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涛论著选录

自1978年考取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算起，从事史学研究已20余年。这期间，出了几部书，主要是人口史研究方面的，如《中国近代人口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台北南天书局1998年繁体字版）、《人口与历史——中国传统人口结构研究》（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印数不多，但国家图书馆与学术单位图书馆有藏，可以方便地查到。陆续也发表了一些论文，因笔头较懒，数量不多，但积累起来也有“集腋成裘”之观。不过论文查找起来并不方便，甚至连我自己手头都不齐全。

2003年10月[NextPage]

——后天卦的自然地理诠释

摘要：当代中国的地理疆域，是历史上中华各民族共同活动的疆域，尤其是清代全盛时期疆域演变的最终结果，大体上也就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华夏先民们所谓的“天下”。先后天八卦，是《周易》象数的精华所在，是对六十四卦的简并与总括。汉代正是雄心勃勃企图统一“天下”的“大一统”时代，也是后天八卦最为盛行的时期。若将后天八卦图叠加到汉代疆域图上，不难发现：所谓后天八卦方位实际上可以展开为一幅以长安为中心的“天下”自然地理大势图。在极具结构性辩证思维的《周易》的理论指导之下，我们的前人在先秦时代便得出前述对“天下”大势的高度抽象概括的科学认识，应该说，完全是情理中的事。

关键词：后天卦自然地理中国

Abstract:Houtiangua(theEightDiagramsPosteriortoCelestialPhenomena)istheessenceofZhouyi.ItmostsuccinctandlivelydescribesthemapofChina’sphysicalgeography,whichiscenteredbytheChang’anCity,capitaloftheHanDynasty(BC206-AD25).

Keywords:Houtiangua;physicalgeography;China

（一）

在中国史的研究中，历史地理疆域的研究，应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历代王朝的疆域前后变动很大，研究起来有一定的难度。但只要立足于全局，而不是孤立地、各别地看问题，就不难从中得出若干带有规律性的认识。谭其骧所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提出：中国历史时期的疆域，以“十八世纪五十年代清朝完成统一之后，十九世纪帝国主义入侵以前的中国版图”为基准，也即以清代全盛时期的疆域为基本依据。历史时期所有在这个范围之内活动的民族，都是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他们所建立的政权，只要其政治中心在此范围内的即作为中国政权处理[1]。应该说，这样处理是极有见地的。因为当代中国的地理疆域，是历史上中华各民族共同活动的疆域，尤其是清代全盛时期疆域演变的最终结果；而清代全盛时期的疆域，大体上也就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华夏先民们所谓的“天下”。

那么从历史上看，我们的前人对所谓的“天下”，亦即中国的自然地理大势，究竟有着什么样的认识呢？这样的认识又可以向前追溯到什么时候呢？

对于中国的自然地理大势，人们通常用“西高东低，三级阶梯”来概括，即整个地势是西高东低，而又以号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为第一级最高的阶梯，以大兴安岭－太行山－巫山－雪峰山一线西北的其他地区为第二级阶梯，以此线东南为第三级阶梯[2]。如果仅就地形而言，这一概括无疑是相当准确、相当精炼的。但我们的前人早有现成的说法，而其简炼与深刻，甚至较此还要更胜一筹。这就是所谓“天倾西北，地不满东南”。此说的出处见《淮南子·天文训》：

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

《淮南子》成书于西汉年间，或许稍嫌迟了些。但这并不表示我们的前人直到汉代才对中国的自然地理大势有此认识。早在战国时期，生活于南方楚国的屈原在其不朽的诗篇《天问》中，曾就有关大自然形成的传说，一口气提了五十六个问题。其中有一些显然是关于中国的地理大势的，如：

八柱何当？东南何亏？（八根擎天柱竖在何方？大地的东南角为何倾塌？）

康回凭怒，地何故以东南倾？（为何共工盛怒大地就陷了东南？）

九州安错？川谷何洿？（九州如何设置？川谷如何疏浚？）

有些问题则大大超越了中国的自然地理疆界，如对大地（地球）是否呈椭圆形的提问：

东西南北，其修孰多？南北顺椭，其衍几何？（大地的东西南北，究竟谁长谁短？南北略呈椭圆，东西超出南北多少？按：对于“南北顺椭”，一说是指南北长，东西狭。此处用闻一多之说。他的主要依据是，古人在论述大地的长度时，都是东西长，南北短[3]。）

应该指出的是：中国的极为明显的季节风的影响，显然也强化了前人对中国自然地理大势的上述认识。从暮秋到初春，大范围的气压分布，是西北高于东南。寒冷而干燥的冬季风，一直推向东南沿海，甚至可以达到澳大利亚的北部。这是“天倾西北”的气候方面的原因（“天倾西北”的天文学方面的原因，则是由于地球以一定倾角自转所造成的“日月星辰移焉”的视运动）。而从暮春到初秋，来自热带太平洋的暖湿气流，不仅给人们带来“水潦尘埃归焉”的信息，也给人们带来播种乃至收获的喜悦。人们歌颂这来自东南的暖湿气流，称其为“凯风”（意即和暖之风，见《诗·邶风·凯风》）；因东南向阳，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人们又称在农田的耕作为“南东其亩”（《小雅·信南山》）或“南亩”（见《豳风·七月》及《小雅·大田》）。据说舜曾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见《史记》卷24《乐书》），其辞曰：“南风其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据《集解》引《尸子·绰子》）

（二）

对中国自然地理大势进一步的系统的结构性描画，则应是为人们所熟知的后天八卦了。

后天卦的实际应用，目前已知的最早例证是汉代的“式”，这些多为铜制或漆木所制的占验时日的工具，在全国各地乃至朝鲜（汉乐浪郡故地）都已有发现[6]。

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

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

裴骃《集解》对“八位”的解释是：“八位，八卦位也。”

可见八位（八个方位）就是八卦位，具体地说，是后天八卦的方位。后天卦将方位与季节、气候紧密联系在一起，实质上是华夏先民对于“天下”，也即中国自然地理大环境的极为抽象的然而又是高度准确的概括。

后天八卦的次序，按《周易·说卦》的记叙为：

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

且有进一步的明确解释：

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齐乎巽，巽，东南也，齐也者，言万物之洁齐也。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盖取诸此也。坤也者，地也，万物皆致养焉，故曰致役乎坤。兑，正秋也，万物之所说也，故曰说言乎兑。战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阴阳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劳卦也，万物之所归也，故曰，劳乎坎。艮，东北之卦也，万物之所成终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后天八卦的具体方位见图1（据江永《河洛精蕴》原图改绘，将原图的上南下北改为现代人们所习惯的上北下南）。人们对后天八卦也许早已司空见惯。但图1所引江永的这一幅《后天卦以天地水火为体用图》稍有些特别，即分别将乾—巽、坤—艮、坎—兑、离—震各卦两两相联，从而形成具有鲜明内在结构的有机整体。

此图的《图说》引《启蒙附论》曰：

易卦虽有八，而实惟四。何则？风即天气之吹嘘，而下交于地者也；山即地形之隆起，而上交于天者也；雷即火之郁于地中，而搏击奋发者也；泽即水之聚于地上，而布散滋润者也。……雷者，火之方发，故动于春，及火播其气，则旺于夏矣；泽者，水之未收，故散于秋，及水归其根，则旺于冬矣。水火为天地之用，故居四正，以司时令也。乾、巽相对，而为天纲；坤、艮相对，而为地纪。天地为水火之体，故居四维以运枢轴也[7]。

图1后天八卦方位图

有意思的是：今人胡焕庸教授所提出的著名的人口分布界线“瑷珲（今黑河）—腾冲线”（也即“胡焕庸线”），其走向与后天八卦的“地纪”也即坤—艮连线竟然是完全一致的[8]。这当然不会仅仅是巧合。而从根本上说，是“天倾西北”的自然地理大势，决定了“人满东南”的中国人口分布态势。

（三）

人们对后天卦之与中国自然地理环境有关，看来并没有什么不同意见。问题是后天卦所对应的地理范围到底有多大？现在有一种见解认为：后天卦所对应的只是黄河中下游地区。题为《中华周易》的电视系列片解说词中较为系统地表述了这一见解：

如果我们把它（按：指后天八卦方位图）和我们祖先生存的环境——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地图对应起来，就会看出门道来。

人们赖以生存的水源黄河来自北面，严寒和阴冷的空气也来自北面，所以坎卦就放在了北面，而代表炎热之火的离卦自然是放在了南面；第一声春雷的确是从东方传来的，这就是震卦，而带来万物生机的风最早刮自东南方，这是巽卦的方位；乾和坤分别代表了太阳的归宿和新月的萌发之处，而山（艮）和泽（兑）几乎就是此处地形的注解。[9]

这一说法有不少牵强之处。首先，对震、艮、兑三卦的解释过于含糊，并没有说出所以然。而对巽、离、乾、坤四卦的解释又似乎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并非黄河中下游所特有。唯一能“坐实”的仅是“北方”之水——黄河。虽然当代某些易学家竭力鼓吹“北方”之水为黄河，但愚以为黄河流域本身恰恰属于“中”也即中原的概念之所在，它所流经的最北界是在今内蒙古的河套地区，以华夏先民的活动范围而论，河套地区还远不够“北”的资格。

正如前文所说，种种迹象表明：早在先秦时代，华夏先民们对“天下”大势的认识即已达到或超过了清代全盛时期的中国疆域范围。后天卦在春秋战国时期形成并定型，表明人们至迟在战国时期已最终完成了这一认识过程。

下面就结合《说卦》中对八卦的卦名、含义及其所指代的动物（实际是各个地域最具代表性的动物）的叙述，按其八个方位逐一进行考察（参见表1），至于《说卦》中对有关各卦所具功能的表述，因已超出自然地理的范围，就不在这里论列了：

表1《说卦》后天八卦方位

卦名

方位

含义

功能

指代动物

乾

西北

天、圜

健

马（龙）

坎

北

水

陷

豕（狐）

艮

东北

山

止

狗（鼠、虎、狐）

震

东

雷

动

龙（鹄）

巽

东南

木、风

入

鸡（鹳）

离

南

火、日

丽

雉（鳖、蟹、蠃、蚌、龟、牝牛）

坤

西南

地

顺

牛（子母牛）

兑

西

泽

说

羊

西北为乾位，乾之义为天：

西北为天之所倚，亦为昆仑之所在。在华夏民族的心目中，作为“天之中柱”的昆仑山是在中国的西北。前引共工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说的也是这一带地方。古籍中或是把这里描绘成神奇的乐土，或是说成帝王西巡的圣地。古时中亚各族中流行的阿尔泰信仰与此说有异曲同工之妙。古印度和古希腊也有类似的传说。但古印度人的极乐世界是指向其北方，希腊人想像中的乐园则是指向了东方。而这“三个箭头所指，恰是同一地域，即阿尔泰和昆仑山两端之间的地区。”[10]这一地域，古称西域，即今新疆，是著名的“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处，是古代民族迁徙与东西方文明交往的门户、通道。

昆仑－阿尔泰之间，即今新疆地区，之成为民族迁徙和东西方文明交往的门户、通道，至少可向前追溯到距今4,000多年前。有迹象表明：木制车轮和铁器的使用，都是经这一地区而传入中原的[11][12]。这里还要特别加以补充的是，屈原的著名诗篇《天问》中曾明确提及“悬圃”与“增城”：

昆仑悬圃，其尻安在？增城九重，其高几里？

乾于动物为马。西域产马之精良早为中原人民所熟知。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

初，天子（按指汉武帝）发《易》书云“神马当从西北来”。得乌孙马好，名曰“天马”。及得大宛汗血马，益壮，更名乌孙马曰“西极”，名大宛马曰“天马”云。

而阿尔泰山东南直到20世纪仍是世界上唯一残存的野马的最后蕃息地[13]。以长安为首都的中原王朝，都是非常重视经由西北方向的对外交往的，而在其国力强盛时也都十分注意对西域的控制。

北方为坎位，坎之义为水：

古人对北极地区早就有所认识。《山海经·海外北经》说：

钟山之神，名曰烛阴，视为昼，暝为夜，吹为冬，呼为夏，……息为风，身长千里。

《庄子·逍遥游》则说：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

所谓钟山之神烛阴（《山海经·大荒北经》中又作烛龙）“视为昼，暝为夜，吹为冬，呼为夏”以及北冥之鲲鹏“去以六月息者也”，实际上都是讲极地夏季永昼，冬季永夜及其相隔半年交替出现的特有周期节律。烛阴的“身长千里”，似亦可理解为在夏季永昼状态下太阳老是在地平线以上打转，永远不会升到天顶而造成的地面物体“影长千里”的现象。

坎于动物为豕，也可为狐。

东北为艮位，艮之义为山：

中国大地虽多为山区，但这里的“山”却是特指东北之山，也就是大、小兴安岭及外兴安岭。居住在这一带的肃慎人（满人的祖先）早在西周时就已和中原地区有了密切的往来。《左传》曾明确记载，肃慎与燕、亳同为周王朝的“北土”（《左传·昭公九年》）。汉时属于东胡系统的鲜卑人更是活跃于大鲜卑山（今大兴安岭北段）及其周围地区。

艮于动物为狗，也可为鼠、虎、狐。从汉、唐迄清，历代王朝同样重视对坎、艮两个方位，亦即对蒙古高原和东北地区的控制，并最终导致了中国首都向北京的迁移。

东方为震位，震之义一般解释为雷。

但“震”者，“动”也。究其本意乃是指地震。有地震工作者指出：《周易》中的《震》卦，象征大地震事件，其卦爻辞则具体讲述了地震灾害的特点及所应采取的措施。如其卦辞“震，亨。震来虩虩，笑言哑哑，震惊百里，不丧匕鬯”及其爻辞，如“震来，厉；亿丧贝，跻于九陵，勿逐，七日得”，“震遂泥”，等等，都只有结合大地震事件才能圆满地加以解释。又《丰》卦（离下震上）的爻辞中，数处提及“日中见斗”、“日中见沬”等，显系指太阳黑子，则应是太阳发生“日震”的表现了[14]。

震于动物为龙，但它并不是现实中的动物，而是指东方青龙七宿。震之具体地理位置，则是今日本一带，正处于近代地壳构造运动强烈的环太平洋地震带上。当地的倭人在汉代与中原王朝已有相当密切的往来。据《汉书·地理志下·燕地》条：

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馀国，以岁时来献见云。

东南为巽位，巽之义为风：

中国的季风，最主要的是源于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东南季风和南季风，可深入到河套一带。东南方向又是台风（热带低气压）的主要发源地，其具体方位在菲律宾以东、台湾乃至整个中国大陆东南的加罗林群岛和马绍尔群岛一带的太平洋洋面上。台风全年均可发生，以5－10月为多，7－8月尤常见[15][16][17]。

巽于动物为鸡。

南方为离位，离之义为火：

中国大陆之南，就是热带了。秦代设象郡，辖区范围已达今越南北部。我们注意到，汉代是进一步沿着南海西岸的狭长地带一直向南而不是向西部的纵深拓展，并在今越南中南部设立日南郡。该郡之所以得名“日南”，据《汉书·地理志下·日南郡》条颜师古注：“言其在日之南，所谓开北户以向日者。”而这“日南”之地又恰在长安正南的延长线上。以长安为首都的中原王朝之所以只在沿海的狭长地带设立日南郡，也许正是基于地理方位上的考虑吧！

离于动物为雉。

西南为坤位，坤之义为地：

西南是汉藏语系各少数民族的聚居地区。仅现代的云南省即包括了藏缅语族、苗瑶语族和壮侗语族的壮傣语支，计三个系统的二十多个兄弟民族。

坤于动物为牛。现代中国仅西南地区的云南仍有野牛（白肢野牛）和野水牛分布。《彖传》说“坤厚载物”（地体深厚而能普载万物），又说坤德“柔顺利贞”（柔和温顺利于守持正固）。有意思的是，西南各少数民族，很多都是原居住于中原地区的，而现在仅存于西南部分地区的一些稀有动物，早先也曾分布于中原一带或南方其他地区，结果都是以西南之地为其最后的归宿了。

西方为兑位，兑之义为泽：

泽即大湖，但决不是指云梦泽（其地在长安东南）。西方的大泽，应是指青藏高原的众多湖泊。正如中国地理工作者所指出的：青藏高原是中国湖泊分布集中的地区之一，湖泊面积达30,974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湖泊总面积的38.4%。仅西藏就有大小湖泊约1,500余个，主要分布在喜马拉雅山以北的藏南高原及冈底斯山、念青唐古拉山以北与昆仑山脉之间的藏北羌塘高原面上。青藏高原也是中国沼泽集中分布的三大地区之一（另两个是东北沼泽区和沿海沼泽区）[17]。

全新世（距今1.1万年至现在，为人类的历史时期）以来，青藏高原始终处于缓慢而不断的抬升之中，高原地区的气候则趋于干燥，不少湖泊湖面日益缩小、水位日趋下降、含盐量逐渐增大。以青海湖为例，据有关研究者介绍：

目前的青海湖与一万多年前相比，湖水在东西方向上至少退缩20km以上，水位下降100m以上，整个湖水面积减少三分之一。[18]

可以想见，数千年前青藏高原的湖泊总面积肯定要比现在大出很多，连成一体的大湖泊又是何等壮观！

兑于动物为羊。青藏地区迄今仍有多种野羊。西方有大泽的信息，应是当时西方的牧羊民族──羌人带到中原地区的。

（四）

这里不妨再引用一条不算很旧的但同样与汉代地理有关的“旧闻”。据1993年12月13日新华社提供《光明日报》的专稿《陕西又一重大考古发现：一条以汉长安城为中心的南北超长基线》[19]报道（本文在引用时已加以节略，另参见：秦建明、张在明、杨政《陕西发现以汉长安城为中心的西汉南北向超长建筑基线》[20]）：

陕西发现一条以汉长安城为中心长达600公里的南北超长基线。其惊人之处，不仅在其长度，更重要的是其直度，以及与天文学上真子午线的平行度，均达到了极高的精确度。经测算，这条基线与真子午线的夹角误差仅±11°，表明当时已掌握测量长距离高精度基线的技术手段，而这一技术水平，绝非罗盘所能达到。更使人意想不到的是：两千多年以后，在完全不了解古代这一基线存在的情况下，我国国家大地原点经过复杂计算与多次对比优选后，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恰恰选择在这条西汉基线北部的紧东侧，东西相差仅2′左右，几乎重合。这种奇妙的古今吻合，可谓中国科技史上的佳话。其间的某种深层联系，有待专家深入研究。

按照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划分，秦汉正是中国传统科学技术体系的形成时期。秦汉时高超的技术水平，当然决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既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也在相当程度上折射出作为指导思想的科学理论所应有的高度。在极具结构性辩证思维的《周易》的理论指导之下，我们的前人在先秦时代即开始孕育，并在秦汉时便得出前述以长安为中心的对“天下”大势的高度抽象概括的科学认识，应该说，完全是情理中的事。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长安是两汉乃至隋唐的首都，是当时的统一王朝也即“天下”体系（坐标系）的原点。后来到了元明清时，北京成了新的原点（首都），这一变动当然是多种因素所造成的，但不可避免地会引起人们对整个坐标体系的认识上的相应变化。其结果，对于中央王朝来说，虽然丢了南方（越南）和东方（朝鲜）的部分“故土”，但自西南经西北直到东北的大块土地到清代盛年已尽入版图，真正实现了“大一统”。这也正是谭其骧等历史地理学者坚持以清代全盛时的疆域为依据绘制中国历史地图的根本原因所在。而越南、朝鲜以至日本，依然属于所谓“中国朝贡体系”或“东亚文化圈”的范围。

然而这种以长安为中心的天下观毕竟还是局限了人们的视野。中国人后来在地理发现方面未能再有太大的作为，这种“天下观”的束缚，可能也是原因之一吧！

参考文献：

[1]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1册）[M].地图出版社,1982.卷首：总编例.

[2]黄秉维、陈尔寿.中国地理[A].黄秉维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地理卷[Ｃ].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3-4.

[3]闻一多.天问疏证[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33-34.

[4]李政道著，朱允伦、柳怀祖编.对称与不对称[M].清华大学出版社、暨南大学出版社，2000.2-4.

[5]韩仲民.帛易说略[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93-99.

[6]李零.中国方术考[M].人民中国出版社，1993.82-166(第2章).

[7][清]江慎修.河洛精蕴[Ｍ].学苑出版社，1989.71-72.

[8]姜涛.人口与历史：中国传统人口结构研究[Ｍ].人民出版社，1998.91-142（第3章）.

[9]珊泉、陈建军.中华周易[Ｍ].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6.

[10]忻剑飞.世界的中国观[Ｍ].学林出版社，1991.23-24.

[11]金梅.新疆干尸之谜[J].科学画报,1994,(7).

[12]孙达人.中国农民变迁论[M].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65-66.

[13]谭邦杰.中国的珍禽异兽[Ｍ].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135-138.

[14]徐道一.周易科学观[Ｍ].地震出版社，1992.39-44.

[15]徐淑英.中国的季风气候[A].黄秉维等.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地理卷[C].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648-649.

[16]束家鑫.中国的台风[A].黄秉维等.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地理卷[C].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671-672.

[17]任美锷主编.中国自然地理纲要[Ｍ].商务印书馆,1985.33-34,86,87.

[18]孙鸿烈主编.世界屋脊之谜——青藏高原形成演化环境变迁与生态系统的研究[M].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80-81.

[19]王兆麟.陕西又一重大考古发现：一条以汉长安城为中心的南北超长基线[N].光明日报,1993.12.13(2).

[20]秦建明、张在明、杨政.陕西发现以汉长安城为中心的西汉南北向超长建筑基线[J].文物,1995,(3).

作者附记：本文原为拙著《人口与历史：中国传统人口结构研究》（人民出版社1998年7月版）第3章第1节中论述中国自然地理结构部分的内容，为适应单篇发表的需要，又根据若干新资料作了较多的修改与补充。

2002年9月改定稿

——1999年9月本篇初稿曾以《后天卦与中国自然地理大势》为题提交第二届中国边疆历史地理学术研讨会，收入《中国边疆史地论集续编》，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3年5月版

图2汉代疆域与后天八卦

所谓近代，本来也是个相对的概念，是指距身所处不远的时代。公羊学讲三世，所见、所闻、所传闻，其实就是在讲近代史。孔子编《春秋》，司马迁著《史记》，班固修《前汉书》，其基本的或主要的内容，也正是他们那个时代的近代史。

对于这些耳闻目睹也即“所见”“所闻”最多也只是“所传闻”之事，人们习惯于用“近百年史”、“近世史”、“近代史”之类冠名，更多地与鸦片战争以来直到当时为止的一系列激烈变革联系起来。

历史，尤其是近代史，往往只是胜利者意志的体现。我们这个时代的所谓近代，从世界的范围说，是资本主义形成和发展的时代，是其战胜封建主义和其他一切对手的时代。因此，一部世界近代史，只能是一部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史。中国没有自己的独立的资本主义发展史，而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逐步进入了屈辱的半殖民地时代。中国自此发生了极其重大的变化，也即晚清时代人们所说的“亘古以来未有之巨变”。由此可见，中国近代史以鸦片战争为起点，虽然“腰斩”了清代史，但却是世界历史的进程本身所造成的，是客观的历史现实的反映。

但中国半殖民地时代的历史究竟应该怎么写？于1949年结束了百年动乱后的中国人不可避免地有了自己的新的感受，新的回答。我在《五十年来的晚清政治史研究》一文中是这样说的：

由此可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所确立的中国近代史，尽管是要讲述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成为半殖民地的历史，但重点却放在“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也就是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这就决定了在这一认识下所形成的中国近代史体系，只能是以政治史为主，而所谓的政治史又只能是以人民革命斗争史为主。

在这种体系下的中国近代史论著，虽然几乎都是就晚清而言，却主要不是讲清王朝及其政治活动家们的历史。笔者曾据有关资料，专门作过1949-1979年间对中国近代人物研究的统计：

在1949年到1979年的30年间，在国内各主要报刊（含高等院校学报）发表的有关晚清人物（有些已跨到民国时期）的论文、资料中，篇目最多的是关于孙中山的，计453篇，其中文革前发表的就有422篇，且以1956年最为集中，也即其诞辰90周年的前后。其次是有关李秀成的，计306篇，主要集中于1964和1965年，也就是戚本禹借《李秀成自述》发难，攻击其为“叛徒”以后。位居第三的是章太炎，计137篇，各时期都有，而主要集中于1974-1975年间，也就是“评法批儒”高潮时期，这是因为他在此期间被“四人帮”封为“法家”的缘故。其他篇目在20篇以上的晚清人物依次如下（按篇目多少为序，括号中为论文或资料的篇目数）：洪秀全（93）、秋瑾（70）、龚自珍（62）、林则徐（58）、石达开（56）、梁启超（52）、严复（50）、康有为（45）、魏源（41）、谭嗣同（40）、詹天佑（38）、杨秀清（36）、陈玉成（29）、曾国藩（22）、袁世凯（22）、张謇（22）、李鸿章（20）、洪仁玕（20）。

（五）

随着晚清史自身研究的逐渐深入，政治史已不再是研究的唯一对象，人民革命斗争史更只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分。当人们的视野转向晚清社会的更加丰富的各个层面时，它与清代前中期种种内在联系的显露就是必然的了。

由此可见，在昭梿所生活的时代，所谓赐朝马确实是恩赐在紫禁城骑马，是乾隆年间朝廷赐予阁臣的特殊待遇；而乘坐肩舆（即四人轿），更只是嘉庆时对年过七十以上大臣的一种特许。而从林则徐的日记中我们还可发现，这种从真的在紫禁城骑马到改为乘肩舆的演变，就发生在这位亲手引发中国近代史开端重大事件的著名人物的身上。

身负赴广东海口禁烟重任的林则徐作为“外僚”而得以在紫禁城骑马，正如他自己所说是一种“异数”；而他作为科举出身的汉员因不惯骑马而改为乘肩舆，却也是情有可原。然而身为皇室且总揽外朝内廷大权的恭亲王奕居然也堂而皇之地乘坐肩舆却又博得“紫禁城骑马”的虚名，就不能不让人感受到大清王朝从尚武的强盛转而为重文的柔弱了。

（六）

但是即便如此，晚清史依然有其区别于清前中期史的强烈“个性”特点。

一是晚清所特有的无法抹杀的“末世”印记。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晚清的几个皇帝，甚至连自己的继承人都成了问题，这与康熙帝的那些众多皇子为争权夺利而闹得不可开交适成鲜明的对比。当然这多少还有些看上去很偶然的因素。比如说，咸丰帝因死得早，只有一个儿子；同治帝则去世更早，还没有来得及生育子嗣；而慈禧太后又执意从与自己关系密切的醇王府挑选皇储；等等。如果说，仅据皇室的继承人来看问题多少有些牵强的话，民生吏治的普遍恶化应该能够说明问题。曾目睹太平天国“乱世”的文人汪士铎在其所著《乙丙日记》中描画的是这样的一幅情景：

汪士铎将“世乱”与“人多”完全挂起钩来未免过于偏激，但《乙丙日记》通篇所充斥的那种“末世”情结，无论如何不能不给它的读者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吏治腐败是历代历朝的共有现象，并不是王朝末世的“专利”。但在太平天国起事之初曾任广西巡抚的周天爵所说过的一番话却使我们认识到：即使同为贪官污吏，至迟在道光年间与前朝相比还是有了重大的甚至可以说是“质变”的差异。据记载，周天爵在迁任陕西布政使时，曾蒙道光帝召见。当道光帝问及“今之督抚贪廉何如乾隆朝”时，周天爵“免冠摇首”，连说“不如不如”。他指出：

三是晚清时期重大事件出现的频度及烈度空前。晚清史依然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鸦片战争依然是一个伟大新时代的开端。晚清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所出现的一系列带根本性的重大变革，都是与这个伟大时代分不开的，而其出现的频度和烈度更是此前的时代所无法比拟的。正如中华书局版《中国近代史》的编者们在《第三版前言》中所说的那样，晚清以来的中国近代，“是中国有史以来社会变化最深刻、社会动荡最激烈的历史时期”：

自晚清以来，中国与世界又有了许多重大的变化，但变化之中又有不变。一个发人深省的事实是：一百年前的1900年，当中国发生了排外的义和团事件时，当时世界最为强大的八个国家曾派出了代表所谓文明世界的联合讨伐队；一百年后的2001年，又恰好有八个代表当今世界最为先进的生产力的国家在意大利的热那亚举行所谓“八国峰会”，而这八个国家，除了当年的奥匈帝国被替换为加拿大而外，其余七国竟然都是当年八国联军的成员！这一事实说明：晚清以来曾是世界最为先进地区的西欧、北美以及日本、俄国之拥有当今世界最为先进的科学技术，而中国之属于发展中的第三世界的基本态势，迄今还没有实质上的改变。我们对此必须要有足够的清醒的认识。

“两个基本问题”说——这就是我们在重新审视晚清以来的中国近代史所得出的最新的认识。

（七）

大型清史的修撰是晚清史与清代前中期史进一步整合的新动力。一个以崭新面貌出现的统一的清代史无论对于修撰者还是读者来说，都是极有诱惑力的。然而这又是一个学术难度很大的课题，不可避免地要经过反复磨合的长期实践。这里我们仅从篇章结构的角度进行简略的回顾与分析。

首先是赵尔巽所主持修撰的《清史稿》，这是以旧史体例进行整合的例子。《清史稿》自1914年设立清史馆，前后有一百多人参加修撰，历时14年而于1927年匆匆出书，因其错谬百出，曾受到时人多方的责难。其实，从体例上说，它和以前的正史还是相同的，且保持了自身前后的一致。而在内容上，属于清代前中期史的部分大体上说，错误还是相对较少的。它的最大的不足，并不在于内容上的错误，而在于旧史体例本身的局限，不足以准确地包容及反映晚清以来所发生的一系列巨大变化。与其虚耗时日而无法予以解决，还不如以《史稿》的形式尽快出手以待来者。这其实正是赵尔巽的聪明之处。

相比而言，由蔡美彪主编而一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通史》，其晚清史的比重要大得多。这部在范文澜原著基础上向后延伸的《中国通史》，已出版五编共十册，其第五编《明清封建制时期》，为第八、九、十册，写到清代的嘉庆朝为止。其中属于清代的部分不到2册，约占第五编的60%。而现正着手的第六编“清王朝的衰落和覆灭”，系从道光帝即位开篇，写到宣统帝退位。据蔡先生自己对我说，目前打算写两册，并尽量控制不超过三册。由此可见晚清史在整部《中国通史》中所占份量之重。

由于大型清史的修撰还是个有待开展的事业，现在就说三道四似嫌为时过早。但我们欣喜地看到：人民大学清史所在这方面已经作了很好的工作，作为一个人数不多的研究单位，清史所竟然拥有中国古代史和近现代史两个方向的研究力量，因此无论是在体制上和在实际的操作中，都在相当程度上避免了清代前中期史与晚清史研究的脱节。我们很希望清史所在统一的清代史的整合中，与国内的（属于古代史范畴的）清史学界以及近代史学界进一步加强合作，从而摸索出一条全新的道路。

——发表于《清史研究》2002年第2期[NextPage]

【内容提要】《李秀成自述》，也即李秀成在天京城破被俘后所亲笔写下的供述，是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对亲身所从事的太平天国大业的回忆与思考，是研究太平天国史极为难得的第一手资料。本文参据近年来发现的一些新史料，在对《李秀成自述》原稿重新进行认真梳理的基础上，就《自述》中所涉及的太平天国开国史、扫北军败亡、太平天国城市政策等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于李秀成对洪秀全的批评及其与曾国藩兄弟的关系等问题也进行了简要的分析。本文对《李秀成自述》原稿本身是否被部分销毁、是否有错简（即错页）等问题也作了进一步的探讨，认为：从曾约农所发表的李秀成供词影印件来看，现在所见的原稿本应已是全璧。曾国藩没有必要将其部分销毁。它之所以给人以“不完整”的印象，只是装订时的错页所致。夹在《自述》原稿本中的“天朝十误”，就是李秀成在赴刑场时所留下的所谓十句“绝命词”。

