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七、八年(1857—1858)间，湖北巡抚胡林翼于克复武昌后，推行漕粮改折减价为中心的漕务改革，时人视之为胡林翼抚鄂“第一美政”。①20世纪30年代以来，夏鼐等学者普遍将其视作太平天国战争、咸同政局中的重要事件，强调其在收拾民心、筹措饷需等方面的政治意义。②罗威廉等学者则从晚清督抚财权上升、中央—地方关系变动，以及漕政变迁的角度，对该事件做了深入的考察。③笔者认为，胡林翼改革湖北漕务一事，其意义不限于一省一时。如从清
②夏鼐:《太平天国前后长江各省之田赋问题》，《清华学报》第10卷第2期，1935年，第409—474页;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485—486、480—481页;龙盛运:《湘军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92—194页;李文治、江太新:《清代漕运》，中华书局，1995年，第411—414页。
代田赋、漕运制度的演进来看，该事件的转折性意义，尚未得到足够的认识，仍有进一步阐发之必要。
二、咸丰七年胡林翼的漕务新章
自明永乐年间迁都北京，漕粮河运成为延续明清两代四百余年的定制。清代每岁将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八省漕粮(米、麦、豆)400余万石运至北京，以供八旗兵丁口粮、官员俸米及皇室食用。有漕各省中，湖北距运河较远，且漕额最轻。该省额征漕粮(又称北漕)正耗米16.3万石有奇，由旗丁经长江、运河挽运京师。除给丁耗米外，实际交仓漕额13.1万石。另有南米正耗13.8万石有奇，由各州县解交荆州满营及各标绿营，留作本省兵糈。以上漕、南米石统征分解，共计30余万石，分隶省内33州县，多者赋额2万余石，少者仅数百石。
道光后期，湖北漕务积弊重重，如胡林翼所言:
湖北钱漕积弊，自道光二十年后，岁额征不及半，江陵、监利等县，则自道光二十年后，额征不及二分。而浮收之数，则每石竟至二十余千，州县书差恣意中饱，日甚一日，几于不可收拾。③一方面是漕粮的浮收勒折，无论本色、折色，均已达到极高的水平，各户负担亦多有不均。这又与漕务冗费的激增互为因果，后者包括旗丁之兑费、各上司衙门之漕规、房费，以及绅衿之漕规等。另一方面，州县虽浮收勒折，亦不堪负担上下冗费，不得不历年捏报灾歉，以蠲缓漕粮为腾挪之计，天庾正供因之缺额日甚。④笔者根据历年的奏销档案，统计了19世纪前半期湖北的交仓漕额(见表1)。
由表1可见，19世纪前四十年，交仓额数相对稳定，除少数被灾年分(1811、1831、1835)外，历年漕额均完九成以上。但如胡林翼所言，道光二十年(1840)成为此期的转捩点。此后交仓漕额起伏不定，呈明显下滑趋势。道咸之际的平均值仅及额征的七成零，尽管未如林翼所言“岁额征不及半”。这些缺额源于州县捏报灾歉。历年奏销档案中，胡林翼点名的监利、江陵等县多有因“渍淹冲压”缓征漕粮之记录。由于漕务冗费膨胀，地方官不堪负担日益浮高的漕运成本，只能以亏空正供来应对。同期，类似现象也发生在江苏、浙江等省，漕粮河运制度病入膏肓，濒临崩溃。⑤
①《清史稿》卷121，中华书局，1977年，第3541—3542页。
②胡林翼的漕务新章于咸丰七年议定、实施，咸丰八年奏准，本文统称为咸丰七年的漕务改革。
③《胡林翼集一·奏疏》，咸丰七年十二月初六日，岳麓书社，1999年，第398—399页。
④《胡林翼集一·奏疏》，咸丰七年十月十四日，第364—366页。
⑤参见周健:《嘉道年间江南的漕弊》，《中华文史论丛》2011年第1期;周健:《仓储与漕务:道咸之际江苏的漕粮海运》，《中华文史论丛》2015年第4期。
咸丰二年(1852)十一月，太平军进入湖北，武昌、汉阳频陷频复，有漕各州县迭遭兵燹。同时，因军兴运道梗阻，清朝被迫暂停漕粮河运。三年七月，江西、湖南、湖北三省漕粮奉部议改以折色解京:花户仍同前完纳本色，地方官将所征米石变价解部，每石计银1.3两，是为漕折银。①咸丰三、四等年份漕粮大多蠲缓。五年，部分州县起征漕粮，尽数派拨荆州满营及各绿营兵米，然不足1万石。②咸丰六年十一月，清军克复武昌、汉阳，楚境渐次平定，但因兵燹、被旱之故，漕粮仍多缓征。③此数年中，各属漕折银“批解无几，随时提充军饷”，并未解京。④
胡林翼，字贶生，号润芝，湖南益阳人，道光十六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道咸之交任贵州知府、道员，屡擒盗匪，为湖南巡抚骆秉章奏调。咸丰五年，擢湖北布政使，署理湖北巡抚，率部与太平军战于武昌等地。咸丰六年十一月，清军克复武昌、汉阳后，实授湖北巡抚，主持鄂省军政大局。咸丰七年，湖北军务大体告竣，但仍需为省内及入江、皖作战各营提供饷需。是年胡林翼改革漕务，首先是出于筹饷的考虑，此外也有顾及民生之意。此前的咸丰五年，湖南巡抚骆秉章为筹措饷需，被迫改定湖南钱漕章程，却取得较好的效果，是为咸同年间各省钱漕改革之始。湖北的漕务改革，借鉴了湖南的经验，但更为积极主动。
①王庆云:《王文勤公奏稿》卷4，1942年铅印本，第81—83页;《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第3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62—263页。
②《胡林翼集一·奏疏》，咸丰六年四月初八日、十一月十八日，第119—120、178页。
③《胡林翼集一·奏疏》，咸丰六年十二月初三日，第200—201页。
④《胡林翼集一·奏疏》，咸丰八年二月十八日，第429页。
咸丰七年三月，胡林翼与司道、首府议及漕务改革。①六月，复札饬粮道张曜孙清厘漕务积弊，“仿照湖南新改章程酌量办理，取中饱之资分益上下”。但各属情形不同，应分别删减，定立章程，胡林翼遂委张曜孙、武昌知府严澍森、汉阳知府如山等分赴有漕各府县，查明向来漕南收支实数，并传集当地绅耆，令其公议核减，再据其禀呈数目，订立漕粮新章。是年秋各属开征漕粮，已按新章办理:漕、南粮一律改折征收，每石定价4000－6500文不等;同时革除上下冗费，节省之款归公充饷。各州县将各自新章出示通衢，刊石勒碑，以示永远遵行。同时，胡林翼分别于该年十月、十二月及八年六月，三次将新章内容、办理成效奏闻，颇得咸丰帝之赞许。
咸丰七年胡林翼的漕务改革，旨在剔除中饱，裕饷便民。其实质是漕粮收支章程的重订，即征收层面的改折减价，支用层面的删除冗费、提解归公，以下分别述之。②
湖北漕南米石例应征运本色。咸丰三年起，湖北漕粮改以折色解部，但州县仍应征收本色。然而实际情况却与经制存在较大差距。嘉道以来，漕粮的本折兼收、浮收勒折成为常态。如胡林翼所见:
