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史学会原任会长张海鹏先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学殖深厚，著述宏富，造诣精深，为推动中国近代史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本文系作者对五十余年学术生涯的回顾和总结，作者回忆了在近代史所所经历的“四清”和“文化大革命”的艰难岁月，追溯了长期以来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探索中国近代史发展规律的历程，其内容之深度、广度不仅是作者本人经历的写照，也是五十多年来中国历史科学发展的一个缩影，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史料价值和启示意义。本刊特发表张先生的这篇自述，以飨读者。
前言
我出生在1939年5月，那正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的时候。我的家乡在汉口以西不过50公里的汉川县农村。大革命时期汉川县是农民运动活跃的地区之一，还成立过苏维埃政权，日本侵略军到过那里，新四军也在那一带活动。我记得，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队在那里驻扎。我上过一年私塾，１９４６年上小学。我的小学时代基本是在战争环境下度过的。
１９５１年小学毕业，我考上湖北省立马口中学（省重点），１９５４年初中毕业，考入湖北省孝感高级中学。１９５４年的长江大水，冲掉了我上高中的梦想。１９５４年７月到１９５６年８月，我在家乡种田，当了两年农民，参与了互助合作运动全过程，当过高级农业社会计。１９５９年高中毕业，考上了武汉大学历史学系，在那里受到了良好的大学教育，也经历了从三年困难时期到经济恢复时期的全过程。
我在大学的学年论文做的是秦汉之际的游侠，毕业论文做的是苏美建交问题。我本来想报考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侯外庐先生的研究生，临考前历史系党总支通知我，要我报考外交学院，我考上了外交学院外交研究班。我没有能够去读外交学院研究班，却被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要来了。此后，我的人生和我的学术道路，就与近代史研究所紧密联系在一起了。
一、我在近代史所经历的“四清”与“文化大革命”
１９６４年８月中旬，我从武汉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进入了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隶属于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那年，我刚满２５岁，青春焕发，正是激情燃烧的岁月，能进入首都北京，能走进最高科学殿堂，心情无比激动。但是，在最高科学殿堂里，真正从事中国近代史的学术研究，却是在１３年以后，即在１９７８年以后，１９７９年，我就满４０岁了，刚刚评上了助理研究员。那一年，两鬓已初现华发。
到所里报到后两三天，所里派我和郭永才到西颐宾馆（今友谊宾馆）报到，那里正在举办１９６４年北京科学讨论会，我们去做会议服务工作。我被分配在政法组，替政法组中国代表刘思慕做秘书，整理会议记录。郭永才被分配在历史组。在那里服务１０天左右，回到所里，就准备参加“四清”。
“四清”是俗称，正式称呼是“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近代史所与拉美所的人一起，去甘肃河西走廊的张掖。这是中央统一部署的。行前学了一个月文件，包括“前十条”“后十条”“刘少奇讲话”和王光美的《桃园经验》等。
我记得，临行前，范老（近代史所所长范文澜）在大会议室举办全所宴会，为参加张掖“四清”的同志们壮行，他还特别把张闻天同志的夫人刘英同志介绍给大家。１９５９年反右倾以后，张闻天被安排在学部经济所，刘英被安排在近代史所。去甘肃前，所内团支部改选，原书记仍旧，增加了一名副书记张友坤（所党支部青年委员），增加我为支部委员。接着在全所大会上，刘大年副所长总结了一个月的学习，张崇山副所长作了临别赠言，我代表团支部读了决心书。１０月３０日我们抵达张掖县城，学习一周，主要是了解张掖地区的情况，学习西北局、甘肃省委关于“四清”的文件，传达甘肃省委“四清”工作团对工作队员的纪律要求等。
我和王忠先生（副研究员，专长西藏史，现已过世）分在张掖县乌江公社贾家寨大队二队（包括任家庄、周家庄、褚家庄），开始住在任家庄一户农民家里，后来住进周庄一个周姓农民家里。贾家寨大队工作队负责人是近代史所副研究员蔡美彪。
此后，近代史所组织第二批“四清”工作，地点是江西。所里没有让我去，黎澍同志安排我到西郊组，住在西颐宾馆（今友谊宾馆）的中馆。西郊组是黎澍领导的，１９６３年建立，对外名称叫“中国近代史讨论会”。西郊组的活动对外是保密的。这个组的任务，是为外交部中苏谈判代表团准备中俄边界问题资料。
接着中央就向学部派了工作组。工作组组长是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张际春。近代史所也来了工作组，组长是中央组织部办公厅主任王瑞琪，副组长是中央联络部调查处的处长（相当于今日的局长）时代。所里当时有一个党支部（其作用相当于后来的机关党委），支部书记是连燎原，他是转业军人。他通知在６月１５日开会，布置在所内开展“文化大革命”。那时我在西郊组，脱离了所里，不知道所里在酝酿什么。６月１５日上午，部分党支委、团支委和部分青年党员商讨当天大会召开问题，主要是确定由谁来主持大会。工作组组长王瑞琪、副组长时代等已经到所。大家要求工作组主持会议，工作组表示刚到所，不了解情况，不能主持会议。后来经过大家讨论，七嘴八舌，决定民主选举大会主席团。通过选举，产生了张德信、郭永才、余绳武、蒋大椿和我组成主席团，主席团推举我为大会主席。我就主持了６月１５日的全所大会。我根据《人民日报》的社论讲了一些看法，大家鼓掌通过，这就算本所“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随后成立的近代史所“文革”领导小组里，我担任副组长。组长还是学部“文革”小组（后来是学部联络委员会）成员，所里的工作主要由我来管。这样我就成了近代史所的造反派。