关键词：李秀成供述太平天国史研究

不可否认，在过去的太平天国史研究中存在着过“左”的倾向，在对待《李秀成自述》的问题上表现得尤为明显。1964-1965年间对“叛徒”李秀成的挞伐，实际上是作为文化大革命的先声而出现的，其间则伴随着神化太平天国领袖人物等种种极不正常的现象；而“文革”的重要使命之一，是大抓包括瞿秋白在内的所谓共产党的“叛徒”。瞿秋白的《多余的话》，是一位曾经担任过党的领袖的革命知识分子在苏维埃运动遭到挫折与暂时的失败以后的冷静的理性思索；而李秀成的《自述》，则是一位贫苦农民出身且文化不高的军事统帅在太平天国失败后于匆猝间留下的亲笔直叙。两者的比较研究应是很有意义的，但那须有专文另作探讨，并不是本文的目的。

同样不可否认的是，李秀成的《自述》中确有一些自污的话语，也有若干对曾国藩、曾国荃兄弟的吹捧之句，但那都是有所为或有所求而发，字里行间所更多流露的，是对他亲身所从事的太平天国大业的回忆与思考。这是研究太平天国史以及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的极为难得的第一手资料。要想真正深入了解太平天国的历史，就应该认真读一读李秀成的《自述》。

《李秀成自述》在今天依然有认真重读的必要。重读之所以必要，就在于我们现在已能摆脱若干非科学因素的干扰，真正平心静气地、细致深入地将其作为对象去研究；而近年来陆续发现的若干新的史料，尤其是王庆成在英国所发现的《天父天兄圣旨》，可以让我们从不同的视角重新审视《李秀成自述》，发掘和开拓新的认识层面，从而将太平天国史的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

道光卅年十月，金田、花洲、六〈陆〉川、博白、白沙不约同日起义，此之天机变化多端，实不详周，是以拜上帝之人格而深信了。起义之时，天王在花洲山人村胡以晃家内密藏，并无一人得悉。那时东王、北王、翼王、天官丞相具〈俱〉在金田。

又说：

因此我认为：对金田起义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应该尊重太平天国自身文献所记载的史实，具体地说，必须根据李秀成的记叙加以订正，而不能再以讹传讹，甚至说什么洪秀全发动和领导了金田起义之类的话语了。

《李秀成自述》中，更多地是对战争乃至具体战役的记叙。即在《自述》最后的总结性文字——“天朝十误”中，军事方面的教训依然占据了主要的成份。作为一生戎马倥偬的军事统帅，李秀成这样做，当然有其自身“角色”方面的原因。但更重要的，还是因为严峻的现实本来就是如此。太平天国自其诞生的第一天起，可以说从未摆脱过清朝方面的进剿与围攻。以往研究者们所叙述的太平天国史，往往过多地渲染了太平军克武昌、下金陵的辉煌胜利，而没有强调或让读者重视清军统帅向荣几乎就在太平军攻克南京的同时即已建立起江南大营的基本事实；在人们的印象中，似乎太平天国在1856年天京事变爆发前夕已达到了所向无敌的军事鼎盛阶段，但其实当时只是一鼓作气击破了长期威胁天京的江南大营，而在湖北、江西，甚至就在江苏、安徽的若干前线地区，太平军与清军依然处于相持的胶着状态。

论者今天当然可以说，是太平天国领导者决策的失误（也包括扫北军统帅自己的失误），最终导致了这支英勇善战的部队走上了不归之路。然而我总觉得太平天国人士当时的普遍乐观以及后来李秀成自述中的痛心疾首后面似乎还有些什么被我们所忽略了，这应该就是隐藏在所谓“必然”之后的若干偶然性因素。扫北军从势如破竹的胜利走向被动挨打的失败，应有其客观存在的转折点。找到了这个转折点，也就可以分析出扫北军败亡的真正原因。

《李秀成自述》中，有关太平天国社会经济政策方面的论述并不多见。而从其寥寥数语的评介中，可以看出李秀成对太平天国于1853年占领南京之初的城市政策是衷心拥护，甚至可以说是极为赞赏的：

被当时的一些城市知识分子所极力痛诋的太平天国城市政策，在贫苦农民出身的将领李秀成看来却是完全值得称道的事。这一极为鲜明的反差究竟说明了什么？胡绳先生曾经作过这样的分析：

《李秀成自述》中有一些吹捧曾氏兄弟甚至为大清王朝着想的字句。在1960年代的那场批判中，李秀成因此而被打成了叛徒，甚至连累到苏州忠王府亦因此被撤消了国家文物保护单位。即使在80年代以后改革开放的年间，仍不乏论者对其晚节不终的指责与批判。罗尔纲是深为同情李秀成的，他为此提出了著名的“苦肉缓兵计”之说。

众匪发何防〈何妨〉。为今虑者，洋鬼定变动之为。

李秀成最终还是被曾国藩杀害了，但他毕竟留下了这篇足以警醒世人的自述，也为我们今天研究太平天国那场惊天动地的事业提供了极为难得的第一手资料。我们应该感谢曾国藩为我们留下这么宝贵的一份文献，尽管他的初衷本不在此。

说到这里，有必要辨析一下李秀成自述原稿本身的一些问题，即其是否被部分撕毁、是否有错简（即错页），等等。

其实这一问题并不难解决。从《李秀成自述》原稿影印本来看，每页正反各有16栏，每栏文字虽多少不等（多的19或20字，少的仅13字），但平均不超过16字。若照16字框算，到第50页末李秀成自己说已写三万七八千字的地方，应是25600字（实际是24600余字），到全文结束的第74页，应是37800余字（实际是33300余字）。但倘若按李秀成自己所说的字数，50页末是37000-38000字，到全文结束的第74页，恰为55500余字，正合“五万余字”之谱。

现存原稿本之所以给人以不完整的印象，主要是因为装订时的错页，也就是一些学者指出的所谓“错简”。

第一处“错简”较明显，即现第54页应为第57页。有曾国藩在现57页（应顺序上移为第56页）末栏所作的改动，即将李秀成在下一页（即现第54页）开头所说的“此是十三年十一月矣”一句改添在此页的最后。这说明在曾国藩批阅时，页码尚未错乱。

罗注增补本承认了这一处的“错简”，并作了相应的调整。遗憾的是，罗老拒不承认有第二处“错简”，因此有必要就此再说上几句。

第二处“错简”，即现影印本之第72页，从“昨夜承老中堂调至驾前讯问”直到“天朝十误”。实际应是自成体系的单独一页。而现第73页才应是紧承第71页之后的。从内容上看，第70页与71页讲的都是所谓“收齐章程”。第71页提出收齐章程十条后，李秀成向曾国藩建议，

不可以杀为威，杀之不尽，仁义而服世间。

紧接着又说：

罪将本无才智，被获罪孤〈辜〉，何［知］此事，实老中堂深恩量大，出我一片思及愚诚。

而现第73页的开头是

天朝之根已去，能收复〈服〉此等之人众齐来，免大清心腹之患再生，中堂及中承〈丞〉大人名成利就，早日完功收复〈服〉

云云。从内容上看与第71页说的是同一话题，从语气上与第71页的最后几句也完全是接气的。而现第73页下半页与现第74页，所说的则又是一个新的话题：“防鬼反为先”。第74页已写满，但话却未说完：

我亦不知我前世之来历，天下多少英雄才子，何不为此事而独我为，实我不知知也，如知……

在这一天，李秀成给我们留下的是如下的这些文字：

昨夜承老中堂调至驾前讯问，承恩惠示，真报无由。罪将一身屈错，未逢明良。今见老中堂恩广，罪将定要先行靖一方酬报。昨夜深惠厚情，死而足愿，欢乐归阴。

以下空一行开始：

计开天朝之失误有十……

这以下的内容，是从一到十逐条整齐排列的一段文字，也即为治太平天国史的人们所熟知的“天朝十误”（由于第六误重出，实际上是“十一误”）。

赵烈文在七月初六日当天的日记中曾提到，李秀成在傍晚临刑之前曾

“天朝十误”尽管貌看也有寥寥数语的“小序”和随后整齐排列的十来句“正文”，但在字句上却并不押韵，所以才被赵烈文认定是“无韵而俚鄙可笑”。而作为李秀成对太平天国事业的最后总结，“天朝十误”在内容和风格上和在此之前所写的“供词”却又是完全一致的（甚至写作所用稿纸亦同为印有“吉字中营”字样的帐簿），因而最终它还是和其他“供词”被收到了一起，——只不过是在装订时被摆错了地方。

由此也可见，只要认真过细地分析并排除“错简”的因素，现在所见的李秀成自述原稿本实际上已是全璧。

2002年2月改定

——发表于《近代史研究》2002年

第5期，据原稿校订

——评《日本国窃土源流·钓鱼列屿主权辨》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鞠德源研究员耗费20多年心血的著作《日本国窃土源流·钓鱼列屿主权辨》终于和我们见面了。这部110余万字的著作分上中下三篇：上篇为《日本国窃土源流》，中篇为《钓鱼列屿主权辨》，下篇为《铁案如山证据说》（也即证据资料篇）。三篇相辅相成，而以中篇为主干，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

这部书无论是从搜集资料到研究乃至最终出版，都有相当大的难度，从中也可以看出作者所具有的非凡勇气。据鞠德源先生自己说：他著此书，完全是出于个人的学术志趣、学术义愤和学者责任。我以为，这三者是紧密相连，缺一不可的——学术志趣固然是作者个人的研究兴趣之所在，但从根本上说，体现的是作者的研究能力尤其是学术上的洞察力；学术义愤则是作者研究与写作的基本动力，从而表明此书完全是中国知识分子忧患意识驱动下的发愤之作；而学者的责任，则是上述两者的结合与升华，并以严谨的研究成果为其集中的表现形式。

过细而深入的研究是全书贯穿始终的一大基本特点，而其根本目的，则是批判揭露日本侵略者的强盗逻辑，声讨其骗术，尤其是揭露打着学术旗号的日本军国主义“别动队”——这些人惯于颠倒历史，混淆黑白；惯于制造地理学上的混乱，随意篡改地名；自己拿不出任何证据，却硬要曲解或否定中国历代相承的记载。对于这种无耻行径，作者乃以“窃土”二字加以概括。我以为，这一表达是非常形象生动的，确实是抓住了要害。窃者，偷盗也；本身是见不得人的勾当，却又要装出一副正人君子的嘴脸。任何论著，都有其所谓“题眼”或“题珠”，也即中心论点。本书的题眼，就做在这一“窃”字上了。

围绕揭露批评日本“窃土”尤其是窃取钓鱼列屿的这一中心论点，本书做了以下三个方面值得称道的工作。

首先，搜集了有关日本“窃土”的大量证据。不仅有中国方面的、更有来自日本方面的，真正做到了“知己知彼”。正如作者自己在本书序言中所说的那样：仅仅从中国国土主权领有者一方论证台湾附属岛屿东北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还是不够的，这只是证明了法定领有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于这样确凿有据的考证，以及提供的大量系统的领有证据，并不能使日本当局俯首称“是”，心甘情愿地“放弃”他们的前人早已经“放弃”过的“祖遗窃土”。还必须从根本上考察另一个重要方面，即考察日本帝国主义从崛起时候起直到战败投降时候止，它怎样以中国领土为首要目标，贪得无厌地窃取和攫掠中国及周边邻国领土的。

其次，紧紧把握了日本“窃土”过程的脉络，做到了“始、衷、终皆举之”。历史学家的重要职责，就是探寻历史的真相。我们的前人强调知始、知衷、知终，深以“三不知”为诟病。本书在这方面也堪称典范，通过本书的论述，我们不仅了解了日本“窃土”的全貌，更看到了一个屈辱而又发人深省的过程：中国如何由先进到落后，日本又是如何从后进而崛起。从这一层意义上说，本书也是一部极为生动的爱国主义教材。

第三，充分发挥了地图的重要作用。我们的前人早有“左图右史”之说，外国史学界也有人把地理学比喻为历史的两只眼睛之一。本书的下篇《铁案如山证据说》，全部为作者多年辛苦搜集所得的图籍资料，计80种，126篇，其中绝大多数为历史上传存下来的各种中外舆图，如果再加上附录中的20多种图籍资料（多为日本舆图），堪称中、日历史地图的洋洋大观了。通过这些大量的直观的图籍，再加上作者所附的画龙点睛的寥寥数语说明，我们完全可以深切地体会到：究竟什么叫做“事实胜于雄辩”。而且，印制精美的图版，还可以使我们进一步了解到鞠书的文字说明中所没有阐述到的某些方面。比如，图25的《坤舆全图》，也就是法国来华耶稣会士蒋友仁（MichelBenoist，1715－1774，1744年来华）在乾隆盛年所绘的中国全图，其中就很有些值得我们玩味的东西。在此图中，现今被称作黄海的海域，图中是被称作“皇海”的；而现今被称作“日本海”的那片海域，图中更是冠以“大清海”之名！

总而言之，鞠德源先生的这部著作是近年来所见的一部优秀历史著作。建议作者和出版社充分利用这一宝贵资源，以更为简明的语言，辅以必要的图片资料，尽快出简本、普及本，以扩大其影响。

——发表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2年第1期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文明古国。它的众多人口，长久以来给境内外的观察者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公元3世纪的三国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户口损耗最为严重的时期之一，但数千万的人口规模依然给外人以泱泱人口大国的形象。当时的吴国有个名叫康泰的人曾在海外游历。他在所著的《外国传》中说：“外国称，天下有三众：中国为人众，大秦为宝众，月氏（zhī）为马众。”大秦就是西方历史上著名的罗马帝国。可见即使在人口锐减的时期，中国仍以自己的众多人口与罗马帝国的众多财宝、西域国家（今新疆一带）的众多马匹并称于世。

但中国的人口之众并非从来就是如此，而是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

在生产力低下的原始时代，人口增长相当困难。直到有史记载的夏、商、周三代，人们还十分钦慕昆虫的巨大的繁殖能力，希望自己也能像它们那样，拥有众多的子孙后代。我国现存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有一首题为《螽斯》的歌谣，就这样唱道：

螽斯羽，诜诜兮，

宜尔子孙振振兮！

螽斯羽，薨薨兮，

宜尔子孙绳绳兮！

螽斯羽，揖揖兮，

宜尔子孙蜇蜇兮！

翻译成现代白话就是：

中国人口的加速增长，始于春秋战国之际，也就是小农经济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之后；而与“人众”相适应的中国传统人口观，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形成。

所谓人口观，也叫人口思想，一般指人们对人口现象的认识或看法。自有人类社会，就会有人口观。而当社会生产力有了较大的提高，人口有了较快的增长以后，人口观也会相应地得到充分的发展。

综观中国历代的人口观，大体说来，有这么两个特点：

第一是发轫早，起点高。中国的以铁器与牛耕为标志的小农经济早在二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之际便已出现，这是中国文明在近代之前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经济基础；与此相适应的是，影响了中国二千多年而现在仍在相当程度上发挥作用的传统人口观，也早在那个时期便开始形成。这种传统的人口观，概而言之，宏观上，可大体归结为“人众”，也即人口多多益善，当然在人口出现相对过剩之时，也会出现一些不同的声音，但从没有人说人口越少越好的；微观上，则是追求男性子嗣，其最典型的说法便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也从没有说是可以不要后代，尤其是不要男性后代的。

不过，由于中国的总人口毕竟是在周期性的波动中缓慢地增长着，在量的积累达到相当的程度后，还是会出现一些明显的变化。比如两宋以后人口总数开始过亿，中国的人口发展就开始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相应地，两宋以后的人口观，也与前代有了虽不易察觉但却十分重要的变化。因此，中国历代的人口观，除了表现为若干“低水平”的重复外，也依然各自有其闪光之处。

根据中国历史人口发展的特点，本章对历代人口观的考察，大体分为四个时期进行论述，即：先秦时期，这是传统人口观的史前期与形成期；从秦汉到隋唐，传统人口观发展前期；从两宋到明清，传统人口观发展后期；以及始于太平天国战后的清末与民国时期，这已是近代人口观的形成期了。

先秦是以秦王朝（公元前221—206年）为分期标志的向前追溯的漫长历史时代，又可进一步分为夏、商、西周三代和春秋战国时期。

夏、商和西周三代，前后历时一千余年，是中国传统人口观的史前期。由于年代过于久远，我们对三代所知甚少，只能依据有限的文字、传说和考古发掘的资料进行较为简略的叙述。

夏、商和西周三代，从公元前21世纪到公元前8世纪（约前2070—前770年），前后历时一千三百年，是生产力极其低下的原始时代发展到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传统时代的过渡时期。

中国约在公元前21世纪从原始时代进入自己的文明时代，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以后又迭经商、周等王朝的更替。古代文献中，常将夏、商、周三代以前的原始时代称作“天下为公”的“大同”时代，而将三代及其以下称作“天下为家”的“小康”时代。现代的学者们对夏、商及西周的社会性质的判断存在着分歧。教科书中通常称其为“奴隶社会”，以别于夏以前的“原始社会”以及战国以降的“封建社会”；也有主张“西周封建说”的，但这一学说同样十分强调西周的封建领主制与战国以后的封建地主制之间所存在的差异。

从物质资料（首先是生活资料）再生产的角度看，三代之时与战国以降确实是有很大的不同，即还没有形成一家一户、“牛郎织女”式的一夫一妻的小农经济。史书与考古发掘都表明：当时是以集中大批劳动力的大田集体劳作占统治地位。殷墟的考古发掘中，曾在宫殿区的一个窖藏圆穴里一次发现400多把有使用痕迹的石镰集中堆放。周人的诗歌总集《诗经》的庙堂颂歌，更以“十千维耦”（两人并耕共有万人）“千耦其耘”（上千对人除杂草）的诗句歌颂集体劳作的盛大场面。农业考古的发现也提醒我们注意到三代的生产工具主要仍是木、石乃至蚌制，沿用数千年之久也没有发生重大进步。

而从人自身的再生产（即种的繁衍）的角度看，三代之时，以男性家长为中心的一夫一妻制已确立。考古发现表明：至迟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齐家文化时（相当于夏王朝初期），开始出现了可以判定为夫妻关系的成年男女合葬墓。其最常见的葬式是：男子为仰身直肢葬，女子为侧身屈肢葬，而且后者是面向前者的。这是男子开始居统治地位，女子降居于从属和被奴役地位的生动写照。三代时的婚姻又有媵妾为补充。从殷墟甲骨文的记载看，殷商王朝所实行的就已是以纳妾制为补充的一夫一妻制。周代直到春秋时诸侯仍可多次婚娶，而且多有陪媵。

三代之时的人口有多少？晋人皇甫谧的《帝王世纪》说：夏禹平洪水之时，九州之地共有“民口”13,553,923人；商的人口因“书策不存，无以考之”；周成王时的“民口”共13,714,923人，比夏禹之时多十六万一千人。但他的这些精确到个位的所谓统计数字并没有令人信服的史料根据，充其量只是反映了汉、晋之时人们对三代时人口状况的一种估计或认识。

种种迹象表明：夏王朝时现今中国境内还不可能有上千万的人口，当时仍属雏形的王朝管理机构也不可能对其境内的所有人口实行大规模的全面清查。由于考古发掘所取得的成就，我们对商代的了解相应要比对夏代稍好些。殷墟卜辞中已经有了用兵、用人牲的若干确切记载。周王朝由于宗法制度、分封制度的实施，而使得国家机构越加完善。西周的青铜彝器铭文中所记赐予人民、臣仆，乃至俘获人数的记载则更是不乏其例。少者数百上千，多者上万，且都精确到个位。传世文献中，《周礼》的《秋官》、《地官》对周代人口的清查统计制度也有所论述。

我们现在对三代之时的人口观，也不可能了解得十分清楚。但传世的文字记载中，不乏三代甚至更早的尧舜时代的若干传说，虽然这些传说并不等于史实，我们还是可以从中把握传统人口观萌发的一些线索。

传统时代以多生育男子，也即“田力”为美好的祝愿。这一祝愿，可以追溯到传说中的唐尧之时。《庄子·天地》篇中，记有尧与华之封人（守边人）之间一段有趣的对话。大意是说：

《庄子》各篇多为寓言，主要表达了战国时期所兴起的一派哲学思想。上面这段对话当然决不是什么信史，但它既然假托为唐尧时代的事情，无非是想说明其历史的久远。而华之封人对尧的祝辞──“寿、富、多男子”，则被认为是“人之所欲也”，也就是说，是一种早已存在的社会共识。考古发现证实：殷墟甲骨中已有“多子孙甲”也即以多子多孙为福的祝辞；前引周人传世文献《诗经》中《螽斯》等诗歌，也同样反映了人们祈求多子多孙的愿望。可见华封所祝确实有其悠久的社会存在的依据。“华封三祝”后被敷衍为“三多”──“多福、多寿、多男子”，并深刻地影响到后世人们的生育意愿。

与此相适应的是对女性的性别歧视在三代之时也开始形成。

两性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尤其是只有男子才可承家继业、传宗接代的社会现实，造成了人们对生男生女的不同对待。有关这种区别对待的最早记载，也见于周人留下的经典文献。《诗·小雅·斯干》是分别这样说的：

──倘若生了男孩，让他睡在床上，身上穿起衣裳，手里玩弄玉璋。他的哭声响亮，红色套裙夺目辉煌，将来可以有室有家为君为王。

后世称生男为“弄璋”，生女为“弄瓦”，乃至嘲笑尽生女孩不生男孩的妇女为“瓦窑”，其源头就在这里。

联系到同书有关“宣王即位，不籍千亩”的记载来看，至迟在宣王时征用民力耕种田地的籍田制度已开始瓦解；而仲山父谏后“王卒料之”的举动也在暗示旧有的管理体系的废弛──宣王虽知“无故而料民”的可能恶果，但还是不得已而为之，只能硬着头皮干了。

春秋战国是传统时代的形成期。前后历时只有550年的春秋战国（前770—前221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变革的时期。中国社会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领域都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生产力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

一夫一妻的小农经济，尽管结构简单，但它与当时最先进的生产力联系在一起，因而蕴藏着十分巨大的能量。兼具人口再生产和生活资料再生产两大职能的小农家庭，开始在春秋霸权的争夺中发挥出自己的功用。

所谓“圣王”的早婚法令，以及“上世至圣”之时人口众多云云，其实都是假托之词，并无史实的根据。而普通劳动者的早婚早育，也只有在生产力得到充分发展，尤其是小农经济开始形成以后才真正成为可能。

人口众多本是人们所竭力追求的目标。这一目标现在总算是达到了，于是又有了社会经济和文化教育方面的新的追求。生活在春秋后期的孔子本人，也幸逢其会而成为中国历史上私人办学且取得巨大成功的第一人。他面向社会广泛招收学生，并提倡“有教无类”。这就使得原本只是少数贵族才能受到的教育，开始成为布衣平民的事业。

然而有关春秋之时的人口，仍然只有皇甫谧《帝王世纪》中的极不可靠的数字，即周庄王十三年（公元前684年）时“自世子公侯以下至于庶民，凡千一百八十四万七千人。”但现代的人口史研究者们相信：春秋时期，尤其是其后期，人口达到“千万”的数量级，即至少有1千多万人口还是完全有可能的。

战国时期中国人口有了空前的增长。战国的根本特色是“农战”：首先是“农”，随着铁器与牛耕，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得到进一步的普及；其次是“战”，战争机器空前发达，拥有兵车“千乘”的此时只能算是小国，往往受到那些“万乘”大国的欺凌。战国后期，争雄的七大国都各自拥有数十万人的军队。秦赵长平之战，以及后来的秦灭楚之战，交战各方动员的总兵力加起来已高达百万人以上，从而成为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观。晋人皇甫谧认为秦与山东六国的戎卒总数不下五百万人。当代的研究者们则估计战国时期的总人口在2千万到3千万人。

除了城市人口的增长外，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也有了显著增长。三代之时，在野外劳作的人们从春天开始便在临时搭起的“庐”中居住，但在冬季农闲时还回到城邑里来。到了战国时代，“野处”的乡村人口已大为增长。成书于战国时期的《管子·权修》篇中提到“野与市争民”、“野不积草”等等，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乡村人口的众多及其人口密度之高。

与人口增长相适应的是严密的户籍管理，尤其是被称为“上计”的统计制度在战国时期开始形成。所谓“上计”，即郡、县地方行政长官向国君申报一岁的治状。上计制度在秦汉时得到全面推广和更加严格的执行。以后直到明、清时各省每年进呈的奏销册，都是属于这一系统。战国时代上计制度的详密，从传世文献中也可窥见一斑。如《管子·问篇》就是为当时的地方行政当局所设计的一份社会调查提纲，其设计之周到，内容之丰富，即使摆在今天也是十分出色的社会调查问卷。

战国时期的主流人口思想，可大体归结为对“广土众民”的追求。

与“广土众民”针锋相对的是《老子》的“小国寡民”思想，其大意是说：

显然，这是想开历史的倒车。老子其人据说与孔子同时，甚至还略早一些。但《老子》其书却不会早于战国。所谓“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反映的实际上是战国时期华夏民族聚居区人口高度密集后才出现的新气象；而所谓“小国寡民”，乃至“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也只能是就“人众”这一大前提而言的一种分而治之的对策。

从秦汉到隋唐（公元前221—公元907年），前后历时约1,100年，是传统人口观发展的前期。这一时期，既有秦汉与隋唐大一统的王朝统治，也有魏晋南北朝的分裂或南北对峙。自然条件则经历了由暖变冷而后又转暖的气候变迁——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冷期，而隋初直到中唐则是相当和暖的时期。

这一时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主要表现为黄河流域的旱地精耕细作技术达到相当成熟的地步。南方的长江流域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开发。中国人口从秦代的二千万人左右增长到唐代盛年的八九千万，大约翻了两番。先秦时期形成的传统人口观也在原有基础上继续巩固地向前发展。

秦（公元前221－前206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王朝，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继之而起的汉王朝在秦疆域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展，其东方和南方的领土，甚至超出了今天的国界。

秦汉王朝都有着相当完备的户籍制度。载有户口统计资料的秦代图籍，直到汉初仍保存得十分完好。《汉书·地理志》中按州郡相当详尽地记载了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户口统计，全国总计为12,233,062户，59,594,978口。这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可靠人口统计资料。

现代的研究认为：秦统一之初的人口比之战国盛年略有下降，但仍不少于2,000万人。而经过秦末的大动乱，西汉（前206—公元8年）初年的人口应在1,500—1,800万人，而其盛年人口可达6,000万人以上。其后，随着王莽的新王朝（公元9—23年）的短暂统治和再一次的全国性大动乱，东汉（公元25—220年）初年的谷值人口大约不超过3,000万人，而其盛年的峰值人口大致与西汉盛年相当，即6,000万人以上。

秦王朝的人口观，集中体现在《吕氏春秋》之中。由丞相吕不韦主持编纂的这部巨著，成书于秦最终完成统一的前夕，它博采各家学说，吸取历史经验，号称“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实际上是秦帝国大一统天下的政治百科全书。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关于“义兵”和“上农”的论述。

然而秦王朝在其统一后的十余年间，并没有给人民以休养生息的机会，而是无休止地役使人力、物力。加之其刑罚又极严，乃至“赭（zhě，红褐色）衣塞路，囹圄成市”。秦王朝统一后仅过十二年，便激发了陈胜、吴广所领导的人民大起义。

继秦而起的西汉王朝十分注意吸取秦之速亡的历史教训。汉初的统治者认真实行了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曾长期减免田租徭赋，甚至还以行政措施强制早婚，以尽快增殖人口。如惠帝时即规定，凡女子年十五以上到三十岁不出嫁的，要征收五倍的算赋（人头税）。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社会经济逐渐由凋敝走向恢复和发展。官府与民间都有大量的积蓄。京师的钱多得无法数计，以至穿钱的绳子都朽烂了；太仓的粮食陈陈相因堆得漫了出来，甚至有的已腐败不可食用。各地的人口也都有了成倍的增长，有些人就以自己从事的职业作了姓号。

构成传统时代社会主体的是士农工商四大社会集团，也即所谓四民。其中，士属于讲学作官的社会上层；农民因从事耕织而被视为“务本”；工、商所从事的则被认为是“末业”。统一王朝既已不再以对内战争为首务，随着经济的发展，从事“末业”的非农业人口自然会有较多较快的增长。这也引起了思想家与政治家们的重视与警惕。《汉书·食货志》中援引古人言论，说是“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汉代统治者继承了前代重视农业的思想，强调“重本抑末”，商人更被列为四民之末，并在政治上遭受贬抑。

一些探讨养生与治病以及论述人之身体素质之类的论著也在汉代应时而生。大约最后成书于秦汉之间的《黄帝内经》，全面系统地探讨了人之生长发育以及疾病的机理，是中国传统医学的经典之作。成书于西汉前期的《淮南子》，在其《地形训》中相当详尽地描述了不同地区居民的体态特征。思想家贾谊在其所撰的《新书》中甚至专门列有《胎教篇》，阐述怀孕的母亲通过自己的行为对子女进行先天教育的重要意义。

在王莽乱后建立的东汉王朝，以光复汉业为己任，因而走着与西汉几乎相同的发展道路。东汉的疆域较西汉也没有什么变化，但人口分布的状况却有明显的差异：秦岭—淮河线以南的南方地区，在西汉时还只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到东汉时则已占到五分之二以上。造成这种分布变动的因素当然是复杂多样的。比如说，中原地区曾因战乱而人口锐减，北方边地为匈奴等族所占，实边移民死亡逃散，南方得到中原移民的进一步开发及其若干后进民族的归化，等等。但东汉时期中国气候开始趋于寒冷、北方自然条件普遍恶化是其基本的、首要的因素。不过在东汉时期，北方黄河流域仍然是全国的经济重心，大部分人口还集中在黄河中下游一带。

同是生活在东汉末年的张仲景，因自己的家族在疫病的摧残下死亡惨重，悲痛之余，发愤著书活人。他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成《伤寒杂病论》。他所确立的治疗法则，被后世奉为圭臬；他本人也被后人尊为“医圣”。

从公元220年魏文帝曹丕代汉直到公元589年隋灭陈的三百多年，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其间除西晋初年有过短暂的统一而外，长期处于分裂或南北对峙的状态。三国之时气候渐趋寒冷。公元225年，淮河因严寒而结冰。这是第一次有明确记载的淮河结冰。3世纪后半叶时，气候开始变得更为寒冷。由于气候的变迁，人地关系上也逐步有了适应性的发展变化。黄河流域的旱地耕作技术正是在这一时期达到高度成熟的地步。

虽然从总体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口与前（两汉）、后（隋唐）相比，都较为低下（少），但它却为下一阶段，也即隋唐时期的人口增长奠定了基础。据估计，即使在东汉末、三国初的谷值时期，中国的人口仍不少于2,000万人。而到这一时期之末，南北朝人口加起来，可能已在5,000万人以上。

整个社会的大动荡和大破坏，实际上从东汉后期，也即公元184年的黄巾起义时就已开始了。这场动乱和破坏，前后历时近半个世纪。在此期间，黄河流域与淮河流域两大经济区几乎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昔日繁华的两京和中原地区人口凋零，一片凄凉景象。

汉献帝时的丞相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他在黄河流域建置屯田，恢复发展农业生产，大力整顿赋税制度，并不拘一格起用人才，终于渐次消灭了北方的割据势力。但他统一全国的努力因赤壁之战而遭到挫败，从而形成了三国鼎立的局面。他的儿子曹丕代汉自立，建立魏政权后，中原地区的经济得到进一步的恢复。东南的吴国和西方的蜀汉也下力整顿户籍，发展生产。三国时期的中国给外人留下的依然是泱泱人口大国的印象。

晋武帝死后，天灾人祸加剧。晋王朝的统治职能因“八王之乱”而陷于瘫痪，各地的流民和内迁的少数民族纷纷起来造反。中原地区再一次陷入战乱，大量人口被迫南迁。直到南北形成了对峙局面之后，社会重又处于相对安定的状态。

偏安于江南的东晋和后来的南朝（宋、齐、梁、陈）是所谓的正统，它们凭借长江天险，乘北方的战乱而获得了休养生息的机会，并曾有过经济、军事上的优势。但随着北方的重新统一和生产力的恢复，南朝的优势逐渐丧失。在人力资源上，南方政权大概从未有超过北方的时候，到了后期则更为减少。

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北魏的贾思勰写出了世界农学史上最早的名著之一《齐民要术》（意思为平民百姓谋生的方法）。他从传统的农本思想出发，著书立说，介绍农业知识，以期富国安民。要旨在于提倡奖励农耕，改良土壤，采用合理的耕作制度和方法，强调选种和改良品种以及掌握好天时地利等因素的重要性。此书卓越的科学内容，对后世的农业生产有着深远的影响。