湖北有漕州县……向来漕、南合征分解，本色折色，参错兼收。其征本色也，每石或加五六斗、七八斗，或至加倍，最多有加至三石余者……其收折色也，因民间钱多银少，向俱收钱，每石折钱或六七千，或八九千，或十数千，最多竟有折至二十余千者。此外又有由单、串票、号钱、差费等项名目，或数百文，或千余文不等，需索多端。
据此可知，第一、漕粮以征收本色为定制，但折征制钱实占相当之比例。如咸宁漕南米额征6332石，内除花户自行上仓米830余石外，其余42%收本色米，58%征折色钱。③崇阳漕南米石“约收本色十之六、收折色十之四”。④云梦漕粮“向例虽征本色，而民间完纳皆系折价”。⑤第二、无论本色、折色，均有程度较高的浮勒加征，并兼以种种名目的规费需索。当日各州县的漕粮征价，因改定新章前各府道之调查而记录在案。笔者根据因此而形成的《湖北全省征收钱粮漕米数目清册》，制为下表2(见下页)。⑥
由表中“向来每石征价”一栏可见，确如胡林翼所称，漕粮征价多以钱计。且除漕额仅890、960石的小邑当阳、通山外，各属征价普遍在6千文/石以上，另有“水脚”、“解费”(州县兑运漕粮之费)数百文不等。其中，多县漕价在10千文/石以上，监利甚至达到骇人的30千文/石，“为通省蠹弊之最”。但值得注意的是，以上征价反映的是各州县的较高水平，并非平均征价。如监利一县，漕粮“每石折价十五六串不等，远乡下户有完至二十余串不等者”。可见极高折价的承担者多是小户，多交折色，“什九皆粮书代纳”，以致“书差欺压，数至倍蓰”。大户“则以本色完纳，书吏不敢盈取”。⑦高昂折价的背后，是漕粮负担的极端不均。
在胡林翼看来，征收本色虽为定制，然“积弊甚深”，又值漕船停运、折银解部之时，“与其令州县照旧征收，再行变价”，“不若一律改收折色，较易查察”。但各属征价“沿袭多年”，州县以漕粮盈余充作办漕及公务经费，亦有财政上的必要性。“必欲复一正一耗之旧，丝毫不容多取”，在当日也不可行。据此，胡林翼的对策是酌减既有征价。他饬令粮道、知府等“亲历各
①本段据汪士铎:《胡文忠公抚鄂记》，第110、118—121、150—151页;《胡林翼集一·奏疏》，咸丰七年十月十四日、十二月初六日、咸丰八年六月十六日，第364—366、398—401、499—505页。
②本节论述漕务新章，除特别注明外，均据《胡林翼集一·奏疏》，咸丰八年六月十六日，第499—505页。
③光绪《咸宁县志》卷4《食货·田赋》，第10页。④同治《崇阳县志》卷4《食货·田赋》，第16页。
⑤光绪《续云梦县志略》卷2《食货·田赋》，第1页。
⑥《湖北全省征收钱粮漕米数目清册》，钞本，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图书馆藏。笔者在该文献的复制中，得到京都大学岩井茂树教授的大力帮助，谨致谢忱!
⑦同治《监利县志》卷11《艺文志·书》，第18—19页;《致罗遵殿》，咸丰九年，《胡林翼集二·书牍》，岳麓书社，1999年，第233页。
州县，查明历届征收实数，传集绅耆，令其公议核减”。然后，再据各属绅耆禀呈之数，“核其向日浮收之数，及地方之肥瘠、产米之多寡，米价、钱价之低昂高下，以明定折价之等差。所议之数适中者准之，为数尚多者，更痛减之”。这一办法参酌了漕粮征价的决定因素，也借鉴了湖南钱漕改章官绅合议、一县一价的成功经验，确实得到了落实。如咸丰七年秋，湖北粮道张曜孙赴监利定议减漕，邑绅王柏心等公议每石折价宜定为6000文，经胡林翼审核后，减定为5000文/石。①而在兴国州，邑绅陈光亨等将武昌府知府提议的4240文/石之折价，减定为4000文/石。②
由表2可见，各属核减后之新章，分为每石4000、4200、4400、4500、4800、5000、5500、
5600、5800、6000、6500文等共11档，其中折价为4800－5000文(11县)、4400－4500文(8县)之州县最多，占通省半数以上。而且，该征价已包含水脚、耗米、券票等项，原有规费概行革除。此后州县征收漕南米石，不论大户、小户，一律照以上减定新章折征，严禁于此外多收
①同治《监利县志》卷11《艺文志·书》，第17、19页。
②陈光亨:《养和堂遗集》卷3，《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9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42页。
分文。对比前后征价，可知核减幅度不小，诚如胡林翼所言，“向年浮收之数，痛加删减，有较前减半者，有减过半并减去三四倍者”。①据称此举每年可为民间减省钱140余万千。
在胡林翼的规划中，明定折价，为“清其流”，仍应“尽删冗费，以清其源”。漕务冗费的存在，是州县得以浮收勒折之藉口，其名目如林翼所称:
向来漕运到通时，不无津贴，方能挽运入都，而丁船藉此需索兑费，为数甚巨者，固无论矣。即现在停运免兑，帮费可省，而粮道有漕规，本管道府有漕规，丞倅、尹尉各官，俱有漕规。院署有房费，司署有房费，粮道署及本管道府署书吏各有房费，此冗费之在上者。又有刁绅劣监，包揽完纳……民谓之曰蝗虫。更有挟州县浮勒之短，分州县浮勒之肥，一有不遂，相率告漕，甚或聚众哄仓，名虽为民请命，实则为己求财也，官谓之蝗虫费。种种蠹弊，盈千累百，无不于州县取之。②河运时代，漕务冗费以兑费为大宗，即旗丁于水次交兑漕粮时，藉口米色问题而勒索州县之规费，用于津贴挽运经费不敷，应付沿途各衙门需索。由表2可见，各属兑费额数与漕额成正比，普遍在数千两之谱。咸丰三年停运后，州县无需给付旗丁兑费，但仍需供应各上级衙门:粮道、本管道府等漕规，巡抚、两司、粮道、本管道府书吏之房费。除上述冗费外，州县另需打点干预漕事、包揽渔利之“刁生劣监”，后者常“挟州县浮勒之短”，告漕哄仓，以分润“蝗虫费”。
19世纪中期，类似的漕粮盈余分配结构存在于有漕各省。州县浮收所得，除本属办漕及公私支用外，更大的支项是仓场、漕运官僚系统、本省各上级衙门乃至地方绅衿之规费。道光后期，这些浮费规模空前膨胀，导致州县官民不堪负担，漕粮河运制度也因此趋于崩解。③
漕粮既已停运，冗费遂有大幅裁减之可能。咸丰七年秋，湖北各州县将漕南费用实账具呈知府，各项浮费经后者裁减后公示，多录于方志之中。其中，上级衙门之漕规、房费，胡林翼饬令
“概行裁革尽净，不留分毫”。如崇阳漕粮陋规共三项:一是院道府厅房差费，共114款，计银865两零、钱1307893文、米141石零，全数裁汰;二是道、府漕规233两，亦全数裁汰;三是县中办漕费用，即参与征收的各员役饭食，“自行痛加删减”。④咸宁县司道府厅衙门房费银785两零、粮道府厅漕规银672两均全数裁汰，县中费用自行实力删减。⑤沔阳州也是如此，粮道、道府漕规银1398两零、粮道等各上房规费835两零“全数删除”，本州用费1627两则“自行实力删除”。⑥上级衙门房费、漕规全数裁汰，本属漕务费用酌情核减，是鄂省各州县普遍实行的政策。据各属方志显示，绝大多数州县并未开列本属费用之名目、额数，故从省、府之角度，只能要求其自行实力删减。
