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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以礼仪之邦著称于世，礼仪文化源远流长。礼仪文化内涵丰富，形式多样，影响深远。它既是中国乡村社会的文化传统，又是传统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2012年1月16-17日在北京召开的“礼仪中国”东岳论坛学术研讨会从礼仪的视角切入，围绕礼仪的现状与反思、传统礼仪功能和当代价值、礼俗的发展与变迁、国家祭祀与宗教礼仪、民间信仰与礼仪规范等问题进行研讨，旨在加深对中国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处境的深刻理解，促进对全球化时代中国文明主体性的理论思考和实践关怀。关键词：礼仪；文化；礼制；礼俗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志码：A
[关键词]明清；江南；城乡关系
最早直接涉足江南市镇研究的国内学者是傅衣凌，他1964年发表《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经济的分析》一文，在“资本主义萌芽”的框架下，肯定了市镇的成长，把市镇经济视作传统地主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⑥他的开创性研究，为以后的明清江南市镇研究奠定了基础。1970年代，台湾学者刘石吉首次对江南市镇作了系统而全面的研究，他当时在《食货月刊》和《思与言》上发表的三篇论文，后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在1987年以《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为书名在大陆出版。刘石吉的著作尽管在史料上有所局限，但其分析问题的趋向及提出的一些基本看法，如将江南市镇划分为棉织业市镇、蚕桑丝织业市镇、米粮业市镇，以及对运动后的江南市镇的发展、市镇数量的分析，迄今仍很少为中外学者所超越。不仅如此，刘石吉的主要贡献还在于，对大陆1980年代以来的江南市镇研究具有启发和推动作用。他的台湾同行李国祁在1981年发表了《清代杭嘉湖宁绍五府的市镇结构及其演变初稿》一文，将传统市场分成省城、府城、县城、镇市、定期集市五个等级，强调了交通线路对市镇分布外在结构的影响，并对施坚雅的六角形模式作了一定的修正。⑦刘铮云则从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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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71页。
②吴金成：{明清时期的江南社会一一以城市的发展为中心}，(中国江南社会与中韩文化交流)，杭州出版社，1997年。
④按：本文中的市镇指明清时代文献中被称作“市”或者“镇”居民点，原则上不包括府城，但包括那些被称作“镇”的县城，惟不涉及19世纪后半叶逐渐高度城市化而在晚清仍属县级的上海县。有关上海城市史的研究动态可参钱曾瑷：<上海的历史与历史中的上海)(<中国学术)2001年第3辑，商务印书馆．2001年)。
⑤按：由于获取渠道的阻隔，此处对以往研究的介绍肯定还有不少的遗漏。即使对文中提及的成果，由于作者学力有限，评介不当之处，亦在所难免。望方家不吝纠正!
⑥傅衣凌：(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经济的分析)，(历史教学)1964年第5期。
⑦李国祁：<清代杭嘉湖宁绍五府的市镇结构及其演变初稿)，(中山文化学术论文集刊)第27集，1981年。
一个角度，通过考察清代苏州地区的义庄分布，揭示出义庄有集中于城市与市镇的趋势。①近年来，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范毅军先后发表数篇长文，综合利用历史学和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对明中叶以来江南市镇的成长趋势与扩张性质以及市镇发展和地域开发的关系作了专门讨论，预示出市镇史研究中的跨学科趋向。范毅军重视各种空间讯息，如市镇所在的地形、地貌、总体分布以及与水路交通路线的位置关系等，对于探讨明清市镇的作用和城镇化的意义；并且以为明清江南市镇的广泛成长，本质上只是在量上做一种扩充而已，并未能在质上有所突破。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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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刘铮云：<义庄与城镇一一清代苏州府义庄之设立及分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五十八本第三分册，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7年．第651页。
②范毅军：(市镇分布与地域的开发一一明中叶以来苏南地区的一个鸟瞰)．<大陆杂志)第100卷第4期．2001年；范毅军：(明中叶以来江南市镇的成长趋势与扩张性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盲研究所集刊}第七十三本．第三分册，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2年；范毅军：<明中叶太湖以东地区的市镇发展与地区开发}．(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5年第一分册．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4年。
③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陈学文：<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商品经济)，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群言出版社，1993年；陈学文：<明清时期太湖流域的商品经济与市场网络)，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
④王家范：(明清江南市镇结构及其历史价值初探)，(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⑤、平：(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市场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2期；<宋元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社会组织述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1期；<明清江南市镇人口考查)．(南京师范大学学报)19s8年第2期
⑥范金民：(明清时期苏州市镇发展特点)．(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1990年第4期。