隋王朝（581－618年）于581年取代北周，八年后一举灭陈，从而正式结束了魏晋南北朝三百余年分裂对峙的局面。中国重新走向了统一，人口也有了新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气候也于此后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暖期。

曾先后在南朝梁、北齐、北周和隋任职的颜之推，在成于隋初的《颜氏家训》一书中，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向子弟讲述立身、治家、处世的道理。他深切体会到南北自然条件的差异对人的素质的影响，认为“九州之人，言语不同”，必须正音、正字，才有利于统一国家的彼此思想交流。他主张实行胎教，没有条件的，至少也要从婴儿期教起。他反对溺女婴，可又对当时北朝妇女行动不受束缚，甚至交结官府等等看不惯，主张妇女只可任家务，不可持家政，更不可参加社会活动。《颜氏家训》被认为是传统家训的楷模，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然而隋与秦一样，也是一个二世而亡的短祚王朝。隋炀帝杨广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暴君，穷兵黩武，大肆征发民力而毫不顾惜，从而引起天下骚动。隋王朝在人民起义的怒涛中倾覆了。隋末人口损耗严重。现代的研究者们估计隋唐之际的谷值人口大约不超过2,500万。

唐（618—907年）的开国君臣们认真记取了“载舟覆舟”的历史教训，居安思危，励精图治，使得唐王朝成了汉以后又一稳定期较长的强盛王朝。

爆发于755年而于763年最终平定的“安史之乱”，前后虽仅历时七年多，但却是唐王朝由盛而衰，由集权统一走向割据分裂的转折点。在此期间，直接遭到叛军蹂躏的中原地区乃至战火延及的关中、江淮地区，人祸天灾交相肆虐。大批丁壮死于沙场，妇孺老弱遭到屠戮。甚至富庶的江南地区也一度出现了“人相食”的惨痛记载。

安史乱后，藩镇分裂割据的局面已成，中央政府无从掌握各地的户口状况。唐代后期的官方户口统计因而始终在较低的水平上徘徊。北方中原地区的残破经济一时难以恢复，南方的农业生产却得到了稳步的发展，江淮一带成了全国最重要的粮食产区，漕运也因而成了唐代后期国运所系的大事。南北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可避免地造成人口发展的此消彼长。据估计，9世纪中叶，也即唐代后期的人口大约已恢复到6,000万人以上。而南方人口所占比重可能已超过50%。

从两宋（含五代）经元、明直到清代（到太平天国失败止，公元907—1864年），历时900余年，是传统人口观发展的后期（其中自1840年起，中国已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时期，中国人口由一亿左右上升到四亿多，大约也是翻了两番。

南方水田的精耕细作栽培技术，构成了这一时期农业生产技术发展的主要内容和特点。中国的经济重心由黄河流域移向长江流域。相应的，南方人口也愈益占有压倒的优势。而从北宋开始的气候渐趋寒冷直至明清之际的“小冰期”的长期演变，无疑促进了这一不可逆转的变化过程。

这一时期，随着均田制的彻底瓦解，地权的频繁转移和土地占有的两极分化已成了司空见惯的现象。思想家们多已承认土地兼并是积重难反不易改变的客观事实，反对“夺富人之田以予穷人”，因而也不可能再提出什么切实可行的主张。倒是起义的农民们接过了“均田”的旗帜。从唐末王仙芝的“天补平均大将军”到北宋王小波等人的“均贫富”；从明末李自成的“均田免粮”到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都反映了贫苦农民渴求土地的心声。

从赋役制度的角度看，这一时期最显著的特点是赋与役的合并以及人头税的实际被取消。从两税、一条鞭直到摊丁入地，国家的征课对象愈益偏重于田亩，不仅丢了人头，连户头也丢了。但作为对人口管理方面的一个补偿，保甲制度于宋代兴起并逐步得到发展完善。而于人口统计的角度看，成丁之由男女兼指发展为专指男子，成丁的统计由男女兼备而演变为只统计男丁，也是始于宋代。甚至若干不利于妇女身心自然健康发展的礼教习俗，尤其是女子缠足的恶习，同样是在两宋及其以后得到了发展与强化，从而成为我们这个泱泱大国特有的“人口文化”现象。

宋王朝（960－1279年，1127年之前为北宋，之后为南宋）是继唐之后又一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王朝。而在唐宋之间的十世纪前半叶（907－960年），是五代十国的短暂过渡时期。

北宋虽然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局面，却没能恢复唐代的疆域：北方的辽王朝继续占有幽蓟等州；西北的西夏王国则以银州为中心，并控制了河西走廊。然而北宋却拥有辽、夏所无法相比的人口方面的绝对优势。北宋的统治维持了160多年，靖康元年（1126年）其京城开封为金所破，徽、钦二帝被掳。偏安于杭州的南宋朝廷以后便以秦岭－淮河线为界，与金王朝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

宋代官方户口统计中的口数不足为据，但户数统计较为准确。徽宗朝户数统计已超过2千万，说明北宋末年人口已经达到或已超过1亿了。从北宋后期的人口分布态势看，其人口的60%以上是在南方。而分布于秦岭－淮河线以北的人口，即使加上辽，还不到总人口的40%，也就是说最多不超过4,000万人口，比之一千年前西汉盛年同一地区的4,469万人实际上还略有下降。

宋金对峙时期的总人口最高也可达到1亿以上。在金发动的对宋战争中，北方地区人口损失惨重，南方的一些地区也一度遭屠戮蹂躏。然而由于北方大批难民的南下，加上南方人口的自然增殖，南宋境内的人口较北宋时期仍有较多的增长。而当南宋与金以“秦岭－淮河”一线为界形成长达一个世纪的对峙局面后，北方金王朝统治区的人口也有了相当程度的恢复乃至增长。

有宋一代（包括南宋）人口大为发展的是南方地区，无论是北宋时期还是南宋与金对峙时期，南方人口始终占据总人口的大多数。时人的记载表明：昔日还是“土旷人稀”的南方地区，在宋代早已是“地狭人稠”，因而从四川到两浙，从长江沿岸到福建沿海，到处都出现了“无寸土不耕”，“旷土尽辟”的记载。向山要地的梯田、与水争田的圩田，甚至将葑泥（含菰根等水生植物根系的泥土）堆放于木架之上浮系水面的人造葑田（又称架田），也都在宋代开始出现。而“水无涓滴不为用，山到崔巍犹力耕”的诗句，正是对这一时期南方农业生产发展的形象而简括的描画。

南宋思想家朱熹为人伦关系上的“三纲五常”找到了理论的根据。他说宇宙间一理而已，“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因天理是永恒的，故三纲五常也是永存的真理。不管是否朱熹提倡的结果，女子的行为、地位正是自宋代以后受到了更为严格的约束和限制。

值得注意的是，宋代的婚龄较前代已有上升的迹象。北宋还依唐开元令，规定“男年十五岁，女年十三岁，听嫁娶”；到了南宋嘉定年间已改为男年十六，女年十四。而实际婚龄，男多在二十岁左右，女多在十五到十九岁之间。

成吉思汗所建立的大蒙古国于1206年崛起于漠北后，东伐西讨，南征北战。1260年忽必烈即汗位后，于至元八年（1271年）正式改国号为元，五年后攻破南宋都城临安（杭州），至元十六年（1279年）最终完成了对中国的统一。元王朝（1279－1368年）的疆域较之汉唐盛世更为辽阔，整个青藏高原自元朝起才成为中原王朝的一部分。但从人口发展史的角度看，蒙古人的征服与元王朝的统治却绝不是中国人口发展的有利时期。

蒙古军人在征服战争中，习惯于“以杀为嬉”，攻城略地时，又实行“凡攻城不降，矢石一发则屠之”的血腥政策，所以每征服一处，便造成当地人口的大幅度下降。在蒙古攻金之时，中国北方人民的生命财产惨遭前所未有的浩劫。金亡后，蒙古与南宋只在局部地区如四川、湖北等地有较大的军事行动，但仍造成这些地区的人口锐减。后来在元大举攻灭南宋时，元朝统治者已注意改变策略，南宋方面则很快投降，战争历时较短，因而南方大部分地区人口的损失相比而言要小得多了。

元王朝的统治也不利于人口的增长。它所实行的是民族歧视与民族压迫的政策，吏治亦不清明，后期各级官府的贪污腐败更是达于极点，甚至其王室也是“丑声秽行，著闻于外”，因而只维持了89年的统治，就在各族人民，尤其是汉族起义农民的打击下覆亡了。

有元一代的人口始终未能恢复到宋、金对峙时的峰值。据估计，元代的峰值人口至多为8,500万人，而元明之际人口的谷值约为6,000万人。

明（1368—1644年）、清（到太平天国失败止，1644—1864年）两代正好处于一个比宋代更加寒冷的时期，也即所谓的“小冰期”之内。但其间亦有相对温暖的时期：一在明代后期（1550－1600年），一在清代中期（1720－1830年）。海外的高产粮食作物如玉米、甘薯、马铃薯和经济作物如烟草、花生等也在此期间相继传入中国，不仅促进了原有作物结构的变化，还有力地促进了明清两代，尤其是清代人口的增长。这一时期在人口分布上，南方人口已占有绝对优势。1820年的有关资料表明：秦岭—淮河线以南的人口已占到总人口的70%左右。

贫苦农民出身的明太祖朱元璋在推翻了元王朝的统治后，曾采取一系列恢复生产和发展经济的措施。同时他也乘战胜之威，建立起极为完密的户籍制度，以掌握和控制全国的人口。早在洪武三年（1370年）天下底定之初，他就发布了如下这道很有名的白话谕旨：

朱元璋令行禁止，因而洪武年间的户口统计也是最为可靠的：全国约1,000余万户，6,000余万口。而从留存至今的当年户帖来看，丝毫也不比现代的人口普查报表逊色。

洪武以后，户籍登记渐渐流于形式。明代官方的户口统计，无论是各朝实录中的全国统计，还是各地方志中的一府、一州或是一县的统计，都存在越往后反而越为减少的现象。明王朝统治的稳定期在中国传统时代可以说是最长的，但明代后期万历年间的户口统计数不仅低于明初洪武年间，甚至低于在其一千六百年前的西汉户口。这显然与人们的常识相悖。剖析这种不合理的官方统计数字的关键，仍在于掌握赋税征收对象的演变。自明代中叶“一条鞭法”实行摊丁入地以后，鱼鳞图册（地籍）成为征派赋役的主要根据，而仍依向例编造的赋役黄册（户籍）实际上已退居次要的位置。明代后期，地方政府所最关心的只是税册的整顿及其使用，户籍和地籍是否符合实际情况都可以满不在乎。因而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所掌握的只是全国和各地的纳税户口和纳税田亩的数字，而不是真实的户口的统计。

明代后期人口的峰值，据估计约为1.6亿左右。而经过明末清初的灾荒、饥馑、瘟疫和战乱，中国人口又一次大量死亡，其谷值人口估计只在0.8~1.0亿左右。

滋生人丁的清查与造报并没有使皇帝达到其了解“人丁实数”的初衷，但“永不加赋”的政策规定促进了中国传统时代赋役制度的最后一次重要变革——“摊丁入地”的实现。摊丁入地是将丁银摊入田赋、地亩征收。土地多的富人负担有所加重，但无地少地的贫民负担减轻了。这一变革还促进了沿袭已久的人丁编审制度与赋税征收的分离，为乾隆年间重新对“大小男妇”进行全民人口统计打下了基础。

乾隆末年的方志中，有不少已出现了“人满为患”的记载。个别于明末清初未曾遭受兵燹的地区，甚至在康熙末年就出现了这样的记载。为求更有利的生存与发展，人口的迁徙始终没有止息：北方的人们纷纷闯关东，走西口，流入东北和内蒙古地区，有些甚至还到了西北的新疆；南方的人们或是进入边远山区，或是走向西南腹地，或是南下台湾、南洋。

中国的总人口依然在缓慢而持续地增长着。到了1850年前后，也就是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前夕，全国的统计民数已高达4.3亿，实际人口可能还会更多一些。

曾亲眼目睹太平天国占领南京的文人汪士铎，把太平天国革命爆发的原因直截了当地归结于中国的“人多”，并提出了一系列超越当时人们的情理所能接受的减少人口的措施。他的中心论点是：“世乱之由：人多（女人多，故人多）。人多则穷（地不足养）。”他判别“人多”的主要依据是“天下人丁三十年加一倍”，而他的家乡徽州人有“喜人多婚早，每十五六皆嫁娶”的陋习，“故二十年即加一倍”。“地不足养”即人口的绝对过剩。汪士铎对此是这样描绘的：“人多之害，山顶已殖黍稷，江中已有洲田，川中已辟老林，苗洞已开深菁，犹不足养，天地之力穷矣。种植之法既精，糠核亦所吝惜，蔬果尽以助食，草木几无孑遗，犹不足养，人事之权殆矣。……驱人归农，无田可耕；驱人归业，无技须人。皆言人多，安能增益？盖一亩不过一农，一店不过数人，今欲以百农治一亩，千人治一店，如何其能？”

清末（自太平天国失败起，1864—1911年）与民国（1912—1949年）总共只有短短的85年，却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巨大的变化，用清末人们的话说，就是“亘古未有之变局”。西方资本主义伴随着近代科学技术的兴起而成为不可抗拒的新兴力量。古老的中国落后挨打，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虽然早在鸦片战争（1840—42年）失败以后，先进的中国人如魏源等就喊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年）失败后，靠镇压太平天国起家的曾国藩等人更开始兴办洋务事业，但直到甲午战争的惨败，才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识到中国近代社会的基本矛盾症结所在。那就是：民族丧失独立，要求从帝国主义侵略压迫下解放出来；社会生产落后，要求实现工业化、近代化。在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日益增强的冲击下，中国的思想界、学术界也发生了激烈的变化，其中当然也不可避免地包括了人口观的发展变化。

在清王朝最后的岁月里，民政部为预备立宪于宣统年间（1909—1911年）举办了全国规模的户口调查。这是中国近代意义上的人口普查的雏形。但由于当时社会秩序混乱，人心浮动，调查多是草草了事，人、户都有缺报漏报的现象，尤其是人口的缺报漏报相当严重。据《清史稿·地理志》的记载，全国上报人口总计6,200多万户，3.41亿口；而同书《食货志》中为6,900多万户，2.39亿口。民国年间的几位人口研究专家曾据原册籍对此次调查结果加以重新整理，户数调整为7,000余万户，口数则调整为3.7亿左右。

孙中山所批评的受马尔萨斯学说所染的“新青年”，实际上是指一些在欧美留学归来并从事人口学、社会学研究的学者。他们因所受知识体系训练的影响，加之中国贫穷落后的现实，很自然地以马尔萨斯的学说作为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理论前提，深信人口过庶是近代中国社会问题的症结。而他们所主张的维持土地与人口的适当比例，以及为实现这一目标而采取的迟婚减育的若干措施，显然是有其合理性的。

应该指出的是：马尔萨斯主义虽然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其在人口与社会历史关系的问题上的见解却又是荒谬的。这是因为，人口与社会历史绝不是以“人数之多寡为比例”的简单的线性关系。人口本身不是一个只具数量关系的抽象，而是有着许多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且受这些联系和关系制约的复杂的复合体。人口数量的增减变化，归根到底取决于人口自身的矛盾运动，取决于作为历史创造者、作为社会的人而存在的人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

抗日战争的八年，中国人民在生命财产方面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军民伤亡在3,500万人以上，其中死亡人口在2,000万人以上。中国的近代经济遭到了空前惨重的破坏，许多近代城市元气大伤；但与此同时，共产党所领导下的中国解放区坚持“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自给自足的农村经济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恢复和发展。这一发展变化的后果是意味深长的。

这注定了中国人民在认识人口问题的道路上多少还会有一些艰难曲折。

2001年1月15日星期一完稿

2001年1月22日星期一修订

［主要参考文献］

查瑞传主编：《人口学百年》，北京出版社1999年12月版

姜涛：《人口与历史——中国传统人口结构研究》，人民出版社1998年7月版

姜涛：《马尔萨斯：重要的是提出了问题——为马尔萨斯〈人口原理〉发表200周年而作》，《人口研究》1998年第4期

王育民：《中国人口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11月版

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9月版；台北南天书局有限公司1998年8月版（繁体字本）

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

姜涛：《人口与太平天国革命——问题与回答》，《南京社会科学》1991年第1期

吴申元：《中国人口思想史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7月版

张敏如：《中国人口思想简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年10月版

——本文为《中华生育文化导论》第2章，中国人口出版社2001年10月版。据原稿校订

整整100年以前——1900年，也就是19世纪的最后一年，在中国的北方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英国、美国、日本、俄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奥地利等当时世界上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赶紧派出了联合特遣军前来镇压。以义和团为主体的中国人民前仆后继，奋不顾身地抗击了八国联军的入侵。19世纪最后这一年在中国所发生的事件，不仅在当时震撼了世界，而且对中国在20世纪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义和团运动的兴起，有着复杂的原因和背景，但本质上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瓜分狂潮的民族自救斗争。

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战败，被迫与日本签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巨额的赔款与台湾的割让，使得当时统治中国的清王朝在全世界面前暴露出它的软弱与衰败，暴露出它是一个比有名的“欧洲病夫”（SickManofEurope,即土耳其帝国）更虚弱的“东亚病夫”。此时已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各资本主义强国，都以为大清帝国的瓦解已指日可待，便纷纷在中国抢夺海港，强索路矿特权，划分势力范围。在从1895到1899年的那几年里所发生的事件可以说是触目惊心。帝国主义的政治家们自己也承认，他们确实是“像饿狼一样扑了过来”。中国面临被瓜分的现实的危险。

慈禧太后和顽固守旧势力不能容忍光绪帝“变乱祖法”，于1898年9月发动了政变。光绪帝被囚禁。鼓吹维新变法的进步人士及其同情者遭到残酷镇压，被剥夺了政治上的发言权。维新派的头面人物康有为、梁启超被迫逃亡海外，其他维新派人士及其同情者或被处死，或被迫逃亡。反动、顽固的政治势力一时甚嚣尘上。但清王朝统治的力量也因分裂而遭到根本性的削弱。

面对残破的局面，清朝统治当局不得不寻求新的支持。兴起于民间底层的义和团运动，开始被它们视为救命的稻草。

义和团是带有浓厚迷信色彩且具有广泛群众性的“灭洋”团体，它本身并不是真正觉醒的革命力量。而在义和团运动的后期，它与清朝统治集团中的顽固派上层，又有着种种割不断的关系。因此，不可否认的是，在它身上体现了保守的、顽固的、仇视外来事物的一面；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在它身上更体现了民族的、独立的、誓死捍卫国家主权的另一面。义和团兴起于外国侵略势力压迫最为严重的山东，并得以在华北迅猛发展，是当时的形势发展使然。义和团的主要成分，是广大贫苦农民和其他处于社会底层的群众，它所代表的文化，也是深蕴于中华民族根基的文化。这一层次的被触发，正说明民族危机的深重。顽固派的利用或操纵，只是其表面的现象。从本质上说，义和团运动是中国人民的民族自救运动。

义和团的斗争、反抗，正如《义勇军进行曲》（即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所说的那样，是中华民族“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完全是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建筑起抵抗外来侵略的长城。

列强所发动的八国联军之役，是帝国主义瓜分狂潮的继续，其目的是勒索更多的特权和巨额的赔款，进一步陷中国于半殖民地的深渊。

义和团的败师逐北和溅血横尸，很受到一些人的轻贱和指责，认为他们是螳臂当车，以卵击石。但我们不可忘记：八国联军的人数虽然不多，但却是当时所能鸠集的世界上所有主要资本主义强国的军队。在其背后，则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他们所代表的，是当时最先进的生产力。血肉之躯的中国人民是在与武装到牙齿的敌人作战。

资本主义列强拥有以近代科学技术为其坚强基础的社会生产力，代表了当时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最高水平。

在1870-1900年间，也就是在19世纪的最后30年中，科学与技术的关系，比以前任何时期都要密切得多。这是科学与技术共同改变历史进程的时期，几乎没有什么工业部门未曾受到科学新发现的影响。这一时期热力学和电磁学理论的发展，对于物理学的未来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光速不变性已有实验证明，相对论正在孕育之中。以牛顿经典物理学为标志的近代科学正在向以相对论物理学为标志的现代科学转型。也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在比较高度工业化的国家中，产生了崭新的工业——电力工业和化学工业，并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电力工业中，大规模发电事业，无论是直流或交流，到19世纪80年代均已经牢固建立。化学工业中，1897年首次进入市场的合成染料，几乎在顷刻之间就挤垮了印度的靛蓝种植园；而化学工业中的另一个重要部门——烈性炸药工业，无论是在陆军还是海军的一切种类的军备中，都引起了一次全面的革命。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内，机械化首次成为一般工业的特点。

在19世纪的最后30年间，清王朝的洋务派官员也兴办了一些近代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当然首先是军事工业，甚至还建立起一支拥有铁甲舰的北洋水师。他们的有关活动，后来被人们称为洋务运动。不能说洋务运动没有功绩，也不能说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在这30年中没有发展，更不能说北洋水师的建立毫无实际意义。但对它们的评价确实不宜过高。因为洋务派官员们首要的目的是要“中兴”清王朝的传统专制统治，他们对西方的学术和技术成就，始终持着防范和怀疑的态度。洋务运动归根结底还是失败了。外强中干的北洋水师也在对日战争中覆灭了。究其根本原因，则科学技术的因素，第一生产力的因素不能不凸显出来。中国虽也在发展、进步，但与西方社会突飞猛进的发展相比，绝对差距无疑是拉大了。

义和团的迅猛兴起和惨烈失败，也使得清王朝不得不改弦更张。沦为守旧势力总代表的慈禧太后在刚逃到西安不久，立足未稳之际，就迫不及待地下诏宣布变法，要求群臣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之因革，各抒己见。”此后清廷在变法中所跨出的步伐，甚至比光绪帝在百日维新中所能走的还要大，还要远。

义和团的迅猛兴起和惨烈失败，更使得先进的中国人认清近代中国社会基本问题或主要矛盾的症结所在，那就是：民族不独立，要求在外国侵略压迫下解放出来；社会生产落后，要求实现工业化、近代化。如果说，义和团的迅猛兴起，主要使人们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必须解决民族独立和主权的问题；而它的惨烈的失败，则使人们更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必须走世界各国都在走的工业化、近代化的道路。

中国近代社会的这两大基本问题，从根本上规定和制约了中国历史在20世纪的发展走向。中国在20世纪的上半叶，主要解决了前一问题，也即民族独立的问题；而在下半叶，经过多年的艰苦摸索，尤其是在1978年的改革开放以来，已开始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迅跑。

时至2000年的今天，世界和中国与百年前相较都已有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美国、西欧、日本、俄国之拥有当今世界最为先进的科学技术，而中国之属于发展中的第三世界的基本态势，迄今并没有实质上的改变。

百年前的中国历史依然可以给我们以现实的启迪。

2000年10月·济南

——发表于《义和团运动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版

1999年12月28日，刘师大年先生逝世，享年八十有五。在肃穆的告别仪式上，在低回的《在太行山上》的乐曲声中，一本本带着纸墨清香的题为《评近代经学》的薄薄书册（《明清论丛》第一辑抽印本），默默地奉献给与会的人们。这是大年师生前亲自定稿的最后一部学术论著。

近乎“谶语”的开场白，本身已道出了这薄薄书册的沉重份量。

大年师与经学的渊源，可追溯到他的青少年时代。

青少年时代的这段曲折经历，对刘大年日后的影响有两个方面。

一是促使他于民族危难之际毅然投笔请缨，积极献身于民族解放、人民革命的斗争事业。

二是为他后来从事历史研究工作打下了坚实的知识基础。

但我要说的是，大年师晚年之所以撰述《评近代经学》，决不是突发“思古之幽情”而埋入故纸堆，也决不是为了偿还青春时代的什么“宿愿”而肩负十字架。他之研究近代经学，完全是因为有着强烈的对现实的关怀，是想从宏观出发，从运动中去认识、研究中国近代社会历史。还是在1989年11月间，也就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遇到暂时的挫折和困难，而有人又在鼓吹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得力于奉行孔学”之时，大年师于《人民日报》发表旧体诗《见说四首》，对“到底是孔学可以指导现代化还是要把现代生活拉回到孔学思想里面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中的第四首是这样说的：

新儒有道推君子，老店无缘拜圣人。

我自沙滩楼下过，可怜德赛两先生。

《见说四首》直接表白了《评近代经学》的写作动机。而诗中所用之典，后来在《评近代经学》中也几乎都用到了。

在《评近代经学》的《引言》中，大年师是这样阐述的：

中国近代社会历史的基本问题、主要矛盾斗争，一是民族丧失独立，要求从帝国主义侵略压迫下解放出来；二是社会生产落后，要求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近代经学从传统文化深层解读出了近代社会历史的这种症结。

…………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文中有关中国近代社会历史两大基本问题的论述。90年代以后，大年师曾在多种场合阐述过：

这是在新的认识基础上重新整合和统一起来的中国近代社会“两个基本问题”说，是大年师在1990年代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最新心得。在《评近代经学》一文中，也多次强调了他的这一新说。如在阐述维新运动时期今、古文学派双方斗争的关键问题时，他是这样切入的：

于此可见，“民族独立”和“国家近代化”这两大基本问题，在大年师的心目中，确系缺一不行，不可偏废。它既是对那已经成为历史的110年重新审视的结果，实际上也是对正在成为历史的最近50年的经验教训的总结。

大年师每每强调历史论文的写作一定要有“题眼”或“题珠”，他所提出的中国近代社会存在两大基本矛盾或主要问题，而近代经学又是如何“从传统文化的深层解读出了近代社会历史的这种症结”，就是《评近代经学》一文的“题眼”或“题珠”。它贯穿于全文的始终，从而在本质上紧紧地把握住了中国近代这一危机四伏、内外交困而又日新月异、不断变化发展的时代。

今天的现代化是近代历史的继续。近代经学的历史命运可以给今天的人们以启迪。于是这一貌似“老掉牙齿”的话题，又具有了它的现实意义。

***

评述近代经学自鸦片战争前夕始，也就是自龚自珍、魏源始，这已成了近代学术史研究者的一种共识。《评近代经学》也不例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龚魏与前代的学者，已处于很不相同的历史条件；而他们的学术，也有着明显地属于那个时代的新的特点。

艾著在如何解决思想史与社会史的“断裂”问题上确实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他所提出的一些问题和研究的角度也给人们以启迪。大年师在《引言》中高度赞赏了艾尔曼的敏锐和勇气，也充分肯定了他“将开端当作开端去发掘”的工作，“给人们提供了新的知识”，却并不苟同他的一些结论。《引言》以令人信服的论证指出：清代的今文经学起因于庄存与同和珅的政治斗争说，虽不能排除，但疑点很多，因而迄今还只是一种假说。就个案而言，艾著的工作引人入胜，但仅凭对某些特殊大家族的研究，并不能解决思想史与社会史的“断裂”。因为家族内部是分裂的，它不是社会起决定作用的基础结构。儒学依赖的自身没有意识到的社会结构，只能是与当时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联系的普遍存在的社会基础结构。

紧紧抓住时代的脉搏，着意区分时代的差异，这便是《评近代经学》的鲜明特点。

被艾尔曼认为只是“边缘角色”的龚魏，在《评近代经学》中受到了高度重视。

对于龚魏以前的清代经学，当然是需要交代的。但大年师仅以一笔扼要带过，并立刻就转入对近代经学的论述：

大年师指出：龚自珍、魏源各有相当多的作品，是讲求所谓“实学”或“经世致用”之学的。它们与经学研究在龚魏的撰著里都占有重要地位。除个别例外，他们很少在自己的政论、文学作品里引据今文经学的言词，或者相反地在公羊学的著作中直接谈论时事。但不能因此而把龚魏的学术思想与其关于时务的思想截然分开。“不管他们怎样对待经学研究和观察社会现实的关系，公羊学的理论和思想方法，不可避免地要与后者发生某些联系。”“公羊学长于议论，思想不那么受到束缚。这很有利于他们深入观察现实。他们一只脚伸向传统学问，一只脚踩在社会现实矛盾上面，两者发生某种联系，‘改革’‘变法’的呼声，就这样喊出来了。”社会生活中的矛盾越发展，他们提出的问题，也就越发招引人们的注意。“龚、魏表现了他们是地主阶级的怀疑派或革新派。他们集今文经学研究和时务讨论于一身，一方面在尊崇、宣传孔学，一方面又间接批评孔学，近代思想解放因之出现萌芽。这是他们的功劳。但也仅仅到此为止。”

至于与龚魏同时，或足称前辈的一些人，大年师对他们也作了一定篇幅的分析论述。他指出，这些人尽管著书满家，但思想仍是陈旧的空壳，“人们从他们那里得不到认识历史发展和了解社会生活的启示”。而“学术研究的价值，在于推进人对人类历史发展和社会生活的认识。学术研究提供的知识对于推进那种认识可以有直接的，可以有间接的，它们都要推陈出新，不能靠反复重演旧文去实现。”这就是为什么近代思想解放的最早萌芽只可以从龚、魏讲起，而不是要排列上同时的其他一连串公羊学家。

当然经学并非就没有人研究了，那些研究，对于后来者也有相当关系。大年师所列举的这些承前启后的学者主要有邵懿辰、俞樾、戴望、王闿运等人。但他并没有按学派将这些学者予以分列，也没有花过多的笔墨去分析他们的思想主张，而是以精炼的语言概括了他们在个人经历和与经学研究方面的两个共同特点：第一，“他们都与反对太平天国的支柱人物、讲求程朱道学、以封建文化的代表者自居的曾国藩有直接联系”；第二，“他们的讲论严格限于书本，思想停滞。他们或讲今文，或讲古文，各讲各的，从来没有争论。不但没有争论，而且能够密切合作。”这时不管今文学派、古文学派，在对待农民造反、保卫孔学上，他们是一个统一的派。“他们谁也没有越过统一界线的表示。”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花了相当多的篇幅论述了孔学经典对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的影响。

大年师指出：孔学经典“六经”是中国古代历史、传统文化的基本部分。作为一种长久、普及的意识形态理论，不仅封建统治阶级能够利用，农民和其他阶级也能利用。洪秀全在他写于1847、1848年间的《原道醒世训》中，曾一字不漏地引述了《礼记·礼运》中有关“天下为公”，“是谓大同”的那段话。虽然在1853年太平天国删改孔学典籍时，这一段话被整个地删去，但事实上什么也没有改变，因为“《天朝田亩制度》规定的乌托邦已经使太平天国的整个面貌确定下来了。”洪秀全引用《礼运》并没有曲解或误解儒家经典，他不过拿它作了一次空前规模的空想社会主义的实验。于此也可以确切知道，太平天国改造社会的方案、理论完全来自中国传统文化。

近代经学发展的第三个时期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也即维新运动到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兴起的时期。

如对康有为及其论著的介绍：

如对梁启超经学研究思想主张的评介：

梁启超的今文经学出自康有为，但并不一味附和师说。康有为撰《新学伪经考》时时流露出武断，又好纬书，以神秘性解说孔子，梁启超均不以为然。他自己说，三十岁以后“绝口不谈‘伪经’，亦不甚谈‘改制’”。康有为流亡海外，倡议设立孔教会，定孔教为国教，国内有人赞成。梁启超著文反驳说：自汉以来，孔教行于中国二千多年，学者各自以为孔教，而排斥他人以为非孔教。如群猴得一果，跳掷相攫，如群妪得一钱，诟骂相夺，情状可怜。这是两千年来保教党所产生的结果。他在这里表示了与康有为截然不同的态度。

又如对张之洞其人的介绍：

张之洞（1837—1909），号香山，直隶（今河北）南皮人，这时任湖广总督。他不屑于以经学家自诩，但对维新运动与经学的态度，极大地影响着两湖以至全国的动向。他先是插足维新运动，极力拉拢康梁（1896年他给梁写的一封亲笔信，称二十几岁的梁启超为“卓老”，阿谀奉承），很快又掉过头来极力反对维新运动。他实际上是古文学派反对今文学派的挂帅人物。1898年4月所著《劝学篇》刊行，强调“旧学为体，新学为用”，遵守封建纲常伦理。

再如对朱一新学术思想的评介：

朱一新《复康长孺孝廉》等五篇文字，都是反驳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他指出康曲解了西汉今古文争论的关键。“汉儒龂龂争辩者，但谓《左氏》不传经，非谓其书之伪也”。又指出康的方法也不对头。引用《史记》，出尔反尔，自相矛盾。那些信件都是平心静气的学术争论，摆事实，讲道理。据康有为记载：他与朱辨难颇多，经过交底，朱醒悟过来，同意康讲的所谓孔子大道。朱的公开言论和书札，不过是些门面话。只谈学术，不谈政治，在这一点上，朱一新就像今文学派中的廖平。