值得注意的是，改革并未向漕务冗费的最大宗———兑费开刀，反将其全数保留。胡林翼的解释是:“现值暂停河运，此款若概行删除，将来复行兑运，帮丁无此津贴，不敷转运”。当日户部、有漕各省均有战后恢复漕运之预期，是以该款未便遽行删除，然“亦未可仍供州县中饱，应暂行提充军饷”。由各县方志可见，该款由州县解府后，大部分转送粮台充饷，通省共计68000余两。又据表2兑费一栏(96000两)计算，此外另有30000余两。该部分兑费之支项未见于奏疏，但胡林翼在与曾国藩的书信中明言:“湖北十三万北漕，某于一两三钱外，另提兑费约九万两，以三万两养粮道、府，以六万余为近年之兵饷，即为异日之兑费。”⑦可见，此3万两兑费替代了已裁革的漕规、房费，充作粮道、知府衙门的公私经费。湖北以将来规复河运为
①《胡林翼集一·奏疏》，咸丰七年十二月初六日，第398页。
②《胡林翼集一·奏疏》，咸丰七年十月十四日，第365页。
③周健:《嘉道年间江南的漕弊》，《中华文史论丛》2011年第1期。
④同治《崇阳县志》卷4《食货·田赋》，第18—24页。
⑤光绪《咸宁县志》卷4《食货·田赋》，第11—14页。
⑥光绪《沔阳州志》卷4《食货·赋役》，第43—44页。
⑦《致曾国藩》，咸丰十年，《胡林翼集二·书牍》，第533页。
由，将兑费全数保留，充作本省军饷及地方行政经费。
取中饱之资，分益上下，才是厘清漕务积弊的目的。具体而言，是在核减浮收、剔除中饱后，将正项及节省各款提解粮道库，以充国帑及本省饷需等。所提款项主要有三:一、漕折银及节省兑费。在州县征收的每石4000－6500文漕价内，部定1.3两的漕折银属正项，应解交粮道库报拨，共计正耗银214200余两。与之一并提解的，尚有节省兑费68000余两。二、南粮折银及余银。与漕粮相同的是，南粮也一律以折色征解。州县于每石漕价内，解交粮道南折银1.5两，共计206500余两。至粮道向旗、绿各营支放，每石实支0.9、0.7两，共十一二万余两。因此，南粮折银尚有余银八九万两，提解藩库。三、原漕南水脚及漕项钱粮。漕粮改折停运后，原充漕粮征收、运输经费及给丁津贴，均毋庸支销，节省归公。其中，漕南水脚一款，向系州县修仓铺垫、水陆脚价及漕书饭食之用，除漕书饭食外，均提解道库，计银4万余两。此外，原给丁漕项，包括随漕、浅船、军三、安家、帮津等项，计可节省银12万两，暂济粮台兵饷。
据胡林翼计算，经以上核减、裁革与提解，共可为民间减省钱140余万千，为国帑筹银42万余两(漕、南米折银)，又节省提存本省银31万余两(兑费、南米余银、漕南水脚、漕项钱粮)。新章自咸丰七年九月议定，秋冬各属征漕，俱已奉行，花户完纳踊跃。当然，推行中亦不乏阻力。咸丰七年冬，荆门州知州方卓然征漕，于4800文/石之定价外，任听粮差勒收由单、串票等费，大户每票一二千文，小户每票五六百文。胡林翼访闻此事，立将方氏革任提审，以儆效尤。①各县大户亦不乏“恃符观望”乃至“刁抗”者。②然至咸丰八年六月十六日，胡林翼具奏新章办理卓有成效。七年分漕粮“除缓征外，均已全完”，南粮“向须延至一二年始能征完，今已完至九分，为数十年来所未有”。该折于六月二十三日奉朱批，交军机大臣会同户部议奏。
新章对于旧制的最大冲击，无疑是漕粮的改折定价。缘改折有违本色征运之定制，且道咸之际，江苏等省奏请改折，始终未获允准。此外，尽管湖北之漕粮浮收勒折已至极高的水平，重定漕价意味着负担的实际减轻;但当日定制，漕粮每石仅随征加一耗米，明定折价名义上仍属
“加赋”。是故，胡林翼在咸丰七年十月出奏前，写下“知我罪我，惟不肖一人实执其咎”之语。其中的“罪”与“咎”显然是针对定价改折，特别是“加赋”而言的。③
然户部议覆湖北漕务新章时，该条却准如所奏办理，“严饬各州县遵照改定钱数征收，不准于此外多收分文”。但计臣提醒到，此为停运之年，将来恢复本色征运，应预先筹划。且本色征运之弊，应严加查察，不得成为改折之理由。关于漕价、南折余银及节省各银暂行提充军需，户部亦表示认可。但强调各款征钱解银，应认真核算，统于春秋二拨造册报部，并于奏销案内造报查核。户部的意见建立在以下认识之上:“漕粮折价，原系一时权宜之计，将来运河修复，仍当设法办解本色，以济京仓。”湖北的新章被视作权宜之计，由此得以获准。④
经过这一改革，在漕粮的分配结构中，中央、湖北省与省内各州县的位置均有变动。以武昌为例，该县漕南正耗米共计14935石，漕价减定为每石4400文，合银2.86两，漕南米收入共计42714两。支出方面，漕粮每石提解正耗米折银1.43两、兑费0.67两，共计2.1两;南粮每石提解正耗米折银1.65两、水脚0.15两，共计1.8两。这意味着，该县漕粮收入中，解京部分
(漕折银)占50%、解省部分(兑费)占23.43%，其余26.57%留于本县支用。南粮收入中，解省部分为62.94%，其余37.06%留于本县支用。⑤
①《胡林翼集一·奏疏》，咸丰七年十二月初六日，第398—399页。
②汪士铎:《胡文忠公抚鄂记》，第134页。
③光绪《武昌县志》卷4《赋役》，第14页。罗威廉认为漕粮并未纳入“永不加赋”的范畴，因而更易于变通、调整，似不确。WilliamＲowe，“HuLin-I’sＲeformoftheGrainTributeSysteminHupeh，1855－1858”，pp．35．
④《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第8册，第349—356页。
⑤《湖北全省征收钱粮漕米清册》，“武昌县”。银钱折算按照清册中显示的1538文/两计算。
首先，湖北省在与中央的漕粮收入分配中，占据了颇为有利的位置。咸丰三年以来，起解
1.3两/石之漕折银取代了本色米石，鄂省负担大为减轻。而且，直至咸丰八年，因军需孔亟，漕折银均截留本省济饷，几未起解。更重要的是，由此节省的庞大的河运经费———水脚、漕项、兑费，也暂留本省支用，主要充作军饷，部分用于州县以上各级行政经费。其次，州县之漕南征价经省级政府重订核减，裁汰了上司漕规、房费等负担，其行政经费获得了相应的保证，“尚可稍资办公”。①由于武昌漕粮征价较低，若计算全省平均水平，留支州县部分将高于该县的26.57%、37.06%。经过咸丰年间的漕务改革，相对于中央与州县，省一级政府的财权确有明显的提升。②但也不可否认，湖北的漕粮收入仍在中央集权的财政管理之下。
三、清厘粮亩:革除征收积弊
咸丰八年(1858)漕务章程既定，民众负担与漕粮的分配问题得以解决。与此同时，清厘粮亩、根除正赋缺额之弊，成为改革的另一重心。
书吏权重，引发诸种弊端。一方面以“捏灾”等方式侵蚀正赋，即无论收成如何，州县历年捏报灾歉，蠲缓钱漕，减少征解额数。另一方面，征收之际，即使实遇荒歉，亦蒙混私征，或索贿飞洒，中饱闾阎之输纳。如此欺侵舞弊，“官不过稍分其余润，而小民之脂膏遂尽归书役之中饱，而国赋转致虚悬”。⑤