⑦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群言出版社，1993年，第36页。韩国学者吴金成的看法，与陈学文类似：在市镇中发生的各种现象渗透到乡村，使农村生产力得以迅速发展。进而为农业经济结构和农村经营方式的变化发展起到巨大推动作用；由于市镇能够给人们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谋生途径，绅士和商贾以及从农村中分化出的游手无赖等过剩人口涌人了新兴市镇内，江南市镇就是在吸收乡村劳动力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参吴金成：<明清时期的江南社会一一以城市的发展为中心)，{中国江南社会与中韩文化交流}，杭州出版社．1997年
⑧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12页。
以在明中叶之后呈勃兴之势，完全是由于其四乡农村经济结构变革的推动。①惜乎众多学者或把市镇视为联络县城和农村的中介②，以及乡村城市化的重要一环③；或以传统城乡界线模糊不清为由，把市镇与农村实为一体作为“理解策略”，从而回避了市镇与农村的关系问题，更遑论对此作专门的讨论了。
①王家范：(明清江南市镇结构及其历史价值初探)，(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
②例如范毅军认为．明清市镇应介于城市与乡村之间，自聚落的一个环节，但由于传统经济发展程度，城乡之间非可判然两别。某些大镇近于都市。而许多小镇则与一般乡村聚落区别不大，只不过几户的村店而已。参范毅军：(明清江南市场聚落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新史学)九卷三期，1998年。
③樊树志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传统农业社会的历史也就是乡村不断城市化的过程。参樊树志：(市镇与乡村的城市化)，<学术月刊)1987年第1期。
④小田：(江南乡镇社会的近代转型)，中国商业出版社．1997年．包伟民：<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知识出版社，1998年。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王卫平：<明清时期江南城市史研究：以苏州为中心)，人民出版社．1999年。单强：(江南区域市场研究)，人民出版社，1999年。陈国灿：(浙江古代城镇史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2000年．吴仁安：(明清江南望族与社会经济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张海英：(明清江南商品流通与市场体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龙登高：(江南市场史一一十一至十九世纪的变迁)，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
⑤包伟民主编：(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5、6页。
⑥小田：(江南乡镇社会的近代转型)．中国商业出版社．1997年。
⑦洪焕椿、罗仑主编：(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史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罗仑主编，范金民、夏维中著：(苏州地区社会经济史(明清卷))，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段本洛、单强：(近代江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蒋兆成：(明清杭嘉湖社会经济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年。
⑧吴建华：(明清太湖流域的市镇密度和城乡人口结构变动)．载(城市史研究)(第n。12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
⑨王瑞成：(在乡村和城市之间：人的城市文化史)，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
⑩余子明：(从乡村到都市：晚清绅士群体的城市化)．<史学月刊)2002年第8期
示出城乡之间界线的模糊性尽管自1980年代末以来，已有不少学者把研究的兴趣放在市镇管理相对于乡村管理的特殊性上，②但这些成果多属通论性质，没有把长时段的市镇管理实态落实到具体市镇。最近，赵世瑜和孙冰以湖州的双林镇为例，回溯了自明以来该镇各种权力资源的组合和实际运作，并通过发生在晚清的东岳庙风波，揭示出地方宗族、士绅、民间祭祀组织、外来人口和官府在处理矛盾冲突过程中的不同表现，从中透视了双林镇权力资源和权力关系的历时性变化，以及市镇与乡村权力运作的差异。
①李伯重：《工业发展与城市变化：明中叶至清中叶的苏州(上)、(中)》，《清史研究》2001年第3期,2002年第1期。
②林绍明：(明清年间江南市镇的行政管理)，<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2期；平：《宋元明清江南市镇社会组织述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1期；张研：《清代市镇管理初探》，《清史研究》1999年第1期．
③赵世瑜：《庙会与明清以来的城乡关系》，《清史研究》1997年第4期。
④吴滔：《清代苏州地区的村庙和镇庙：从民间信仰透视城乡关系》．《中国农史》2004年第2期。
⑤洪璞：《乡居．镇居．城居一一清末民国江南地主日常活动社会和空间范围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第4期。
⑥吴滔：《在城与在乡：清代江南士绅的生活空间及对乡村的影响》，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第二辑，商务印书馆．2003年。
二、日本学者的研究趋向
⑦吴金成：《明清时期的江南社会一一以城市的发展为中心》，《中国江南社会与中韩文化交流》，杭州出版社，1997年。
⑧[日]藤井宏：《新安商人的研究》，载《江淮论坛》编辑部编：《徽商研究论文集》，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
⑨[日]加藤繁：《清代村镇的定期市》，《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三卷，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73年。
⑩巫仁恕：《岸本美绪，〈明清交替と江南社会一一十七世纪中国の秩序问题〉》，《新史学》十一卷三期,2000年。