都是寥寥数语而入木三分。

对于在此期间今古文学派争论的主要问题，《评近代经学》也进行了爬梳归拢，归纳成两大类：一是以前今、古文学就有争论的；二是这次争论中新提出的，也就是双方斗争的关键问题。

属于第一类的有：古文经学是否出于刘歆的伪造？经学应该讲微言大义还是应该讲训诂名物，应该重视口说还是应该重视传记？《周礼》、《左传》、《古文尚书》等几部书的价值应当如何看待？讲求经学当抱何种主义？……等等，计约八个方面的问题。大年师对这些问题，都分正反两方一一予以了详尽的论述。

第二类，是双方斗争的关键问题，也即“开新还是守旧，变法还是反对变法？”这是时代所提出的新的严峻课题。

前已引述过，大年师在这里再一次强调了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或主要问题，“这时由维新派用充满危机感的语言鲜明地提出来了”，那就是“救亡图存”、“维新变法”以及“振兴实业”的口号和要求。而严重的问题是：中国究竟走什么样的路去达到民族独立、国家近代化的目的。

维新派的方案是“维新变法”，即改革封建专制政体，兴民权，直到仿效日本、俄国的君主立宪。顽固派和原来也主张枝节“改革”的洋务派一致反对。变法与反对变法，成了时局激荡的漩涡。由于维新派的领袖人物又是今文经学的鼓吹者，于是今文经学、古文经学两派的争论，也就同维新派与维新运动的反对派直接联系到了一起。

对此，大年师是这样阐述的：

他们把彼此间政治主张的对立，明确归纳为“开新”与“守旧”对立，实质上是主张变法与反对变法的对立。具体地说，是变法、民权和平等几个问题的对立。今文学派以及与他们抱着同样政治观点的人，主张开新，要求变法，提出民权、平等。古文学派以及与他们抱有同样政治观点的人，主张守旧或实际上要求守旧，反对变法，反对民权，反对平等。经学上“伪经”与“改制”与否的争论，不过是现实斗争的一种手段而已。

今文派不能概括维新派，但多数人物与维新派同属一个阵营；古文派不等于顽固派，但多数人物与顽固派同属一个阵营。今文、古文两派是各自阵营的理论家、代言人、宣传者。学术观点与政治立场、意识形态与阶级关系在这里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大年师于此的思想倾向十分清楚，那就是赞成维新变法而反对顽固守旧。但由于学派争论与政治斗争掺和在一起，作者并没有采取简单的价值判断或以春秋笔法予以褒贬，而是尽可能地援引论辩双方的言论。因此，尽管文中所得出的一些结论性意见，有些读者可能不会完全赞成，但由于作者真正作到了“从思想理论领域把那场斗争的全局和实质指示在人们面前”，读者从中所受的启发和教益依然是极为深刻的。

在康有为及其讲今文学的同道被剥夺了发言权的情况下，廖平对古文派的追击作出一些回答，是做得对的。要不然，就只有向古文学一面倒了。在这个意义上，廖平的答辩，可算那场斗争的余波。但也只是余波而已。

因此，紧接下来的第二场斗争，也即“古文学派挑战，今文学派退出政治争论”，还是只能形成一面倒的局面。但大年师并不认为那些由于“在反动政变后获得政治上的利益，气势嚣张”的人们有资格发动这一场新的斗争，因为他们并没有反映社会前进运动的要求和趋向，从而也决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胜利者。现在上场的古文派学者，是一些政治观点激进或暂时趋向激进的新人，是从古文学营垒走出的战士。“他们的活动是和历史演进的一个新的阶段相联系的。”这一场斗争的代表人物是章炳麟（太炎）、刘师培、黄侃，以及与章、刘关系密切的邓实、黄节等人。这几位从古文派营垒走出的新人，当然是和那些顽固、守旧的古文派前辈有着根本不同的地方，否则，惜墨如金的《评近代经学》是不会为他们立专节加以评述的。

他们在经学研究中的思想主张及对若干问题的具体争论不在这里介绍了。但大年师所概括总结的章太炎在经学研究中“明显超过康有为和他同时所有的人”的几点，还是有必要重复一下的：

《评近代经学》的第三部分，还专门立有一节讨论两次斗争中的经学与西学。

处于民族危亡之际的近代经学，不仅有着今文学与古文学的“内战”，而且有其一致对外的地方，那就是必须共同面对西学的沉重压力。

学习新事物，接受新事物，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但西学挟枪械火炮之威而来，又迫使人们，尤其是讲经学的人们带着极为复杂矛盾甚至扭曲的心态去看待它。

1897年，年事已高的古文派学者俞樾无可奈何地说起，甲午战后的三年间，时局一变，风气大开，人人争言西学。他本人虽然坚持不讲西学，但也不打算反对他的学生去讲西学。大年师指出：“这反映了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日益增强的冲击，导致中国思想界发生了中学与西学、新学与旧学的激烈斗争。作为中学核心部分的经学，必然要卷进这个斗争的漩涡里面。”在两次斗争中，今文派与古文派在讲经学的同时都不能不讲到西学，至少得夹杂着一些关于西学的议论。康有为、章太炎的学问，“在不同程度上是不中不西，或者中学表层涂抹些西学釉彩，亦中亦西。”康、章以外的两派经学家，多是拿中学比附西学，即认为西方的一些事物、学说是中国古已有之的。从西方把那些学说介绍过来，正好比“礼失而求诸野”。

“这些讲经学的人，这些孔教保卫者，为什么偏偏要拿中学比附西学呢？”大年师一针见血地指出：

他们中间有人说这是自大，不够谦逊。其实这种说法仍是自我夸饰。他们不是什么自大，而是内心慌乱和自卑，是在西学冲击面前无能为力的彻底的自卑。中学比附西学，把西方当今一些学说、事物指为与中国古代相合，与孔学一致，其实际的意义是，这时中国封建的文化已经丧失了独立的地位，它抵挡不了资本主义文化的侵袭，而要去攀附后者，寻求依据来保护自己的生存地位。纵然它含有抵抗西方文化侵略而发出呐喊的某种意义，但却表明自己是没有能力来抵抗那种文化入侵的。因为那种文化入侵来自外国资本主义的全面入侵。这不是单从文化思想上所能解决的。何况那种比附出于虚构捏造，强作解人，不能掩人耳目。

他指出：早在明代末年耶稣会传教士把欧洲一些科学知识带到中国的时候，以徐光启为首的少数知识分子即试图解决中学与西学的关系问题。他们的设想是“会通以求超胜”，先使两者“会通”，然后由中学“超胜”西学。但那个理想并没有坚持下去。清代前期是中国传统文化汲收新知和发展自己的一个机会。清代经学家们又错过了这个机会。当时出现了一种“西学东源”论，认为西学源出于中学。考据家兼数学家王锡阐、梅文鼎首先倡导这个说法，戴震、梅珏成（梅文鼎孙子）等人相继引伸发挥。戴震并在《四库全书》天文算法类书目提要中列举资料，证明西方的某些算法是先从中土流入西方然后又转而流回中国的。“西学东源”由此差不多成了清朝官方学说。

戴震在清代学者中“最称巨擘，学术淹博，有新思想”。他对中西学术在方法论、认识论方面的差异最为清楚，在其实际的学术研究中，更是注意吸收西学之长而为己所用，可是他非但有意不去点破，反而极力鼓吹得到官方首肯的“西学东源”说。所以现代的研究者中，有人对他是颇有微词的。大年师注意到今人的这一批评，并痛切地指出：“《四库全书》编纂以后一百余年，近代经学讲论者仍在西学东源说上打转，而知识却远远落后于他们的先辈。这不止是经学的悲剧。”然而他在文中并没有追究戴震的个人责任，而是抓住被一般经学家们当作思维的最高方法的经学方法本身，进行了深入的剖析。

什么是经学方法？那就是唯书、唯上，引经据典。“凡有辩论，总要引证诗云子曰作为根据。孔学经典上的是非，就是他们认识上的是非。”独获创知的创造性思维，就这样首先从方法论上被扼杀了。经学家们也强调研究学问要“实事求是”。但他们的所谓“实事”，除天文算学等少数门类以外，只有儒家经典及其繁琐无边的考辨资料，自然界的诸般现象是被排除在视野之外的。大年师对此的结论是：在中世纪，西方经院哲学把自然科学变为神学的奴婢，清代经院哲学——经学则把历算科学变为孔学的奴婢。“西学东源”论盛行，说明从孔学体系羁绊下解放出来，是中国传统文化汲收新的方法论、认识论，更新自己的决定性关键。

但大年师通过史实的论证，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中有些内容传到西方，并产生过一定的影响还是表示了充分的肯定。不但如此，他还对英国学者李约瑟（JosephNeedham）通过自己的研究所得出的一个“新说”，即“辩证唯物主义渊源于中国，由耶稣会教士介绍到西欧，经过马克思主义者一番科学化以后又回到了中国”的说法极表兴趣，指出：“对于李约瑟的论断要继续研究，而它应当是有根据的。”而在《评近代经学》的“结束语”部分，更对此作了进一步的申论。

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是近代经学走向穷途末路的终结时期。

对于这一时期的近代经学，大年师同样也列出了两派学者及其著作、经学研究中的思想主张等细目进行了探讨。这一部分的论述还为我们勾勒出了近代经学的最终历史命运：自1905年科举考试废除之后，儒家经典实际上已失去了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地位；1911年辛亥革命后，随着君主专制王朝的被推翻，经学更失去了政治上层建筑的庇护。所以，虽有袁世凯的尊孔闹剧，也虽有康有为与章太炎等人在是否定孔教为国教问题上的一时争论和在尊孔读经问题上的最终合流，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的潮流下，近代经学还是走到了山穷水尽，不可能再作为特定的统治思想体系而发挥作用了。正如大年师所分析的：

近代经学是历史的产物，它完成了历史提出的必须完成的任务。今文学、古文学两派的激烈斗争，暴露了经学的重重矛盾和不合理性。这种矛盾和不合理性，是要由它的自我揭露来实现的，没有其他办法代替。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宣告近代经学及其斗争成为过去；同时，是高声宣告了经学二千年统治地位的最后终结。

《评近代经学》的“结束语”，从四个方面对全文进行了总结，且有进一步的发挥。

二是揭示了近代经学所存在的形式与内容上的矛盾。经学是中国封建阶级的意识形态，近代经学中却朦胧出现了民权、平等等西方资产阶级的口号和字眼，众口喧腾。但这种形式与内容上的矛盾，并没有改变它的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性质。这是因为，讲经学的主要人物的思想主张表明：孔学体系、封建意识形态，在经学讲论中仍然是压倒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近代经学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封建主义的纲常伦理、孔学名教和它的整个体系，而非民权、平等那些观念。民权、平等观念出现，给争论火上加油，带来了爆炸性的效应，但它根本谈不上与封建意识形态相匹敌。经学的性质没有改变，也不可能改变。

三是剖析了近代经学“来自基因”的双重性格：孔学的现实精神与复古主义。孔子学说的基本内容，是直接面对社会现实的。这是它的很大长处。同时，孔子生当礼崩乐坏乱世，要求恢复周礼，反对“攻乎异端”。这又使他主张复古，思想封闭。近代经学并不害怕与现实生活相接触。从龚自珍、魏源起，已经开始把原始孔学的现实精神显示出来。维新运动中的今文派、辛亥革命前的古文派，进一步发挥出了这个长处。这是近代经学最值得重视的部分。然而，就在一转眼间，今文学与古文学又都转而宣传复古主义、封闭思想。它们的提法不同，在对待孔学、对待社会现实上倒退，则没有两样。东、西汉经学道不同，不相为谋。它们都解说孔学，又各有自己的性格，壁垒分明。这也连及到近代经学两派的不同性格。

四是阐述了经学从历史舞台退出后，为什么最后只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并终于与中国固有文化结合起来。大年师分析原因有四：第一，中国先进分子一直指望向西方寻求到救国救民的真理，帝国主义残暴侵略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使那种指望破灭了；第二，俄国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建立起无产阶级领导的政权，马克思主义理论变为现实的社会制度。中国先进分子面前出现了一条新的道路；第三，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科学思想体系。它关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与适合、私有制社会里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社会制度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理论，深刻明晰。中国人依据自己的文化背景、现实生活，接受了这一思想，并把它作为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命运的斗争武器；第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古典的朴素的唯物辩证法的思想是可以沟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互相联系的两个部分，一是唯物论，二是辩证法。中国传统哲学，首先是经学里面，就流传着这两者的科学要素。中国古代的唯物论思想和朴素辩证法，带有臆测性和直观性，需要应用建立在近代科学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来加工，使之完善化。

大年师最后指出：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中国文化的自我更新，是中国文化现阶段的重要发展。孔子学说统治成为过去，近代经学结束，是历史朝前演进的必然，是合理的和不可避免的。为什么五四运动以后，西方各种牌号的新思想、新学说蜂涌进入中国，又都像昙花一现，转眼过去，唯有马克思主义终于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了？这四条就是回答。

以上虽花了较多的篇幅对《评近代经学》的内容进行了介绍，但它依然只是结合我个人的理解而描绘出的大致轮廓，目的也只是让读者对大年师究竟如何就《评近代经学》这个题目“作了结”有一基本的印象。对于这样的轮廓或印象，读者完全可以有不满意的理由。因为原著的内容极为丰富而文字又高度洗炼，仅凭以上的介绍，是很难完满地展现其原貌的。详尽的介绍需要有更多的篇幅，而那样做还不如直接阅读原文。更何况原著一些具体论述的精妙细微之处，只有徜徉在上下文的语境之中才能真正体会到。

人们常将科学研究最终的成果比喻为冰山浮现出水面的那“一角”，这样说是很有道理的。对于大年师在《评近代经学》一文写作中的艰辛，那大量的“淹没在水面之下”的工作，虽“不足为外人道也”，但也不妨在此摭拾一二。

我印象很深的有这么一回事，那就是查找朱一新的有关材料。朱一新其人是金华学派的理学家，在近代经学的纷争中并不是什么至关紧要的人物，他只是在康有为显露头角之初和康进行过一些学术上的讨论。但问题是需要对他的生平事业有进一步的了解，而遍查现存的清人著述或清史资料对其都语焉不详。大年师不愿轻易放弃努力，嘱我再想想办法。我自揣无能再在浩繁的清史资料中捞针，便直接给浙江义乌市的方志办公室写信求援。但最终出现在《评近代经学》文中的有关朱一新的文字，只是极为简短的两小段话。

还有通读清末今文经学家廖平著作之事。廖平讲经学的名气很大，对康有为的经学主张有直接的影响。但其人学术观点多变，其著多牵强附会之作。我是一提到就犯怵，因为总要联想起“懒婆娘的裹脚布”之类的歇后语。但大年师为了更好地了解其人其论，还是决定将其通读一遍。记得1999年春间的那一次，我到木樨地大年师的住所去拜见他。他笑眯眯地告诉我：总算把廖平读完了。我当然知道这轻描淡写的一句话的真正份量。

由于年事和阅历的关系，大年师对南宋爱国诗人陆游晚年的一些诗作，往往产生共鸣。如陆游的一首绝句：

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

2000年7月草，

8月18日改定。

——第二届“近代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2002年9月·北京

在研究太平天国的一些论著中，迄今仍流行这样的说法：太平天国在由长沙向武汉进军，乃至建都以前，曾提出过“概免租赋三年”和“薄赋税，均贫富”的口号。

这一说法最早于1977年由王庆成所提出：

《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4期关于《上海小刀会起义文献》的编者按也说：

崔文没有说明为什么太平天国宣布“免除三年租赋”，就体现为“反封建”的性质。本文也不打算就此进行辨驳，因为下文还要说到，在清朝方面，从皇帝本人到地方官员同样也有过类似的主张。本文想要弄清楚的是：“概免三年租赋”也好，“普免三年钱粮”也罢（可统称之为“免粮三年”）以及所谓的“薄赋税，均贫富”云云，是否确为太平天国在建都前所提出的口号？

从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客观形势看，这些口号确实是很得人心的，对于发动人民群众起而推翻清王朝，无疑起着很大的号召作用。但从太平天国赋税政策思想的发展及其在定都前后的社会实践来看，却完全有理由怀疑这些口号是否真为太平天国当局所提出。

首先从政策指导思想来看。早在太平天国起义前的1847年，洪秀全在《原道醒世训》中就明确提出：“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不应存“此疆彼界之私”，不应起“尔吞我并之念”。他援引《礼记·礼运》，热烈歌颂了“天下有无相恤，患难相救，门不闭户，道不拾遗，男女别涂，举选尚德”的“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社会；号召天下凡间的兄弟姊妹，“跳出邪魔之鬼门，循行上帝之真道”，“相与作中流之砥柱，相与挽已倒之狂澜”，如此，则可“行见天下一家，共享太平”。

但无论是“免粮三年”或是“薄赋税，均贫富”却显然都没有触动现有的社会结构及其赋税制度。“免粮三年”（或“普免三年钱粮”），含义明确，无须解释。“薄赋税，均贫富”的意思也差不多，无非是说，要减轻人民的赋税负担，主张穷人和富人的赋税负担要合理，贫富不要太悬殊。显然这和太平天国的政策指导思想是不同的。

退一步讲，如果“免粮三年”和“薄赋税，均贫富”确实是太平天国的口号（譬如作为一种宣传手段），那它们是一定会在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会衔的三篇起义檄文中反映出来的。因为这些檄文是太平天国的政治宣言，是纲领性的文件，且一再修改，到处颁发。但我们所看到的是这样的宣告：“中国有中国之制度，今满洲造为妖魔条律，使我中国之人无能脱其网罗，无所措其手足，是尽中国之男儿而胁制之也。”“满洲又纵贪官污吏，布满天下，使剥民脂膏，士女皆哭泣道路，是欲我中国之人贫穷也。官以贿得，刑以钱免，富儿当权，豪杰绝望”，“予兴义兵，上为上帝报瞒天之仇，下为中国解下首之苦，务期肃清胡氛，同享太平之乐。”……丝毫未提及这两句口号。

但是却有史料表明：太平天国在1851年占领永安时期已经有了要废除当时的赋税制度的明确表示。

考太平军在占领永安后不久曾有过过抢割禾稻的行动。

这些口碑传说，经过一百多年的演化，尤其掺杂了整理者的主观因素，可能已过于理想化了。但姚莹在《陈永安善后事宜状》中承认“胥吏多已被害，实征册籍皆无。”“现经本司出示民间，令各民人家藏征完钱粮串票寻出，赴官号挂，给以执照，重立新册。”又说明太平军或当地人民确实销毁了部分征册。事出有因，当非虚语。

将上述综合起来考察，可以认为：太平军为了粮食供应的需要，采取了直接与农民（粮米的实际持有者，包括佃户、自耕农）对分收获物的粗放做法，而废止了征收租赋的旧章程。这种直接和生产者发生关系的做法，已从实际上奠定了太平天国建都后赋税政策的基础。而且，这种做法也显然和“免粮三年”、“薄赋税、均贫富”的提法不一致。

考“免粮三年”一说，见于曾国藩的幕僚张德坚所撰《贼情汇纂》一书。其原文共有三处提及“免粮三年”的问题。

第一处见卷十《虏劫》章：

第二处见同卷《科派》章：

第三处见卷十一《掳人》章：

由于种种主客观因素，太平军侦探人员进入清政府统治区确实不易。然而，在清政府统治区，不仅“流言”是到处流传，甚至连布告也是随处可见。但这基本上都不是真正的太平军人士所为，而是天地会党人和其他反清人士对太平天国的热烈响应。

如咸丰二年南京乡试时，发现贡院门前贴有“伪示”，上元生员吴家桢在其《金陵纪事杂詠》诗中写道：

“三载抡才锁院开，门前伪示忽飞来；

七千里外藏奸细，堪笑诸公梦未回。”

再如安徽贵池人李召棠在其《乱后记所记》一文中说：

贴布告的是天地会众，这是一个明确的证明。太平军决不会说“洪秀全系明后裔”。而且有意思的是，所谓“伪中之伪”的说法表明，李召棠本人实际上已经觉察到有关告示并非真正属于太平天国官方的文告。

值得注意的是，《贼情汇纂》所收录的大批太平天国的文书、布告中，没有一件提及“免粮三年”的问题。

如《贼情汇纂》卷十《贡献》中记有这每一则“诰谕”，其内容和上引卷十一《掳人》章中那一段文字极为相似，但关键之处恰恰是根本没有“普免三年钱粮”的说法：

《贼情汇纂》卷八中录有一则“贡单”，这是太平天国发给初克复地区农民的，内中说：

“免粮三年”一说，虽不见于太平天国文告，但在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天地会或其他非太平天国人士的起义文告中却屡见不鲜。

对于上述提及“免粮三年”的非太平天国的文告，《贼情汇纂》中概未收入。看来张德坚等人对于见诸文字的东西东西是否属于太平天国还是能注意严格加以区分的，但对“流言”之类可能就不那么慎重了，因此造成讹误。

通过以上的考察分析，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免粮三年”不是太平天国当局的口号。几句流言，不足为据。

“薄赋税、均贫富”一说，则见于《吉尔杭阿禀稿》：

后来担任过曾国藩幕僚，而此时尚在江苏常州老家的赵烈文在自己的日记中说：

“（三年二月）十二日（1853年3月21日）……贴伪示甚多，首称开国平满大元帅杨秀清示，语多指斥本朝。

赵烈文所说的都不是真正属于太平天国的布告。

其余还有些什么样的布告呢？

有“后明太平王元年三月六日”（该报注：1852年4月23日）“五路兵马纪功得胜二次先锋臣曾三秀恭抄示”的“奉天承运皇帝诏”；

“奉天承运太平国统理军机都督大元帅洪”的晓谕；

“贴南京城外”的“六言告示”；

“特授江南路宣抚使开国定远侯刘”的晓谕；

这些文告中最可注意的是注明“此示贴九江府城外”的“奉天承运太平国统理军机都督大元帅洪”的晓谕。文中首要的问题就是“钱粮”与“贫富”问题：

我以为，这就是吉尔杭阿所说的“薄赋税、均贫富”的告示的原文。“薄赋税、均贫富”二语显系吉尔杭阿对告示中心思想的概括，而不是原文中的字句，更不是什么六个字的“口号”。吉尔杭阿及当时在苏州的清朝大员们可能未及辨析是否真是太平天国的文告，而造成讹误。也可能他们根本就不愿作此辨析，因为在他们看来，只要是反对清政府的，都是“贼”、“匪”、“逆”，无需细加区分，但这给今人研究太平天国的赋税政策，无疑是带来了一些麻烦。

果然，在占领南京后不久，太平天国就公布了所谓《百姓条例》（或作《待百姓条例》），其内容大约是：

是年冬，太平天国颁布了它改造社会的纲领性文件《天朝田亩制度》。

这一空想方案最终是被束之高阁了。但这已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内容。本文所要说的是：太平天国在其建都前从没有提过“免粮三年”或“薄赋税，均贫富”的口号。不要再以讹传讹了。

第9届国际清史学术讨论会论文，

2000年8月·北京

——发表于《清史论丛》2001年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9月版

晚清政治史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1978年以前的近三十年，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是新的近代史体系的形成时期。晚清政治史的研究被严格地纳入中国近代史新体系的框架之中，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重视对鸦片战争以来近百年史的研究，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贯主张。早在1941年5月，毛泽东就批评了那种“对于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恶劣学风，提出：

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纪念中国共产党的28周年。文中不仅历述了自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以来，先进的中国人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而不果的痛苦经历，也总结了在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之后，中国的面目所起的变化，说明了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一边倒”和走俄国人的道路的必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毛泽东在文中列举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的几位向西方学习的先进中国人：

这四位，一位是太平天国的天王，两位是戊戌维新的主将，还有一位是辛亥革命的领袖。毛泽东正是以他们为代表，概括了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前赴后继地反对内外压迫者，而最终由中国共产党人完成了先人遗志的斗争历程，从而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对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历史的一种崭新的解释。

三个月后，1949年9月30日，毛泽东又在为人民英雄纪念碑起草的碑文中，对中国近百年史的几个节点，作出了相当明确的表达：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其中的所谓“三十年以来”，就是“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以后对自1840年到1949年的中国近百年史，就是以1919年的五四运动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部分：通常以前一部分为中国近代史，而以后一部分为中国现代史；而从革命史的角度，前一部分又称为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后一部分又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所谓近代史，也即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历史，实际上就是晚清史再加上民国时期最初的八年。然而晚清史本身此时还不可能有自己的独立地位。

由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的实践中所提出，而此时作为新的历史体系指导思想的有关阐述主要有：

一、关于近代社会的性质。鸦片战争以来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中国社会，既不是资本主义社会，也不完全是封建社会，而是一种过渡性的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概念，系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最初于1920年代末所提出。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和《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等论著中，对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曾作了系统的阐述和论证。

表1《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十种）明细

资料名称

编者

册数

总字数（千字）

鸦片战争

齐思和、林树惠、寿纪喻

8

2431

1954

太平天国

王重民、王会庵、田馀庆、向达、朱偰、金毓黻、胡小石、张秀民、陈山、贺昌群、荣孟源、邓之诚、郑天挺、郑鹤声、刘桂五、刘钧仁、谢兴尧、罗常培、罗尔纲、关吉罡

2261

1952

捻军

范文澜、翦伯赞、聂崇岐、林树惠、王其榘

6

1826

1953

回民起义

白寿彝

4

1394

洋务运动

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编辑室、中央档案馆明清档案部编辑组

3224

1961

中法战争

邵循正、聂崇岐、张雁深、林树惠、单士魁

7

2745

1955

中日战争

邵循正、张雁深、孙瑞芹、张蓉初、林树惠、段昌同

3019

1956

戊戌变法

翦伯赞、刘启戈、段昌同、林树惠、王其榘、金家瑞

1627

义和团

翦伯赞、荣孟源、杨济安、王其榘、金家瑞、林树惠

1450

1951

辛亥革命

柴德赓、荣孟源、单士魁、张鸿翔、刘迺龢、陈桂英、张次溪

3255

1957

一、关于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大事，它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是深重的。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便逐步地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阶段，但同时也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

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终于胜利地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结束了由鸦片战争引起的历史命运。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垂死的帝国主义和封建残余不想作最后的挣扎而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因之，了解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下的悲惨景况，和学习中国人民百折不挠的反抗精神，是十分重要的政治教育。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学习中国近代史应当从鸦片战争开始。

二、关于太平天国和各地各族人民的反清斗争。

一百年前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前后坚持了十四年，势力扩展到十七省，革命的英雄们建立了自己的国家，组织了强大的武装，实行了各种革命政策，发动了广大农民为推翻封建的土地制度而斗争，并且担负起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任务，他们的这些英雄行动，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固然太平天国仍旧是没有工人阶级领导的单纯农民战争，它在中外反革命联合进攻之下终于失败了。但是太平天国所表现的中国人民的光荣的革命传统和崇高的爱国主义是永远值得中国人民引以自豪的。

太平天国革命前夕，在南方的粤、桂、湘、赣，北方的苏、皖、鲁、豫，各地农民群众因不堪虐政的压迫，已纷纷起来，反抗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这些农民军，大大小小的组织非常多，其中声势比较雄厚的，在南方要算天地会，在北方则是捻军。……捻军是北方农民的大规模武装起义，也是太平天国革命在北方的再起。研究太平天国革命而忽视捻军和其他反对满清专制王朝的起义军的活动，对于太平天国革命的研究是不够全面的，也就不能看出当时农民革命战争的坚强性和普遍性。

把回民起义简单地看作回民单纯的活动，是不对的；把回民起义看作回汉两族的斗争，是更不对的。我们应该把回民起义看作是中国人民进行阶级斗争的一个形式，云南回民起义和西北回民起义正是当时全中国人民反清斗争洪流中的两支猛流。

三、关于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到中日甲午战争，前后约三十多年。这是清政府一部分带有买办倾向的当权派，采用资本主义外壳以保持封建统治的一种自救运动。它的产生，是清政府在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对太平军作战中，一部分官僚军阀认识到自己军器窳败、船只缺乏的危险，他们一方面感觉到洋人船坚炮利的可怕，而对外国屈服；同时也感到洋人的武器可以利用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因而有意识地提倡起所谓“新政”。

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战争手段在中国抢得更多的权益后，认出清朝统治阶级已彻底屈服；清政府兴办这些“新政”对它们不但不是什么威胁，反而更便于对中国人民进行深度的剥削与奴役。这就是它们和清朝统治阶级互相勾结的政治基础。因此在这期间，它们尽量把巨额的军火和大批军官、技术人员供给清政府，共同合作来屠杀中国人民。

这种“新政”并经不起考验，它在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的过程里，遭到了彻底的破产。然而，为期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对十九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历史，也产生过一定的作用。……它给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与发展，造成了某些有利条件。并且，使中国的无产阶级获得了一些发展。同时，清政府既办理洋务，便不得不培养一些懂洋务的人才，通过同文馆、水师学堂及派送留学生，栽植了一些通达外情、理解科学的技术人员。这些人中，一部分在洋务派官僚集团中做了走卒，但也有些人因接触西洋事物而接触了新的思想，对资本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起了桥梁作用。

四、关于中法战争。

中法战争是指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人民为了反抗法国资产阶级的侵略越南和中国各地而进行的正义的战争。

当时在太平天国革命失败之后十几年中，中国本身已经迅速地沦为世界资本主义的商品市场，外国侵略者在中国已经建立起来它们的统治秩序；但它们同时还分别向中国的邻邦下手，要灭亡这些国家，藉为进攻中国的基地。法国在侵略越南的战争中，就公开地叫嚣着要进入中国的西南。因此中法战争不仅是援助越南，也是中国自卫的战争，也就是说，它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民族战争。

中法战争的特色，在于中国人民主动地进入了战争，许多官吏和将领也都大声疾呼主张奋起抗战。满清统治者看到自身利害的关系，被迫应战，甚至主张投降的洋务派首领李鸿章也不敢公开地阻挠出兵。……这次战争，以冯子材将军统帅的部队在谅山大破敌军而终止。它是中国近代史上中国对外国侵略者艰苦作战而获得巨大胜利的一次战争，尽管当时主张投降的统治者甘心自认失败，法国侵略者却不能不狂叫着北圻的惨败。

在中法战争以前，中国统治阶级中洋务派的图富图强的设施表面上已略具规模了。但在战争过程中，打败仗的多是受有新式训练具有新式装备的淮军——洋务派首领李鸿章的嫡系部队；而马江一役，大小新式兵轮几全数沉毁，南洋援闽兵船更是遇敌便逃。所以当时甚嚣尘上的洋务运动，不必等到中日战争才告垮台，在这次战争中已是原形毕露了。

总而言之，中法战争是中国人民不断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中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中国人民又一次表现了抵抗外侮的巨大力量。同时在战争过程中，打击了国内的反动的腐朽统治势力，揭露了洋务派官僚的媚外卖国和洋务运动的本相。

五、关于中日战争。

中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巨大的事件。一方面它标志着中国遭受更严重的侵略和奴役的开端，因为甲午战后中国成为帝国主义列强在东方矛盾的焦点，中国迅速地进一步半殖民地化，而且一度面临着被敌人瓜分的危机。另一方面，从甲午战争开始，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也跟随着日益严重的局面加紧加强。在战争过程中，中国人民进行了正义的、英勇的反抗。在统治者向敌人屈辱投降之后，台湾省人民坚持着反抗侵略者的英勇斗争，全国人民反对马关条约的呼声，促使革命形势迅速高涨，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因此研究一八九五年以后几年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变化，不能不以中日甲午战争为起点。

中日战争的性质是极其明显的。日本军国主义者长期以来蓄意侵略朝鲜，并进一步侵略中国，这是大量的史料（包括尽人皆知的所谓“田中奏折”）以及战争的结果所早已证明的。美国资产阶级支持日本的扩展，企图乘机垄断朝鲜和中国东北的市场，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因此在这次战争中，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所进行的抵抗，同样是反侵略的、自卫的斗争。没有疑问，在这一次战争中，正义是属于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的。这次战争也深刻地显示着英勇的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在共同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中的紧密的相互关系。这在今天看来，是有极伟大的现实意义的。

