宝贵财富，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不能丢，而且要不断发扬光大。优秀乡村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鲜明标签，承载着华夏文明生生不息的基因密码，彰显着中华民族的思想智慧和精神追求。”如今，在中国新的历史时期继续探索现代化的道路，我们还会遭遇梁漱溟曾面临的那些困境：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要在什么样的文化形态上进行？中国文化应该如何实现现代化？梁漱溟在几十年前开展的乡村建设的实践探索和理论思考，依然具有深刻的理论价值和现实的实践意义。
何以为村，何以成国？文化是乡村的底色，文化是国家的命脉。文化自信是最根本的自信，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动力和精神源泉。梁漱溟提倡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重视知识分子在乡村建设和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独特作用。这些主张无疑都是深刻而富有启发的。今天，我们正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以中国文化之眼系统观照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目标和路径，要继续沿着梁漱溟的文化实践和理论思考前进。
（作者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院长。乡村发现转自：《社会科学家》2024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