1990年代以来，日本学者的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森正夫等学者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利用历史学和地理学的方法重新检讨江南市镇史，在他们出版的论文集中，所论详于当代而略于古代。梅津正伦对江南地形、水文环境与市镇网络形成的讨论，森正夫对朱家角镇略史的勾画，稻田清一对清末镇董的身份、角色、职责和管辖区域的探讨，以及石原润、林和生、林上等对上海、苏州周边集落空间构造的调查研究，均体现了与以往江南市镇研究不同的旨趣，成为跨学科研究的一个典范。⑦高桥孝助通过研究上海都市化的扩大与周边农村，弄清了法华乡通过水路、桥梁、村道将农村与市镇相接，人、物、钱、情报因此往来不息；⑧稻田清一的《清末江南一乡居地主的生活空间的范围与结构》一文则揭示了清末吴江县的一个乡居地主柳兆薰在市镇与乡村之间频繁游走的事实。⑨此二文为日本史学界的明清江南城乡关系史研究传统增添了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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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日]村松祐次：《代江南の租栈一一中国地主制度の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70年；[日]铃木智夫：(近代中国の地主制一租栈研究译注一)。汲古书院1977年。
②[日]川胜守：《中国近世都市①社会构造一明末清初江南都市こついこ—》，《史潮》新6号．1979年，第65--91页
③[日]JI[胜守：(长江尹，卜夕c：扫c寸镇市①发达七水利)，中国水利史研究会编：<佐藤博士还历纪念中国水利史论集]，国会刊行会1981年；[日]林和生：《国近世の地方都市の一面一太湖平原の》镇市と交通路しこつぃて一]，京都大学文学部地理学教室：(空间景观·イメヅ)，地人书房1983年；[日]林和生：《中国近世しこわしする地方都市の发展一一太湖平原乌青镇の场合》；梅原郁编：《中国近世の都市七文化》，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84年。
④[日]斯波义信：《中国、中近世の都市七农村一都市史研究の新しぃ视角一》．载《近世都市の比较史の研究》，大阪大学文学部《共同研究论集》第1辑。1982年。
⑤[日]小岛淑男：《清朝末期の都市七农村一江南地方む中心に一》．《史潮》新8号，1980年。
⑥[日]佐伯富：《近代中国の都市七农村》．《历史教育》第14卷12号，1966年。
⑦[日]森正夫：《江南ヲルタ市镇研究一历史学七地理学かうの接近一》．名古屋大学出版会。1992年。
⑧[日]高桥孝助：《上海都市化的扩大与周边农村一一1920年前的上海县法华》，《上海研究论丛》第8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
⑨[日]稻田清一：《清末江南一乡居地主的生活空间的范围与结构》。《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2期
。
①[日川胜守：《明清江南市镇社会史研究一空间と社会形成の历史学》，汲古书院，1999年。
②[日]森时彦：《中国近代の都市と农村》，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报告,2001年。
③[日]夏井春喜：《中国近代江南の地主制研究》．汲古书院．2001年。
④[日]滨岛敦俊：《农村社会一一觉书》，森正夫等编：《明清时代史の基本问题》，汲古书院，1997年；[日]滨岛敦俊：《总管信仰一一近世江南农村社会七民间信仰》，研文出版,2001年。三、欧美学者城乡关系研究的学术脉络
欧美中国城乡关系史的研究，以马克斯．韦伯(Maxweber)的理论为起点。韦伯用西方的标准进行衡量，将中国城市与农村截然分开，忽略丁城乡间的密切联系，更没注意到中国城市行政上的等级愈低，乡土气息愈浓厚的特点。⑤有鉴于此，牟复礼(F．w．Mote)重新审视了马克斯．韦伯在西方经验下作出的城乡之间存在着鲜明对立的论断，中世纪的欧洲城市大多是由农村组成的大海中的一座座孤岛，将传统中国的历史情境运用异域理论资源进行理解需要相当地慎重。在研究明代南京和苏州的著名论文中，牟复礼得出结论，中国社会不象西方社会那样城乡之间存在尖锐的对立而是表现出连续性。⑥
⑤史明正：《西方学者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近代中国研究通讯》第十三辑．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年，第85--97页。
⑥[美]牟复礼：《元末明初时期南京的变迁》，[美]施坚雅主编：《晚期的城市》，中译本，中华书局，2000年；Mote,Freder．iCkw．Amillenniumofchineseurbanhistory：form,timeandspaceconceptsinsoochow,RiceUniversityStudies．1973．voi．59，No．4pp35—65．
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城镇发展史的初期，往往热衷于建构理论框架，而忽视了区域间的差异性，喜欢把一些解释力有限的结论强加在全国范围内。饶济凡(GilbertRozman)在中日城市化的比较研究中，创立了城市空间网络学说。他认为，近世中国的城市人口分布呈“上小下大”的金字塔结构，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寥寥无几，人口绝大多数居住在成千上万的村镇里。如果说他所揭示的这一现象尚与中国当时的实情相差不大的话，在探索造成城市化指数偏低的原因时，饶济凡的解释就不太能够站得住脚。他将之归为城市间的交通不便，由此难以形成信息和商品交流的网络，中央政府因而不能充分调动和利用人力物力，从而削弱了其征收捐税和调剂物资的机能。①在中国的大片地区，特别是西南地区和西北地区，这样的情况的确存在，而在江南地区，水运资源非常丰富，城市化指数较其他地区高，市镇网络发达且组织性强，和他的假设完全两样。饶济凡的另一部著作，重点分析了清代直隶、山东的市场聚落和人口结构，同样没能在解释近世中国城镇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方面有所突破。②
施坚雅(C．WilliamSkinner)以经济活动为主要划分标准，将全中国划分成九大区域，多少改变了西方人心目中对中国历史简单而直观的理解，令他们不得不对中国城市的地区性多样化和专业化重新加以认识。尽管施坚雅的学说本身没有涉及中国社会的城乡经济观和文化观，但他所提出的融会贯通的市场网络概念暗示着城乡关系的紧密性和连续性，使人们注意到每一区域都拥有本身内在的等级空间体系，城乡之间的交流频繁，相互调剂和融合，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乃至农村存在着有机的联系。施坚雅还仿效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提的中心地学说，根据市场规模和功能，把传统中国的市场体系分成八个等级，其中较低的三级基层市场、中间市场、中心市场属于市镇的范畴。他认为，农民的实际社会区域的边界(即关系网)不是由他所住村庄的狭窄的范围决定，而是由他的基层市场区域的边界所决定。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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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GilbertRozman,UrbanNetworksitch''''ingchinaandtokugawajanpan,Princeton,NewJersey: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73.
②GilbertRozman,PopulationandMarketingsettlementsin,ch''''ingchina,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2.