六、关于戊戌变法。

五十五年前（引者按：即1898年），中国已在中日战争中遭受严重的失败，国际帝国主义进一步加紧侵略中国，使中国处于被瓜分的危机中。为了逃脱危机，并进而谋中国的独立自强，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代表的中国一部分受到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影响的上层知识分子，继承了他们前辈的改良主义的政治主张，发动了变法维新的运动。他们曾运用学会、学堂、报纸等工具，向当时的知识分子群众，进行了宣传教育和组织的工作；他们企图运用政权力量，自上而下地实行他们所想望的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并从而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

在当时的中国历史条件下，戊戌变法运动是具有爱国主义性质和进步意义的。但这个运动主要的是代表了当时从地主官僚转化过来的资产阶级的政治倾向，所以只能是一种软弱的改良主义的运动。领导这个运动的人，看不见农民革命的力量，他们所企图的都是用改良主义的办法，来抵制农民的革命。他们和当权的封建势力并不是根本对立的，只是要求封建统治势力让出一点位置来给新起的资产阶级。这样的脱离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软弱的改良主义运动，注定了只能得到悲惨的失败。

戊戌维新运动在当时社会中所起的思想启蒙作用是不能低估的。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不久，资产阶级的革命思想开始蓬勃地发展了起来，并战胜了改良主义的思想。戊戌时期的维新派，到了后一时期，已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反对者，但是从历史发展上看，应该承认，维新派在戊戌时期不仅向顽固的封建势力作了猛烈的思想斗争，而且又通过自己的政治实践来证明了改良主义思想的破产，这就对于后一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发展，尽了前驱的作用。

七、关于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这一个曾经震撼世界的［伟］大农民暴动，到今年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数不清的事实，证明了自义和团暴动失败以来的半个世纪中，国际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人民的迫害，有加无已。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侵略，简直达到了绝顶猖狂的时代。最近竟公然武装侵略我们的台湾并轰炸我们东北的领土，妄想和五十年前一样，再来一次对中国人民的大屠杀与大洗劫。五十年前的义和团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是带着狭隘与落后性的，这是在没有无产阶级领导时农民革命的不可避免的现象，因此他之陷于失败的悲剧也是难以避免的。但是现在解放了的中国人民已经是不可欺侮了，已经有能力来清算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一切血帐。

清算帝国主义的血帐，是纪念义和团最好的方法，也是我们编辑这部书的动机。为了清算这一笔血帐，我们把义和团的史料重新公布出来。我们希望这些血淋淋的史料，会提起读者对义和团的回忆，会帮助读者从历史上去认识帝国主义。会提高读者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警惕，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侵略。

八、关于辛亥革命。

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的一次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

这次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定了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的临时约法，建立了民主共和国，奠定了民主主义的思想基础，给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为此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开辟道路，功绩是辉煌的，意义是重大的。

由于当时中国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资产阶级有它的软弱性，领导革命不能彻底，以致辛亥革命胜利之后，革命的果实反被北洋军阀篡窃，既没有改变中国的社会性质，民主主义革命事业也并未完成。这是历史条件的限制，是值得我们研究的问题。

但从讨论的结果看，作者的这一初衷似乎并没有真正达到。因为作者在批评近代史中政治史占了极大比重的同时，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标志来划分时期，并提出在中国近代史中曾出现过三次革命运动的高涨，即太平天国为第一次，甲午战争以后到义和团失败为第二次，辛亥革命为第三次。学者们的讨论尽管在具体的分期问题上见仁见智，甚至各不相让，但却基本赞同了以阶级斗争作标志的“三次革命高潮”论。由此也可看出，这场分期问题的讨论之所以重要，本不在于具体时段的划分，而在于提出了一种新的结构性诠释体系，提出了一个统系全局的纲。至此，中国近代史的新的结构体系已趋于完备和成熟，不仅依旧是以晚清政治史为基本框架，而且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革命史的味道更加浓郁了。“八大事件”并没有也不可能为“三大高潮”所取代，而是从此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具体从事近代史教学的人士往往将“两大矛盾”、“三大高潮”、“八大事件”相提并论，并以此作为对这一体系的简略概括。

以太平天国革命为中心的各地各族人民反清斗争，是晚清政治史中最为重大的事件，但也只是在新中国才具备了深入研究的条件。由于农民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民主革命中的主要力量，作为旧式农民战争最高峰的太平天国史的研究也得到了空前的重视。表2是笔者据《历史研究》创刊后40年间发表的有关晚清政治史论文所作的分类统计。从中不难看出，在1966年以前所发表的论文中，有关太平天国的竟占到58%，远超过占第二位的辛亥革命（占19%）。

这其中，詹天佑并不是政治人物，而是由于他对铁路事业的贡献；龚自珍主要是因其诗文；张謇则是由于他的办实业。若除去这三人，则太平天国人物占了压倒多数。在晚清权倾一时的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的排名都很靠后。另外，晚清大吏中，以兴办洋务著名的张之洞有19篇；而与曾国藩、李鸿章齐名的左宗棠，竟然只有4篇，其中发表于文革前的更是只有1篇（其他3篇均发表于1978与1979年）。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了。

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结束以后，尤其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改革开放和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原则以后，晚清政治史的研究也开始“拨乱反正”并得到前所未有的新发展。

但中国近代史依然有其存在的根据，晚清政治史也依然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道理很简单：人们需要知道自己的昨天和前天，对所见所闻和所传闻之事依然有着足够的兴趣，而晚清离我们毕竟还不够“远”；更重要的是：自18世纪末叶西方工业革命以来，曾经是落后的西方（西欧、北美再加上后起的实际上位处东方的日本）一跃而成为世界上最为先进的地区，而这一基本态势自西方工业革命以来迄今并没有实质上的改变。

在这些论著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中国近代史稿》（刘大年主编，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一册1978年，第二、三册1984年），是一部具有近代通史性质的著作，它的前身就是《中国史稿》第四册，在写作中大体采用了原有的框架，对这一段历史也没有提出什么新的看法，但通过大量史实的补充，强化了《中国史稿》第四册的那些基本观点，克服了原书“有骨头无肉”的缺憾。而且每一个时期各有总评，成一家之言。可惜的是，本书只出了前三册，叙述的内容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到1901年《辛丑条约》的订立，比原计划写到1919年五四运动少了近20年。但它对晚清从鸦片战争到义和团运动的60年历史的叙述已较为完备了。

胡绳于1981年出版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则是按照作者自己提出的三次革命高潮论编写的。在这部新著中，他借用了章太炎在1906年所说的“以前的革命，俗称强盗结义；现在的革命，俗称秀才造反”的机智提法，重申了自己的论点：

从资本主义发展，从近代化、工业化的角度看，“三个阶梯”说有其合理之处，或可补“三大高潮”论的不足。但“两半”论本身还是有其生命力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提法，固然凸显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目标的一面，但同时也隐含了半独立半资本主义的另一面，因而它同样也为发展资本主义，为实现近代化、工业化的另一目标提供了根据。

我们注意到刘大年先生近年来在多种场合对“两个基本问题”说的表述：

“两个基本问题”说——这是在新的认识基础上的整合和重新统一。

晚清政治史本身的研究中，清朝统治阶级的研究也已得到了加强。对于统治集团中的重要人物，首先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不仅都有研究专著和大量研究论文，而且还出版了他们的文集。此外，对清廷枢纽人物如恭亲王奕、慈禧太后等人，对湘淮军的集团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

对被简称为“八大事件”的晚清重大事件的专题研究也在继续深入。

辛亥革命，尤其是孙中山的研究继太平天国后成为新的热点，这与海外及台湾海峡两岸的学术交流的加强也有一些关系。除报刊论文外，还出版了一些极有分量的学术专著，如章开沅、林增平主编的《辛亥革命史》（三卷），金冲及、胡绳武编著的《辛亥革命史稿》（四卷）等。

对于晚清政治史中的若干专题研究，因头绪较多，不再一一细述，兹据《历史研究》所载论文的情况，列表分析如下：

表2《历史研究》所反映的晚清政治史各专题研究状况（1954-1993）

1966年前

所占%

1974-1983

1984-1993

两次鸦片战争

5

4.42

3.31

10

7.41

65

57.52

37

30.58

17

12.60

2

1.77

16

13.22

34

25.18

13

11.50

4.96

15

11.11

义和团运动（及其他）

3.54

5.19

22

19.47

42

34.71

51

37.78

帝国主义侵华

8.26

1

0.74

总计

113

99.99

121

100.00

135

100.01

据《〈历史研究〉目录索引》整理。按：1954-1983年的索引原系按专题排列，1984-1993年的索引则系按时期排列。现已尽可能地作了归并，以利对比。

《历史研究》自1954年创刊，1967年停刊，1974年复刊直至今天，虽有月刊、双月刊的反复变化，但其对于研究论文的容量还是相对稳定的，因此可用来进行一些比较。

首先，有关晚清政治史论文的总量：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动之前约12年，发表有关论文113篇；1974年复刊至1983年的十年，计发表121篇；1984年起的新的十年，计135篇，略呈上升趋势（需要说明的是，《〈历史研究〉目录索引》中，无论是按专题或是按时期划分，都有一些论文不属于或不纯属于晚清政治史的范围。本表的统计中只剔除了那些明显不属于政治史的论文）。

洋务运动：由冷转热，由文革前的最末位，逐步上升，1984年后已跃居第二（四分之一强）。

戊戌变法：热——冷——热，除文革期间一度受冷遇外，稳定在11%左右（九分之一）。

辛亥革命：稳定上升，由文革前的居于第二（但只占五分之一），上升为第一位（近五分之二）。

应该说，这些都是很正常的现象，是研究深入发展的应有之举。

但不管怎么说，目前晚清政治史研究中呈现出的多样性甚至某种不确定性本身还是一件极为可喜的事情。从论证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的无比正确和必然性，转而“翻烧饼”，进而再平实地研究和叙述历史，这是认识上的飞跃。历史学本是一门求实的学问，即使不用某种分期或叙述体系，只要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是照样可以把历史解说清楚的。

——以《50年来的晚清政治史研究》为题发表于《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5期，略有删节。据原稿校订

──为马尔萨斯《人口原理》发表200周年而作

马尔萨斯（T.R.Malthus）的《人口原理》（AnEssayonthePrincipleofPopulation，中文版初译作《人口论》）发表200周年了。

在西方人口理论中，能像马尔萨斯人口论那样在中国产生巨大影响的，恐怕是绝无仅有的了；而作为外国历史人物能在中国享有盛名的，马尔萨斯其人也是相当突出的一个，因为这是一个太有争议的人物。而他的名气──至少对当代中国人来说──似乎是“批”出来的。大凡从50年代过来的人们都不会忘记当年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批判。但那场批判的最终结果，是使他的人口论在相当多的人们的心目中变成了“臭豆腐”：闻起来是臭的，吃起来是香的。尤其是在70年代末大抓计划生育，并对马寅初《新人口论》加以平反之后，马尔萨斯的大名更是不胫而走，深入人心。他的人口论虽从未有什么权威人士正式加以“平反”，但却很自然地恢复了“名誉”。

为什么一个曾被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乃至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们竭力加以批判的理论至今却还相当有“市场”？50年代的那场批判固然值得我们认真反省。马尔萨斯人口论中可能包含的若干现实的合理的因素，同样值得我们认真加以分析。尤其是，当这个已被不少专家学者一再申明是谬误的理论，居然仍为相当多的人们所认可时，这一现象本身也就成了值得我们深入探究的课题。这就是我们在马尔萨斯《人口原理》发表200周年之际，仍必须对其人口论进行再认识的根本原因所在。

马尔萨斯为中国人所熟知，是由于他在最初出版于1798年而后又经过多次修订的《人口原理》一书中所提出的“人口的增殖力无限大于土地为人类生产生活资料的能力”的著名论断，也就是所谓“两个比率”（中文版初译作“两个级数”）：

他在书中认为人口若不受到抑制，每过25年左右便会增殖一倍，而土地收益却是递减的，从而断言人口增长有一种必然超过生活资料增长的“自然趋势”。然而“根据食物为人类生活所必须这一有关人类本性的法则，必须使这两种不相等的能力保持相等。这意味着，获取生活资料的困难会经常对人口施加有力的抑制。”他把贫困、罪恶、饥饿、灾荒、战争等妨碍人口增加的因素，称为“积极的抑制”；把晚婚、不结婚、不生育等“预防性的抑制”，称为“道德的抑制”。并认为这两种“抑制”是限制人口增长的“必然的”途径。

然而，马尔萨斯还是有他的历史地位的。马尔萨斯的贡献并不在于其理论的正确与否，而在于第一次敏锐地提出了问题。这就是在人口学的研究中起到某种统领作用的所谓“人口问题”──人口与它赖以存在的物质条件之间的关系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并没有全盘否定马尔萨斯。正如马克思主义的另一创始人恩格斯所说的那样：马尔萨斯的批评家可以证明他的人口原理是错误的，但他们却“未能驳倒马尔萨斯据以得出他的原理的事实”。恩格斯指出：

马克思本人虽然言辞激烈地批判了马尔萨斯把人口现象看成是自然现象，把人口规律说成是超越社会制度的永恒的自然规律的论点，嘲笑他“愚蠢地”把一定数量的人口同一定数量的生活资料硬联系在一起的企图，但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对过剩人口问题的探讨。马克思发现过剩人口是一种历史现象，在不同的生产条件下有不同的性质，从而机敏地放弃了寻求普遍实用的绝对的人口规律的努力，然而他还是成功地给出了一个特定解，即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相对过剩人口规律。

那么，中国呢？

后来，在1894年，也就是中日甲午战争正在进行的时候，恩格斯又指出：

可见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已经注意到了中国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可以容纳众多人口的社会制度。联系到1950年代的那场过于简单化的批判，联系到马尔萨斯的业已被西方历史证明是错误的理论却在中国找到安身立命之地的事实，我们必须回过头来认真研究中国。因为，最有说服力的是我们中国自己的历史，中国人口发展的历史。

中国的传统社会发端于战国，兴盛于汉唐，烂熟于明清，前后历时约2400年。教科书里是把这一社会制度叫做“封建社会”的。尽管用“封建”一词去称呼这个社会并不是那么合适──因为无论是从汉语“封建”一词的本意还是从西欧经日本翻译而传入中国的“feudal”一词的原意来看，说的本来并不是那么回事──但既然人们用“封建社会”概括整个这一漫长的历史时代，又说明它确实具有某种属于共性的、延续不变的东西。

作为传统社会的经济基础的小农生产方式，就是属于这种共性的、延续不变的东西。

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是随着春秋战国时期精耕细作农业的出现，随着铁器的使用与牛耕的出现而形成的。小农经济具有结构简单性的优势，又与当时最先进的生产力联系在一起，因而战胜了此前的集体耕作的“大农”经济。由牛郎和织女携手组成的个体小家庭不再仅仅是人口再生产的基本单位，而且还成了生活资料再生产的基本单位。两种再生产的基本单位的统一——这就是中国传统社会得以长期维持其生命活力的根本原因所在。

于是，传统时代的中国也就不能不始终以自己众多的人口而著称于世：

早在春秋末期，中原地区就已是一派人丁兴旺的景象。孔子到卫国，曾发出“庶矣哉！”（“人真多啊！”）的感慨。

《战国策·赵策》记战国时期人口之盛，说：“古者，四海之内，分为万国。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今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也。”《史记·苏秦列传》形容齐都临淄人口之众，说是“临淄之涂，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气扬。”

公元3世纪中，正值中国的三国鼎立、人口锐减之世，但给外人留下的依然是泱泱人口大国的形象。当时吴国有个名叫康泰的人游历了南海诸国。他在所著的《外国传》中就说过：“外国称，天下有三众：中国为人众，大秦为宝众，月氏为马众。”可见，中国其时依然是以自己众多的人口而与罗马帝国的众多财宝、西域国家的众多马匹并称于世。

元代在中国人口发展史上绝不是一个兴旺时期，但当时游历中国的意大利人鄂多里克（Odoric）却说：中国人口之多，令人难以想象。中国城市的平常人口，也比威尔士大庙会时的人口为多。

明代末年来中国传教的葡萄牙人鲁德照（AlvaredeSemedo）也说：中国的人口实在太多。我在此生活二十多年了，但每次外出都要重新慨叹中国人口之众。在城市可说是肩肩相摩，使人无法前行；即使在农村，路上行人的猬集，也可与欧洲庙会时的情形相比。

世乱之由：人多（女人多，故人多）。人多则穷（地不足养）。

他判别“人多”的主要依据，也是建立在“人口三十年加倍”的假设基础之上的：

天下人丁三十年加一倍，故顺治元年一人者，至今一百二十八人。

“地不足养”即人口的绝对过剩。汪士铎对此是这样描绘的：

在探索发现有关“人口规律”，也就是人口与历史的关系问题时，中国的马尔萨斯们也似乎比马氏本人更有建树。

战国以降则似乎存在着200年左右的较短的周期节律。据《汉书·谷永传》记载：西汉末年的谷永曾上疏言及所谓“三七之节纪”，即所谓“三七二百一十岁之厄”。十几年后，也就是上距刘邦建立汉王朝210年之时，王莽还真的以“三七之厄”为理论依据，夺了汉家的天下。东汉末年的仲长统大概也对这一周期深信不疑，并因此而颇感绝望：

有人试图以人口数量的消长变化来说明历代王朝的治乱兴亡。生活于19-20世纪之交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严复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他说：

西人之论治乱也，以为一治者不可使复乱。而中国则不然。百数十年以来，其治乱也，不以在上者政治之良否为比例，而以在下者人数之多寡为比例。吾国史家之所谓治者，非真有求治之方也：杀戮重则人民稀，人民稀则求食易，求食易则人各安所分，而世一治。其所谓乱者，亦非真有致乱之道也：太平久则生齿繁，生齿繁则衣食艰，衣食艰则铤而走险，而世又一乱。治乱之道，互相乘除，泰极则否生，剥极则复至。

尽管这篇“社说”无法说明中国传统人口规模始终处于扩展之中的历史事实，但它从一个侧面回答了中国历史人口之所以呈现出周期或准周期波动发展的问题。而且那言简意赅、近乎自圆的表达，也确实要胜过马尔萨斯的洋洋十数万言。批判马尔萨斯而不联系中国人口思想史的实际，肯定不行；联系中国人口思想史而不回答中国传统人口发展的周期或准周期的节律问题，同样也是不行。在这方面，显然我们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何况小农经济在我们这个时代还远没有成为历史。它离我们并不遥远。

所谓人口规律，也即人口与历史的关系绝不是以“人数之多寡为比例”的简单的线性关系。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人口本身不是一个只具数量关系的抽象，而是有着许多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且受这些联系和关系制约的复杂的复合体。人口数量的增减变化，归根到底取决于人口自身的矛盾运动，取决于作为历史创造者、作为社会的人而存在的人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

〖主要参考文献〗

［英］马尔萨斯《人口原理》（1798），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

［德］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4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德］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英］卡尔－桑德斯：《人口问题──人类进化研究》，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美］R·柯朗等：《数学是什么》，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

［法］阿尔弗雷·索维：《人口通论》上下册，商务印书馆1978、1982年版

刘铮主编：《人口理论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顾宝昌编：《社会人口学的视野──西方社会人口学要论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

彭松建编著：《西方人口经济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姜涛：《人口与历史：中国传统人口结构研究》，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998年3月18日定稿

——发表于《人口研究》1998年第4期

【内容提要】1949年，毛泽东在总结中国人民近代革命斗争的历史时，曾特别列举了中国共产党出世之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四位最为杰出的代表人物：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孙中山。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其中的两位革命领袖，洪秀全与孙中山，前者所点燃的太平天国革命烈火，曾燃遍大半个中国，几乎颠覆了满清王朝在中国的统治；后者不仅以其多年的革命实践最终结束了专制王朝在中国的数千年统治，更以其高瞻远瞩的理论贡献而成为中国民主政治和现代化运动的伟大先驱和导师。而这两位伟大的革命领袖人物，竟然都出自客家——汉民族中一个人数不是很多但却有着若干自身特色的民系。我们当然不能将其仅仅看作是偶然的巧合，而是要努力发掘其中可能隐伏着的某些更为深层的东西。一部晚清革命史，原本有着极为丰富的内涵。而客家在其中的作用一旦凸现，太平天国和辛亥革命发动的背景与进程中若干原被忽视或不为后人所理解的情节，也可因此而受到注意并得到更为合理的解释。

毛泽东在文中指出：

1840年鸦片战争后直至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学习西方的中国人何啻数百上千！毛文以洪、康、严、孙这四位为代表，显然是颇具匠心的。因为这四位代表人物，一位是太平天国的天王，两位是戊戌维新的主将，还有一位是辛亥革命的领袖。而太平天国、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都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近代史上——更确切地说是晚清时期——惊天动地的大事件。

无须赘言，得风气之先，是这四位先进人物的共同特点。因此，从出生地域来看，有三位出生于与西方接触最早也最为频繁的广东（洪、康、孙），一位出生于五口通商后首先开埠的福建（严），是毫不足怪的。再从生活的时代看，以洪秀全（1814-1864）为最早，其他三位，基本同时，严复（1854-1921）与康有为（1858-1927）稍长，孙中山（1866-1925）约迟出生十年，也即一个“十年代”（Decade）。年岁的差异，或可说明他们在晚清依次发生的重大事件中先后担任主角的部分原因。

曾经有过这样的提法：用阶级分析、阶级斗争的观点或方法去观察一切、分析一切。对太平天国和辛亥革命，也曾经有过各自的基于阶级观点的若干解释。用阶级观点去分析研究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一般地说，本身并没有错。可是既有的基于阶级观点的那些解释，却似乎并不能令人满意，好象总是遗漏或疏忽了一些什么。

探讨客家与晚清革命，不可能不追溯客家民系的形成与发展并了解客家民系在晚清时期所处的客观环境。由于既有的研究对客家民系的源流已多所论及，本文想侧重从大的社会环境和时代背景的角度再说几句。

清代的人口迁移，有着与前代不同的新的特点。拙著《中国近代人口史》一书中曾经指出：

客家的人口迁移，属于南方地域系统。而清代南方地区的人口迁移，有几点是和北方不同的：

首先，与北方人口始终以中原地区（在清代主要是鲁、直、豫三省）为源地，向边疆地区扩散的表现不同，清代南方人口最为稠密的苏、浙、皖三省（同时也是全国人口最为稠密的地区），人口不仅极少外迁，而且，由于位居三省中心地带的江南地区商品经济及文化的发达，城市化程度极高，反而吸引和容纳了大量外来人口。湘、鄂、赣三省，一方面有大量人口迁往西南的川、滇、黔等省，另一方面它们各自的边远山区也容纳了来自邻省和本省平原地区的相当多的人口。真正的纯人口迁出地区，不在南方地区的腹地，而是在闽、粤二省的沿海。以嘉应州（今广东梅州市）为中心的粤东、闽西、赣南客家人居住区，就是这样的少数纯人口迁出地区之一。

经过清代前期历时多年的第四次人口迁移，加上清末第五次人口迁移的作用，客家民系的居住地域已从赣南、闽西、粤东进一步扩散。到了民国时期，据罗香林等人的研究，客家人的居住地域，除上述地区外，已扩散至两广的大部（含海南岛），乃至四川、台湾、湖南、贵州等省各一部。然而，也正如罗香林所总结的，客家人的居住地区，多为山地或丘陵地带，从而带来了成为客家居住地方的地理共性的两个“极其明显的特性”，即，第一，耕地缺乏，粮食不足；第二，交通艰阻不便，外力难以入侵。这种地理共性，又促使客家民系进一步养成了其区别于汉族其他民系的独特性格：耕地的不足，“驱迫客家不断的向外发展”；交通的艰阻，则使客家“能够保存他们固有的语言和习惯”。罗香林对此的论述是很有意思的：

对于探讨客家与晚清革命的关系来说，客家人“特别能战斗”的特性应是属于其“内因”方面的根据。

还有“外因”方面的条件。这就是业已变化了的世界形势。

客家人原先处境上的劣势开始逐渐转化为某种优势。近海的地理环境使得客家人相对较易出海谋生，也使得他们较易接触到来自西方的异质文明。而文化上的“边缘性”，也即或多或少被排斥于地方主流文化圈外的敏感处境，更使得客家人中的知识阶层较易吸收外来的先进文化。面对晚清时期“亘古未有的变局”，得风气之先的客家人是绝不会放过这样的大好时机的。问题在于，“特别能战斗”的客家人究竟向西方学些什么，学来之后又用它干了些什么。

这并不奇怪：满腹经书，自比“圣人”的康有为，尽管钦慕西方的物质文明，却还要煞费苦心，战战兢兢地抬出孔夫子的亡灵，写下《孔子改制考》与《新学伪经考》；留学英国，受到西方学术较为系统的熏陶的严复，则正面地译述了“物竞天择”的《天演论》以及论述“自由”的权利和义务之间关系的《群己权界论》。而客家的两位代表人物，洪秀全与孙中山，在向西方学习之后，均义无反顾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发动了晚清时期仅有的两场波澜壮阔的大革命。

在洪秀全生活的那个时代，英吉利人正在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大门。但洪秀全学西方，看中的却不是西洋人的坚船利炮，而是基督教和上帝爷火华（GodJehovah）。

从这层意义上说，太平天国的兴起确实具有某种偶然性。因为，如果不是罗孝全有意推迟洗礼，洪秀全不会决意离开广州前赴紫荆山；并且，如果不是冯云山在紫荆山辛勤传播拜上帝教义，发展了几千信徒，洪秀全决然成不了公认的领袖，也就不可能有什么太平天国革命。然而冥冥之中还是有着某种必然。洪秀全信教之初，曾和冯云山等结伴远游传教，差不多在广东省转了大半圈，但皈依者始终寥寥，只是在同说客家话且兼有亲属关系的广西贵县赐谷村，他们才找到了知音，取得了最初的成果；冯云山到紫荆山传教，其信徒首先也都是客家人。

有意思的是，太平天国还曾对以北京方言为基础而形成的“京腔”进行过抨击。以杨秀清与萧朝贵会衔的《奉天讨胡檄》中说：

看来这也应是客家在语言习俗上的保守性的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流露吧！

而且实际上太平天国的领袖们还可以走得更远些。这不能不归功于洪仁玕。他的振兴太平天国的纲领——《资政新篇》，就完全是向前看的。当洪秀全和拜上帝会的其他领导人在广西倡义之时，洪仁玕只差一步而未赶上起义的队伍。但这一步之差却使他有了新的机遇。在辗转流亡香港期间，他得以潜心钻研基督教教义并学习了天文历算等方面的知识，同时也亲身感受到了西方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这一机遇使他超越了他的同伴们整整一个时代。在洪仁玕所构想的新国家的蓝图中，不仅允许贫富差别，甚至还有百万富翁的存在，其基本思想则是要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并进行一些相应的上层建筑的改革。洪秀全对《资政新篇》的方案作了仔细的批示。除对其中讲到不杀人、诫杀人的两处表示反对外，大体上采取了肯定和赞同的态度。说明这位客家农民知识分子出身的领袖同样也是愿意跟上变革的时代潮流的。

相比而言，孙中山及其所领导的辛亥革命则是真正属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

孙中山曾自称是“洪秀全第二”，他的革命队伍中，也曾有过太平天国的幸存者，可见他已自觉地承担起洪秀全等客家前辈们未竟的革命事业。孙中山也讲“天下为公”，也讲“耕者有其田”，但他的“天下为公”及“耕者有其田”，与洪秀全的构想已经有着根本的不同。

首先当然是时代的进步。辛亥革命的这一代人，多是出生于太平天国失败以后。他们已是全新的一代人。而和孙中山同时的客家人中，有不少赶上了客家的第五次大迁徙，甚至从此走上了向海外发展的道路，这就使得他们从此有了新的视界，新的认识。而作为革命对象的满清王朝，虽已走上了衰朽灭亡的道路，但依然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它手中还掌握着政权和军队等国家机器，依然是会吃人的真老虎、铁老虎，因而需要革命者认真地加以对付，自觉地团结一致，共同奋斗。

再就是不能不归结到作为革命领袖的孙中山高瞻远瞩的伟大情怀。

孙中山与洪秀全有着十分相似的出身背景：同是出生于贫苦的客家农户，同是家中的幼子，同在幼时即入村塾读书。所不同的是：孙中山比洪秀全整整晚出生了半个世纪。孙中山的长兄孙眉，也不再像洪秀全的长次兄那样，只是老实巴交的农民，而是年轻时就应募去檀香山当华工，并不久就出人头地当上了农场主。逐渐富裕起来的孙眉不仅衣锦还乡，顺利完婚，还使年岁比他足足小了一轮的弟弟在12岁上就有机会去檀香山读书，开始接受西学的系统训练。这一次离乡去海外，使孙中山大开了眼界。他后来回忆说：

在檀香山的五年，孙中山不仅如饥似渴地学习欧美的科学文化知识，也相当自觉地修习中文。回乡后，他又辗转入香港中央书院、西医书院等校继续深造。在正课之外，广泛涉猎西方国家的政治、军事、历史、物理、农学等类书籍，课余仍进修中文。他自称：

正因为他永远都在孜孜不倦地学习，凡事以“取法而为，后来居上”，他才能为中国同盟会提出划时代的革命纲领。

据记载，1905年同盟会初成立时，曾有人主张用“对满同盟会”，孙中山则认为：革命不专在排满，还要废除专制和创造共和。于是称作“中国革命同盟会”，因有人提出此会为秘密组织，不必明用“革命”二字，最终乃定名为“中国同盟会”。讨论宗旨时，有人对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纲领中的“平均地权”表示不同意见。孙中山当即进行阐述，论述世界革命趋势及解决社会民生问题的重要，并说：

还在1904年，孙中山就在以英文所写的《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中断言：

孙中山不仅是属于客家，而且是属于整个中华民族，属于全世界。

他的思想，至今仍闪耀着真理的光芒，其思想资料的丰富营养，也将不断地为后辈们所汲取。而客家人所积极参与的辛亥革命，至今也仍散发着时代的气息，给我们以启迪的力量。

——发表于《客家与近代中国》，中国华侨出版社1999年9月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名誉所长刘大年同志，是我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

刘大年从事历史研究工作，得益于两个先决条件：一是坚实的“国学”基础，一是高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

他从上小学直至湖南国学专修学校肄业，所受的基本是旧式教育，因而把所谓“国学”看作是根本学问，甚至在从湖南到陕北的途中，还提醒自己不可忘记祖宗立国的根本。抗日战争的爆发，使得这位渴求新知的青年学子开始接触到许多新鲜事物。在湖南籍的著名教育家、革命老人徐特立和老资格的共产党员、中共驻湘通讯处主任王凌波的指点下，他不远千里前赴延安。这是刘大年人生的根本性转折。到达陕北以后，他所读到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原著是《共产党宣言》，从此在他的头脑里打开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天地。于是只要是新书，不管是政治经济学的、哲学的、外国历史的，他都如饥似渴地去读。盲目崇拜孔学的观点，不知不觉烟消云散了。他从此确立起马克思主义思想基础和献身革命的人生道路。那条道路，最现实的就是到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前线去，从事民族解放的斗争，经受锻炼。那是他们那一代许多有觉悟的知识分子所共同走过的道路。

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里，他长期在河北南部平原打游击，敌军“扫荡”频繁，极少有不听到枪炮声的日子。但他总能抓住行军宿营的间隙读书学习。宣传教育部门的工作岗位，客观上也需要他这样做。国内学者的若干著作，如李达的《社会学大纲》、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吕振羽的《史前期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以及一些苏联、日本学者讲中国社会历史的著作，就是这样读下来的。抗日战争时期的这段不寻常的经历，培养提高了他的哲学、历史的学术修养，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

抗日战争胜利后，刘大年与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范文澜建立了密切的工作关系，并正式走上了历史研究之路。1946年中共中央决定创立北方大学，由范文澜任校长。1947年，北方大学成立历史研究室，由范老亲自主持，刘大年担任研究室副主任。1948年，北方大学与华北联大合并为华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历史研究室改隶华北大学研究部。1950年中国科学院成立，又划归科学院，改建为近代史研究所。刘大年始终是深受范老器重的得力助手。

刘大年从事历史研究已近五十年，可以“文化大革命”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从1947年到1966年，也即“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九年，刘大年先后写了和主持撰写了四部历史著作。