咸丰七年(1857)秋，胡林翼便将矛头指向书吏。汉阳府知府如山禀称，钱漕大弊在“粮书之饱蚀包庇”，因“州县以粮书为爪牙，而甘受其愚;粮书以黎庶为鱼肉，而群遭其害”。林翼深以为然，批覆:州县因征收册籍无凭，不得不姑容册书、粮书，“不如摘其尤者，立置重典”。⑥在这一思路下，是年十一月，胡林翼制定章程八条，主要内容是:(1)裁革里书、册书及此等人役改名复充者;(2)花户亲身赴柜完纳，即日给串，严禁迟延勒掯，需索票钱;(3)串票需用印串，填写姓名、粮数、里分，严禁手写之墨串;(4)酌量地方远近，于县堂及四乡设置分柜征收。⑦章程的核心，在于彻底裁革包揽赋税之册书，由花户亲身赴柜，完纳钱漕。然而，单纯裁革册书并未触及征收制度的核心，关键问题仍在于他们手中的册籍。咸丰八年五月十
①《胡林翼集一·奏疏》，咸丰七年十二月初六日，第401页。
②WilliamＲowe，“HuLin-I’sＲeformoftheGrainTributeSysteminHupeh，1855－1858”，pp．74－76．山本進:《清代後期湖広における財政改革》，《清代財政史研究》，第19、28－29页。
③杨国安:《清代康熙年间两湖地区土地清丈与地籍编纂》，《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4期。
⑤《札各州县革除钱漕弊政》，《胡林翼集二·批札》，第975页。
⑥《汉阳府禀陈钱漕积弊批》，《胡林翼集二·批札》，第966页。
⑦汪士铎:《胡文忠公抚鄂记》，第126页。
四日，胡林翼又札饬湖北各州县革除钱漕弊政，旨在收夺书差之权，使官民直接相交。他拟定的除弊之法有四，以下分别述之。①
(1)清丈。当日州县征册若已失，应行清丈，重新造册。今拟“就各乡各垸中选派公正绅士，亲身督率，按亩丈量，不经保正、书差之手”。民知丈量既定，所纳之赋纤毫归公，“将必和盘托出，彼此相稽，而征册可定”，“书役无所行其挟制矣”。需要说明的是，此处拟行之清丈，是先由粮户自行陈报名下田地、钱漕，再由绅士负责稽查核对，据此造册。所谓“按亩丈量”，非为履亩实测。
(2)严推收。除书差垄断册籍外，州县无法直接征收，也因民间为躲避赋税，有意欺隐田亩。按清代民间典卖分析田产，事属常有，完粮之户随之变动，州县必须随时登记，方可保证稳定的税基。清制，田产交易后买主应亲赴县署，推收过割，即将田产所有权及纳粮责任的转移登注于官方册籍。同时，交易契约亦应呈县盖印，粘贴契尾，以资凭证。州县则据契价，向买主征收每两3分之契税，称“税契”、“投税”。然当日湖北的普遍情况是，民间为躲避契税，“往往买田数年或数十年，竟不赴县房推收过割，只潜赴里书处开一户名，私相授受。更有田已更易数主，变产已经数世，而粮名未换，仍在旧户下完纳者，而官与粮书皆昏然不知”。故应严推收之制，以杜欺侵。买田之户“限十日内赴州县房过割投税”，若不肯推收，有意弊混，查出即将田产一半入官。保正邻右知情不报同坐，举报者则由州县奖励。
(3)清户柱。由于推收有名无实，册籍内的“花户”便不同于真实的粮户，二者存在十分复杂的对应关系。尤其是湖北民间为避“堤头”、“圩头”等水利差徭摊派(通常派予田粮较多之户)，有意拆分户下之花名。由此，一粮户可能拥有数十花名，或一两钱粮分属于数个花户。所谓清户柱，即归并各粮户名下之花名，使得册籍内的花名与真实的粮户一一对应。归并之事，责成地方绅耆、保甲分区清查，登记各户之田亩、钱粮，取青苗簿、堤圩册核对。
(4)自封投柜。自封投柜为清代田赋完纳之定制，然乡居之户距城遥远，赴县投柜亦有守候、留难之不便，其钱漕多由书差包征垫纳。②为杜绝包征之弊，胡林翼饬令小邑于城中设柜，大邑于四乡添设分柜，书差只准催令粮户自行赴柜，不准代其完纳。钱漕零星之小户，准其彼此附带银钱上柜，随即掣与串票。这一政策旨在恢复、完善投柜制度，以便粮户直接输纳。
各属之中，惟监利清丈田亩，厘清粮赋，历数年而成，最为突出。以下依据该县方志、地方官绅文集，重建其清厘田粮之实态，以补既有研究仅据札文立论之缺失。监利为湖北漕弊最甚之邑，该县田粮额数定于万历九年(1581)之清丈，崇祯末版籍因兵燹毁失。清初起科，多凭粮户陈报。康熙四十六年(1707)该县奉文清丈，“民噪而止”。故监邑“素乏鱼鳞、黄册，以廒经征籍为凭”。咸丰四年(1854)太平军占领后，“廒经大半遗失”。钱漕征收，权在册书，阖邑共千余人。监利粮额向分33里，康熙年间以来，因水利活动形成的村落联盟———“垸”，则成
①以下五段据《札各州县革除钱漕弊政》，《胡林翼集二·批牍》，第975—978页。
②周健:《清代中后期田赋征收中的书差包征》，第387—392页。
③山本进指出，同光年间湖北各县方志普遍记载了胡林翼的漕务新章，可见该政策得到了落实，确有所见。氏著:《清代後期湖広における財政改革》，《清代財政史研究》，第18页。
为赋役征派的实际单位，阖县360余垸，负担轻重不一。①因经界不正，粮不归里，册书乘间飞洒诡寄，“以高乡之粮移入低乡，蒙混申报，”舞弊中饱。道光二十年(1840)后，每岁漕额大幅亏缺，甚至不及额征之二成。而漕粮每石勒折15—16千文，居于远乡之下户有完至20余千文者。②
咸丰七年秋，该县漕粮折价经官绅合议，减定为每石5000文。而清查粮亩、分乡设柜的推行，则颇为棘手。是年开征后，册书称底册毁于兵燹，不肯呈缴。邑绅王柏心等拟“分乡设柜，听民就近完纳”，但苦于无册可稽。书吏又倡必包征包解，方可扫清全完，设柜征收，若误钱漕，咎在绅士，邑绅遂无敢身任此事者。增设乡柜既无法实现，粮户赴县投纳亦遭册书百计阻挠，留难索规，相率携钱以归。王柏心只得建议将著名蠹滑之册书重加惩治，以儆其余。③
是年十一月，胡林翼饬令清查粮亩，该县办理数月，不得要领。咸丰八年五月，胡林翼札饬遍行清丈。知县吉云樵于县城设立总局，延邑绅入局襄助，诸绅讳结众怨，皆不愿至。④至七月，始有举人游克钦、裴秉文，生员游学祺，从九职员龚树滋四人应招入局，又于各乡设分局十七所，由其推举督丈。开丈前，吉云樵定弃里归垸之议，并统一弓式。九月起全县通行丈量，是冬丈至十之六七。此后数年的重点是编造鱼鳞、归户二册，以为征收之据。咸丰九年六月，吉云樵离任，唐鹤九接纂。咸丰十年，唐令访察地势、博采群言，定阖邑田粮科则，鱼鳞、归户册始成，清丈初定。其后四任知县又筹款誊抄册籍副本，本县、藩署各存一。至同治四年(1865)，事竣撤局。身与监利清丈者，除总局四人、各公局五十九人外，又有督丈一千二百余人，及案书、弓手、书算、垸总、保甲万余人。筹办之初，民间多所观望，有浮言煽动者，道府乃议“拨兵以资弹压”。众局首“犯重难，任群谤，焦唇敝舌，早作夜思，断然不摇”，历时三年，费帑数万两而竟成，确非易事。在时人看来，监利清丈“事属创办”，“在各州县为先”，经此役后，“鄂中钱粮，无监利之清者”。⑤
这些记载较为清楚地显示:第一、咸丰末年监利之清丈，并非履亩实测，主要依据田主自行陈报。其程序大致是:先由督丈、保甲等乡役发给册式，业户将其田亩、钱漕信息填入，督丈等
①关于明清时期江汉平原的“垸”，参见张建民、鲁西奇主编:《历史时期长江中游地区人类活动与环境变迁专题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48—439页。