③〔美〕施坚雅主编：《晚期的国家》，中译本，中华书局，2000年。
⑥[美]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美]施坚雅主编：《晚期的城市》．中译本，中华书局．2000年。
③[美]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6年．第23页。
④[美]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6年；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1993年。
对明清江南的新型市镇作了重新审视。他有一个与众不同的见解，认为江南的市镇是超层级的，从一开始便依赖全国性的市场，没有明显的层级关系。层级式的关系只适用于内地的传统市镇，每个市镇都是内向性的以满足小范围内的农村消费者为其主要功能，按其商品流通的范围来看则是逐层扩大。江南所产的丝绸、棉花等纺织品，在本区域的居民间没有太多的市场与销路，而必须由各市镇直接与全国性市场发生运销关系，并不透过层级来聚散。①袁清则对市镇类型的划分进行了反思。他以为，对不同的市镇，仅依靠其单一特产来分类，虽能提供一个概括性，但未免过于简单化了。②
①赵冈：《中国城市发展史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5年，第176,181页。②[美]袁清：《盛清时期江南地区的城市化和商业化》，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编辑组：《第二届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
③DavidFaureandTaoTaoLiu,TownandCountrinchina:IdentityandPerception,Houndddmills,Basingstoke,HampshireandnewYork:Palgrave,2002.
四、几点认识
综上所述，以往对明清江南市镇的研究，多数偏重“传记式”的历史沿革发展①，以传统城乡界限模糊不清，城乡的延续性远大于市镇的独特性为出发点，把市镇置于都市的范畴或者广阔的乡村社会中进行考察，极少注意城市一市镇一农村的连续体的意义。从城乡关系的视角，探讨市镇与周边农村的互动作用，几乎可以说刚刚起步。
①刘石吉：(小城镇大问题：江南市镇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杭州：“中国东南区域史国际研讨会”论文，1998年9月．
②范毅军：《明清江南市场聚落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新史学》1998年第九卷第三期。
[参考文献]
[1]WilliamT．Rowe．CityandRegionInthelowerYangzi[A]．LindaCookeJohnson，ed．CitiesofJiangnaninLateImpetialChi．na[C]．StateUniversity0fNewYorkPress，1992．
[2]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
[3]赵世瑜、孙冰．市镇权力关系与江南社会变迁一一以近世浙江湖州双林镇为例[J]．近代史研究，2003(2)
摘要：基于传统的弱势地位、政治性敏感地位与旅居海外等原因，中国大陆学者对中国语境下的特殊基督徒群体如妇女基督徒、教职人员以及海外华人基督徒的现状研究或忽略、或顾忌，或鞭长莫及，出现研究单薄或者成果寥寥无几的情况。运用社会分层的理论与方法，侧重研究特殊基督徒群体的经济、政治生活以及与海外华人基督徒与中国内地的全方位联系与影响，应成为今后研究的基本方向。
关键词：妇女基督徒；教职人员；海外华人基督徒；现状研究；述评
在中国特殊的社会环境中，妇女基督徒、教职人员群体以及海外华人基督徒，或者处于传统的弱势地位而为人所忽略，或者处于政治性敏感地位而为人顾忌，或者居于海外而为人难以触及，他们成了一群特殊的基督徒群体。本文试图对此三类中国式特殊基督徒群体十年来的研究现状进行梳理评述，还望方家批评指正。
一、妇女基督徒现状研究
二、教职人员现状研究
李峰的《乡村基督教教职人员的社会阶层分析――以浙南Y县X镇基督教为个案》（晋阳学刊，2006年第3期）以浙南X镇为个案，参照陆学艺教授关于中国社会转型期乡村社会阶层划分的成果，考察并发现了该地教职人员的阶层分布：基本遍及乡村社会的各阶层，尤以家庭小工厂主和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农民知识分子、雇工以及私营企业管理者此五阶层为最，作者认为乡村教会存在着形式开放性和实质封闭性等特征。
刘建忠的硕士论文《论宗教教职人员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的地位、功能与作用》（新疆师范大学，2011）将教职人员与和谐社会建设联系起来，认为宗教教职人员是沟通人神及党和政府与信教群众关系的“双重桥梁”。他们不仅支撑着宗教的生存与发展，而且通过日常的讲解经活动和自身的一言一行影响着周围的信教群众，从而对信教群众的思想言行、各宗教间以及同一宗教内部不同教派的关系发生影响。宗教教职人员能够充分发挥他们的天然优势，协助党和政府开展基层工作、倡导并先行对陈旧落后的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教义教规进行改革，尤其是在协助解决涉及民族宗教方面的问题时能够发挥独特的作用。同时宗教教职人员在带领信教群众发展经济、开展国际民间交往从而扩大我国国际影响力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三、海外华人基督徒现状研究
关于海外华人基督徒的现状研究，至今大陆还未见有专著出现，仅见美籍华人杨凤岗的《皈信同化叠合身份认同-北美华人基督徒研究》（民族出版社，2008）一书。该书通过对华盛顿特区的一个华人教堂的田野考察，发现，美国华人基督徒既没有放弃族群认同被动地接受同化，也没有拒绝融合而简单地固守其族群认同，而是同时圆润地建构和重构美国人认同、华人认同和宗教认同（叠合认同）。在叠合认同模式之外，杨凤岗还发现另外两种不成功的或适应不良的认同模式：碎片融和、融化融合。
此外一些期刊论文具有一定的影响，值得参考借鉴，如张云《北美华人基督徒影响力分析――基于“软权力”的视角》（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第5期）、万晓宏《美国华人基督教会研究：以大波士顿地区为例》（世界宗教研究，2010年第5期）、李爱慧《当代美国华人基督徒的构成》（世界民族2009年第4期）、方文《叠合认同：“多元一体”的生命逻辑――读杨凤岗《皈信、同化和叠合身份认同：北美华人基督徒研究》（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6期）、曹云华《对东南亚华人文化适应的影响》（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华桦《巴黎华人留学生信仰基督教特征研究――以巴黎部分华人基督教会中的留学生为例》（青年研究，2009年第6期）、新哲《旅美华人教会活动见闻》（世界宗教文化1996年第2期）。