他的第一部历史著作是《美国侵华史》。1947年，他开始了艰苦的搜集资料的工作。书稿完成后，先于1949年8～10月间在《人民日报》连载，同年以《美国侵华简史》为书名出单行本。经过修订增补后，又以《美国侵华史》为书名，由人民出版社在1951年、1954年一版、再版。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数年中，美国出于其自身利益而一意推行扶蒋反共政策，为中国人民所深恶痛绝。在当时刚刚解放的环境中，这部书叙述美国侵略中国的历史，揭露美国的帝国主义本质，激励了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斗志。此书出版后，苏联、朝鲜、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相继出版译本，在50年代初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这部书是刘大年开始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标志，也奠定了他于新中国建立之初在中国近代史学界的地位。1953年，苏联科学院决定授予刘大年和华罗庚两人斯大林奖金。华是由于《堆垒素数论》，刘则是《美国侵华史》一书。斯大林去世后，授奖之事不了了之。华罗庚曾诙谐地说，他俩差一点有“同榜之雅”。

1955年，刘大年与丁名楠、余绳武等人合作，编著出版了《台湾历史概述》。此书后来被授予中国科学院学术奖金。此后直到“文化大革命”，刘大年除发表一系列学术论文外，还主持编写了《中国史稿》第四册(1962年)，出版了《中国近代史问题》（1965年初版，1978年再版）。

《中国史稿》是由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主编的一部历史著作。古代史部分由历史一、二所合并后的历史所承担，分为一、二、三册，由尹达负责组织编写；近代、现代史分为第四、第五册，由刘大年、田家英主持编写。从提出提纲起到最后定稿，刘大年主持了《中国史稿》第四册的全部编写工作。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结束后，刘大年继续研究中国近代史和历史学理论问题。其代表作是《中国近代史稿》（1978～1984年）、《赤门谈史录》（1981年）、《刘大年史学论文选集》（1987年）以及即将出版的《抗日战争时代》。

刘大年所主撰的《中国近代史稿》第一、二、三册，大体上仍采用了《中国史稿》第四册的框架，对这一段历史也没有提出什么新的看法，但通过大量史实的补充，强化了《中国史稿》第四册的那些基本观点，克服了原书“有骨头无肉”的缺憾。而且每一个时期各有总评，成一家之言。

《赤门谈史录》主要讨论辛亥革命的性质，列举经济基础、领导革命的社会力量、同盟会纲领、革命的主力军等四项根据，说明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叙述中还分别评价了国外同类论著的代表性观点。1979年，作者曾应日本东京大学研究生院之聘讲授中国近代史，着重讲辛亥革命。此书就是在那个讲稿基础上写出的。

《抗日战争时代》是作者有关抗日战争史的若干论文的结集。抗日战争的研究，是刘大年近年来着意组织推动、积极身体力行的重大研究课题。这部论文集，同样体现了他重视史学理论、提倡用唯物论指导具体研究的一贯主张，且有新的发展。在本书的压卷之作、题为《照唯物论思考》的长篇论文中，作者全面分析评价了近年来的抗日战争研究，强调指出“科学研究要讲唯物论，要讲辩证法”。刘大年提出：历史是什么它是人类社会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统一运动为基础的、由人的思想意识活动作用于其中所驱动的整体运动的过去，是当前整个社会体系的昨天和前天，是这个体系的由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建筑在对社会整体运动的认识上的，是迄今为止可以引导人们去寻求对社会历史得出规律性认识的思想理论体系。他说：

一部世界历史，无处不是检验、充实、阐发历史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场所。哪里社会矛盾尖锐复杂，人民力量兴起，斗争规模宏大，历史运动剧烈，哪里就是检验、充实、阐发历史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好场所。中国抗日战争特有的格局，它的复杂性，无论从哪方面来看，都是发挥历史唯物论的思想力量最好的和令人最饶科学兴味的场所。善于探索者尽可以去开发，去掘进。

刘大年已发表的论著有一部分尚未集结成书，有的著作尚待完成。上述“文革”前后各四本书是其基本部分。两部近代史稿属于集体成果，但是他主撰的。刘大年自己说，他在“文革”前写的和参与写的四本书，主要解决中国近代史如何写法的问题；“文革”后的四本书，主要解决历史学研究什么的问题。一门中国近代史，一门历史学理论，正是历史学里面与现实关系密切的领域。他把自己研究工作的注意力主要放在这两个门类上。由此可以见出他对历史研究的意向。他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主流必须是联系社会生活实际，适应社会前进需要的；不过要摆脱狭隘思想，从广泛的角度看问题。

作为历史学家的刘大年，还是历史学科建设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之一。新中国诞生后，中国历史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更多的人重视应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为了进一步推动历史研究工作，1953年秋，中共中央设立了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中宣部提名由陈伯达、郭沫若、范文澜、吴玉章、胡绳、杜国庠、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刘大年、尹达等11人组成。毛泽东批准了这个名单，并指定陈伯达为委员会主任。在委员会里，刘大年比大多数人都年轻，属于晚辈后学。在这个委员会指导下，中国科学院筹备成立历史所第一、二所（后合并为历史研究所，近代史所则一度改称为第三所），筹办《历史研究》杂志，筹备哲学社会科学部，制定十二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刘大年始终是参与者或日常事务的主持者。一些历史学家，如侯外庐、顾颉刚等人调到北京工作，也是由他直接经手的。

从50年代起，刘大年担任研究生导师。80年代又担任新的博士研究生导师。他之将社会阶级、阶级斗争以及它们相互关系消长变迁作为历史研究对象的思想，也充分体现在他所指导的几篇博士论文，如《洋务知识分子研究》、《近代中国人口研究》、《近代中国通商口岸研究》之中。对于博士生的研究工作，他分别有过多次谈话或写过信。1994年5月，他在写给学生的一封信中，于提出有关博士论文的一些设想后，又强调指出：

上面说的大都是些泛泛之谈，隔靴搔痒，可能不着边际。你必须根据自己掌握的事实，加以分析，独立作出判断，讲自己的见解。对我说的那一些，有几分可取就取几分，了无可取，就彻底干净抛弃之，毫不犹豫。在这里，来不得半点虚假、客气，千万千万。我自己的经验，写一点东西，总要反复推翻前面的想法，然后才能落在纸上。自己认识问题尚且如此，怎么能够想像看了你的提纲讲的一些泛泛之言，就能一概站得住脚!事情可能相反，讲得越具体，情况越会糟糕。总之，科学研究要解除思想束缚，坚持科学态度。谁有研究，谁就有发言权。问题是这种发言权，要是建立在踏实的科学研究基础上的，而不是信手抓来一点什么，就自以为实现了所谓突破之类。当然，别人讲的对自己有启发的意见，必须充分注意，充分汲收，这就在自己的思想水平，认识能力了。“启予者商也”，孔子还重视从他的学生那里得到启发呢!

“文化大革命”以前，刘大年作为中国历史学家，或参加代表团，或率领代表团访问过苏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巴基斯坦、日本等国。“文化大革命”后，又到日本讲学，又率领中国历史学家代表团出席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举行的第16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出席在日本京都和东京举行的七七事变50周年学术讨论会等在政治上学术上都有一定重要性的学术会议。在那些活动中他结识了国外同行中一些第一流的学者，至今仍与俄国的齐赫文斯基、日本的井上清、卫藤沈吉等保持着联系。那些活动为促进中国历史学界的对外学术交流起了作用。1979年以后国内召开的中国近代史方面若干重要的国际学术会议，刘大年多半是发起者、主持者。如1979年南京的太平天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1987年武昌的辛亥革命7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1985年在涿县召开的孙中山国际学术讨论会、1986年在广州和中山翠亨村召开的孙中山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1990年在北京召开的近代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讨论会、1991年在沈阳召开的九一八事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和在武昌召开的辛亥革命8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1993年在北京召开的近百年中日关系史国际学术讨论会，等等。这些会议促进了国内外学术界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交流。

在社会工作、社会活动中，刘大年是第六、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中澳友好小组主席，常参与有关的外事活动，又参加和率领人大代表团访问南美、澳新和欧洲一些国家。这些为促进中国和各国人民之间友好交往的活动，同他在历史研究中所做过的工作是分不开的。

刘大年经历了近50年的学术生涯，但他不属于以往的书斋型学者。他在回答有人问对于自己有何看法时说：任何时候我们不能根据人们的自我评价去认识那个人，包括所谓“圣人”的自我评价。孔子说他“五十而知天命”，可是我们知道人生中根本不存在“天命”那种东西。足见圣人的话也是虚言，不可凭信。他说：

我的过去，第一，是革命的一个参加者。抗日战争发生，受爱国思想支配走上前线，是无数知识分子走过的共同道路。这没有什么可说的。第二，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学习者、宣传者，通过研究历史宣传马克思主义科学，是职业上的分工。革命工作与学术研究是统一的，但也可以找到区别。恩格斯说，他和马克思是在书斋里战斗的。我常常想到恩格斯那句话与自己面前的现实怎样？

写于1996年8月

——发表于《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2期

道光二十八年（1848），杨秀清、萧朝贵先后借天父、天兄附体降凡，从而分别取得了代上帝和耶稣基督传言的资格。这两起相随的事件，是金田起义的前奏，也是拜上帝会由公开的宗教团体变为秘密的革命组织的重要转折。

但在此之后，拜上帝会开始秘密谋创立国，兴兵起义。它的性质也有了根本的转变。从客观上说，地方团练的相逼是迫使拜上帝会走上造反之路的外部条件。李秀成在追叙金田起义的起因时说过：

戊申年（1848）十月二十四日天兄第二次下凡。洪秀全问：

天兄，我们天父身穿黑龙袍，小弟还记得也。但天父头上所戴，小弟却不记得矣。

天兄答曰：

尔升高天，见过天父多少，尔就忘记乎？天父金须拖在腹，头戴高边帽，身穿黑龙袍，其坐装两手覆在膝。

洪问：

天兄，小弟在狮旺遇难时，见无数天使来救小弟。

天兄答：

那时不是差兵将救尔，恐尔难矣。

洪又问：

有数妇人焉，是谁乎？

答曰：

其中有一是高天尔妻子也。

是年冬，天兄又一次下凡。

洪问天兄：

小弟当时升高天，天父及天兄送小弟下凡时，门首有纸票用银硃笔写云：“天王大道君王全”七字。其来历如何乎？

尔就忘记乎？此七字是高天写来，那时天父同朕差兵权送此七字在尔门首，畀尔作凭据。尔当时升高天战胜妖后，天父封尔为天王大道君王全。今高天尔有殿在东廓，尔就忘记么？

洪答曰：

天兄题起头，小弟却知尾矣。

经过一段饶有趣味的对话后，天兄又叮嘱洪秀全：

但尔称王，不得称帝，天父才是帝也。

遵天兄命。小弟作《黜邪崇正书》，亦辨惟天父称帝；天父以外，皆不得僭称帝也。

可见，这种人“神”之间的对话，不但完全肯定了洪秀全此前苦心积虑编造出的君权神授故事，而且还大大丰富和发展了这一神话。天父、天兄可以随时随地下凡，可以直接参与若干重大决策活动，因而极大地方便了洪秀全由拜上帝教的教主向天下凡间的“真主”的转变。

同年十二月初七日，也就是洪秀全生日的前三天，萧朝贵在假托天兄下凡时，暗示洪秀全的几位表亲当晚就带上祭天的猪肉，恳求天父恩准洪秀全“早正大位”。由于这一时期的《天父圣旨》缺失，这次活动不知下文。看来是时机尚未成熟，没有得到天父，也就是杨秀清的首肯。

但到了己酉年底、庚戌年初（1850年初），《天兄圣旨》中对洪秀全的称呼突然变为“太平王”、“三星禾王”。这表明，洪秀全此时业已称王，他作为“人王”或“真主”的身份已正式经天父认可。

秀全，尔穿起黄袍么？

洪对曰：

然也。

天兄道：

要避吉，不可命外小见，根基不可被人识透也。

遵天兄命。

洪秀全穿起黄袍，应是在此之前不久刚刚发生的事情。黄袍加身的意义谁都明白，这就是称王登极。问题是：洪秀全此次穿起黄袍究竟是正式登极“正大位”还仅仅是一次登位的“预演”？

考“东乡登极”之说，最早见于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此书于1851年3月23日条下标明：

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登极（按：时在广西武宣台村东岭三里附近）。

郭氏对此解释道：

太平天国己未九年十月初七日天王诏旨中有：“二月二十一日是太兄暨朕登极节”，同年十月十四日诏云：“二月念一哥登极，亦朕登极人间和”。所谓“登极”，即指洪秀全正式即位而言。此二月二十一日，自系太平天国元年二月二十一日，亦即咸丰元年二月二十一日，以是时尚无所谓天历。

显然，郭氏之所以认定洪秀全于辛开元年二月二十一日登极，遵循的是正式登极只能在揭帜起义之后的逻辑思路。

第一，留存至今的太平天国官修史书《诏书》之一的《太平天日》中，载有洪仁玕在甲辰年（1844）“染病见天启”之后所作的“预言”：

洪秀全于平山登极以后，太平天国史上被称为“金田起义”的伟大斗争逐渐拉开帷幕。

“金田起义”是太平天国自身文献中的用语。因此考察一下太平天国人士所理解的金田起义，其确切含义到底是什么，它与今人的理解有何异同，看来是很有必要的。

对于“起义”一词，《现代汉语词典》是这样解释的：

为了反抗反动统治而发动武装革命。有时指反动集团的武装力量背叛所属的集团，投到革命方面。

这是今人的理解。《辞源》的解释只有四个字：

仗义起兵。

这是它的本义。太平天国文献中的“起义”一词，用的正是其本义。有时或不用“起义”而代之以“勤王”，其义为“为王事尽力”，多指起兵救援王朝。如：

溯自广西倡大义，金田各处起天兵（《醒世文》）；

金田起义，用肇方刚之旅（何震川：《建天京于金陵论》）；

自扶真主金田起义以来，万民响应，四方乐从（《太平救世歌》）；

恭祝万寿起义（《洪仁玕自述》）；

万方儿小别家庭，离乡立志做忠臣；前来勤王当虎豹，今知有主可成人（《天命诏旨书》）；

惟愿各各起义，大振旌旗，报不共戴天之仇，共立勤王之勋（《颁行诏书》）；

等等。

结合其他的记载看，太平天国所谓的“金田起义”有其特定的具体内容，大体是指以金田为中心的各路拜上帝人马团营举兵，“共扶真主”，也即仗义起兵勤王。

洪秀全的称王登极，是金田起义赖以发动的先决条件。首先须有大家共同拥戴的“真主”，然后才会有兴兵勤王的起义行动。

庚戌年（1850）年初至春夏间，也即洪秀全正式登极前后，远近各处的拜上帝会的首脑人物及骨干分子相继被招至平山（平在山）秘密朝觐洪秀全，并聆听天父、天兄的圣旨。据《天兄圣旨》的记载，有时一晚就“有几多众小来朝”，或“有好多兄弟到来”，甚至还“有他方兄弟来投”。神秘而庄严的氛围使得这些开朝元勋们既诚惶诚恐而又振奋不已。他们纷纷表示效忠，甚至不惜变卖家产，捐献财物，用于太平天国的开创大业。曾随父亲蒙得恩参加过这种朝觐仪式的蒙时雍后来回忆说：

庚戌年（1850）夏，各地拜上帝会的首领根据天父天兄的旨意——实即拜上帝会领导核心的决策，各回所在，分头发动群众。洪秀全的家属也派妥人从广东接来。为适应起义斗争的需要，拜上帝会领导核心内部进行了分工。已经就任太平天王的洪秀全，是起义的拥戴对象，又非本籍人，不便公开出面，因而接受了天兄对他的安排——和家眷一起密藏山人村胡以晃家“避吉”。对拜上帝会有手创之功的军师冯云山，同为外省人，又曾被桂平知县判决“递籍管束”，也不宜出头露面，因而亦被安排随同密藏。出面组织起义发动工作的，是另两位军师——杨秀清与萧朝贵。他们因有代天父天兄传言的资格，已把最高权威掌握在自己手里。天父，尤其是天兄在此期间频频降凡，发布旨意，迅速果断地处理瞬息万变的军机，严厉打击借机下凡的其他“星宿”或“妖”——也即利用降僮之术对其权威进行挑战的会内其他派别与个人，从而在根本上保证了起义的组织实施。

金田起义的具体过程，在太平天国文献中又称“团营”，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各地拜上帝会众按地域分别团营，各自成军（在《天兄圣旨》中，这种按地域的分头集结被称作“团方”）。起义之初，参加团营的拜上帝会众大致集结于如下几个地区：

一、桂平的紫荆－金田地区，是为拜上帝会领导机关所在，也是团营起义的最后集中地，以杨秀清、萧朝贵、韦正等人为首；

二、贵县、桂平交界的白沙地区，以石达开、秦日纲等人为首；

三、平南的花洲地区，以胡以晃、蒙得恩等人为首；

四、郁林州的陆川、博白地区，以赖世举（赖九）、黄文金等人为首；

五、广东高州的信宜地区，以凌才锦（凌十八）兄弟为首。

上述各地的团营，以信宜的凌十八为最早，约于夏季集结，七月中下旬，已与本县练勇发生激烈冲突。平南的花洲地区，因洪、冯在附近的山人村藏身之故，迟至九月中旬方正式团营。其余数处，包括金田基地，大约均在七月开始团营。以上各集结地，都分头秘密置办军械，以供团营的会众使用。据说，石达开率领的贵县队伍，于七月中旬在白沙驻屯时，甚至公然立辕门，开炉铸炮。慑于其声势，也因为官府方严办土来械斗之案，附近各团未敢起练往剿。

种种迹象表明：十月初一日（1850年10月4日）是预定的公开揭帜起义日期。但远方陆川、博白以及广东信宜的大股人马，已不可能按时齐集金田。九月二十五日，萧朝贵在平南之洪山（鹏化山）借天兄下凡，紧急通知：

然而比萧朝贵更具权威的杨秀清显然不愿临时变更原定的起义计划。据《天情道理书》记载：

这位在外人心目中似乎已成病废的天父代言人，突然于此时在金田公开露面，执掌兵权，只能与揭帜起义有关。李秀成在其《自述》中说：

李秀成列举的在金田起义现场的主要领导人只有四位：杨秀清、韦正、石达开、秦日纲。可见，杨秀清是在远处“团方”人马未及齐聚金田，洪秀全、冯云山二人仍在山人村密藏，甚至连萧朝贵也未赶回金田的情形下宣布揭帜起义的。这样做显然是为了证明“天父”的旨意不可更改，以牢固树立自己的权威。

两役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初兴的太平军的士气。十二月初十日（1851年1月11日），在胜利的喜庆气氛中，全军在金田热烈祝贺了洪秀全的三十八岁生日。这次祝寿活动标志着历时数月之久的金田起义终于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凡参加此次祝寿者，后来都得到了功勋加一等的殊荣。

这里有必要对所谓的起义日再作一番辨析。迄今史学界对金田起义之日主要有两说：一是十二月初十日（1851年1月11日）起义说，这是已经写到教科书里的说法；另一是十月初一日（1850年11月4日）起义说，这是后来提出的一种说法。

十二月初十日起义说的主要依据是洪仁玕被清方俘获后写在供词中的几句话：

洪仁玕的叙述很有些含混之处。如“乃大会各队……恭祝万寿起义”云云，主语便不可能是洪秀全，而只能是拜上帝会中的其他领导人。再如祝寿之事在庚戌年，太平天国元年已是辛开［亥］年，祝寿之时是不可能同时“正号元年”的。但洪仁玕的叙述至少透露了这样两个讯息：第一，金田起义的领导人不是洪秀全本人；第二，洪秀全早已登极正位，因而在庆贺寿辰时才会有“封立幼主”之举。

笔者赞同十月初一日起义之说。其主要依据，便是前已引述的《李秀成自述》、《天情道理书》以及《天兄圣旨》。值得注意的是，李秀成自言有关洪秀全等人“应立开基”“出身起义”等情节的叙述，系据太平天国官修史书《诏书》的记载。且“一片虔心写就，并未隐瞒半分”。可见“十月不约同日起义”之说，是太平天国官方正式的提法。所谓“不约同日起义”当然是故神其事，实际是指各路人马在约定的同一天公开打出旗号，也就是萧朝贵假托天兄所说的“扯旗”。强调其为“不约”，又列举金田等几处地名，说明这一天起义者并未齐聚金田，否则便无任何神奇可言，李秀成也就不会说“此之天机，变化多端，实不详周”了。因而揭帜起义之日，绝不可能是给洪秀全祝寿之日，而只能是杨秀清“复开金口”的十月初一日。

清方的奏报也可作为十月起义说的佐证。十一月初五日，广西巡抚郑祖琛等奏报：

则清方所探知的金田村的起义者张贴告示之举至迟也在十二月初五日之前。如果我们取十二月初十日起义说，就会得出拜上帝会（太平军）在洪秀全生日时公开揭帜，而在此前多日就已有起义文告发布的自相矛盾的结果。

综上所述，在太平天国文献中，广义的金田起义是指庚戌年（1850）秋历时数月之久的各路拜上帝人马向金田地区团营的全过程，起义的确切含义是仗义起兵勤王；狭义的金田起义日，即公开揭帜的日期，则是太平天国官方史书《诏书》记载而为《李秀成自述》所沿用的庚戌年十月初一日（1850年11月4日）。无论就广义或狭义来讲，金田起义的领导人只能是杨秀清、萧朝贵等，而不是洪秀全本人。因为他已于庚戌年二月二十一日（1850年4月3日）正式登极就任太平天王，从而成为金田起义所拥戴的对象。

这里连带考察一下金田起义的有关文告。根据清方的奏报，金田的起义者在公开揭帜以后曾有“帖伪示诱胁”，即张贴起义文告以动员群众的举动。对此我们不禁要问：这篇（或这类）文告的具体内容会是什么样的？它（或它们）是否留存了下来？

早年研究太平天国史的专家简又文先生在其《太平天国全史》一书中曾收录有一篇起义檄文。据其介绍，“此檄文乃金田村黄石鸣录存私藏”，并“承桂平友人曹无忌先生抄寄”。檄文的开头部分如下：

简又文认为“此篇文义与叙事，符合史实”。近年也有治太平天国史者加以引用。然而这篇所谓的起义檄文，视点很低，气魄过小，根本不可能是太平天国的起义文告。它把拜上帝会的领导者描述成一帮遁世的隐者，因官府的逼迫而不得不举兵造反，则未免滑稽可笑。通观其全文，很像是某位对拜上帝会历史一知半解的好事者所为。

这篇告示一开始就着力宣扬了天父上帝“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权能，尤其是戊申岁（1848）天父、天兄先后降凡所显出的“无数权能”，晓谕世人“好醒”，“亟早回头，拜真神，丢邪神”；接着便敦促身为团勇、壮丁的三合会党，不要忘记洪门歃血、结义拜盟时的反清誓言；最后则是如下的一段文字：

这才应是清方奏报所提及的起义者在金田村张贴的所谓“伪示”。

1996年1月8日定稿

——发表于《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2期

据手稿录入、校订

按照史学界的通常说法，太平天国辛开元年（亦即咸丰元年辛亥）的二月二十一日（1851年3月23日），洪秀全于广西武宣县之东乡正式登极，就任天王，史称“东乡登极”。

考“东乡登极”之说，最早见诸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该书于1851年3月23日条下标明：“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登极（按：时在广西武宣台村东岭三里附近）。”郭氏对此解释说：

简又文则从根本上反对“东乡登极”之说，认为此说“可疑实甚”。他指出：

简又文否定了“东乡登极”之说。但他囿于“天王于起义之时即位”的成见，对二月二十一日之“太兄暨朕登极节”又提不出一个合理的有力解释（详见下文），问题并没有因此而得到真正解决。

显然，欲将问题弄清，必须从两方面入手：其一，所谓“耶稣登极”究竟是怎么回事？其二，洪秀全是否确于某年二月二十一日“登极”？

先看其一。简又文指出：洪秀全规定每年二月二十一日是“太兄暨朕登极节”，意义明显，“是纪念耶稣与天王同在此日‘登极’之大庆典也。”而所谓耶稣登极，应即是基督教“耶稣升天节”之变相（外人称之为Easter），即所以纪念耶稣死后复活荣升天堂传说故事者。“在外国，这节期定于每年三月二十一日以后第一度（或是日）月圆后之第一个礼拜日举行，常称‘复活节’。”简氏为此考察了1851与1852两年的复活节日期，但结果很令他失望：1851年的复活节是在4月20日，1852年的复活节是在4月11日，折合清时宪书或天历都不是二月二十一日。而辛开元年的二月二十一日（1851年3月23日），虽系3月21日春分后的第一个星期日，但不是春分第一度月圆之后。简氏由此得出一个自嘲式的结论说：

简又文没有考察1850年的复活节。不过结果同样不会令他满意：是年复活节为3月31日，折合时宪书为道光三十年二月十八日；而二月二十一日虽在春分第一度月圆之后，却偏偏又是星期三而不是星期日。

简氏猜测“太兄暨朕登极节”与复活节有关，有其一定的道理。1860年8月11日上海的《北华捷报》（NorthChinaHerald）刊载了艾约瑟牧师（Rev.JosephEdkins）的一篇报告，内中就涉及这一问题。这篇报告较详细地披露了艾约瑟访问干王洪仁玕时的若干对话。其中艾约瑟的第14个问题是：

天历六节中，二月二十一日之天兄暨天王登极节，应作何解？

他所得到的答复是：

简又文的前述“结论”不能成立了。问题又从天上回到了地下。这就是：在现实中，洪秀全是否确有在某年二月二十一日“登极”的举动？

对于“二月二十一日”这一日期我们不应有所怀疑。因为“二十一日”暗含了一个“主”字，正是“登极”的最好时机，况且又有洪秀全本人的诏旨为证。问题是：洪秀全究竟于哪一年的二月二十一日登极？

对于洪秀全于庚戌年二月二十一日登极，还可找到直接的佐证。据《天兄圣旨》载：

从《天兄圣旨》的有关记载中，还可窥见洪秀全“登极“前后的若干蛛丝马迹：

洪秀全登极的具体地点何在？就是“天兄”多次“下凡”所在的平山（又作平在山、平隘山，在桂平县旧宣二里）。据《天兄圣旨》可知，至迟从戊申年九月（1848年9~10月）起，平山便是洪秀全活动的主要据点。而至少从己酉年十二月十九日直到庚戌年三月初四日（1850年1月31日－4月15日）期间，洪秀全未离开过平山。

对于洪秀全在平山登极，还有两条旁证材料：

这里还牵涉到一个有趣的史实，即洪秀全本人与金田起义的关系问题。按照我们今天的理解，洪秀全理所当然是金田起义的领袖。可是太平天国时代人们对“起义”确切含义的理解，显然是与今人有差异的。从太平天国的文献记载看，“金田起义”有其特定的具体内容。其大意是指以金田为中心的各处拜上帝人马“团营”举兵，“共扶真主”，亦即仗义起兵勤王之谓。如杨秀清、萧朝贵共同以军师名义发布的题为《奉天诛妖，救世安民》起义文告中，即有“惟愿各各起义，大振旌旗，报不共戴天之雠，共立勤王之勋，本军师有所厚望焉”云云。因而，此时已身为天王的洪秀全本人便不可能，也不应该出头公开扮演起义领袖的角色。事实上，正如李秀成──也即太平天国官修史书《诏书》──所说，金田起义之时洪秀全正在山人村胡以晃家中密藏呢！

——作于1992年4月，曾以《洪秀全“登极”史实辨正》为题摘要发表于1993年第1期《历史研究》，全文发表

于《纪念罗尔纲教授文集》（江苏文史资料第110集），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1998年4月版

【内容提要】太平天国文化，是一具有丰富内涵、值得深入研究的大题目。本篇仅掇拾几个具体问题，如吕公车、天历之谜、太平玉玺的释读问题等进行考察，试图从不同侧面展示太平天国文化的独特个性及其与中国传统文化（包括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的批判继承关系。

太平天国文化，既有其丰富的内涵，又有其鲜明的个性特色。本篇没有、也不可能在总体上就此进行系统而深入的探讨。但本篇所掇拾的几个具体问题，都与太平天国文化有关，从而分别展示了它的不同侧面。对于这几个迄今尚无定论的问题本身来说，也只有放到太平天国文化的统一背景之中考察，才有希望取得建设性乃至突破性的进展。

吕公车是太平军于1852年4、5月间围攻桂林时所用的一种攻城器具。无名氏粤西独秀峰题壁诗中有

梯悬起［取］月真成梦，车走轰雷莫奏功

二句。句末小注云：

这是讲太平军用云梯攻城失利后，于5月15日夜间改用吕公车攻城又遭挫败之事。

同为佚名的《粤西桂林守城记》则说得更为详尽些：

该文所叙历历如绘，若非亲身经历者不能道之。然而却有专家学者对此记载表示怀疑。他们认定“每车有云梯七具”“每层可容百人”云云，为夸大不实的无稽之谈。其根据有二：一为光绪十五年（1889）《平桂纪略》所载：

一为光绪三十一年（1905）《临桂县志》所载：

然而这两种记载都是几十年后的追记，并非当时第一手的资料，而且所叙细节，很有些经不起推敲的地方。比如，结合其他记载来看，太平军用吕公车攻桂林城仅有一次，即三月二十七日（公历5月15日）深夜的偷袭之举。但《平桂纪略》却将此举说成是在三月十八日（按：当为二十八日之误），且是“摇旗击鼓，推挽而来”，使人误以为太平军曾两度使用吕公车攻城，一次强攻，一次偷袭。这就降低了该记载的可信度。

然而《平桂纪略》与《临桂县志》中似是而非的含糊记载，却也不能轻易否定掉，尚须吕公车的历史资料作为佐证。

考吕公车又称临冲吕公车。明末茅元仪所著《武备志》卷109中有“临冲吕公车”图，是为五层战车。但宋代曾公亮《武经总要》中未见著录，当系宋以后，甚至就是明代人综合古代临车和冲车的原理的一种发明。可是由于《武备志》有图无文，原图又仅为其局部示意，我们对吕公车的全貌仍不得要领。

值得庆幸的是，笔者在翻检有关明末奢（崇明）安（邦彦）之乱的纪事时，终于发现了有关吕公车形制及其实战状况的详细记载，正可与《桂林守城记》所叙互相参证。

据《明史纪事本末》载：天启元年（1621）四川永宁（今叙永）宣抚使奢崇明叛，且出兵围攻省会成都。

由此可知，永宁土司之所谓吕公车，是一种长达50丈的大旱船。文中“簟茀左右，板如平地”不太好理解。《明史·朱燮元传》作“牛革蔽左右，板如平地”，原来是说车周围以牛皮覆盖。车顶铺板如平地。太平军的吕公车，是用大竹制成，周围则施以板障，当系赶制时因利乘便之作。但从形制上不难看出两者之间的相近之处。

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永宁土司的吕公车上，既有人“披发仗剑”作法，又有某种羽旗作标识，从而揭示了这种攻城器具的道教文化渊源。由此推测吕公车之得名，很可能是借了纯阳子吕洞宾的名头。倘若如是，则吕公车的创制不得早于宋代。因为这位唐代道士是在宋代以后才逐渐神仙化且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的。

太平天国研究中有一些扑朔迷离，可称之为“谜”的问题，天历之谜是其中一个突出的典型。

然而天历却不可能早在道光二十七、八年间即行创制。因为实际上，太平天国的壬子二年（1852）之初才有“改正朔”，即颁行天历之举。而从历理上看，壬子二年的天历应是参照了咸丰二年（1852）的岁实（按：从是年的立春日丙申到下一年的立春日壬寅，正是366日，合于《尧典》数据。但若进一步取其立春具体时刻的间距，则仅为365.2430日，与一回归年的平均长度365.2422日相差无几）。这一切，用所谓“南王早在桂平狱中即已将天历制成”是解释不通的。

而且有迹象表明：冯云山并不是天历的唯一创制者。现存天历，最早的是癸好三年（1853）颁行历书，卷首附有东王杨秀清等五人的天历本章，内中开列了他们的王爵职衔，且注明有“臣等造历”等字样。一般的解释，是把“创制”和“献历”分开，认为造历者是冯云山，其余人只是循官式手续，具衔进献而已。向达曾另见有一种太平天国癸丑三年的历书，除干支、节气等尚未改字外，格式与癸好三年历完全一样。因而一些研究者亦据以认为：壬子二年初颁天历的格式也应与此完全一致。可是，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所记却向此说提出了挑战。据其记载：