②同治《监利县志》卷4《田赋志》，第1、5—6页，卷11《艺文志·书》，第17—19页;《胡林翼集一·奏疏》，咸丰七年十二月初六日，第399页。
③王柏心:《百柱堂全集》卷37，《续修四库全书》第152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582页。
④咸丰七年，王柏心致信胡林翼称:“至绅士助官厘剔，亦但可阴相毗赞，若使之居其名而结众怨，又有所避而不敢矣。”(同治《监利县志》卷11《艺文志·书》，第20页)可知邑绅对挂衔清丈之态度，及民间对此之反弹。
⑤同治《监利县志》卷4《田赋志》，第6—9页;罗迪楚:《停琴余牍》，《官箴书集成》第9册，黄山书社，1997年，第407、412页。
⑥同治《监利县志》卷11《艺文志·书》，第20页。
⑦汪士铎:《胡文忠公抚鄂记》，第174页。
⑧同治《监利县志》卷4《田赋志》，第9、7页。
第二、之所以如此操作，除上述考虑外，也因清丈旨在恢复钱漕旧额，而非掌握地亩的真实面积。赋额取决于各地亩之科则、各业户之粮额，需落实于册籍。故清丈历时三年，重心在于重造鱼鳞、归户二册。至咸丰十年，知县唐鹤九经实地考察，将低洼之区分别定为“渍垸”、“重渍垸”，田分三等、赋错九则，册籍乃定。③由此，“亩有定粮，粮有定垸，钱漕、堤工俱可按册以征，而飞洒诡寄之端无自而起”。当日清丈的实质，是将本邑钱漕旧额重新分配到各垸粮户名下，以改变钱漕缺额、负担不均之积习。
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除业户自陈外，册籍由谁来制造。清丈四十年后，光绪二十四年(1898)前后任监利知县的罗迪楚，曾追溯咸丰以来该县的钱漕征收情况。他指出，清丈后“丈长”(即“督丈”，阖县1200余人)改名“知根”，当日全县计有3000余人。“知根者，谓知钱粮之根”。对于州县而言，催征钱漕“不用知根，遍地花户，无头脑矣”。因该群体“丈亩世传，家藏鳞册”，且民间买卖田亩，必由其推收过割。④由此可知，咸丰年间时负责监利清丈、造册的，便是恶名昭著的册书、里书。咸丰七年(1857)，胡林翼批覆江陵(监利邻邑、同为漕弊积重县份)知县时称:“今明知操纵在于里书，乃仍着落里书造册，即使开载田亩坐落，试问信乎不信”⑤这一现象的出现有其必然性，按胡林翼设想，清丈应由“各乡各垸中选派公正绅士，亲身督率，按亩丈量，不经保正、书差之手”，而民众将其田粮“和盘托出，彼此相稽，而征册可定”。⑥即不考虑绅士的利益(不愿结众怨，且不乏隐匿田粮者)，但就清丈之成本、技术而论，若仅由其“亲身督率”，则绝无实现之可能。即便监利清丈动员了书差、保正在内的万余人，尚且需时三年以上。因此，手握田粮信息的册书，势必成为清丈的主力群体与关键角色。
是以清丈事毕，州县官手握册籍，但征收之权仍握知根之手。因官册无法及时更新信息，此后民间买田者仍不能如胡林翼所议，随时赴县投税过割。州县只能十年一办推收，而将揽收契税、办理过割之关键环节交予知根。故知根之弊，同于册书，始则中饱契税，继则隐匿钱漕。清丈后二十年第二次推收，知根侵蚀钱粮，“合计通县短去旧额不少”。至光绪二十四年第三次推收，更短数千两，捏灾报缓旧弊全作，“每岁应征实不过半而止”。⑦咸丰年间监利之清丈费时费帑，重造册籍，卒复旧额，成为湖北之典型。但无论清丈造册，抑或此后之推收过割、催征粮赋，仍不得不惟册书是赖。因此，清丈四十年后，旧弊复作，钱漕再次被大量侵蚀。
光绪十年，籍隶孝感的御史屠仁守观察到，自胡林翼奏定漕务新章后，日久生玩，夙弊潜滋。其为害最甚者，一是开征时粮差揭票下乡，每串票勒钱数百文至数千文，二是柜书经收，核算溢额，并有般脚、票号等规费，任意浮收，且不即行给发串票，以致花户羁候。⑧可见，粮户钱漕仍多由书差包征，即亲身赴柜，亦遭浮勒羁候。十余年后，罗迪楚也指出:监利征收钱漕，
①乾嘉之际邻邑沔阳州的清丈，也是类似的流程。光绪《沔阳州志》卷4《食货·赋役》，第35页。
②关于此点，何炳棣已经做了长时段的精彩论述。氏著:《中国历代土地数字考实》，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5年，第21—52页。
③同治《监利县志》卷4《田赋志》，第7页。
④罗迪楚:《停琴余牍》，《官箴书集成》第9册，第407、409、412页。
⑤《江陵县禀陈整顿钱漕积弊批》，《胡林翼集二·批牍》，第968页。
⑥《札各州县革除钱漕弊政》，《胡林翼集二·批牍》，第976页。
⑦罗迪楚:《停琴余牍》，《官箴书集成》第9册，第407、412页。
⑧屠仁守:《屠光禄疏稿》卷2，1922年，第9—10页。
共有14柜，可见增设乡柜得到推行。然乡民完粮，“动逾数日，误农倩工，在街火食，往往正供有限，而缴用多过廿倍，并有往返数次、不能了结者”，成本依然不低。柜书“又于其间掯券不给，勒归中饱”。因此，他认为，如“实为民打算”，则不可“徒务投柜美名而全用之”，应兼用书差包收。①地方官较为务实的观察，反映出作为定制而被推崇的自封投柜，实有其局限性，而颇受诟病的书差包征，亦不乏“合理”之处。与漕务新章的卓有成效相比，胡林翼革除征收弊政的努力，并未真正触动田赋征收制度。书差包征依然是征纳中的主流，而乡柜之增设，成为较显著之变化。②
四、同光年间的漕粮折征与采买海运
咸丰八年(1858)，胡林翼奏准漕务新章，湖北大体确立了漕粮折征折解、截留充饷的运作方式，这是战时停漕背景下的权宜之计。部分学者已论及同光年间湖北漕粮的采买海运，但关于太平天国战后至甲午战前湖北的漕务运作，既有研究仍语焉不详。③本节将考察该期湖北的采买海运与漕折银起解，以展现19世纪后半期漕运制度之变迁。
湖北自军兴以来，饷需浩繁，漕粮因被扰被灾，请蠲请缓，“历年各属批解无几，随时提充军饷”。④咸丰七年改革漕务后，截漕充饷的局面仍未改变。当日湖北仍需支应征皖水陆各军饷需，咸丰七、八、九年漕折银尽数解交粮台。⑤
咸丰十年八月，户部奏准，江西、湖南、湖北三省军务肃清，漕粮可照旧征收，应请每岁江西酌提漕折银40万两，湖南、湖北各提漕折银10万两，为京师采买粮米之用，务于年内解京。⑥尽管湖广总督官文、巡抚胡林翼仍请缓解漕粮，然至同治元年初，也不得不将打了折扣后的5万两漕折银分批解京。⑦计臣以充实仓储为由，借助强制摊派，改变了湖北将漕粮充作“省帑”之局面。咸丰末年起，鄂省历年均有漕折银解京。虽然较诸户部的要求(咸丰十年起每岁10万两、同治元年起每岁15万两、同治五年起按漕额起解)仍有距离，但经过讨价还价与例行催解，仍能迫使湖北完成一定的起解额数。咸丰十一年、同治元年、三年、四年、五年分，湖北分别解交漕折银3万、10万、15万、9万、6万两。⑧
来自户部的更大压力，是恢复漕粮本色起运的要求。同治初年，战争基本结束，江浙分别于同治二年(1863)、四年恢复海运，江北亦于同治四年试行河运，漕粮海运、河运均已重启，解额逐年加增。在此背景下，京中户部、仓场及部分言官要求江广等省(指江西、湖北、湖南三省)规复旧制的调门越来越高。在他们看来，折漕只是战时权宜之计，军务既已肃清，各省理