从单维度转向多维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您谈谈十六大以来行政管理学研究取得了哪些成就。
高小平：概括地说，行政管理学研究在三个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一是基础理论的创新，加强了对公共管理、公共政策、公共服务理论的研究，为建立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学、完善行政管理学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二是政府管理实践问题的研究，加大了行政改革、应急管理、社会管理和政府服务等方面的研究力度，为推进政府改革、提高行政能力、实现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作出了贡献。三是行政管理技术与方法的创新，更加重视实证研究、案例研究、比较研究等方法，为政府引入绩效管理、目标管理、质量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网络管理的方法提供了理论与技术咨询服务。
《中国社会科学报》：十年来，行政管理学的成就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取得的？有哪些鲜明的特点？
高小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的调整、发展历程，可以从改革和创新两个维度来分析，并划分为两大阶段。从1978年到2002年，是以改革为引领、创新蕴涵其中的时期，重点放在改革计划经济下形成的传统行政管理体制、职能和组织结构；2002年之后，进入到改革和创新并重、创新引领的时期，重点是按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转变职能，创新行政流程、工作方式和运行机制。近十年正处于第二个阶段的开始期，或者说是两个阶段的转换期。我们分析行政管理学研究取得的成果不能离开这个背景。
通过回顾可以发现，十年来我国行政管理学从研究改革为主向改革与创新并举发展，从研究实践为主向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发展，从通过个别问题的拓延性研究为主向系统化研究指导下的对策研究为主发展。行政管理学研究从以往的单维度研究（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转向多维度、全景式、精细化研究，在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大体系相协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语境中建立行政管理研究的新坐标。
借鉴国际成果打造中国特色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行政管理学发展进程中，国际学术流派和中国传统行政管理思想产生过重要影响？
高小平：对。人类关于管理和治理的研究是一个开放的领域，其知识体系呈现交叉性、辐射性和融合性。我国行政管理学研究不断深入，得益于学科的分化整合过程与国际化“生态”的有机结合。行政管理学是综合性学科，科际整合特征比较明显，研究行政管理学必须研究行政生态，即行政的经济生态、政治生态、社会生态以及学科生态，才能获得“生态动力”。
中国行政管理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借鉴国际上的研究成果。国内多家学术研究机构和学者翻译了一大批国外行政管理学领域的经典著作、教材，向国内学术界和实务界介绍西方行政管理学理论和实践的最新发展动态，举办或参加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从2005年至今，由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发起，电子科技大学与国际知名学术机构共同主办的公共管理国际会议连续举办了五届。
与此同时，我国学者注重行政管理学的中国化，打造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学，其在学科和理论上的影响力已超越了行政管理学自身的范围，成为中国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积极为政府管理改革建言献策
《中国社会科学报》：行政管理学是一门应用性学科，请您谈谈这十年来行政管理学研究是如何为政府改进行政管理发挥作用的。
有关清史、专史研究的学术专著，本年度出版的计有：蔡美彪等著《中国通史》第十册(人民出版社)；王戎笙主编的《清代全史》(1—6册)(辽宁人民出版社)；左步青主编的《清代皇帝传略》(紫禁城出版社)；陈支平著《近500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三联书店上海分店)；杨英杰著《清代满族风俗史》(辽宁人民出版社)；林永匡、王熹编著《清代西北民族贸易史》(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王毓铨、刘重日、郭松义、林永匡著《中国屯垦史》(下册)(明清)(农业出版社)等。出版的学术论文集有：清代宫史研究会编的《清代宫史探微》(紫禁城出版社)，收入论文34篇。出版的学术工具书和专题资料书有：陈生玺、杜家骥编的《清史研究概说》(天津教育出版社)；张书才主编的《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21—30册，江苏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上下册、西南卷上下册）（书目文献出版社）。
国内的学术交流活动与学术会议计有：本年度先后召开了“第二届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会址：天津·南开大学）；“第六届国际清史学术讨论会”（会址：四川成都）；“清史避暑山庄研讨会”（会址：河北承德）等有众多学者参加的研讨会，且有一定收获。
在清史的专题研究领域，学术论文除拓展一些新领域外，对原有课题的研讨更加深入、作者的视野有所扩大、背景研究亦更广阔、论点更形坚实，致使论文均有一定的学术水平，研究分析有较大力度和深度。
一、政治史、政治制度史研究
为探寻满族开国初期的政统风貌和开基建制、立制的沿革，刘小萌写了《满族肇兴时期政治制度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学报》第2期）一文，认为努尔哈赤称汗建国，是满族历史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它结束了漫长的氏族部落时代，开创了满族历史的新时期；并对满族从氏族部落时代向国家过渡中建立起来的政治制度特征、性质及其演变情况进行了探讨。对“都堂”这一满族开国时期的重要政治制度，以往研究者涉及甚少。姚念慈在本年度《清史研究》第3期上，则撰专文探讨了天命年间都堂产生的背景、权限的发展及消失的原因；并认为都堂衙门虽为处理汉人事务而设，但不久其权限就扩大到八旗诸申，成为掌管后金全国财政的机构，同时都堂还是参与后金最高决策的议政会议大臣。对“议政王大臣会议”，研究者多认为它只是一种议政制度，而无衙署办公处，不属于国家机关。杜家骥则在《清代“议政处”考略》(《清史研究》第8期)一文中提出不同见解，他认为议政王大臣会议确有衙署议政处，其主要职责是奉皇帝之命商议国家“机要”事务，包括军务、边疆民族事务、议处皇族王公及旗人要员和八旗中的重要旗务等内容，又尤以商讨军务为重。但它却带有非正规性的落后特征。