“文化大革命”初期，在我主持近代史所工作期间，主要是抓所谓斗争大方向，始终抓的是所谓“党内走资派”，始终抓的是批判刘大年和黎澍先生。对其他人，触动不多。在我后来挨整的时候，所里有的老知识分子，像邹念之先生，还有荣孟源、金宗英、丁原英等先生都替我说过好话。
１９６８年２月，我所在的群众组织垮台。这是因为它的后台戚本禹垮台。此后，我就被所内反对派群众组织控制起来了。
１９６８年１２月，中央向学部和所属各所派来了工宣队和军宣队。１９６９年上半年，工、军宣队在所内做团结工作，消除派性。我自己清查思想，清查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言行，检讨并反思自己。下半年就开展“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运动”。从此，我被作为“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骨干，作为清查运动中的重点审查对象，经历了长达５年的艰难岁月，经历了严酷的政治审查和心理考验。这是我此生最痛苦的时期，最无奈的时期，最无助的时期，最感到迷茫的时期。
１９７０年５月３０日，工宣队押送我去河南息县五七干校。此前，我被关押在“文联大楼”（今商务印书馆）和美术馆，长达七八个月，完全失去自由，被迫交代问题。到了干校，我被编入二排八班。二排任务是盖房，分配给我的任务是拿瓦刀砌墙。半年之内，盖了５栋里生外熟的房子，解决了全连（近代史所、考古所）住房和办公问题。在干校，白天盖房，晚上接受审查，开批判会，清查所谓“五一六”问题。
到了１９７２年，清查运动就冷清了。１月，我在营房里闲来无事，借来林庚、冯沅君主编的《中国历代诗歌选》上编和《唐诗三百首》、龙榆生编选的《唐宋名家词选》，抄写并诵读。又读《史记》列传，写读书心得。我在行动上还是不自由的，但是看这些书，已经没有人来干预了。
７月，学部五七干校人员全体回到北京。回到所里后，依军宣队规定，我依然处在被监督下，不能自由出入，每天在大院里扫马路，扫厕所，与所里瓦匠师傅一起到屋顶补漏。记得从１９７３年起，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开播英语和日语广播，我利用晚上和早晨收听。我也试着翻译美国出版不久的包华德主编的《民国人物传记辞典》，翻译了大约一百多个人物词条，送给刚参加民国人物传写作的同辈朋友参考。１９７２年下半年，所里成立民国史组，由李新领导。许多年轻朋友都可以进入民国史组，我被排除在外，心里自然是难受的。
１９７５年，在军宣队领导下，近代史所建立了党的总支部，刘大年任总支书记，郭永才、黎澍、李新任副书记。我被安排协助刘桂五做学术秘书的工作。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四人帮”被粉碎，《光明日报》举办座谈会，揭露和批判“四人帮”在史学界的罪行，所里党总支推荐我去出席，我在座谈会上的发言刊登在报纸上。
１９７７年５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正式成立。院里安排“清理帮派体系”工作。“清理四人帮的帮派体系”是当时中央的精神。如何清理，如何正确处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各种复杂的关系，就看各单位负责人的做法。近代史所“清理帮派体系”领导小组在组长李新领导下，把刘大年、郭永才、张友坤、张海鹏作为“四人帮的帮派体系”，加以批斗。我那时的了解是大多数人不支持这样的做法，许多人对我表示了同情和支持，我一点儿也不感到孤立。近代史所的这种过激倾向，到年底就烟消云散了。
钱钟书在为杨绛《干校六记》写的序言中说：“在这次运动里，如同在历次运动里，少不了有三类人。假如要写回忆的话，当时在运动里受冤枉、挨批斗的同志们也许会来一篇《记屈》或《记愤》。至于一般群众呢，回忆时大约都得写《记愧》：或者惭愧自己是糊涂虫，没看清‘假案’‘错案’，一味随着大伙儿去糟蹋一些好人；或者（就像我本人）惭愧自己是懦怯鬼，觉得这里面有冤屈，却没有胆气出头抗议，至多只敢对运动不很积极参加。也有一种人，他们明知道这是一团乱蓬蓬的葛藤账，但依然充当旗手、鼓手、打手，去大批‘葫芦案’。按道理说，这类人最应当《记愧》。”我看了《干校六记》，心情很激动。
过去，我们理想主义太多，对共产主义具有急迫感，对社会现实缺乏切实的体验。“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的实际经历，使我们认识到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到达理想的路是不平坦的。这样的认识对我的人生是很重要的，通过“文化大革命”这样一个挫折和锻炼，引起了一些思考。我们过去的理想主义，包括共产主义很快就要到来，大跃进这些我都是经历过的。那个时候我们意气风发，大跃进时我正好是十八九岁，土改、互助组、合作化、人民公社化，都是经历过的。“文化大革命”以及“文化大革命”过去以后，我们经历过了才认识到，理想和现实中间差距是很大的。这可以说是“文化大革命”１０年给我的一个最基本的影响：懂得了通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道路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共产主义的理想是好的，但到达共产主义的道路绝不是笔直的，共产党内的思想倾向绝不是铁板一块的。这是我离开大学后，通过“文革”上的最重要的一课。
二、我的学术和事业
１９７８年至今，我在学术和事业方面尽管不很满意，还是做了一些事情，下面做一点概略回顾。
（一）学术方面