①罗迪楚:《停琴余牍》，《官箴书集成》第9册，第408页。
②《湖北全省财政说明书》，经济学会，1914年，《岁入部·协款·地丁》，第2—3页。
③倪玉平:《清代的漕粮海运与社会变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第267—271页;洪均:《漕政视阈下的晚清财政变革———以湖北为例》，第150—151页。
⑤《胡林翼集一·奏疏》，咸丰十年四月十五日，第707—709页。
⑥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吴煦档案选编》第6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8—39页。
⑦《宫中档奏折》，咸丰十年十二月初四日，档案号:406013617;《朱批奏折》，同治元年二月十五日，档案号:04－01－01－0875－139。
⑧历年的最终解交额数应较此更高，因补解历年欠额常不注明。《朱批奏折》，同治元年二月二十日，档案号:04－01－35－0288－016;同治二年正月二十四日，04－01－35－0288－038;同治四年，04－01－35－0288－079;同治五年五月初四日，04－01－35－0971－050;《曾国荃全集》第1册，同治六年三月二十八日，岳麓书社，2006年，第127－130页。
应规复定章，逐渐加增本色征运，以实京师仓储。①
咸丰十一年起，计臣几乎每岁奏请湖北酌提本色漕米若干运京。湖北则历年奏覆碍难征收本色，仍请循例折征。②其理由无外乎以下几点:一、咸丰二年运道梗阻，鄂省漕船已全数拆变于江苏清河境内，各州县仓廒亦皆损毁无存，如欲全数修复，巨款难筹。二、黄河北徙，运道淤浅，雇用民船河运，难度极大。海运则路途遥远，储运环节众多，成本较高。且当日沙船日渐稀少，即江浙二省海运，便已不敷雇觅。三、咸丰七年以来，胡林翼奏准鄂漕全行改折，厘清漕务，奉行颇有成效。如部分或全部恢复本色征运，原有积弊势将潜滋暗长。更关键的是，历任湖北督抚均奏称，鄂省每岁被灾，米价昂贵，无论海运、河运，每石连运费需银5两以上，这与多数州县每石4000－5000文之折价、或1.3两之解部漕折存在巨大差距。同治七年，巡抚李瀚章便奏称:
若办河运……计每石不下五两。以部价一两三钱较之，解十万石之米，即有三十余万无著之款。既不能加之于民，又不能责之于官，部臣不准报销，疆臣无从赔补。
问题的焦点在于，一旦恢复本色起运，大幅提高的成本将由谁来负担。显然征之于民的漕价难以提升，而部臣也不可能在正项内另出经费，故只能由本省筹措。然漕粮改折后，河运经费已用于本省军饷、行政等开支。这是湖北一再抵制恢复本色起运的关键所在。
然而，鄂省督抚也无法漠视京仓的需求。他们唯一认可的，是成本相对较低的采买(捐输)海运。咸丰八年，胡林翼在漕务新章中就提出，将来可行采买海运，以“裕漕赋”:将漕折银两“照数采买米石，委员雇备民船，运交江苏、上海海运局，并归海运运京”。③这一方案在同治十三年得到实现。其中两个关键性的改变，一是轮船招商局的成立及其承揽漕运业务，二是户部同意了采买海运之方案。
同治十二年，京中又起筹划运道、规复河运之议，江广各省面临空前的压力。直隶总督李鸿章的覆奏，提出了较为务实的方案，直接影响了此后漕运的展开。他认为，河运成本较高，难度极大，不宜再复，不如逐渐推广海运。除办有成效之江浙二省外，江广各省漕粮可仍办折征，由招商局于南省采买，由沪运津。④在沙船受外国轮船的冲击而日渐衰落之时，轮船招商局于同治十一年冬成立，初期以承运南省漕粮为重要业务。同治十二年，在李鸿章的运作下，招商局海运江浙两省同治十一年分漕粮近20万石至津。⑤在此背景下，李鸿章极力推动招商局承揽江广等省漕运，尤其是额漕较多的江西。⑥
户部在议覆李鸿章折时指出，江广采买窒碍难行，因每石1.3两之漕折银断不敷用。他们依然坚持，应酌征本色若干运沪，由沙船或轮船解津。⑦江广三省督抚仍加抵制，奏请循例折征。
但湖广总督李瀚章也提出了变通方案:
①《军机处录副奏折》(以下简称《录副奏折》，藏所从略)，同治五年三月初二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4864－010;《录副奏折》，同治六年九月二十日，档案号:03－4865－072;《军机处档折件》
(以下简称《军机处档》，藏所从略)，同治十三年八月二十六日，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档案号:116676。
②本段据:《朱批奏折》，同治元年二月二十日、同治二年四月二十四日、七月二十五日、同治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档案号:04－01－35－0288－016、04－01－35－0288－041、04－01－35－0288－042、04－01－35－0288－053，《曾国荃全集》第1册，同治五年八月二十五日、同治六年十月初二日，第61－62、158－160页;《录副奏折》，同治七年三月初三日，档案号:03－4866－025;《军机处档》，同治九年十月十四日，档案号:103862。
③《胡林翼集一·奏疏》，咸丰八年六月十六日，第504－505页。
④《李鸿章全集·奏议五》，同治十二年闰六月初三日，第403—405页。
⑤倪玉平:《清代漕粮海运与社会变迁》，第249—259页。
⑥《复江西刘仲良方伯》，同治十二年十一月十三日，《李鸿章全集·信函二》，第615—616页。
⑦《刘坤一遗集》第1册，同治十二年八月初四日，中华书局，1959年，第303页。
如将来需米之时，可否酌提漕折，由湖北汉镇采买，雇装轮船，至沪海运。其漕折一石之价，不敷买米，或请以现今解淮、解通之款，酌量通挪，俾资周转。①
他在坚持折征的同时，提议酌量采买海运。至于户部质疑的经费不敷问题，可于漕项内通挪周转。这一建议，成为次年湖北试行采买海运的基础。
督抚。④
一方面是京仓支放有虞，另一方面户部的要求也愈加宽松、可行，江广三省不得不做出妥协，均于同治十三年首次试办采买海运。⑤湖广总督李瀚章奏称，湖北新漕仍请照咸丰七年章程，一律折征，亦遵部议酌提漕折银两，采买籼米3万石，由沪海运。当日鄂省米价较昂，将遣员于江皖产米之区采办，陆续运沪储栈，以备春间起运。以上采买、起运过程，均由轮船招商局委员盛宣怀、朱其昂等负责，鄂省不再派员帮办。至于最关键的采办价格，户部一再强调“必得较江浙成案大有节省”，李瀚章则辩称，湖北距上海二千余里，与江浙就近办运，难易悬殊，其米价、运费势难较江浙成案再为减少，然亦不于每石2.5两之外大为加增。⑥
