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工厂里大家最关心的是，厂子什么时候关门大家可以分钱，反正上上下下都是混日子。”松下某华东家电制造工厂的老员工王芳（化名）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坦言。
这是她2000年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一度让她被身边的同龄人艳羡，“当初听说是日本合资企业，大公司的工作待遇也比普通公司要优厚，比如员工过生日公司会发200元的补贴，每年还有700元的旅游津贴。”王芳说。
据厂里的老员工回忆，这个工厂在上世纪90年初成立，当时周围都是农田十分荒芜，连公交车都没有。“当时工厂是作为第一批进驻高科技园区的企业，但现在园区里大都是一些高科技的制药公司，传统家电制造早已经不再是高科技了。”曾在这个工厂工作过数年的刘华（化名）表示。
这个占地超过35000平方米的工厂，总投资近30亿日元，是松下在上世纪90年代初在中国市场的大手笔投资之一。据悉，松下集团创始人松下幸之助在1979、1980年两度访问中国之后，正式拉开了松下大举进入中国市场的序幕。
1987年，松下电器在北京创办了第一家合资企业——北京松下彩色显像管有限公司。为了进一步拓展在华投资规模和市场，1994年9月2日，松下电器（中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作为一家集“科工贸”三位一体的合资公司，涉及销售服务、投资、研发等不同业务范畴。当时，松下电器公司已在中国设立了16家合资公司。
人才流失、机制僵化
然而，这个曾经让王芳引以为傲的工厂，近年来效益却不断下滑，员工士气低落，让她倍感迷惘。
她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透露，这个工厂以前的产量每年大约400万台，而去年只生产了270万台左右。自2012年以来，整个工厂的员工人数已经减少了四五百人，“最高峰时期大约有两千多人，但现在除了生产线的员工，很多办公室的部门即使有人离职，公司也没有再招聘新的人手，公司管理层是希望继续压缩员工人数。”
“我们厂的产品90%以上都是出口海外，只有很小一部分内销，因为同样的产品，松下品牌的要贵同类国产品牌一大截，但品质、性能并没有太大的差别。让我自己掏钱，我肯定也不会买（松下）。”王芳笑言。
同时，整个工厂面临着人才“青黄不接”的局面。以她所在的财务部门为例，目前平均年龄都在35以上，很多员工都是干了十几年的。“现在很多大学毕业生进来两三年，混个松下的工作经验，就跳去其他公司了。我刚进公司时就有生日补贴、旅游津贴，十几年过去了，还是一分钱没涨过。”
她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目前工厂招聘的大学毕业生入职时的工资大约四五千元，主管级别的工资约为七八千元，“这几年公司每年大概有5-6个月的年终奖，这样算下来，月薪最多1万元上下。现在很多外面的公司，大学生毕业几年工资都可以拿到这个数。因此，整个工厂没有新鲜血液进来。”
“实际上，现在我们的大部分低端产品已经是国内的家电厂做OEM贴牌生产，松下就是在吃自己的品牌的老本。”刘华说道。
事实上，公司内部的一份员工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员工都表示对现状非常不满意，但很多人却在问卷调查中一道“是否考虑离职”的问题中选择“不会，或暂时不会。”王芳坦言：“像我们现在这种年纪去外面找工作，高不成低不就的，想要工资再有个突破很难的，只能这么混着吧。”
这也折射了日本家电巨头松下近年来在中国市场的发展颓势，面对激烈的价格竞争，不得不逐渐缩减业务规模。作为进入中国最早的外资家电品牌，松下是少数几家全线参与彩电、冰箱、空调、洗衣机以及各种小家电市场的日资企业，但随着中国本土品牌的全面崛起，正面临严峻的挑战。
一份来自中怡康对2014年中国家电零售市场监测报告凸显了松下在中国市场所处的困境。2014年，松下空调零售量市场占有率仅为1.16%，同比下滑0.35个百分点；松下洗衣机零售量市场份额为6.34%，下跌0.61个百分点；松下冰箱市场零售量市场占有率则由2013年的1.63%下滑到2014年的1.57%。松下在华家电业务正陷入“跌跌不休”困局之中。
昂贵的外派雇员
一直以来，高昂的人力成本是合资公司的痛点之一。作为一家中日合资工厂，这家工厂几乎每个部门都有长期派驻的日本员工坐镇，“目前厂里大约有十几个日本人，一些是从日本总部派遣过来的，通常外派期限是三到五年，其他也有是在日本退休返聘过来的。”王芳说。
这些外派的日本员工在这家工厂享受的福利待遇“非同一般”。据王芳透露，这些外派员工通常担任工厂的部门经理，中方需要支付每年高达上百万元的薪酬和各项补贴，“比如，技术部门有一个外派的日本经理，每个月工资大约两三万元，他是带着妻子和子女一起外派过来的，我们公司还需要帮他们支付一个三室一厅的房租，三个孩子上国际学校的学费每个月三万元，甚至连孩子看病的费用也要公司报销。另外，还有每年一两次全家回日本探亲的机票费用。”
然而，这些“空降”的日本外派员工在合资工厂里单打独斗，由于文化差异，常常面对中方下属们阳奉阴违的尴尬局面，导致日本研发与中国制造嫁接的结果差强人意。“比如与海外客户协商赔款时，日方每次都表示愿意全责赔偿，他们最在意的是松下品牌的形象，而中方则争取尽可能减少赔偿金额，而这些赔款都是付给松下的海外销售公司，双方存在一定的不信任。”刘华表示。
刘华自2003年起在这家工厂海外部任职，这个部门里还聘请了几位和他一样的外籍华人。“这些员工大都在海外生活工作了很多年，熟悉国际市场的操作和标准，而我们的角色主要是协调中日双方投资者的矛盾。”然而，疲于应付办公室政治的他，在数年前毅然决定辞职，现在已经在一家欧洲家电贸易企业就职。
他坦言，这个工厂现在老中青三代员工都有自己的“小算盘”，“那些资历老的员工整天盘算工厂倒闭可以拿到多少遣散费；三十来岁那拨则在纠结要不要走，出去能不能找到更好的工作；而那些大学刚毕业进来的则摆明了是来刷简历的。”
此外，松下在上海的另一家工厂前几年颇具戏剧性地关门大吉，让王芳和一帮老员工颇有些不安，“以前这个工厂效益不错，经常作为集团内部会议的典型受到表扬。本来这家工厂已经计划扩建新厂，连地桩都打好了，厂里的员工也买好机票准备去日本学习新技术。一夜之间，突然就宣布工厂倒闭了，员工们都觉得很可惜。”
“厂里的同事都开玩笑说，像我们厂这种不死不活的状态，反而寿命比较长，还可以拖很多年，希望如此吧。”王芳无奈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