第一件，参与了刘大年先生主持的《中国近代史稿》１－３册（１９７８－１９８４年出版）和４、５册（未完成）的工作，负责组织稿件、整理书稿、核实注释、图片搜集和编制附件以及联系出版，完成了《中国近代史稿地图集》的编绘（地图出版社１９８４年出版）和《简明中国近代史图集》（长城出版社１９８４年出版）的编撰，受到了参与通史类著作编撰的工作训练，初步奠定了学术基础。我记得《中国近代史稿地图集》出版后，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谭其骧教授写信来表示祝贺，本所民国史研究室主任孙思白教授对我说，这本书的出版奠定了你在学术界的地位。
２００４年我在《抗日战争研究》发表《试论近代中日关系中的历史认识问题》一文，对中日关系的发展现状、中日关系中的历史认识问题、关于战略集中原则以及中日关系的发展方向等学术界认识比较混乱的问题提出了讨论。２０１５年在《中共党史研究》发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的宏观反思》，对二战史做了总的回顾，认为二次大战从开始到结束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它从酝酿、爆发到高峰再到结束，原因都极为复杂。我们必须看到，二次大战有两个战争策源地，有两个爆发点或者起点，有两个主要战场，有两个战争结局和战后对战争的不同认识。在这个总体认识下，阐述了中国抗日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方主战场。
１９９８年我在《近代史研究》发表《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分期及“沉沦”与“上升”诸问题》，对近代中国的历史发展规律进行探讨，提出了近代中国经历了“沉沦”“谷底”和“上升”的规律性变化。２００７年在首尔大学东亚文化研究所《东亚文化》发表《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与转折》，从另一个角度探讨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规律。
（二）事业方面
第二件，探索了在近代史研究所培养青年学术研究人才的路子，形成了通过所内青年学术讨论会督促、培养青年学者成长的路子。这已被公认为是一种成功的模式，引起了俄罗斯和美国学者的注意和评价。俄罗斯历史学会主席、俄罗斯科学院院士齐赫文斯基专门著文，向俄罗斯科学院各研究所推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培养青年研究人才的办法和经验。从１９９９年起，这样的会议每年一次，至今未停。同时推动在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从专刊已出各种专著看，作者多为中青年学者，他们的学术贡献已经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
第三件，组织推动并主持编撰了《中国近代通史》十卷本，完成了本所建所之初范文澜所长、刘大年所长一再倡导的出版一套完整的中国近代史专著的夙愿。范文澜所长的《中国近代史》只写到义和团，刘大年所长主持的《中国近代史稿》三卷也只写到义和团。《中国近代通史》５５０万字，是第一部这样篇幅的近代通史，起始于１８４０年，终结于１９４９年的完整的中国近代通史，集中了近代史所的学术精英，反映了目前国内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总的水平，出版后得到学术界和出版界广泛好评，２０１０年１２月荣获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２０１１年１月荣获第七届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二等奖。到今年，这套通史出版已经１０年，出版社认为有再版的必要。目前我正在组织《中国近代通史》的修订，争取尽快推出修订再版。
第四件，作为中央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建设工程第一首席专家，组织推动编撰了大学重点教材《中国近代史》（２０１２年出版）。这本教材正在高等院校推行中。
第五件，协助刘大年和白介夫（北京市政协前主席），推动了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和《抗日战争研究》杂志的成立。１９９０年，在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胡乔木提议下，刘大年、白介夫商议成立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具体组织、策划工作由我承担。１９９１年１月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正式成立，刘大年任会长，白介夫任执行会长兼秘书长，我是副秘书长之一。以抗战史学会名义创办《抗日战争研究》学术刊物，１９９１年发行创刊号，我任主编。２００４年，我辞去这个学会和刊物的一切职务。抗战史学会和《抗日战争研究》对于推动国内抗日战争史研究起到了一定作用。１９８０年，我接受丁名楠先生的委托，在推动中国义和团研究会成立方面做过一些工作。１９８４年义和团研究会成立时我担任秘书处常务秘书。１９８７年，我主动辞职。２００７年我被推举为义和团研究会理事长，在这一职务上，推动了２０１０年“义和团运动１１０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的举办。