湖北同治十三年分采办海运之漕粮于光绪元年夏秋之间抵通交兑。⑦是年鄂省计采办漕籼正米3万石，加以商船耗米、剥船食米、新增剥耗米，共计32917.5石。每石采买成本，计为2.35两，低于江浙之成案。是年采运共动支银77356.125两，其中漕粮正耗米折价内动支银42900两，其余来自水脚银4500两、济运随浅正银15000两，以及兑费银14956.125两。⑧这也正是鄂省一再强调的“以漕办漕”:“虽折征一石之银，不敷买米一石之用，第不敷之款系在各州县漕余内所提兑费凑集，并不动用未经办运漕粮正项，于解京漕折毫无亏损”。⑨从账面上看，湖北采买米石海运，额数较少，成本不高，且部分恢复了本色起运，有裨仓储，又不于正项内增加开支。因此，这一方案让京师与武昌均感到满意，折征兼筹采运成为甲午战前湖北漕粮征解之惯例。表3是该期湖北历年采办、解交之情况。
①《朱批奏折》，同治十二年九月十二日，档案号:04－01－35－0289－035。
②《军机处档》，同治十三年八月二十六日，档案号:116676。
③盛康辑:《皇朝经世文续编》卷49《户政二十一·漕运下》，第33—34页;《军机处档》，同治十三年九月十六日，档案号:116885。
④《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24册，第294页。
⑤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四日，《刘坤一遗集》第1册，第342—344页;《军机处档》，同治十三年十月二十九日，档案号:117770。
⑥《军机处档》，同治十三年十月十日，档案号:117384;《录副奏折》，光绪元年三月二十七日，档案号:03－6297－035。
⑦江广三省同治十三年份漕粮共计采买海运13万石，除湖北3万石外，江西8万石、湖南2万石，均由招商局采买承运。《录副奏折》，光绪元年十二月十九日，档案号:03－6298－003。
⑧《录副奏折》，光绪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档案号:03－6297－072。
⑨《朱批奏折》，光绪三年九月初四日，档案号:04－01－35－0290－001。
甲午战前，湖北漕粮的采买海运大体延续了同治十三年的成案。每岁由招商局委员于江皖等地采买漕粮正米3万石，多数年份由沪海运至津，交兑通仓。①光绪三年、五年、八年、十四年、十八年则拨运山西、直隶、山东等省，以充赈粮。这是由于湖北采办漕额较少，运输便捷，可机动地发挥赈恤之功能。光绪九年、十三年，因鄂省被灾，并未采运，米价、运费一并截留，办理赈恤。至于经费支用，湖北也是历年遵循以漕办漕之原则，由漕粮、漕项款内动支。由历年奏报可见，采运成本基本固定在籼米每石2.18两或2.35两(粳米每石另加0.1两)，总价7万余两。这实际上成为鄂省的采办例价。偶遇采办地米价腾贵，也需督抚特别奏请，始能于奏销时酌加价银。②
随着光绪初年折征兼筹采运成为湖北漕务之惯例，该省漕折银解京也相对固定，可见于历年之奏报(表4)。
①至光绪十八年为止，湖北的漕粮采运始终由招商局委员承揽，光绪十九年最后一次采运本色米石，改由本省委员办理。《朱批奏折》，光绪十九年八月二十五日，档案号:04－01－35－0294－050。
②《录副奏折》，光绪四年三月十八日、八月十六日，档案号:03－6300－032、03－6672－090。
至甲午战前，湖北每岁解交漕折银至少在11－13万余两。①再加上历年采买海运动支银数，每岁约计银20万两。这一数字，可视作改折后湖北的漕粮解额。至甲午战后，受清朝财政状况的影响，湖北的漕务运作出现较大变动。首先是此前相对固定的采买海运变动频繁，逐渐终止。光绪十九年，湖北最后一次采办漕米3万石，运通交兑。光绪二十年分原拟采办之漕粮，全数折银解往奉天锦州、广宁赈济。是年未行海运，亦受甲午战争之影响。②光绪二十一、二十二年两年，湖北被受水灾范围较广，此二年采买米价、运费全数截留，以充本省堤工、赈济之需。
湖北的漕粮采运终止于光绪二十三年。是时，清政府为偿还第三笔对日赔款，订立了英德续借款。该条款规定，江苏、江西、安徽、浙江以及湖北五省部分区域之货厘、盐厘收入作为担保，每岁500万两。由于这些税收原用于京协饷或本省军费，故须从五省内及省外指拨若干经费拨补厘税。③由此，光绪二十三年，湖北接户部咨文，宜昌盐厘每岁100万两由省内外各款抵补，其中包括本省采办米价、运费每岁银7万两，采买海运因之停止。④
①历年漕折银之尾欠均有补解，但其额数无从考订，故每岁实际解额较表中统计略高。
②《录副奏折》，光绪二十年十二月初四日，档案号:03－6314－091。
③何汉威:《清季中央与各省财政关系的反思》，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2本第3分，2001年，第617—628页。
④《悚斋奏议》卷5，《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37册，第331页。
⑤《朱批奏折》，光绪二十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档案号:04－01－35－0300－022。
⑥《朱批奏折》，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档案号:04－01－35－1221－007。
⑦《张之洞全集》第3册，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初九日，第574－575页。
⑧李文治、江太新:《清代漕运》，第478—479页。
从湖北漕粮采运经费用于偿付外债到除江浙外各省一律停漕，是一标志性的转折点。甲午乃至庚子以降，弥补财政的巨大缺口成为更加紧迫的需求，压过了以本色贡赋支应京仓的经制。这一点很明显地反映在清末湖北漕折、漕项经费的支出中。光绪二十六年起，户部对于漕折、漕项经费之管理似有加强之趋势，档案中出现了连续的奏销记录，甚至包括水脚、兑费。由这些档案可见，该期鄂省历年完解漕折、漕项银28万两左右。①就支出而言，光绪二十三年以后，湖北不再采运漕粮，漕折、漕项用于供应京饷、东北边防经费，抵补盐厘(该支项止于光绪二十五年)。②光绪二十七年庚子和议签订，各省每岁新增1880万两之巨额赔款，其中湖北分摊120万两。是年十二月起，湖北新案赔款每年奉拨漕折银16万两，加增东北边防经费每年奉拨漕项银1.6万两，加以补水每岁共计库平银178892两。③此外，东北边防经费每岁另拨漕项银4.8万两。④光宣之际，湖北漕折、漕项银每岁指定摊派之支项即有23万两左右，主要用于凑还新案赔款，解供东北边防经费，此前还用于偿还外债。⑤至19、20世纪之交，在国家财政万分支绌之下，原充贡赋及其运费的漕折、漕项，已与其支应京师俸饷之本意大相径庭。
五、小结
