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都认为别人的婚姻状况自己无权探知，都认为，一个人有“隐婚权”。婚姻状况，到底是不是隐私？
杜诗(化名)是国内某著名高校的校花，当年作为文艺特长生被招进来，相貌上乘，追求者众。从进校开始，杜诗身边从来没有缺过男朋友，但是关于杜诗的真实的情感世界，没有一个人真正了解。
大三下半学期，实习回来后，杜诗身边的男朋友突然不见了。后来学校里举办过一次化妆舞会，同学们看见杜诗带了一个40岁左右的“老男人”，但没有人敢去向杜诗打听，因为杜诗对自己的事情总是三缄其口，包括感情，也包括工作乃至毕业，也没有人知道杜诗去了什么单位。
直到有一天，一个偶然的机会，杜诗的同学得知一个惊天消息：杜诗在大三时就领了结婚证。那时，大学生结婚禁令刚刚解除，那个出现在舞会上的“老男人”其实就是杜诗的丈夫，是她实习时的老师，离过婚，还有一个女儿。
虽然之前也有同学在那次舞会上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曾经私下里有过议论，“但是你总不能够当面去核实，听说你嫁了一个40多岁的男人，这是真的吗？何况她本来就不是张扬的人，问也没有用。”杜诗的同学对她的隐婚表示理解。
婚姻状况是隐私吗？
像杜诗和她的同学们一样，现实生活里，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婚姻是个人的事，与别人无关。在《中国新闻周刊》和新浪网联合进行的“隐婚调查”中，在回答“你能理解‘隐婚族’的想法吗？”一问时，有56%的人认为“能，这是私事，他们完全有权力隐瞒。”在回答“以下哪种原因最可能导致你成为‘隐婚族’？”时，答“只是不想透露私人信息”的占最大比例。
“隐婚权”到底存不存在？一个人的婚姻信息是否应该受到法律保护呢？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民法专家杨立新在这个问题上立场很鲜明：“婚姻状况不属于个人隐私范畴，应向社会公示。”
杨立新说：“结婚必须履行的登记程序，不仅是国家确认婚姻，给婚姻关系以法律保护的过程，也是对社会公示的需要。”婚姻不是私人领域的事情，它涉及到公共和其他人的利益。一个人的已婚状况公示后，就包含着别人不可以再与之谈恋爱的意义；在财产权方面，婚前的两个财产权主体，婚后成了一个。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会员、心理学者周振基认为，婚姻不是一个的事情，从自然人的角度具有隐私性质，但从法学、社会学、心理学和伦理学角度看，婚姻都不仅仅属于私人活动范畴。有意隐瞒婚姻，客观上有可能造成对他人精神上的伤害。
对比西方人对婚姻状况的态度，北京律师刘萍认为，西方人在结婚问题上几乎无法可隐。在西方，绝大多数人笃信宗教，一旦结婚都会戴结婚戒指，所以不用说，别人一眼就能明了。杨立新介绍，现在国内有些地方，如南京，开始实行婚姻登记状况上网，这样一来，“你可以不说，但我应该有其他途径能很容易查到你的婚姻状况。”
隐婚，只是一种生活方式？
虽然，从法律上说个人的婚姻信息不受保护，但一些崇尚个性的人士仍认为，隐婚只是一种生活方式。
2005年春节期间，北京工作的王微(化名)回老家花8块钱在民政局登记结婚。登记那天，她只发短信给两三个最贴心的好友说，“结婚了，特别沮丧。”
“我觉得结婚只是社会需要的东西，不是我需要的东西。”王微的丈夫和她是大学同学，恋爱了四五年，感情稳定，不过毕业后一直不在一个城市工作。去年，男朋友也要到北京工作了，两边的家长下了最后通牒，“你们要么结婚，要么分手”。
王微在老家没有举行任何仪式，因为“不愿意给人当猴耍”。婚后不久王微就与丈夫双双回到北京，她结婚的事，北京的同事、熟人一概不知。
过了半年之久，终于有姐妹问起：“你和你男朋友什么时候结婚啊？”王微这才嗫嚅着：“已经结了。”很快，办公室主任知道了这个消息，于是整天催她去领公司规定发给新婚员工的500元婚庆费，还为她填好了单子，可她执拗地不肯去领。
最后，王微几乎被办公室主任推进了老板的办公室，老板打趣她：“结婚啦？我没看到喜糖啊！”到此，这桩婚事总算公之于众。王微认为结婚是个人的事，没必要搞得尽人皆知。她不愿意自己的生活陷入某种固定的模式，“谁说结了婚就一定应该是怎样怎样，我不想完全按规定来。”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王震宇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在这个尊重个人生活方式的时代，生活的自由度大大增加。但正常的生活内容非正常化，不仅没必要，而且是不自信的表现。”
婚恋问题专家陈非子对此持不同的观点：“假如不是有不良动机，我认为隐婚不会从本质上改变家庭结构，不会动摇婚姻制度，这不过是一种生活方式。虽然说婚姻是社会问题，是一种社会制度，但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她确实有很大的私人属性。隐婚的存在是对人性的包容和尊重，标明社会越来越宽容。”
陈非子认为，婚姻是个人的事情，重视婚姻质量的人对大力操办婚礼大都缺乏兴趣。从保护隐私的角度，部分隐婚一族其实是选择了一种低调的更加自我的生活方式，这类隐婚族往往婚姻质量反而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