八旗制度研究，是清代政治制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赵秉忠、自新良在《关于乾隆时期八旗政策的考察》，(《史学月刊》第2期)一文中，认为乾隆帝为了促使八旗制度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和调动旗人在管理国家事务中的积极性，适时采取了加强旗务管理、严格八旗等级制度，扩大满洲八旗的入仕途径和处理八旗王公遗留的历史问题等八旗政策。实施后，取得了积极成效，并对康乾盛世的稳定和持续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安双成在《清代养育兵的初建》(《历史档案》第4期)一文中，对雍正初年设置养育兵的前因后果进行了论述，认为清代养育兵是八旗人丁日增的情况下组建起来的军队，它不仅缓解了八旗人丁过剩的矛盾，同时对培养造就八旗子弟也有一定的作用。
对清代督察制度的研究，以往人们只注重御史、给事中对百官的纠劾作用，而忽视了对行政效率的督催作用。对此，吕美颐在《清代的督催与注销制度》(《中国史研究》第8期)一文中，认为有清一代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督催与注销制度，对承政机构和办事效率实行了较为严格的监督。督催与注销应是清代监察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制度经历代斟酌损益、修改补充，日臻完善；从机构设置、办事程序，到督催内容、注销标准、惩治办法等，都实现了规范化、制度化。清代州县是地方行政的重要建制，为从宏观角度对此进行考察，毕建宏在《清代州县行政研究》(同上)一文中，阐明了县级行政的发展过程、地位和作用、特点、行政组织的利弊等，指出清代州县衙门良好地完成了清统治者交给的职责，对清统治的稳定起了巨大作用。它说明：以满族为核心的清政权，之所以能在比前朝更严峻的国际形势面前长期延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清统治者对州县行政空前重视，从而对中国内地基层的控制空前牢固。然由于客观社会条件的限制，更由于剥削阶级的贪婪本性，以及行政制度存在的缺陷，县州衙门对清朝国家职能的良好执行，是以成倍地加重人民的负担为基础的。
二、社会经济史的研究
清代社会经济史研究，一直是近年来清史研究中最为活跃、论著最多、涉及问题面最宽最广的领域。本年度亦是如此。
l、财政研究
2、农业垦殖与租佃关系
3、人口研究
4、商人、商业和城镇经济
三、中外关系与对外贸易研究
四、民族史研究
五、社会生活史的研究
六、宫廷政治史与文化史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是以教师教育、教育科学和文理基础学科为主要特色的著名学府。学校的前身是1902年创立的京师大学堂师范馆，1908年改称京师优级师范学堂，独立设校。1912年改名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3年更名为北京师范大学，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师范大学。
学校自1965年开始招收外国留学生，截止目前，每年接受4800余名留学生来校学习，在校长期留学生人数占全日制学生总数的10%。该校长期留学生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秋季在学长期留学生近2000人，其中学历生占74%。2009年北师大长期留学生人数是1400多人。为推进国际化办学进程，该校从2011年开始在教育学部、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环境学院、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四个学院启动国际硕士学位项目，招收优秀留学生。这些项目所有课程为英语授课，旨在培养既具备良好的专业基础，又了解中国社会与文化的高层次国际专业人才。学校还为申请国际硕士学位项目的优秀学生提供奖学金。
此外，北京师范大学还与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300所大学、研究机构签署了合作协议，与美国、英国、日本、韩国及加拿大等国家的20多所大学有交换留学生项目的合作；并分别与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美国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美国旧金山州立大学、加拿大谢布克大学和道森学院合作建立了6所孔子学院。
抢眼专业
关键词：思政课教师文化自觉维度自主能力
任何文化现象都离不开对文化的觉醒与自知，高校思政课是我国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思政课教师肩负着国家意识形态的教育与传播的重要责任，他们的文化自觉意识不仅直接影响到大学生对所学课程的接受程度，同时也直接影响学生树立什么样的文化意识及价值观的形成。因此，高校思政课教师的文化自觉具有重要的社会责任与意义。
对于文化自觉，先生的观点是国内学术界普遍认可的观点。先生认为：“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这个定义包含了三个方面的意义：一是对该民族文化传统的“自知之明”；二是该民族文化传统与他民族文化的关系；三是新环境下对文化的“自主能力”。基于以上分析，认为高校思政课教师的文化自觉应该具有三个维度。
1民族文化传统自觉
何为传统，美国社会学家希尔斯在其权威性著作《论传统》中对“传统”的三个特性作了揭示：一是“代代相传的事物”，既包括物质实体，亦包括人们对各种事物的信仰以及惯例和制度；二是“相传事物的同一性”，即传统是一条世代相传的事物变化链，尽管物质实体、信仰、制度等在世代相传中会发生种种变异，但始终在“同一性”的锁链上扣接着；三是“传统的持续性”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保持了“传统”所具有的所有特性。但在其发展演变过程中，特别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受到了来自他内部的质疑，以至于出现了反文化传统的事件发生：首先是，把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看作是历史的包袱，是中国落后的根源。其次是建国后的。最后是改革开放后的全盘西化思潮的出现。即使这样，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依然保持的“传统”所具有的魅力，传统不是历史，它不会成为过去。传统的载体是文化，只要文化存在，传统就不会消亡。传统“她使代与代之间、一个历史阶段与另一个历史阶段之间保持了某种连续性和同一性，构成了一个社会创造与再创造自己的文化密码，并给人类生存带来了秩序和意义”[1]因此，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就是在了解这个民族的传统。