第七件，推动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的成立和运作。２００２年，在李铁映院长、朱佳木副院长大力支持下，组建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台湾史研究室，组建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推动了所内和中国大陆的台湾史研究，为台湾历史研究的学术发展，也为服务于祖国统一事业略尽绵薄之力。２００４年开始，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的名义，召开了多次台湾史学术讨论会，吸引日本和台湾学者与会，出版了会议论文集，使台湾史研究中心产生了学术和政治影响。最新一次讨论会于２０１５年１０月在广州举行，会议名称是“抗日战争胜利暨台湾光复７０周年学术讨论会”。２００２年在近代史研究所设立台湾史研究室，十多年来，这个研究室已经有了长足的进展，除了发表论文外，还出版专著以及会议论文集十多种。
第八件，１９９８年我被选为中国史学会副会长，２００４年被选为中国史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２００９年４月被选为中国史学会会长，在团结全国史学工作者，推动中国史学会的国际学术合作等方面起到了一些作用。２０１０年８月在阿姆斯特丹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期间，推动在中国举办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成功申办。
经过五年筹备，２０１５年８月２３－２９日在山东济南成功举办了“第２２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会学者逾２０００人，外国学者９００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给大会发来贺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习主席的贺信说：“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承担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世界的今天是从世界的昨天发展而来的。今天世界遇到的很多事情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的很多事情也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可以给人类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智慧。所以说，历史是人类最好的老师。”习主席对历史研究作用的评价，给与会的中外历史学者极大的鼓舞！
这是１１５年来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第一次在亚洲举办，国际历史学会主席和秘书长对大会的成功举办给予了高度评价。我在申办和筹备大会召开方面不无微劳。
第九件，我从２００３年起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兼历史学科评议组成员、召集人，前后１０年。在这期间，参与了对高等学校学位问题的讨论和决策，在参与学科目录调整中提出了一些建议，特别是把学科目录中原来的一级学科历史学提升为历史学门，下设考古学、中国历史、世界历史三个一级学科，发挥了一定作用。在国务院学位院委员会领导下，作为第六届历史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与钱乘旦一起主持制定了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考古学、中国史、世界史一级学科简介以及三个一级学科博士、硕士学位基本要求，这些文件已收入高等教育出版社《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一级学科简介》《一级学科博士、硕士学位基本要求》（２０１３年版）。
第十件，参与了国家清史编纂工程。２００２年１２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成立，我担任委员，参与了委员会若干会议，发表了一些建议。还参加了清史编纂工程中通纪、典志、传记、图录部分的工作，担任了一审或者二审审稿。
第十一件，我有幸担任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参加湖北代表团，出席了每年一次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参加了几次以人大代表身份进行的考察。作为代表，我积极履行职责，每届大会期间，都提交涉及国家大政方针的建议。有些建议受到政府有关部门的重视。这些建议都收录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局编辑的文献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直属机关党委汇编了２００６年、２００７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的议案和建议，２００６年我有５项，２００７年我有１１项。在社科院选出的人大代表中，我提出的建议是比较多的。
三、我在研究工作中学习和运用唯物史观的实践