咸丰七年(1857)胡林翼改革湖北漕务一事，在清代漕运与田赋制度中的转折性意义，既有研究或未足够留意。自是年的湖北开始，例应征收本色、实则私行勒折之漕粮，普遍按奏定征价改折银钱，是改革前后最为显著的变化。⑥
漕粮为天庾正供，例应征收本色，私行折征为例所严禁，是18世纪后期以来之惯例。道咸之间，州县征漕，折价漫无限制，甚至出现监利20－30余千/石的极端之例。浮收勒折的背后，是漕务浮费的极端膨胀、河运成本的不断攀高。道光二十八年(1848)，户部鉴于浮费日繁以致漕额亏缺日甚之现状，建议南漕粮酌折百万石，以漕折银于北省采买，或招商海运。⑦道光三十年，江苏巡抚傅绳勋两次奏请将苏州、松江、太仓三属漕粮100万石改折，每石征钱4000文，再以招商采买解决京师仓储问题。⑧道光末年，京中、京外均有改折采买之议，试图变通已陷入绝境的本色河运制度，然当日未敢轻易尝试。
咸丰三年，太平军梗阻运道，漕粮河运停止，为变革提供了绝佳的契机。除江浙外，湖北等省漕粮奉命改折，且战时漕折银并不起解，而是留支本省饷需。由此，胡林翼奏准鄂省漕粮按减定漕价，改折征收，限制此前之浮收，减轻了民众负担;又裁汰漕务冗费，将节省之银提解省一级支配，保证了饷源之供应。胡林翼的思路，是以改折来解决本色征运中的诸多积弊，这与道光末年户部、傅绳勋的精神是一致的。对此，咸丰七年以武昌知府参与改革之事、后任湖北巡抚的
①历年完解实数是:光绪二十五年108414两、光绪二十九年277630两、光绪三十年284208两、光绪三十一年280866两、光绪三十二年272470两、光绪三十三年282723两、宣统元年238571两。
②《朱批奏折》，光绪二十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档案号:04－01－35－0300－022。光绪六年伊犁交涉，俄国在东北海岸武力恫吓，清廷筹画东北边防，每岁向各省、关摊派东北边防经费200万两。
③《录副奏折》，光绪三十年十一月十九日，档案号:03－6699－055;《录副奏折》，光绪三十三年九月初十日，档案号:03－6704－066。
④《录副奏折》，赵尔巽奏，光绪三十四年三月二十日，档案号:03－6183－019;《录副奏折》，光绪三十四年四月三十日，档案号:03－6183－068。
⑤《湖北全省财政说明书》，《岁入部·漕粮》，第6页。
⑥吴廷燮:《清财政考略》，1914年(无版本信息)，第19页。
⑦《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53册，第400—406、412—413页。
⑧《录副奏折》，道光三十年六月二十七日，档案号:03－3154－010;《朱批奏折》，道光三十年九月二十五日，档案号:04－01－35－0285－002。
严树森特别强调，胡林翼改折之议意在革除漕务积弊，以之为“裕国便民之良规”，“非因江流梗塞，运道不通，始有折征之举”。①同光年间，折征折解成为湖北等省漕务之惯例，但仍需每岁奏请，终究不同于经制。在鄂省官员的表述中，漕粮改折颇具成效，民间相安已久，征银较诸征米，利弊悬殊，也成为此后之共识。
如同治七年(1868)，湖广总督李瀚章分析本色征运之利弊:
朝廷立制之初，库藏充足，但期有米进京，原不计区区之利。今四方多敌，度支短绌，有不能不因时制宜、通盘筹算者。若改征本色，则两省仅此二十二万余石正米运京，加之灾缓，必有不足，而此数十万之款，皆尽抛散于无益之官吏丁胥，所得者少，所失者多。②在他看来，当日“四方多敌，度支短绌”，“但期有米进京”便“不计区区之利”的漕运定制，不得不“因时制宜、通盘筹算”。按湖北、湖南二省漕粮正米不过22万余石，除去灾缓，实际交仓者更不及此。如恢复本色征运，改折节省之款(湖北一省即30余万两)，仍将作为河运之成本(兑费、漕规、房费、蝗虫费……)，“皆尽抛洒于无益之官吏丁胥”。
这是颇为重要的观念变化，经过咸丰七年改章，湖北的漕粮收支已较前大为不同，督抚们确实有理由质疑漕运不计成本的运作逻辑。在同光年间国家财政日渐支绌的背景下，他们不得不更多地计较得失。无论是1874—1897年间严格限制额数与成本的采买海运，还是1901年以降彻底改折停运，都显示出漕务运作中核定成本、依赖市场的程度大为加深。明清两代漕运制度中不计成本的“贡赋逻辑”逐渐被取代，这才是咸同以降湖北及各省漕粮改折的意义所在。
从田赋制度的演变来看，改折也是漕粮的重新定价。此前为州县所擅、渐趋失控的定价权，再次收归省级督抚，可谓是雍正朝之后的“第二次耗羡归公”。③重定漕价的实质，是根据物价的变动、各级政府的经费需求，重新定义“石”这一单位的实际内涵。这固然是财政合理化改革，也无疑属于“加赋”。时人便指出，乾嘉以来钱漕私行勒折，咸丰中胡林翼“始定核收漕粮银钱数，每石多不得过六千文，其与人书自谓近于加赋”。④
咸丰八年(1858)，胡林翼在写下“知我罪我，惟不肖一人实执其咎”后，将湖北33有漕州县向来征数及减定折价一一罗列于奏章。这一显违定制的新章既获奏准，便对各省产生了强大的示范效应。⑤咸丰十一年，江西布政使李桓筹划该省钱漕改章，称新章“仿湖北减漕章程办理”，“改折有湖北成案可援，减价非额外加赋可比。”⑥19世纪末山东惠民县知县柳堂称，漕粮“自胡文忠公奏请改为折色，天下画一。”⑦继湖北之后，山东、江西、河南、安徽、江苏、浙江、江北等地督抚纷纷援引鄂省成案，奏定本省钱漕征价。原应征收本色、实则私行折征的一石漕粮，至此以奏案的形式，定为折收制钱3000至6500文，或纹银1.9至3.3两不等。
总体而言，直至光宣之际，咸丰八年胡林翼奏定之新章仍“奉行罔越”，尽管征收中的规费需索并未完全绝迹。但更突出的问题，仍在于捏报灾歉与书差包征。据清季湖北清理财政局调查，“鄂省各厅县州之历办灾缓者，约居全省之半”，因沿江多湖，“水旱偏灾诚不能尽免”，但
①《朱批奏折》，同治二年七月二十五日，档案号:04－01－35－017－0441。
②《录副奏折》，同治七年三月初三日，档案号:03－4866－025。
③王业键最早提出，太平天国战争期间，清政府重新将决定实征税率的权力由州县转至省一级。氏著，高风等译:《清代田赋刍论(1750—1911)》，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5页。
④吴廷燮:《清财政考略》，第19页。
⑤晏爱红指出，咸丰五年湖南钱漕改章是“突破‘不加赋’思想禁锢和政策禁区的第一次成功尝试”。氏著:《清咸丰五年“湘潭章程”考析》，《厦门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第138—144页。笔者认为，尽管湖南的改章先于湖北，但因奏报的隐讳与滞后，其对各省的示范效应远不及湖北。
⑥李桓:《宝韦斋类稿》，光绪六年刻本，卷61，第26页;卷11，第1页。
⑦柳堂:《宰惠纪略》卷2，《官箴书集成》第9册，第5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