高校思政课教师不仅是国家意识形态的宣传者，也是文化的传承者、实践者。他们的教学实践不仅是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也是社会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建设应是不断‘温故而知新’的过程，是时时回望文化‘典祖’的过程；从个体的角度，每个人一出生即已生活在传统的‘掌心’中，传统对于每个人而言都是无法摆脱的‘命定’。由于文化传统关联着人们的文化情感、文化记忆和文化习惯，如果缺乏对文化传统预制力的深刻自觉，那么，当代文化建设实践不仅会陷入‘无根无据’的漂泊状态，还会与社会大众的文化观念和文化心理产生隔阂而难以取得真正的实效。”[2]因此，高校思政课教师的民族文化传统自觉是教育实践活动的基础和前提，没有对民族文化传统的高度自觉，就不能肩负起自身的岗位责任和社会责任。
人的成长是在“生物基因”与“文化基因”的共同作用下实现的，大学生的成长同样离不开这两种基因，而且“文化基因”对他们的作用更为重要。“如果说‘生物基因’使人成为人的自然力量，那么，‘文化基因’则可以被恰当地称为使人成为此人的文化力量。正是‘生物基因’和‘文化基因’的共同作用，才使人既保有人的共性，又秉持人的特性。”[3]高校思政课教师的工作目标是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每一个人不同的世界观、价值观也正是在这种“文化基因”的作用下实现的。因此，对民族文化传统的认知与自觉是高校思政课教师的必备素养，他们对民族文化传统的高度自觉是使大学生受到民族文化基因侵染的保障。
高校思政课教师的民族文化传统的自觉，必须注意避免教条主义的发生：一是把文化传统作为教条而进行“继承”；二是为了民族文化传统的保存而放弃与多元文化的交流，使民族文化传统丧失鲜活的生命力。
2全球化背景下价值观自觉
在地球已经变成村落的今天，保持文化自觉的关键是价值观的自觉。文化自觉的背景是多元文化并存与相互碰撞，没有文化的多元就无所谓文化自觉。在文化体系中，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所有文化的外在表现，无不体现了价值观的内容，它渗入于外物、行为、语言等各方面，没有价值观的植入，所有文化都不能称其为文化，所有一切事物只是没有灵魂的驱壳而已。因此，价值观自觉是文化自觉的核心、灵魂。
文化自觉其实质是价值认同。中国在传统社会的价值观认同是自由状态，在经历了外来入侵之后，价值观认同又出现了自卑状态，现在认识到了价值观认同应该有的自觉状态，但这种价值观自觉是建立在对民族文化传统认同与社会核心价值观认同的基础之上的。因此，高校思政课教师的价值观自觉一方面来自于民族文化传统的认同；另一方面也来自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对民族文化传统的认同，是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基础与前提，也是对学生进行文化自觉教育的基础和前提；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是思政课教育工作的基础，没有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就会使教学成为苍白的说教，思政课教师自身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是帮助学生树立文化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的保障。
3文化的“自主能力”自觉
文化的“自主能力”是指在新的历史环境下，在社会转型时期，适应新环境所需的文化选择的自主能力与自主地位，文化创新是其重要体现。
历史发展到21世纪，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发展，尤其在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历史转型时期，这是中国历史所没有经历过的。在传统中国，文化处于自由状态，世界中心、天朝上国的文化自信，在经历了坚船利炮的攻击后，看到了世界的发展，文化的自卑心理使自近代以来一直在不断向西方学习，有时甚至丧失了自己对几千年文化传统的认同。新的历史时期重新开放国门时，文化的“自主能力”自觉显得尤为重要。
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是民族发展的历史机遇，“中国现代化的启动无论我们愿意还是不愿意，都无法摆脱其植根的文化土壤（传统），而这块土壤的悠久与曾经辉煌、独立与系统，使其产生了极大的惯性和文化的拉力，”[4]他使我们在面对世界先进国家和不同文化形态时，必须立足于这种文化土壤，吸取营养，做出文化自主选择。
当今社会，文化的功利性、低俗化、主流意识的被边缘化、传统被弱化等倾向日益凸显，这种现象在大学校园也不能幸免，如何使大学生对这种文化的负面效应具有抵抗力，关键在于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觉。大学生文化自觉意识的形成与培养，更多地来自于生存环境与学校教育的熏染。因此，高校思政课教师的文化“自主能力”自觉意识无形中对大学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高校思政课教师的文化“自主能力”自觉表现为：第一，教学过程中的文化立场与观点。高校思政课教师所具有的文化立场与观点直接体现了在新形势下文化选择的自主能力与自主地位，教师是否站在民族的高度认识各种文化现象，做出正确的判断，直接影响大学生的文化选择。第二，对国际国内形势分析的正确视角。高校思政课所肩负的使命就是对学生进行世界观教育与政策教育，所涉及的领域从思想、道德、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形势等各方面对学生进行教育，这其中的任何一部分都涉及到对人类历史与现实的形势分析，具有正确的分析视角，不仅影响教学的效果，也直接影响学生认识世界的角度和思维能力的培养。第三，文化创新能力。高校思政课教师的文化创新能力，不是体现在创造一个文化产品，而是在教学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文化创新意识与精神，这种文化创新能力不仅会使教学过程丰富新颖，精彩纷呈，而且也会在教学的设计中启发学生思维，感染学生情感，提高教学效果。
在全球化条件下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文化自觉是保持中国特色的首要前提，没有文化自觉，中国的发展会迷失方向；没有文化自觉，高校思政课教师对学生的教育也会迷失方向。提高文化自觉，是这个社会发展的必须。
参考文献
[1]孝通.论文化自觉[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37.