我认为，世界上任何一个历史学家，或者政治家，或者社会问题研究专家，要想研究和说明历史上的某个问题，总会秉持某种史观，这是不需要特别加以证明的。有人说，唯物史观是教条。我想世界上任何一种理论都可能成为教条。像任何一种理论一样，如果你只死死记住那几个条条，那就是教条。如果你在社会实践中领会那个理论的精神实质，掌握那个理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就不是教条，而是活的理论，是指引我们研究工作的活的指南。我们之所以主张唯物史观，不是因为它是教条，是八股，而是因为它能告诉我们一种方法，一条路径，使我们能更有效地处理纷繁复杂的历史问题和社会现实，使我们能更好地洞察历史发展的方向。当然，应该指出，学习和应用唯物史观也有一个态度问题。在某种政治气氛下，有的历史学者在历史研究中运用唯物史观存在着教条和八股现象，他们不是从方法论的高度去领会唯物史观的精神实质，而是拿着马列的某些词句，到处贴标签。这不是一种正确的态度。这种情况在学习唯物史观的过程中，本是应该力求避免的，不幸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这种情况，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随着国家社会政治生活的转变，历史学界也在努力纠正它。
一些论者试图用现代化的研究范式取代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范式。对这种研究取向，我明确表达了不同的意见。以上论文分别收集在我的论文集《追求集》（１９９８年版）、《东厂论史录》（２００５年版）中。２００５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和我的学生龚云合作撰著的学术史专著《中国近代史研究》，用唯物史观作指导，比较系统地总结了百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历程，提出了我们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系列看法。在我主持编著的一些论著中，我也努力贯彻以上的精神，努力贯彻唯物史观的原则，比如在１９９９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１８４０－１９４９》，同年出版的《２０世纪的中国·政坛风云卷》，２０００年与王忍之同志共同主编的学术性普及读物《百年中国》（共９２册），以及２００７年出版的由我担任主编的我院重大课题《中国近代通史》中，我都是努力这样去做的。
在人类历史上，不管西方还是东方，往往是斗争以后出现妥协，革命以后，会有大规模的改良。国际条约，往往是斗争以后的产物，或者是战争以后的产物。妥协与斗争甚至战争，是紧密相连的。斗争和妥协，革命和改良，都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难道西方只有妥协，没有斗争，只有改良，没有革命吗？现代国家的建立，除了“妥协合作的方式”就没有别的了吗？欧美国家内部的阶级斗争与革命，各国之间的战争，两次世界大战，殖民主义侵略与殖民主义体系的建立，都是血淋淋的历史。就是现今的世界，也是既有合作和妥协，也有不合作和不妥协。美国要打伊拉克，联合国反对，联合国斗不过美国，只好妥协。历史的面像，不止一面，往往是两面甚或多面，只说一面，是片面的。放弃了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以偏概全，就说不出历史的真相。
四、结束语：体会与感悟
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告诉我，中国只有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中国才能复兴；中国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主张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中国才能前进。所以，在学术事业中，在历史研究的实践中，我坚持只有遵循唯物史观的指导，我们的学术研究事业才能更为客观，更加科学，更符合历史事实。要认清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向，要揭示人类历史前进的规律，只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最具有“指南针”和“解剖刀”的意义。形形色色的唯心史观，在这个问题上都显得软弱无力。迄今为止，所有的历史事实，都未能证明对人类社会历史的唯心主义解释是符合客观历史事实的。所有的历史理论都不能取代历史唯物主义的人类社会历史的认识。我们当然应该注意吸取能够正确解释历史和社会现实的各种思想、学说和理论，但是，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坚持学术上百家争鸣的方针，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才能更为平稳、扎实和繁荣。
但是，我并不主张在学术研究实践中到处引用马克思主义的只言片语。我主张学习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努力领悟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意义，在研究实践中，在百家争鸣中，运用这种方法论做“解剖刀”，去辨识历史事实，开拓学术视野，建立自己的学术观点。我撰写的学术论文，都是努力学习这种方法论，努力实践这种方法论的指导。当然，这不是说我已经做得很好了，只是说一直在努力中；当然这种努力是无止境的，生命有日，在学术活动中都要这样去做。
写历史，是写过去的政治、过去的经济、过去的文化，不是写今天的政治、今天的经济、今天的文化。过去的政治、过去的经济、过去的文化不等于今天的政治、今天的经济、今天的文化。这是历史与现实的基本区别。司马光著《资治通鉴》，是要让最高统治者借鉴历史上的经验。从借鉴历史经验的角度说，历史对于现实的意义，今天仍是这样的。但是历史对于现实，仅止于借鉴，提出更多的要求是不合适的。历史为现实服务，不是说为现实政治作简单的服务，所谓服务，是从借鉴历史经验的意义上说的。