天历初颁于壬子二年（1852），这一点因有清方奏报为之佐证，已为史家所公认。但近年亦有人提出不同意见，因为太平天国曾有辛开元年的历书面世。

江西丰城人毛隆保撰《见闻杂记》，记叙了咸丰三年（1853）五月至九月太平军进攻江西，在南昌一带的事迹。其《五月见闻记》中提及，当地人向太平军送礼归来，得到的书中有辛开元年的天历：

其次，天历的干支、日宿、礼拜均较中、西历提前一日亦是个谜。

若仅从历面看，天历的日期与中、西历都能一一对应。比如，天历癸好三年正月初十日，干支纪日为癸开，二十八宿纪日为昴，是日礼拜，与时宪书所载咸丰三年正月初六日的干支（辛亥）、日宿（昴）完全相符。而咸丰三年正月初六日合西历1853年2月13日，日曜日，又适为基督教徒礼拜之日。但是在实际上，天历的这一天对应于时宪书咸丰三年正月初五，庚戌，胃；西历1853年2月12日，土曜日。就是说，天历的纪日干支、日宿比时宪书提早了一日，礼拜之期也比基督徒们早了一日。

最后，天历的历理，或其历法的源流，也是一个谜，天历之所以在颁行时引起极大震动，就在于它完全置朔望月于不顾，而采用了以366日为一年的纯阳历的形式，并公然在历书中注出所谓“礼拜”之期。为此，人们也提出了种种看法。

汉代以来的历书，都专门注出每月的节气和中气。清之时宪书亦不例外。如笔者所见之《大清乾隆六十年岁次乙卯（1795）时宪书》首附“都城顺天府节气时刻”即为如下格式：

正月小甲申十五日戊戌丑正初刻一分立春正月节二十九日壬子亥正一刻二分雨水正月中

二月大癸丑十五日丁卯戌正三刻十四分惊蛰二月节三十日壬午亥正二刻四分春分二月中

闰二月小癸未十六日戊戌寅初一刻五分清明三月节

……

正因为24气对朔望月的制约和调节作用，民间在推算八字（年月日时各以干支表示，共成八字）时，便只以24气中的12个节气为依据，不再考虑朔望月的因素（按：八字推年以立春节的时刻为限，推月以12个节气的时刻为限）。因此，只要手边有一册《时宪书》或《万年历》甚至民间“小历”，以及稍具八字的基本知识（这在当时属于常识），便不难编制出一种以24气为依据的纯阳历历书。对于面临改正朔的重大任务而又无法掌握复杂精深的定气定朔计算的天历编制者来说，采用此种简便的历法，自是其合理的选择。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问题的另一方面，而且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太平天国之采用24气的纯阳历，是出于其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

太平天国崇尚天。不仅天上是天，是所谓“大天堂”，甚至凡间也是天，是“小天堂”或称“凡间这重天”（参见《太平天日》）。而地是天的对立面，非但不再是崇敬的对象，并往往和地狱联在一起。如《天父诗》第277首：

天上无病地狱病，天上无苦地狱苦，天上无饿地狱饿，天上无丑地狱丑。

《天条书》更有所谓

遵天条，拜真神，分手时天堂易上；泥地俗，信魔鬼，尽头处地狱难逃

的说法。洪仁玕在抨击历数之家时则声称：

太平天国崇尚阳和光。光照天下的太阳，为“众阳之精”，已成为天王的专有象征。洪秀全自己有诗云：

天下太平真日出，那般爝火敢争光，高悬碧落烟云卷，远照尘寰鬼蜮藏。东西南北勤献曝，蛮夷戎狄竟倾阳。重轮赫赫遮星月，独擅贞明照万方。

洪仁玕则赞其

同是天体的月亮（太阴），只是作为太阳的配偶才有其存在的依据。

在太平天国的意识形态中，天与地、阳与阴、正与邪（闰）的对立、斗争是绝对的。天历之成为阴阳割裂、片面表现阳的纯阳历，正是这种绝对化指导思想的产物。因此，它虽有简单易行、不论吉凶宜忌等优点，却因在根本上阴阳失调、不能反映朔望月的变化而遭受民间的抵制。再加上它过分追求复古及单月单数（31日）、双月双数（30日）的形式上的“平匀圆满”，不惜采用《尧典》中366日的过大数据作为岁实，很快就造成了节气后天的现象，从而增强了民间对它的不信任感。这大概是天历的创制者们所始料不及的吧！

谢兴尧提出而为罗尔纲赞成的读法是：

简又文等人的读法是：

所谓“伪造”论的说服力看来更差一些，因而不为多数治太平天国史者所赞同。但它至少反映了人们对太平玉玺研究状况的不满。可是问题的症结究竟在什么地方呢？

种种所谓“读法”，无非都是在探求玺文安排上的内在规律。可是这些“读法”却都存在着某种随意性，缺少连续一贯的根据，这是其一。其二，所谓“读法”，必须建立在对玺文的正确理解之上，但至今没有一种“读法”对玺文提出合理而系统的解释。如对“八位万岁”、“恩和辑睦”的理解尚有分歧，对“主王舆笃”的意思甚至还不能解释。这就多少降低了上述“读法”的权威性。最后，研究者们过分追求“读法”的本身也许就是问题的所在：为什么其他玺印都不存在所谓“读法”问题而偏偏这方玉玺存在呢？难道它不同样也是太平天国的玺印吗？

印者，执政所持信也。中国素有重视玺印的传统，太平天国也不例外。正如简又文所指出的：

天朝承袭此传统的文化，加以其人物之帝王思想于爵禄观念，上下一致，极为浓厚，因此对于玺印极为重视，不特奉为权位之象征，且以为尊荣的表现。

一、天王金玺（参见图2）。玺名“金玺”二字分置两上角，交代了玺印的性质；中间一直行为玺印正文：“太平天王大道君王全”九字，表明了玺主的身份；两侧为一副对联（可称为玺联）：“奉天诛妖，斩邪留正”，表现了玺印的指导思想。此金玺在太平天国前期曾长期使用。

二、天王、幼主合用金玺（参见图3）。玺名“金玺”二字置于下部，字体较大，仍是交代该玺印的性质；中间一直行的玺印正文，为：“天父上主皇上帝、救世主天兄基督、天王大道君王全、救世幼主真王福”28字，亦仍是交代玺主身份（因字数较多，划线部分按右、左分置两行）；两侧玺联为：

父子总号太平幼主一直承一统，公孙同坐天国真王万岁照万方。

这副玺联所要表现的指导思想已与前一方金玺有了很大差别，但与中间一直行玺印正文是呼应的。此金玺曾在1861年的几篇《天王诏旨》和《救世真圣幼主诏旨》中使用过。

因由此再来看太平玉玺，头绪就比较清楚了。从内容分析，这应是一方天王、幼主合用的玉玺。玺文同样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应该指出的是，由于此玉玺字数较多，在图面设计上似乎有意以字体的大小区分各个部分）：

一、玺名：“太平玉玺”。“玉玺”二字最大，分置两上角，交代本玺的性质。“太平”二字以小字体分置“玉玺”二字内下侧，起点缀与陪衬作用，同时也表明本玺为天王、幼主合用（按：前引金玺文内已有“父子总号太平”的说法）。

二、玺联：“恩和”与“辑睦”以第二等大字体分置右、左两侧，体现了本玺的指导思想。

“恩和”，此处乃承受上帝恩泽眷顾之意，语出《新约·路加福音》第2章第14节。《东王杨秀清答复英人三十一条并质问英人五十条诰谕》中的第37问提及：

当前耶稣降生犹太国时，天使赞扬空中曰：“天上荣归上帝，地下太平，人间恩和矣”，是何解欤？

杨问所据即为此节文字。这句话后来的标准中译为：

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

“辑睦”：“辑”的本意为车舆，“辑睦”乃合作、和睦之意。语出《左传·僖公十五年》：

群臣辑睦，甲兵益多。

又见《国语·周语上》：

和协辑睦，于是乎兴。

太平天国文献中，《御制千字诏》有“亿兆供球，臣僚辑睦”等语。

三、玺印正文：由上半部中央一直行“天父上帝”四字（为第二等大字体）总领下半部八行小字组成，交代玺主的身份。其顺序为由上而下，由中而外，分别向右向左，即：

天父上帝，天王洪日、救世幼主、八位万岁、永定乾坤

为右组；

天父上帝，天兄基督、主王舆笃、真王贵福、永锡天禄

为左组（“天父上帝”为两组合用，故重复列出）。

右组文字以“永定乾坤”为中心，强调了天王及幼主对普天之下的统治权（亦即空间上的广延）。天王《万象皆新诏》中“太平天日照万方”以及前一方金玺中“公孙同坐天国真王万岁照万方”等，意思与此略同。

该组文字中，需要解释的是“八位万岁”一语。联系上下文分析，“八位万岁”不应是指八位拥有“万岁”头衔的人物。照其本意，应是指天王和幼主“君临天下”。八为卦数，“八位”的正解是八卦位，引申为天下万方。语出《史记·太史公自序》：

《集解》引张晏曰：

八位，八卦位也。

下半部的八行小字中，督、笃、福、禄四字押韵，很容易诱使人们将其按对称位置由右而左，由中而外配成四对，这导致了前述谢、罗等人的第一种“读法”。然而这种配对，只是玺印正文作为文字性图案在形式排列上的对称所造成的假象，因其在文字的内容与结构上并不表现为逐一对仗，这也正是后来的研究者对谢、罗“读法”产生异议的原因所在。

经过如上的分析，太平玉玺的释读问题大概可以算是解决了。

初稿陆续写作于1983-87年，1991年7月定稿。

——发表于《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4期，原题作《太平天国文化拾零》。据打印稿录入校订

附图：天王、幼主玺印样式

图1.太平玉玺

《红楼梦》第五回的人物判词，以简短隐晦的语言，暗示了书中几位女子的命运。其中有关元春的判词，过去通行的各版本中都为如下四句：

二十年来辨是非，榴花开处照宫闱。

三春争及初春景，虎兔相逢大梦归。

然而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的《红楼梦》中，该判词的文字却有微妙的差异：前三句文字依旧，第四句作“虎兕相逢大梦归”。“兕”与“免”虽仅一字之易，含义却很不一样。由于该版《红楼梦》是迄今最为权威的校注本之一，近年的一些红学作品，诸如《红楼梦》鉴赏词典、《红楼梦》电影文学，等等，也都依此诠释或编撰台词。“虎兕相逢”之说，似已成了定论。

考虑到小说中元春这一人物的特殊身份，对其判词的解释直接牵涉到对小说思想内容的正确理解，认真辨析一下“虎兕相逢”与“虎免相逢”两说的正讹，看来还是必要的。

判词的前三句在理解上不存在什么困难，在解释上也无太大分歧，大意是说：元春于二十岁时得到皇帝的知遇而晋封皇贵妃，有如盛开的榴花显极一时，她的三个小姊妹都远不及她。

第四句该怎么讲？

按“虎兕相逢”之说又该怎么理解呢？

先说兕。这是在中国历史上确实存在过的一种犀牛类猛兽。《左传·宣公二年》：“牛则有皮，犀兕尚多。”说明至迟在春秋时此类动物为数还不算少。兕与虎同为猛兽，因此古文典籍（主要是先秦典籍）常将两者相提并论。如：“匪兕匪虎，率彼旷野”（《诗经·小雅·何草不黄》），“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论语·季氏》），“陆行不避兕虎”（《老子》第五十章），等等。

总之，“虎兕相逢”之说，存在疑点不少，人们有理由怀疑它本非曹雪芹原著的语言。

从版本的角度看，这种怀疑是有根据的。1982年版《红楼梦》的最大特色，就在于它是以庚辰本为底本，以其他各种脂评抄本为主要参校本整理而成。选用庚辰本作底本的原因，正如该版《前言》所说：在带脂砚斋评的八十回抄本中，“庚辰本是抄得较早而又比较完整的唯一的一种，它虽然存在着少量的残缺，但却保存了原稿的面貌，未经后人修改增补。”

然而该版元春判词中“虎兕”一语，却非庚辰本原有文字，而是校注者据己卯、梦稿本的异文径改的。

由于己卯本也是一种极有价值的脂评抄本（有人认为梦稿本的前七回出于己卯本，因其文字相同。在本文讨论的范围内可视为同一种本子），校注者据以校改底本的文字本无可厚非。但当其余各脂评本的有关文字都与庚辰本相同时，则应多费斟酌。如果说，蒙府、戚序、舒序等几种本子因与庚辰本“血缘”较近，尚不足以校出庚辰本中可能存在的问题，那么，甲戌、甲辰这两种较早抄出且自成体系的传抄本应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尤其是甲戌本，因其底本抄出最早，虽然所抄回目有限，却保存了原著的较早面貌，而这两种抄本的有关文字亦与庚辰本同，可证庚辰本中“虎免相逢”的判词原文，确系曹雪芹原著的本来面貌。而己卯本的异文，并无确凿的证据表明是曹氏本人的改笔，只能视为传抄过程中的窜改。尤其是，己卯本（梦稿本同）的异文本为两处（按：其首句为“二十年来辨是谁”，末句为“虎兕相逢大梦归”），校注者只取其一，不及其二的做法本身，也很难以自圆。

笔者无意就判词校改中的得失多所指摘。这里想进一步探讨的是：为什么恰恰是已卯本而不是其他脂评本会出现上述两处异文？

我们知道，所谓己卯本实即怡亲王府抄本。该抄本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很注意避讳，除对名讳的敬避认真遵从而外，对其他可能犯忌招祸的文字亦小心加以更改。而所改文字往往不及原文流畅、自然。现仅就前五回所见试举两例如下：

第二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时的一句话，甲戌、庚辰等本都作“成则王侯败则贼”，己卯本改作“成则公侯败则贼”。前者本是一句很通俗的习惯说法，但细加推敲便觉有公然造反之嫌，改后的文字则显得不太自然。

再如第四回门子论护官符的一席话，各本都作“这四家皆连络有亲，一损皆损，一荣皆荣，扶持遮饰，俱有照应的。”己卯本改作“这几家皆连，都是亲戚，一损皆损，一荣俱荣，扶持遮饰，皆有照应的。”改“四”为“几”，显系因“四家”说得太过具体；“连络有亲”则有在政治上结党之嫌，不如点明只是亲戚关系。不仅如此，已卯本还将护官符后具体说明贾、史、王、薛各家始祖官爵及房次状况的小注悉行删去。看来也是因其写得太实，怕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于此，元春判词中的两处异文也就不难理解了：

首句，各本作“二十年来辨是非”，已卯本作“二十年来辨是谁”。显然“辨是非”一语有碍。改成“辨是谁”之后，是非问题可以不去争论了。

末句，各本作“虎兔相逢大梦归”，己卯本作“虎兕相逢大梦归”。可见，“虎兔相逢”的提法犯忌，“虎兕相逢”应是为免招祸而有意作出的更改。

五

续作在第八十六回中，为元春拟出了“甲申、丙寅、乙卯、辛巳’的生辰八字，又借算命先生之口，大谈了一通元春的命相，并特意点出“可惜荣华不久，只怕遇着寅年卯月”。第九十五回中，则正面交代了元春的具体死亡日期和去世时的年龄：“是年甲寅年十二月十八日立春，元妃薨日是十二月十九日，已交卯年寅月，存年四十三岁。”

续作者的上述处理，无非是想卖弄一下自己的精于命学之道，却没想到在元春去世年龄的问题上出了差错：从甲申年到甲寅年，按首尾合计是三十一岁而不是四十三岁，即便元春是三十一岁去世，勉强符合原作对她早逝的构想，但仍与前八十回对全书人物年龄的总体设计格格不入。续作中“寅年卯月”、“卯年寅月”等故弄玄虚之词，也干扰了读者对“虎兔相逢”的正确理解。这些都是不足取的。

经过续作的如此一番安排，小说人物元春的生辰及忌日，竟然都与雍正元年的元旦暗合。这大概是持“虎兕相逢”论者所万没想到的吧！

与孙连华合作

——发表于《南京社会科学》1992年第4期

——评罗尔纲《太平天国史》

罗尔纲同志撰写的《太平天国史》已由中华书局出版了。全书洋洋150万言，集作者60年研究之大成，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史学巨著。

罗尔纲早于本世纪30年代之初即从事太平天国史研究，属于这一研究领域开创的一代。那时的人们对发生于上一世纪中叶的太平天国运动大都没有清醒的认识，一般均视其为“叛逆”，至多是客观主义地称其为“民变”。甚至对太平天国很有研究的萧一山、简又文等人，也只是从反满民族革命或宗教革命的角度对其加以认识。唯独罗尔纲同志最早明确地提出太平天国的性质为农民革命，宣称太平天国的业绩永远不会磨灭。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太平天国史》一书的另一大特色，是其采用了传统正史的纪传体而又有所创新发展。如何以恰当的体裁将太平天国这一场伟大运动全面、系统而又准确地揭示给读者，也是罗老长期予以探索的一个问题。他选择了中国传统的纪传体。但据罗老自己说，他最初对此并不是自觉的，因为他本来总是以为，撰史就应该用西方的新体裁。然而1944年他应约写《太平天国广西人物传》，这一偶然的际遇使他得以用中国传统的纪传体写成了一部太平天国史著作，这就是解放初在开明书店出版的《太平天国史稿》，也即本书的雏形。他没想到纪传体的《史稿》竟会受到各界的欢迎，许多人，包括文学、戏剧、电影、美术和自然科学工作者，都能从中各取所需。这使他体会到纪传体确是有用，并决意对这种旧体裁加以创新改造。现在的这部《太平天国史》，系由序论、纪年、表、志、传五个部分组成。这实际上是以序论、纪年为纲纪，以表、志、人物传记为传注，因而已是一种赋予全新意义的纪传体。全书既有提纲挈领的论说，又有具体入微的叙事；既包罗万象，丰富多彩，却又分门别类，条理分明。相信本书会给广大史学工作者以有益的启迪。

——发表于《人民日报》1992年6月12日第5版

1991年10月

——发表于《成长中的新一代史学——1991年全国青年史学工作者学术会议论文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2月版。据原稿录入校订

这篇奏折写于1836年6月。本篇及后面黄爵滋一篇和林则徐两篇，都与中国近代史开端的一个大事件——禁烟运动有关。

所禁之烟即鸦片，又称阿片、阿芙蓉，英文作opium，语出希腊文opion。因其有镇静、止泻、止痛作用，自明代以来一直作为药材征税少量进口。17世纪，吸食鸦片的方法从南洋传入中国，此法较吞服更易上瘾，对人体造成很大危害。雍正七年（1729），清政府开始禁吸鸦片，并对贩鸦片、私开烟馆者治罪，当时“尚未及吸食者罪名”。嘉庆元年（1796），诏停鸦片征税，严禁其输入，鸦片贸易遂为非法。

然而，由于外国鸦片贩子走私与行贿并用，清政府先后采取的“塞源”（禁止鸦片输入）、“遏流”（查禁内地私销）及“正本”（禁官民吸食）等措施，都未收到预期的效果。

18世纪末叶．英国东印度公司相继取得鸦片的专卖与制造的特权，输入中国的鸦片数量开始剧增。乾隆三十八年（1773），亦即该公司取得专卖权的当年，输入中国的鸦片为1000箱左右，道光十四年（1834），已达到21885箱，增长近21倍。1834年该公司垄断权被废除，鸦片贸易完全向私人企业开放，对中国的鸦片走私更形猖獗。1838年，输入中国的鸦片高达40200箱。鸦片成本很低，获利极高。鸦片烟贩和英印当局通过可耻的鸦片贸易，获取了极大的利润。据估计，从1800年到1838年，中国便被掠走三、四亿银元的财富。

中国白银大量外流，从根本上改变了自16世纪以来中国外贸出超、白银入超的局面。19世纪初，中国白银开始出超，并影响到国内银钱比价，给社会经济生活带来灾难性后果。这种状况，使一切关心中国国运的人们，包括相当一部分高级官员，开始反省清政府名存实亡的禁烟政策，并寻求新的解决途径。许乃济的弛禁奏折，便是适应这一需要而提出的。

许乃济（1777-1839），字叔舟，号青士，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嘉庆进士。曾在广东任道员近十年，并曾署理广东按察使。上此奏时，已在京任太常寺少卿。许乃济的主要论点是：鸦片贸易对中国造成了极大危害，而中国政府对鸦片烟的例禁并没有起到应有作用，反而“例禁愈严，流弊愈大”。若与夷人停止互市，断绝往来，又只能损害正常贸易，于鸦片走私毫无影响。即是说“闭关不可，徒法不行”。唯一的解决措施只能是弛禁，解除对鸦片贸易的禁令，仍如前按药材纳税，准予进口，使鸦片贸易合法化。具体又有几项对策，即：一、鸦片交易只准以货易货，不准用银购买；二、吸食鸦片者只限于没有公职的“游惰”之辈；三、准许内地民人种植罂粟。他认为只要切实采取上述措施，便可收到实效，即不仅“每年可省中原千余万金之偷漏”，且可使“夷人之利日减，迨至无利可牟，外洋之来者自不禁而绝”。他特别强调，弛禁之举，于政体无伤，“孰得孰失，其事了然”。“倘复瞻顾迟回，徒循虚体，窃恐鸦片终难禁绝，必待日久民穷财匮而始转计，则已悔不可追。”

然而，在有数千年“强本抑末”“重义轻利”传统的中国，鸦片的禁、弛又是事关教化的敏感问题，许乃济的论点实在是很不协调，以致除了广东几位身处一线的大员外，“举朝无继言者”。而且很快出现了驳斥和反对的意见。其中内阁学土兼礼部侍郎朱嶟和兵科给事中许球的奏折最为有名。他们的驳诘理直气壮，许乃济根本无法招架。许球说：“不禁其售卖，即不能禁人之吸食。若只禁官兵，而官兵皆从士民中出，又何以预为之地耶？况明知为毒人之物，而听其流行，复征其税课，堂堂天朝，无此政体。”朱嶟认为：“鸦片流毒，妨财害小，残民害大。民者国之本，财者民所出。”又怎能说是于政体无伤呢？他们立论高尚，说理透彻。道光帝终于打消“变通办理”的念头，朝野没有人再敢公开提出弛禁的主张。

二十多年后，一位对西方资本主义持严肃批评态度的德国人曾重提这段公案。他说：“中国最有名的政治家之一许乃济，曾提议使鸦片贸易合法化并从中取利；但是经过帝国全体高级官吏一年多的全面讨论，中国政府决定：‘这种万恶贸易毒害人民，不得开禁。’……天朝的野人当时拒绝征收一项必定会随着人民堕落的程度而增大的税收。”（马克思《鸦片贸易史》）马克思还用历史家所具有的冷峻笔法写道：“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原则，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的确是一种悲剧，甚至诗人的幻想也永远不敢创造出这种离奇的悲剧题材。”这番话语，应该成为我们进一步深入理解这场近代历史悲剧的出发点。

许乃济于1836年公开提出弛禁主张后，中国朝野曾引起广泛议论。道光君臣经过一年多的讨论，在理论上已重新确立严禁鸦片的必要性。现实的问题是如何进一步将其付诸实施。

黄爵滋在奏疏中历数因鸦片流入中国所造成的严重危害，认真总结了清政府禁烟失败的教训．逐条分析了当时“塞漏卮”的几种办法，认为历年禁烟，虽然议者纷纭，法令森严，但没有一条击中要害。如所谓“严查海口，杜其出入之路”。其设想固然不错，但稽查员弁，办事未必都很公正。因为只要分润毫厘，便可得数百万两好处，利之所在，谁肯认真查办？更何况海疆万里，随在都可出入，实际上根本无法杜绝。他对所谓“禁止通商”、“查拿兴贩，严治烟馆”乃至“开种罂粟立禁，听内地熬烟”等种种措施或设想，也都进行了驳斥。

但黄爵滋并不认为鸦片之害已到无法禁止的地步。因此，欲从根本上肃清烟毒，“必先重治吸食”。“无吸食，自无兴贩；无兴贩，则外夷之烟自不来矣。”他请求皇帝严降谕旨，准给鸦片吸食者一年期限戒烟，若一年后仍吸食，是不奉法之乱民，应置之重刑，论以死罪。

奏疏没有，也不可能从全球的范围、从中外关系的角度认识鸦片贸易的侵略性质，因而也没有就此提出相应对策，但确实达到了当时禁烟论者在认识上所能达到的高度。因为若从国内着眼，欲想把禁烟政策贯彻到底，只有走重治吸食这一条路。

道光皇帝虽然从理论上认可了严禁鸦片的主张，但对是否重治吸食感到没有把握。因为当时的现实是，吸食者过众，诛不胜诛。不仅民间吸食，而且有不少官吏胥役，将弁兵丁，甚至故家大族子弟及八旗王公大臣。他下令东三省的将军和各直省的督抚就此“各抒所见，妥议章程，迅速具奏”，在最高统治层再次展开禁烟政策的大讨论。

当时表示意见的复奏共29件。其中，对漏银在于鸦片的形势估计，绝大多数表示赞同，反对者仅2入。对禁烟的态度，从表面上看，无人主张弛禁，实质分歧很大．意见针锋相对。其中反对严禁，并用各种理由与说法否定严禁的竟占21件（满13人，汉8人），赞成的只有8件（满2人，汉8人），大部分意见倾向于维护原有的禁烟法令，反对重治吸食。他们认为“吸食者论死”是“专尚峻酷”，是“兴率土普天之大狱”，“万万不可行”；而重兴贩、轻买食的禁烟令，“本系衡情定法”，“为拔本塞源之意”，没有必要加以变更。

高层集团中的这种所谓多数人的意见，反映了清朝官场中的因循苟且作风和统治集团的腐败无能。而在冠冕堂皇的辞藻背后，也往往掩盖着不可告人的卑劣用心。因为当时清朝统治集团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鸦片走私的既得利益者。此前，当许乃济主张鸦片弛禁时，他们并没有公开站出来附和，原因之一，固然是因其与“名教”有关，但更主要的是，鸦片贸易一旦合法化，只会减少乃至断绝他们收贿的财源。此时这部分人主张维护过去的“定例”，反对“重治吸食”，实质上是“明禁暗弛”，是继续打着“禁烟”的幌子以售其奸。

林则徐（1785-1850），字元抚，又字少穆，晚号俟（si4）村老人，福建侯官（今福州）人，嘉庆进士。曾历任东河河道总督、江苏巡抚、湖广总督、钦差大臣、两广总督等要职。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遭革职、充军等处分。1845年重新起用，又任署理陕甘总督、陕西巡抚、云贵总督等职，1849年因病辞职返籍。1850年再度受命为钦差大臣，驰赴广西督理军务，在赴任途中病逝于广东潮州。

林则徐的这篇奏折，上于道光十八年八月（1838年10月）．时任湖广总督。

林则徐是一个坚定的禁烟派。他早就注意到鸦片流毒及鸦片贸易对国计民生的危害，在江苏巡抚任上，即认真执行清政府的禁烟法令，“随时认真访查，力拿严惩”。黄爵滋重治吸食的主张入奏时，林则徐接任湖广总督刚满14个月。1838年6月23日，林则徐收到刑部转发的来文，28日即发出复奏，积极支持黄爵滋的主张。他以病人用药作比方说：“今鸦片之贻害于内地，如病人经络之间久为外邪缠扰，常药既不足以胜病，则攻破之峻剂，亦有时不能不用也。”并提出六条具体措施。接着，他又上一密片，阐述重治吸食，全面开展禁烟运动的重要性，不过此时他对英国政府在鸦片贸易中的共谋行为尚无认识，以为“鸦片来由，实皆港脚奸夷所带，与英吉利国之修职责者殊不相涉”。

与此同时、他会同湘、鄂两省主官，采取果断措施，在整个湖广地区开展了雷厉风行的禁烟运动。他的具体做法是宽猛兼施：“呈缴者姑许自新，隐匿者力加搜捕，不追既往，严儆将来。”几个月认真的查禁实践，使他认识到民风习俗是完全可以挽回的。然而，来自上层的反对意见和道光帝举棋不定，又使他深为禁烟运动的前途担忧。因而他10月初再上一片，即本篇。

在这篇奏折中，林则徐尖锐地指出：“臣前议条款，请将开馆兴贩，一体加重，仍不敢宽吸食之条者，盖以衙门中吸食最多，如幕友、官亲、长随、书办、差役，嗜鸦片者十之八九，皆力能包庇贩卖之人，若不从此严起，彼正欲卖烟者为之源源接济，安肯破获以断来路？是以开馆应拟绞罪，律例早有明条，而历年未闻绞过一人，办过一案，凡使例同虚设，其为包庇可知。即此时众议之难齐，亦恐未必不由乎此也。”为促使道光帝早下严禁的决心，他又申述了如下一番脍炙人口的话语：“法之轻重，以弊之轻重为衡，故曰刑罚世轻世重，盖因时制宜，非得已也。当鸦片未盛行之时，吸食者不过害及其身，故杖徒已足蔽辜；迨流毒于天下，则为害甚巨，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兴思及此，能无股栗？夫财者亿兆养命之原，自当为亿兆惜之，果皆散在内地，何妨损上益下，藏富于民；无如漏向外洋，岂宜藉寇资盗，不亟为计？”

11月9日，道光帝接到林则徐这份奏折，深为其中“银荒兵弱”和“藉寇资盗”等危及清朝统治的根本性问题所触动，下令林则徐晋京陛见。此前，道光帝已采取某些行动，如将吸烟职官、王公等革职、革爵；谕令大学士、军机大臣会同刑部研究各省所奏禁烟意见，将提议“弛禁”的许乃济降为六品顶带，即行休致，以示惩儆等，从而表明其禁烟决心。

12月26日，林则徐到达北京。第二天起，道光帝接连在八天中召见林则徐八次，商议禁烟大计。具体内容，史无记载。但第五次召见后，林则徐即已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奉旨：“颁给钦差大臣关防，驰驿前往广东，查办海口事件。所有该省水师，兼归节制。”翌年1月8日，林则徐离京赴粤。

中国近代史开篇的伟大事件——举世瞩目的广东海口禁烟运动，就此发端。

1840年6月，英侵略军发动可耻的鸦片战争。因林则徐严密设防和反击，英军未能进入广州，乃封锁珠江，转攻厦门，又被新任闽浙总督邓廷桢率军击退。7月，英军袭取浙江定海，使清廷大为震动。8月，侵略军分兵北上抵大沽口，直接向清廷施加压力。在照会中提出鸦片贸易合法化、割地、赔款等要求。由于战争失利和琦善挑唆，道光帝迁怒于林则徐。8月20日上谕中已指责林则徐“措置失当”，表示要“重治其罪”。次日道光帝收到林则徐7月19日的《续获烟案折》，以朱批形式横加指责，诿罪于人。接着便派琦善为钦差大臣赴广州议和，查办林则徐。

9月18日，林则徐接到道光帝的“谕旨”，由于其中有“看汝以何词对朕”的申斥，他便于9月24日上奏。自请处分，要求对自己“从重治罪，以儆无能”。但他并不甘心于断送禁烟的成果，力图挽回局势，在附片，即本篇中大胆地陈述自己的抗英主张。

林则徐指出：“鸦片之为害甚于洪水猛兽，即尧、舜在今日，亦不能不为驱除，圣人执法惩奸，实为天下万世计，而天下万世之人，亦断无以鸦片为不必禁之理”。他严正驳斥战争囚禁烟而起的谬论：“若谓夷兵之来系由禁烟而起，则彼之以鸦片入内地者，早已包藏祸心。发之于此时与发之于异日，其轻重当必有辨矣。”他建议：“以通夷之银，量为防夷之用”，从粤海关税银中抽出一部分制炮造船，严加防御，坚决反对妥协投降的“羁縻”政策。

他指出：“抑知夷性无厌，得一步又进一步，若使威不能克，即恐患无已时，且他国效尤，更不可不虑。”最后表示自己愿意“戴罪前赴浙省随营效力”，希望以收复失地的实际行动报效国家。

道光帝对于这个附片的朱批极为蛮横无理。在林则徐提到“若前此以关税十分之一制炮造船，则制夷已可裕如，何至尚形棘手”时，他气极败坏地反驳道：“一片胡言”。对于林则徐那几句相当克制的警告，他也是极为敏感：“汝云英夷试其恫喝，是汝亦效英夷恫喝于朕也。无理，可恶！”其实，“可恶”的正是道光帝自己。他连对林则徐汇报的“夷情”，也表示极不信任。10月3日，林则徐受到“奉旨革职”的处分（25日夜传到广州）。林则徐前赴广东海口禁烟的伟大使命，终以悲剧而告结束。但他作为我国近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作为一个英勇反抗外国侵略的伟大的爱国者，始终受到后人的怀念和尊重。