[2]（美）爱德华希尔斯.论传统[M].傅铿，吕乐，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15-21.
关键词：展览；全国美展；多元化；发展
一、展览的阐述
展览作为一种现象是现代城市文明的产物，起源于一些私人把自己的藏品呈现给公众的要求。艺术展览是在这种活动中逐渐分离出来的形式，今天已成为将艺术家的创作和公众发生关联的一种特定而有效的方法。从艺术作品——艺术展览——艺术的接受者这个艺术生态链上看，艺术展览占据着重要位置。只有通过众多的展览才能为当下艺术的多元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展示平台。今天美术界的展览形式多样，种类繁多，甚为壮观。
二、全国美展现象下的问题意识
（一）全国美展下的意识形态
（二）传统艺术在中国的地位
传统艺术在中国有着坚实的基础，而且分工很明确。与传统艺术有关的艺术协会与艺术组织在中国有几百个。五年一次的全国美展，是中国美术家协会的主要工作，而展览的作品评选工作，是由各省市的下级分会来层层选拔，最后进入全国展览。想成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必须有三次参加全国美展的证书，同时也首先是地方分会的会员。严密的组织，严格的筛选，使得美协会员成为许多艺术家向往的一种荣誉。会员身份也确实成为衡量艺术家水平与成就的标杆之一，它也会带给艺术家在艺术体制内相应的其它待遇。
（三）造成全国美展现行模式的原因
综述历届全国美展的模式过于类似，选题中庸，缺乏看点。其中美协作为一个半官方机构的身份直接导致了策划团队人员结构的单一化，人数的众多与权利的平均也导致了主题的模糊与折中。由于策展团队在知识和学术渊源上的相似性，这也包括了他们对架上艺术的熟悉程度远胜于其他形式的作品，造就了“以架上艺术为主”的策展理念和作品选取方式，但是却忽略掉了其他形式艺术在中国的发展。在全国美展中我们只看到国家和政府的参与的外在模式，而没有看到展出内容的有效性。因此，在这样的一种操作模式下，既不利于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也同样不利于文化战略的进步。
三、国内双年展、策展人制度的出现及国际艺术双年展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影响
四、艺术展览的策划和现、当代艺术展览馆的定位
在现代社会中批评家作为策划人，负责将有效的艺术语言收集起来再传播给社会的责任，展览是批评家用以体现独立批评意识的物质媒介。对于每一个展览应该有明确的主题，进行提炼，认真推敲，要尊重对这一问题最有研究的专家，而不是找有行政职位的艺术界人士决策。艺术展览的策展是一件十分严肃的研究工作，首先要有对当下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了解，对艺术史有深入的研究，对当代艺术思潮的把握，对艺术形式、材料、技术等语言变化的敏锐感受，还要具有与艺术家及社会不同阶层的公共关系，对大型展览的全面组织和协调的能力，对经济成本的控制，对突发事件的应对等等。特别是对于一个大型展览策展理念的提出与阐释，要求具有清晰的艺术思维和良好的文字、语言表达能力。
现、当代艺术展览馆既是一个社会与时俱进的思想前沿，又是追究文化问题、进行文化反省和批评的一个现场。艺术展览馆自身学术形象是否鲜明，在于其独到的思想深度和独特的文化洞察力。而这一切又是通过规范化、专业化和个性化并重的制度建设来体现，其中以确立自身的学术架构为重点。我们必须继续按国际规范加强艺术展览馆的专业性，使展览馆在展览策划、学术研究、典藏教育等方面与国际接轨，向国际优秀的展览馆规范化操作模式水准看齐。同时，我们必须确立自己的文化立场和态度，在本土文化建设和国际交流语境中形成独有的、不可替代的学术个性和学术地位，巧妙地与本土社会互动，以历史发展的眼光建设打造一个真正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文化平台。通过策展的规范化管理，一个现、当代艺术展览馆才能实现在中国社会转型期所不容替代的文化建构作用和不容推卸的文化反省角色，并由此体现出我们国家自身独有文化原创的特色。
五、结语
21世纪的中国社会和中国艺术，正面对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艰巨的国际性挑战。我们应该也必须采取更为开放的姿态和博大的心胸，继续学习世界上对我们国家艺术发展的有效经验和伟大成就。深刻的总结和反思自身文化走过的道路和得失。坚持艺术的多元化和民主化，这仍然是我们期待社会和文化健康发展的基本保证和体现。它一方面反映着我们所处的时展趋势，一方面也是我们的社会和文化转型的客观需求。一个社会中成熟的艺术文化和公认的成就，从来就不是依靠行政界的参与或搞几次“运动”就可以企及的，成熟而卓有社会成效的艺术文化，应该是人们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和自觉的行为方式。展览制度应随着中国和世界美术态势的不断变化而不断的得到延展和完善。它将和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之路相伴随，必将在艺术的制度化和反制度化，以及商业化和反商业化的过程伴随之中，走出能够彰显自身品格的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1]卢昕.中国美术馆学概论.上海书画出版社.2008，6.
[2][美]简·杰弗里.[中]余丁.向艺术致敬中美视觉与艺术管理.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