党中央赋予了中国社科院崇高的地位。中央要求把中国社会科学院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坚强阵地、哲学社会科学的最高殿堂以及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思想库与智囊团。这是党中央对我们的一种期望，也是我们的努力方向和奋斗目标；也可以理解为中央对知识、知识分子的尊重。马克思主义坚强阵地，当然是指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政治方向和学术理论方向。但是，它不能代替学术研究本身，所以提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殿堂。所谓最高殿堂，应是指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在学术上要取得最重要的成果，要代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成就和发展趋势。所谓思想库与智囊团，从狭窄方面理解，应是指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角度，为党中央、国务院在处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和国际关系事务的决策方面提供对策方案和中央决策所需要的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基本资料。因为社科院不是实际工作部门，在对策上不大可能提供政策上的执行方案，应该是运用学术上的基础，提供宏观思路和发展方向，当然也不排除实际生活中的对策方案。
从以上认识来说，我觉得我们社科院需要培养两种人，一种人是“书呆子”，另一种人是战略思想家。我认为，多数研究人员要成为“书呆子”，少数人成为战略思想家。换句话说，多数人成为某一个问题研究上的专门家，少数人不局限于具体问题的研究，而具有广阔的视野、宏观的思维，上下古今，国内国外，无不涉猎。许多专门家及其学术成果形成了引领某个、某些学术领域前进的标志，始终处在学术研究的前沿。某个学科领域的战略思想家则在某个或者某些学科的学科体系上做出创新性的思维，引领那个学科向着更高的水准或者集成的高度发展。这样的战略思想家，小则可以引领某一学科领域向着新的高度发展，大则可以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提出具有前瞻性的战略思维。我认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要努力争取党和国家的支持，为这个坚强阵地和最高学术殿堂里年轻人才的成长创造更为合适的条件。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哲学社会科学几次发表讲话，强调要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发展、繁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强调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水平还有待提高，指出支撑话语体系的基础是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没有自己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就没有话语权。这些意见极为重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努力贯彻这些讲话精神。
在我看来，今天，建设中国历史学话语体系、提升话语权，最根本的要求就是自觉坚持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研究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设并提升中国历史学话语体系，关键是总结、概括出体现这一话语体系的科学概念和学科范式。就中国近现代史而言，要坚持以前提出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反帝反封建斗争、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旧三民主义和新三民主义等科学概念，要在更多史料的支持下进一步论证和丰富这些概念；要对诸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民族区域自治等政治术语作出翔实的学术论证，使之成为学术话语。要对我国学者有较多话语权的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学说，做出更加翔实的学术研究和论证，形成具有中国学术特色的学术体系。只有在这些方面进行努力，我国历史学才能把话语体系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而不是跟在西方学者后面亦步亦趋。
我国历史学具有十分悠久的历史传统，如何在这一悠久历史传统基础上，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建立我国历史学在国际上的话语权，我国历史学者还要做很多努力。我虽然已届晚景，也要为此而奋斗不息。
现在，我已经进入耄耋之年，所有学术上的愿望都只能打折扣了。当然，我现在还没有停止思考，还没有停止笔耕，还在龟步爬行，唯有如此，在学术的路上，还可以多走一步半步，庶几少生浩叹也。
我希望以这四卷文集，告慰我的师长，献给我的同辈和我的年轻的朋友们。由于台湾的政治局势，这四本文集何时能出版，现在还是未知数。但是我已经编出来了，也算了却我一桩心愿。我相信，年轻的朋友们在大好的时代里，只要勤恳耕耘，勤于思考，在你们当中是可以出史学大师的。我预祝你们成功。我作为你们的前辈，在学术的道路上，留给了你们一些可供参考或者批判的东西。虽然我取得的成绩渺小，但是我要说，我沿着前辈的足迹，思考了，探索了，努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