这是曾国藩任内阁学士兼署刑部左侍郎时上咸丰帝的一份奏疏。

曾国藩（1811-1872），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道光进士。1852年前，曾任四川乡试正考官、翰林院传讲学士、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等职，并历署兵部、工部、刑部、吏部等部侍郎。1853年回籍丁忧期间，奉命帮办团练，后扩编为湘军，遂成为湘军集团的领袖。

1860年后，曾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等职，授大学士，赏加太子太保衔、赐封一等毅勇侯，死后追赠太傅。为清末著名政治家与军事家。

他一生中最重大的政治、军事活动，或者说对清王朝的最大贡献，便是编练湘军，并由此起家镇压了太平天国革命。

曾国藩出身于由富农而成为地主的家庭，幼年曾从事过放牛、砍柴等劳动。1833年23岁时补县学生员。自1838年中进士以后，仕途颇顺，十年七迁，连跃十级。37岁时已官至二品。出身“寒门”的乡居经历，使得他对社会基层的实际状况有较多的了解；二品京官的政治地位，又使得他有可能利用同乡、师生等情谊，在自己周围团结起一班出身类似的士人。曾国藩和他的这些后来大多成了湘军骨干的友人或门生，有着共同的政治抱负和相投的思想志趣。随着社会动荡的不断加剧，政治形势的渐趋紧张，曾国藩很自然地成了这一集团政治上的旗帜和代言人。

1850年道光帝死去，第四子奕詝继立，改明年为咸丰元年。新帝继位后，为挽救江河日下的形势，下诏征言。曾国藩为此连上奏章。1851年5月，在其友人的支持、激励下，这位41岁的臣下鼓足勇气向21岁的皇上进呈一篇谏疏，把批评的锋芒直接指向了皇帝本人。其要旨有三：一曰防琐碎之风，二曰杜文饰之风，三曰去骄矜之气。总的意图是希望皇帝能够抓大计，求实际，虚心听取臣下意见，兢兢业业革除弊政。不久，曾国藩又连上《备陈民间疾苦疏》和《平银价疏》，要求清廷关心民瘼，固结民心。这一系列奏疏，可以说是尚在形成时期的这一集团的政治纲领和宣言书。然而在当时却未受到清廷应有的重视和采纳。据说，咸丰帝在接到那篇题为《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的谏疏以后，气得“怒捽其折于地”，只是当时正为用人之际，所以才又给以“优诏褒答”。事实上，腐朽衰败的清政府当时也根本无法采纳和实施他的或者毋宁说他那一帮人的批评、建议。

选录于此的《备陈民间疾苦疏》，是这一系列奏疏中较有代表性的一篇。本篇上于咸丰元年十二月（1852年2月），当时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人民大革命的燎原烈火，其势已成。因此曾国藩在直陈“民间疾苦”时，也较少顾忌。本篇要旨，也可以归结为三条：一曰银价太昂，钱粮难纳；二曰盗贼太众，良民难安；三曰冤狱太多，民气难伸。三条都与吏治的腐败、民心的向背有关，而第三条尤为突出。春秋时齐、鲁长勺之战，平民曹刿因“肉食者鄙，未能远谋”而前与鲁庄公论战。当庄公提及“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时，曹刿大加赞赏，说：“忠之属也，可以一战。”署理刑部事务的曾国藩，特意点出“令人闻之发指”的众多冤狱，其用心所在，是不难体察的。

需要分析的是，曾国藩之所谓“民”，究竟指的是些什么人？从文中可以看出，主要是指那些必须向政府输租纳税的“业主”，是那些成为盗贼抢劫对象的“良民”，以及那些敢于告发权势、豪强，却因而蒙受冤狱的“原告”。那么，曾国藩所代表的是一股什么样的政治势力，也就是十分清楚的事了。

本篇是上海小刀会起义领袖刘丽川上给太平天国天王的一份奏章，写于1853年9月。刘丽川（1820-1855），广东香山人。农民出身，1845年在香港参加天地会，1849年赴上海，为居沪广东籍天地会组织的首领，1853年成为合并后的小刀会领袖。

1853年3月19日（咸丰三年二月初十日，太平天国癸好三年二月十四日），太平军攻克南京，并将其定为自己的首都（天京），从此形成了与在北京的清政权相对峙的太平天国政权。

太平天国的这一伟大胜利，鼓舞了上海地区的秘密会社组织。当年9月7日，上海小刀会在刘丽川等人领导下发动起义，占领县城。接着又迅速扩展战果，将起义推及青浦、嘉定等数县地方。小刀会与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天地会有渊源关系。起之初，发布的公告即以“大明”为国号，刘丽川且被推为“大明国统理政教招讨大元帅”。但起义胜利不久，刘即宣布“与太平王有联系，奉行太平王的法令”。这份以“未受职臣”身份所上的奏章，就是他在起义胜利后急于取得与太平天国的联系，以获得太平天国的支持的具体表现。从文中用“太平天国”国号及“癸好”干支纪年，但又称“天王”为“我皇上陛下”，且袭用中历旧历纪日等情形看，小刀会人士当时对太平天国的认识还相当模糊。

据记载，这份奏章分水陆两路送往天京。水路被截，陆路下落不明，可能是送到了。因为东王杨秀清曾下令镇江守将、原为天地会首领之一的罗大纲设法传知刘丽川等“率众来归”。太平天国方面也曾准备东下策应。可是因为太平军主力已北伐、西征，清军又在天京附近设立江南、江北大营，太平军的东下策应始终未能成为现实。小刀会在清军的进攻下，在外国侵略者假中立、真干涉的政策破坏下，坚守上海孤城达17个月之久。其间，小刀会政权一直遥奉“太平天国”国号，其领袖与基本群众都像太平天国统治区一样“敬拜上帝”，刘丽川本人的职务也改为“太平天国统理政教招讨大元帅”。1855年2月17日凌晨，亦即旧历的除夕刚过，小刀会在粮食军需断绝的情况下从上海县城突围。刘丽川本人在突围中牺牲于城西的虹桥。部分起义军则在潘起亮率领下到达太平天国统治区，并加入太平军。

小刀会起义失败了。但它却留下了这份独特的文件，一份绝无仅有的“未受职臣”的奏章。

太平天国在定都天京以后，根据“天下大家处处平匀，人人饱暖”的指导思想，曾一度宣布取消原有的赋税制度。定都之初颁布的《百姓条例》中，就有所谓“不要钱漕，但百姓之田，皆系天王之田，每年所得米粒，全行归于天王收去。每月大口给米一担，小口减半，以作养生之资”的说法。1853年8月，太平军在西征途中发布的“晓谕”也号召农民“放胆宽心，以勤稼穑”，明确宣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我天朝断不害尔生灵，索尔租税，尔等亦不得再交妖官之粮米”。约在当年年底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中，则进一步发展了“田产均耕”的设想。

太平天国在废止钱漕等赋税的征收后，大力推行了“量力捐输”的贡献政策。这一政策实行之初，曾得到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张德坚的《贼情汇纂》中说：“贼知邪说已验，肆毒愈深，遂创造贡单，阳为安抚之名，阴寓搜括之意。……无目者见其牌票朱标印信累累，几欲倚为护符矣。”太平军在进攻南昌时，也有记载说，南昌、新建二县“以豕鸡鹅鸭银米进贡者不知凡几，相见皆呼兄弟，甚属亲热。即报以……执帖一张，物重者或报以棉花油盐衣服等物，乡民皆快焉”（邹树荣《蔼青诗草》）。

但贡献政策只能推行于一时。到了1854年，除新占地区外，老区的贡献实际已无法进行下去。正如《贼情汇纂》所说：“今沿江数百里农民知贼之贡单无益，鲜有贡者，……其初陷之处，贡单仍盛行焉。”在人们不愿主动进贡的情形下，太平军的一些部队采取了强制征收的极端手段，并名之曰“打贡”。既称“贡”，却又要靠“打”来解决，这说明贡献政策已开始走向自己的反面了。“打贡”政策，既不利于当地社会秩序的稳定，也无法从根本上保证太平天国的财政收入。因此，1854年夏，太平天国的决策者们提出在安徽、江西两省“照旧交粮纳税”。各地则于当年下忙开始起征。现在所见到的关于太平天国统治区“照旧”征税的最早记载，是安徽潜山县于咸丰四年秋七月（1854年7、8月间，太平天国甲寅四年六、七月间）“征地丁银”。

洪仁玕（1822-1864），字谦益，号吉甫，广东花县人。洪秀全族弟。太平天国后期领导人之一。本篇是他于1859年晋封“开朝精忠军师顶天扶朝纲干王”后不久提出的纲领性文件。

洪仁玕少时学习经史，屡试不第，后以教馆为业。1843年皈依洪秀全创立的拜上帝教。1847年曾随洪秀全去广州，在美国传教士罗孝全处学习。金田起义爆发时，他正在广东清远县教书，接信后赶往广西，但因起义军主力转移和清军的严密封锁，废然而返。1852年转至香港，结识瑞典巴色会教士韩山文，向其介绍了太平天国起义初期的事迹。1854年春至上海，曾与小刀会起义军接触，但他无法使对方相信他的自我表白，且因上海与外界交通被堵塞，也无法前往南京，迁延至当年冬又返回香港。在港期间，他继续教书，并担任了伦敦布道会的布道师，潜心钻研基督教教义并学习了天文、历算等方面的知识。1858年6月，他再次离开香港，由陆路从广东经江西、湖北，乔妆打扮，于1859年春辗转来到太平天国统治区。1859年4月22日到达天京。天王洪秀全大喜过望，5月11日即封其为干王，让其总理朝政。几个月后，他向天王提出了振兴太平天国的纲领《资政新篇》，并由天王下令镌刻颁行。

可见，《资政新篇》的上述主张，是要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和进行一些相应的上层建筑改革。而且很显然的是，在洪仁玕所构想的新国家的蓝图中，是允许贫富差别，甚至有百万富翁的存在的。他完全撇开了《天朝田亩制度》中所倡导的“天下大家处处平匀，人人饱暖”的绝对平均主义方案。在《资政新篇》的结语部分，他很含蓄地指出：“今之人心风俗，皆非古昔厚重之体，欲清去病源，既不可得，即欲峻补，其可得乎？此皆为邦大略，小弟于此类凡涉时势二字，极深思索。故于古所无者兴之，恶者禁之，是者损益之。”因此，《资政新篇》完全是着眼于向前看的、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改革方案。

值得注意的是，洪秀全对本篇所提出的方案，作了仔细的批示。有16处批一个“是”字；有11处批“钦定此策是也”或“此策是也”；有两处批“钦定此策杀绝妖魔行未迟”或“俟杀绝残妖后行未迟也”。唯有对其中讲到不杀人、诫杀人的两处，表示反对。洪秀全的有关批语，使我们对这位农民知识分子出身的太平天国领袖的思想认识，有可能作进一步深入的了解。《资政新篇》的问世，甚至还受到了太平天国敌对营垒的重视。1861年春，曾国藩的谋士赵烈文得见此书，认为“其中所言，颇有见识”，“观此一书，则贼中不为无人也”。他希望“有志之士尚无忽诸”。

由于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资政新篇》的方案未能实施。但它作为中国历史上要求学习资本主义的第一个比较系统的纲领性文件，是有其重要的历史地位的。

本篇为清末名噪一时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中的第一折。

1901年1月29日（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十日），惊魂甫定的清廷于“行在”发布变法上谕，要求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己，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出，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修，各举所知，各抒所见”。4月，清廷为此设立督办政务处，派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李鸿章，荣禄、昆冈、王文韶、户部尚书鹿传麟，为督办政务大臣，刘坤一与张之洞，“亦著遥为参预”。

对于议复变法事宜，张之洞曾建设各省会奏，刘坤一则推张之洞主稿，并委托张謇（季直）、沈曾植（子培）、汤寿潜（蛰仙）等人草拟，寄张之洞以备采纳。后清廷要求各疆臣，“各抒所见，勿联街入告”，袁世凯等乃单衔具奏。而刘坤一仍坚持“江鄂必宜联衔”，于是由张之洞“荟萃众说，断以己意，日撰一条，月余始就”，共成27条，分为三折。第一折论兴学育才，计4条：1、设文武学堂，2、酌改文科，3、停罢武科，4．奖励游学。第二折论整顿中法，计12条：1、崇节俭，2、破常格，3、停捐纳，4、课官重禄，5、去书吏，6、去差役，7、恤刑狱，8、改选法，9、筹八旗生计，10、裁屯卫，11、裁绿营，12、简文法。第三折论采用西法，计11条：1、广派游历，2、练外国操，3、广军实，4、修农政，5、劝工艺，6、定矿律、路律、商律、交涉刑律，7、用银元，8、行印花税，9、推行邮政，10、官收洋药，11、多译东西各国书。三折而外，附片专言筹款事宜。稿成之后，刘坤一仅于去书吏，收洋药，裁屯卫等数条略有讨论，便由江宁方面缮发，湖北方面则“印送枢廷分阅”。

《江楚会奏》的出台，无疑对清政府的变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事实上，它已成为清廷施行新政的纲领。慈禧太后在接到奏折后即下令：刘坤一、张之洞会奏各条，“其中可行者，即著按照所陈，随时设法择要举办。各省疆更亦应一律通筹，切实举行。”由于各方面条件的掣肘，中国于二十世纪之初进行的这次“变法新政”，除极少数项目外，并没有取得什么实际成效，更未能挽回清王朝的颓运。据记载，慈槽在看到刘张奏折时曾点头称好，但当时在旁的荣禄却冷言道：“法是好，只是无人办。”几年后，1905年7月16日（光绪三十一年六月十四日）清廷在上谕中也被迫承认：“方今时局艰难，百端待理，朝廷屡下明诏，力图变法，锐意振兴。数年以来，规模虽具，而实效未彰。总由承办人员，向无讲求，未能洞达原委。似此因循敷衍，何由起衰弱而救颠危？”

但此次变法，并非一无是处。本篇所论及的兴学育才诸条，便是推行得较为彻底且取得实际成效的项目。刘、张二人，尤其是张之洞，十分注重新式文武人才的培养，认为“变通政治，人才为先”，对教育制度的变革也十分热切，因为此系“救时首务，振作大端”。奏折中对新式教育的构想，可谓历历如数家珍。反映在实践中，湖北兴办学堂也尤为积极。1905年8月30日，张之洞更会同直隶总督袁世凯等联衔奏请立停科举，推广学堂，从而终止了沿袭一千余年的科举考试制度。应该说，从抓教育制度的变革入手确系抓到了点子上。路是走对了。

本篇文字稍长了些，但并不难读。而且通过此篇，我们对二十世纪之初的风云变幻，对我们的前人探索强国富民的曲折历程，对中国近代教育制度的伟大变革，会更多几分具体的认识。

本篇为清政府派遣出国考察宪政的五大臣之一载泽所上的请宣布立宪的密折，约写于1906年8月。

1905年7月2日，直隶总督袁世凯、两江总督周馥、湖广总督张之洞联衔上奏，请定十二年后实行宪政，并奏请简派亲贵大臣分赴各国考察政治。16日，清廷发出谕旨，特派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署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等随带人员，“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不久又加派商部右丞绍英，共成五人，称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9月24日，就在五大臣带领随员乘火车离京时，遭逢革命党人吴樾的炸弹暗杀事件，载泽、绍英受轻伤，吴樾当场死亡。

出国之事拖延至12月11日才重新成行。由于徐世昌与绍英已就他职，清廷改派顺天府丞李盛铎和山东布政使尚其亨，仍成五人，率同随员分两路到日本及美、英、法、德、俄、意、奥等国进行考察。

1906年夏，出洋考察政治的大臣们先后回国复命（李盛铎留欧任驻比利时公使），向朝廷吁请改行“立宪政体”，认为只有宣布立宪，才能“定人心而维国势”，消弭革命于无形，确保大清王朝的一统江山。载泽的密折就是在此时出笼的。

在此密折中，最可注意的是载泽所提出的立宪的三大好处：一是“皇位永固”。立宪之国的君主神圣不可侵犯，但不具体负责行政因此，“相位旦夕可迁，君位万世不改”。二是“外患渐轻”。只要改行宪政，原先“鄙我”“侮我”的外国，就会转而“敬我”，“将变其侵略之政策，为平和之邦交”。三是“内乱可弭”。革命党人敢于“倡乱”，且“从之者众”，就是因其借口“政体专务压制，官皆民贼，吏皆贪人，民为鱼肉，无以聊生”。改行宪政后，“彼虽欲造言而无词可藉，欲倡乱而人不肯从”，“自然冰消瓦解”。对于立宪的具体时期，载泽认为：“今日宣布立宪，不过明示宗旨为立宪之预备。至于实行之期，原可宽立年限”。即不妨往后无限期推迟。

可见载泽对立宪的看法与当时一般人的理解有着很大差距，而像他这样赤裸裸地道出立宪对清廷的好处的更属少有。但他的见解确有比那些顽固守旧的王公大臣们高明之处。而立宪，不论其实质如何，总会引起传统政权形式的一些变化，触犯一些当权者的既得利益，亦即载泽在奏折开头所提到的“利国利民不利于官”。因此，载泽等人的提议遭到了特别是满洲贵族方面的相当大的阻力。这使得以对清廷千秋大业负责为己任的载泽深感忧虑和愤恨。

这是当时担任清政府内阁总理大臣的袁世凯率同全体阁员上给隆裕太后的一份奏折，写于1912年1月。

袁世凯（1859-1916），字慰庭（又作慰廷或慰亭）号容菴。河南项城人。是人们较为熟悉的近代史人物。1882年随淮军将领吴长庆入朝鲜，不久升任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务大臣。1894年中日战争爆发前夕请调回国。1895年在天津小站负责编练新建陆军，从此便以北洋军起家，在近代政治舞台上崛起。1898年戊戌变法期间，因出卖维新派而取得慈禧太后的信任。1899年，升任山东巡抚，残酷镇压了义和团。1901年于李鸿章死后，接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先是署理，次年改为实授）。1907年调军机大臣，改任外务部会办大臣兼尚书。1909年1月被摄政王载沣以“足疾”为由罢免。此后便在河南彰德北门外的洹上村过着韬晦的隐居生活。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袁世凯感到时机已到，便与其亲信共同策划东山再起，相机夺取最高权力。10月14日，清政府被迫任命他担任湖广总督，27日任命他为钦差大臣，节制调赴前线的海陆各军。11月1日，清廷又宣告解散“皇族内阁”，授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11月8日，资政院依据新颁布的宪法信条十九条，再推举袁世凯为总理。9日，清廷“依法”对其重行加以任命。11月13日，袁世凯到达北京，从掌握中央军权开始，逐步接收了清廷统治下的全部权力，从而将隆裕太后和年仅五岁的小皇帝溥仪，即他所一再声称不愿欺侮的“孤儿寡妇”，玩弄于股掌之中。

袁世凯在北京稳住阵脚以后，便回过头来，全力对付南方的革命党人。早在10月30日，他就曾坐镇湖北孝感，亲自督促北洋军猛攻当时仍在革命党人手中的汉口，并于11月1日将其攻占，肆行焚掠杀戮。但他凭着多年的政治经验，深知此次革命决非洪秀全、杨秀清等领导的太平天国所能比，也不能单凭武力就可加以扑灭。因此出山时就表示要以“文明”手段“对付民党”，即是通过谈判，将其招抚。当然，他的诱和是有坚强的武力作为后盾的，袁氏也从未放弃以武力逼迫革命党人就范。

12月7日，袁世凯奏派唐绍仪等人为全权代表，南下与革命党人议和。表面上，唐绍仪提出君主立宪的主张，实际上却携带着“国民会议”的方案，其秘密使命是要取得革命党人推袁世凯为总统的确实保证。而革命党人因缺乏经验，又迫于国内外各方面的压力，也对在这位“强人”手中结束帝制、实现共和寄予很大希望。12月29日，孙中山在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前，即电告袁氏：“文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望早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人之渴望。”1912年1月16日，孙中山致电伍廷芳转告袁世凯，再次保证：“如清廷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

袁世凯在得到孙中山的明确保证后，加快了逼迫清帝退位的步伐。本篇奏折便是其“逼宫”活动中一份不可多得的重要文件。袁氏在奏折中指出：“民军之意，万众一心，坚持共和”，“彼众若狂，醉心民主”，而清政府方面则“饷无可筹，兵不敷遣，度支艰难，计无所出”，“常此迁延，必有内溃之一日”，“虽效周室之播迁，已无相容之地”。可是袁氏自己作为内阁总理大臣，无权决定“帝位去留”的问题，只能“伏愿皇太后、皇上召集皇族，密开果决会议，统筹全局，速定方策，以息兵祸而顺民心”。

奏折全文仅一千余字，论点明确，没有废话。虽不无夸张恫吓之词，但基本反映了当时清廷的实际处境。而袁氏之两面派嘴脸，亦跃然于纸上。本篇作为结束中国两千多年专制王朝体制的最后一篇重要奏议，有其不容忽略的历史价值。

——发表于《中国历代治国策选粹》，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8月版

“中外同心以灭贼为志”，是恭亲王奕等人一句“名言”，为很多近代史论著所引用。一般都把这句话解释为奕等人不惜出卖民族利益，勾结外国侵略者，共同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笔者仔细查对《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中华书局1979年版，以下所引均出自该书）一书中所刊载的奕等人奏折原文，认为上述解释与原意出入颇大，完全是一种误解。

奕、桂良、文祥在咸丰十一年五月三十日（1861年7月7日）“请购外国船炮以期早平内患”的原奏中是这样说的：

诚然，“中外”一语当时已用来指中国和外国，如“中外商情”“中外交涉事件”等等。但联系上下文，我认为此处的“中外同心”不宜解释为“中国和外国同心”。

首先，奕等人此时并没有消除对外国侵略者的疑虑，而是仍然有所防范。这从上引奏折原文中就可以看出。甚至连“借师助剿”也暗含有折损“夷兵”实力，“消其桀骜之气”的用意。如奕等人在咸丰十年十月十一日（1860年11月23日）的奏折中说：

“臣等以夷情诡谲，币重言甘，难保非包藏别心。……伏思该夷馈送枪炮，言之已非一次，若谓该夷诚心感服，以此自效其输纳之忱，未免为其所愚。……臣等报仇之志，一息尚存，不敢稍懈。如藉夷兵之力驱除逆贼，则我之元气渐复，而彼胜则不免折损，败则亦足消其桀骜之气。”

十一月初三日（1861年月3日），他们对皇帝表明心迹说：

“此次夷情猖獗，凡有血气者，无不同声愤恨。臣等粗知义理，岂忘国家之大计，……如不胜其忿而与之为仇，则有旦夕之变；若忘其为害而全不设备，则贻子孙之忧。古人有言：‘以和好为权宜，战守为实事。’洵不易之论也。”

到了第二年五月三十日（1861年7月7日），亦即前引“中外同心”的同一份奏折中，奕等人仍在强调：

如果说奕等人一面向皇帝建议对外夷严加防范，一面却又说可以和外夷们“同心”，显然是讲不通的。

其次，如把“中外同心”解释为“中国和外国同心”，对“卧薪尝胆”一语就很难加以理解。清朝方面，亦即咸丰君臣们固然可以一道“卧薪尝胆”，难道还能要求“外夷”们也这么做吗？奕等人主管外交事务，作为权重一时的地主阶级政治家，尚不至于幼稚到如此可笑的地步。

可见，这里的所谓“中外”必须另作解释，亦即解释为“中央和地方”或“朝廷内外”。而作这种解释的“中外”在当时的官方文书中是不乏其例的。

如匡源等人在咸丰十年七月二十八日（1860年9月13日）的奏折中说：

“叩求皇上，明降谕旨，宣示中外。使知木兰之役，决计不行……”

再如同日“上谕”：

“果有此举，亦必明降谕旨，豫行宣示，断未有銮舆所涖，不令天下闻知者，尔中外臣民，当可共谅。”

奕等人的奏折中，也常将“地方”称“外”，“中央”称“内”。如他们在咸丰十年十一月的一份奏折中说：“查各国事件，向由外省督抚奏报”，在另一份奏折中说“内外臣工或有敷陈，集思广益，不厌精详”等等。

曾国藩在同治元年正月的奏折中说“预防他日外重内轻之渐”，“李世忠之心迹，中外皆不敢深信”（见《曾国藩全集》奏稿六）等等。他所说的“内”、“外”、“中外”，也是指的中央和地方，朝廷内外。

因此，我认为：奕等人前述奏折中所谓“中外同心以灭贼为志”，只是指清廷内外，亦即咸丰君臣们“同心以灭贼为志”；而绝不是指中国与外国“同心以灭贼为志”。不当之处，请指正。

——发表于《光明日报》1986年6月18日第3版，《史学》第416期

太平天国的天历颁行于1852年（壬子二年），在其辖区行使了十多年。后人对天历的历理进行分析、研究，并根据大量史实，将天历和清《时宪书》（旧历）及公历加以对照，发现：天历的纪日干支、日宿比中国旧历的纪日干支、日宿提早了一天；天历中标明“礼拜”的日子，也比公历的星期日（即日曜日，俗称“礼拜日”）早了一天。但是，对于它们“为什么会早一天？”“早一天起于何时？”的问题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1955年．罗尔纲先生在其所著《天历考》一文中提出新的见解，认为太平天国的干支、礼拜之所以提前一天，是出于宗教上的考虑，亦即由于遵守“旧约”十诫而造成的。他说：

应该肯定，罗先生《天历考》一文对天历的研究是卓有成效的，其许多论点，如天历沿袭清咸丰元年时宪书，颁行于太平天国壬子二年等等，都是正确的。但上引关于天历干支、礼拜提前一天的解释值得商榷，现有的资料并不支持罗先生的这一见解。问题并没有“全部得到解决”。

第一，一周的第七日是否就是星期六（土曜日）？

《天历考》中说太平天国“遵守‘旧约’十诫的一周的第七日为安息日的制度，与基督教以一周的第一日为安息日的礼拜日不同，因此，太平天国的礼拜日要比阳历的礼拜日早一天，即相当于阳历的礼拜六。”

表面上看，这句话完全正确，一周的“第七日”与一周的“第一日”确实不同。但只要再深入问一句：“旧约”十诫中一周的第七日到底是哪一天呢？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

这里既牵涉到纪周七曜的次序，也牵涉到教派上的争论。

世界上有不少宗教都是每七日一礼拜，但他们的礼拜之期各不相同：有些宗教在星期五做礼拜。基督教在星期日做礼拜。在星期六做礼拜的只是犹太教徒。这些“礼拜”之期，也分别就是他们的安息日。

基督教徒们并没有忘记《十诫》中把一周的第七日称作“安息日”，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星期日礼拜安息，并把星期日称作安息日。

我们不妨举差不多与太平天国同时，并对太平天国的宗教有直接影响的梁发为例：

太平天国也是承认要在一周的第七日“安息”、“礼拜”的，这在他们自己的文献中就有很多记载。

如《天条书》“时时遵守十款天条”：

但承认在一周的第七日安息、礼拜，并非就是在“星期六”安息、礼拜。这并不是两个等同的概念。

第二，太平天国从未宣布“遵守犹太的安息日”，亦即在土曜日（星期六）安息、礼拜。

罗先生在论证“遵守‘旧约’十诫”说时引用了英人吴士礼关于太平天国“遵守犹太的安息日”的说法，以此证明太平天国确是承认把星期六作为一周的第七日的。他说：

但吴士礼和呤唎的看法，除了说明太平天国“礼拜”的实际日期比基督徒们早一天外，并不能说明其他问题。因为重要的是，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太平天国人士或有关文书对他们作过如上解释。

太平天国规定在“虚、房、星、昴”四宿日礼拜，并不是他们本身的发明创造，只是沿袭了基督教传入中国后的旧制而已。

我们怎能设想，在天历颁制之时对基督教本身都不太了解的太平天国领导人，会突然从犹太人那里得到关于“旧约”中礼拜之期的解释，并欣然接受他们的做法呢？！

第三，天历的颁制者如欲将“礼拜”提前一天，并不“必须”将干支、日宿也提前一天。

天历的纪日干支、日宿原于《时宪书》，天历中标示某日的干支、日宿与《时宪书》中标示该日的干支、日宿本来是完全一致的。干支与日宿紧密配合，以420日的周期循环往复。前已说过，太平天国规定在“虚、房、星、昴”这四宿日礼拜，因此“礼拜”又是和日宿紧密相联的。

罗先生说，太平天国为了要把“礼拜”提早一天，“就必须把日宿和干支提早了一天”。是否有这种“必须性”也值得推敲。

既然天历的干支、日宿比旧历早了一天，它的礼拜之日也比基督教的礼拜之日（星期日）早了一天，我们在分析时就应该考虑到这样两种可能性，即，一是天历的干支、日宿因礼拜提前一天而提前，二是礼拜因干支、日宿错前一天而提前。但在经过全面分析后，我们应当排除第一种可能性。因为干支、日宿和礼拜这三者相互关系并不是等同的。干支、日宿表示某一具体的日期，而礼拜只是附属于“虚、房、星、昴”四宿，表示应当在该宿日安息、礼拜。如果天历的干支、日宿提早一天（即较实际日期错前一天），礼拜是必然跟着提前一天的；但是反过来，如果天历的颁制者们有意欲使礼拜比基督徒们提早一天，亦即有意奉行犹太人的礼拜之日，纪日的干支、日宿是根本无须提前的，他们只需（而且“必须”）规定在相应于土曜日的“氐、女、胃、柳”四宿日礼拜。

第四，太平天国人士自己承认干支、礼拜的提前一天，是一个“错误”。

外人在和太平天国打交道时对他们的“礼拜”之期是有过怀疑的，早在1853、1854年就曾提出询问。虽然原问话我们没有见到，但从《东王杨秀清答复英人三十一条并责问英人五十条诰谕》中仍可瞥见端倪。该诰谕在答复有关询问时说：

这一答复明确重申了太平天国是在“中国旧历星、昴、虚、房四宿日”礼拜的规定。他们为什么要强调是“旧历”，且“干支皆同”呢？我认为他们是在强调和中国基督教徒们传统礼拜之期“相同”这一点。

1853年7月9日，《北华捷报》译载了太平天国癸好三年的历书，在其注释中说明了这个情况。

该注释全文如下：

“中国人用以推算黄道的二十八宿，也被用以纪日，有规律地依次演替。其顺序和名称如下：

1.角；2.亢；3.氐；4.房；5.心；6.尾；7.箕；

8.斗；9.牛；10.女；11.虚；12.危；13.室；14.壁；

15.奎；16.娄；17.胃；18.昴；19.毕；20.觜；21.参；

22.井；23.鬼；24.柳；25.星；26.张；27.翼；28.轸。

天历干支、礼拜提前一天的“错误”究竟起于何时呢？

该“禀报”记载太平天国西王萧朝贵的负伤是在“（清咸丰二年）七月二十九日”，合“太平天国壬子二年八月初九日”。咸丰二年七月二十九日的干支、日宿是“丁丑、房”，而根据现存太平天国癸好三年天历向前推算，太平天国壬子二年八月初九日的干支、日宿是“戊寅、心”，因此，至迟当时天历的干支、日宿已经比时宪书错前一天了。

值得注意的是，该“禀报”正文中的日期，全部系旧历咸丰二年（壬子）的日期，直到末尾签署呈报日期时才换成天历太平天国壬子二年的日期。这说明，当时天历虽已颁布，但太平军中仍有习惯于用旧历记载日期的。

但不管有意也好，无意也好，至迟太平天国领导人在攻长沙前已认可了这个事实。如果属于后一原因的话，则至迟当时已根据实际日期，纠正了天历和旧历换算时所造成的差错。

写于1980年初

——发表于《太平天国史论丛》第二辑，《南京大学学报》丛书，1980年5月版。

据原稿校订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客家仅是汉民族中的一个支系，也即民系，而不是日本外务省研究报告中所谓的独立的客家民族。但日本人的研究报告之所以如此称呼，显然是由于汉民族人口极为众多，支系及其起源纷繁，从而具有某种“泛世界民族”的特性；加之客家民系在民国时期少说也有上千万人口，又确实具有若干“准民族”的个性特征。

Fourofthesigns,fang房,hsu虚,mao昴，andhsing星,wereusedbytheTaipingstomarktheSabbath,buttheyfellonSaturday.WhenquestionedaboutthisbyThomasT.Meadows,theysaiditwasmerelyamist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