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以陈东原的《中国妇女生活史》为发端,确立了“妇女史”的名称,并形成了延续到抗战以前的妇女史写作繁盛期。然而,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初期的30年间,妇女史研究基本上处于沉寂状态。进入80年代,与改革开放纵深发展同步的是妇女史研究的复兴并形成了新一轮高潮。
一、当代中国妇女史研究概况
(一)宏观研究
宏观研究主要是总结有关妇女史的理论方法以及关于新中国妇女通史方面的研究。在妇女史研究的理论方法方面,李静之、李小江、杜芳琴、李伯重、定宜庄、商传、李银河、高世瑜、畅引婷等学者对妇女史的学科特点、理论建构、研究对象、价值取向、史料问题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2),其中的很多理论和方法对当代中国妇女史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在通史方面,顾秀莲主编的《20世纪中国妇女运动史》(中国妇女出版社,2008、2013年),《当代中国妇女》(当代中国出版社、香港祖国出版社,2009年),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编著的《当代中国妇女运动简史(1949—2000)》(中国妇女出版社,2017年),计荣主编的《中国妇女运动史》(湖南出版社,1992年)都较为宏观地梳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妇女运动的历史。
(二)中观研究
中观研究主要是关于女性某一领域、某一群体、某一区域或某一类别问题长时段的、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此类成果中学术著作居多。
刘筱红等人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妇女角色与地位变迁研究———基于新制度主义视角的观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一书,总结了农村妇女社会地位的基本情况、主要特点和基本趋势,分析了农村妇女社会地位的演进方向及其演进逻辑。徐晓琴的《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妇女社会地位变迁———以忻州为例》(中国妇女出版社,2014年)一书,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妇女社会地位尤其是农村妇女社会地位历史变迁的背景下,研究了山西忻州农村妇女社会地位变迁的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童玉英的《哈黎妇女家庭地位变迁———基于海南省邢村的田野调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一书,以一个黎族村寨为田野调查点,以哈黎妇女为研究对象,从妇女的婚姻地位、生育地位、家庭经济地位和家庭关系地位四个方面揭示新中国成立以来哈黎妇女家庭地位的变迁特点。
刘人锋的《中国妇女报刊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一书,以中国妇女报刊的发展历史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妇女报刊与女性生活、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以及妇女报刊在女性解放、女性观念变迁过程中产生的作用和影响。黄巍的《自我与他我———中国的女性与形象(1966—1976)》(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揭爱花的《国家、组织与妇女:中国妇女解放实践的运作机制研究》(学林出版社,2012年)也分别对女性形象和妇女解放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讨。
(三)微观研究
微观研究主要是就某一具体事件、具体政策、具体概念等的研究,或对某些事件、政策、概念、人物群体等基于某一视角的较为微观的考察。
王海洲的《新中国女性的国家认同构建(1949—1984)———基于女民兵宣传画的图像政治学分析》(《学海》2016年第3期)一文,廓清了新中国女性构建国家认同的历史和特征。姚霏、马培的《街头的性别与国族———上海“三八”国际妇女节游行研究(1936—1951)》(《妇女研究论丛》2017年第1期)一文,通过对四次妇女节游行过程和事后舆论的分析,呈现出近代中国妇女运动的三个面向,即女性权益与国族利益的紧密交织、父权对女性追求权益行为的抵触和女性权益诉求的阶级差异。叶青、黄秋霜的《论抗美援朝运动中妇女组织的社会动员———以福建为例》(《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5年第11期)一文,以福建省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妇女组织这一独特的社会动员组织机制的模式、特征及其实际运作中的作用。
敖天颖、龚秀勇的《新中国成立前后工人群体的婚姻变迁:以成都裕华纱厂为样本的考察》(《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宋健、唐诗萌的《1995年以来中国妇女生育模式的特点及变化》(《中国人口科学》2017年第4期)以及廖熹晨、梁景和的《1949—1966年新中国贞操观的变革———以北京地区为例》(《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分别对当代中国工人群体的婚姻变迁、妇女生育模式以及新中国的贞操观念等进行了研究。
金一虹的《“铁姑娘”再思考: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社会性别与劳动》(《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1期)、车红梅的《成长的困惑与突围———论北大荒知青文学中的“铁姑娘”》(《广西社会科学》2009年第12期)、吕志茹、刘洁的《水利战线上的女民工:根治海河运动中“铁姑娘”的历史考察》(《党史研究与教学》2015年第3期),分别对“铁姑娘”这一特定时期的特殊群体进行了深入研究。李洪河的《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旧产婆改造》(《中共党史研究》2014年第6期)、贺萧的《生育的故事:1950年代中国农村接生员》(王政、陈雁主编:《百年中国女权思潮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01—327页)、王瀛培的《团结与改造:从旧产婆到社会主义接生员———以上海为例的讨论》(《妇女研究论丛》2017年第4期),分别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旧产婆和农村接生员群体进行了研究。
韩贺南、张李玺的《改革开放以来男女平等概念的基本内涵与演变》(《妇女研究论丛》2014年第3期)、韩贺南的《中国妇女运动的“阶级”———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妇女运动决议研究》(《妇女研究论丛》2009年第6期),分别对“男女平等”以及中国妇女运动中的“阶级”概念进行了研究。刘维芳的《中国妇女工作“两勤”方针确立的前前后后》(《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6期)、耿化敏的《妇女运动拨乱反正述略》(《当代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3期),对不同时期中国妇女工作的方针、政策进行了探讨。
汪炜伟、吴宏洛的《清初至20世纪90年代南方乡村妇女集体自杀风习探因》(《东南学术》2017年第3期)一文,在分析“联袂赴死”这一南方乡村妇女特异风习的基础上,探讨了清初至20世纪90年代中国南方乡村曾存在的严重妇女集体自杀现象的关键推力和文化要因。史春风的《从服装变迁看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妇女与国家》(《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一文,探讨了新中国妇女服装变迁背后国家在思想意识领域或隐没或彰显的引导,凸显了妇女与国家命运的关联。此外,一些学者对李大钊、毛泽东、陈云、江泽民等中共领导人的妇女解放思想进行了探讨。
二、当代中国妇女史研究发展的几个阶段
(一)起步阶段:1991年至1999年
(二)初具规模阶段:2000年至2008年
(三)纵深发展阶段:2009年至今
此阶段的当代中国妇女史研究在上一阶段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向纵深发展。本阶段在一些问题的研究方面进一步形成热潮,论著数量、研究领域、研究方法和学者队伍进一步拓展。
从资料建设来看,随着《20世纪中国妇女运动史》中卷和下卷于2013年出版,一套完整的20世纪中国妇女运动史为当代中国妇女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学术参考。1984年出版的《当代中国妇女》于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再版。妇女访谈、口述史如雨后春笋般争相面世(16)。甘肃省妇女志,北京、浙江等地的妇女发展史,以及晋江、余杭、郑州、重庆、松江等市妇女志纷纷出版。一些地方妇联大事记等资料也进一步得到充实(17)。全国范围内的妇女社会地位研究陆续展开(18)。《中国女性生活状况报告》(女性生活蓝皮书)(19)、《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报告》(妇女绿皮书)(20)以及《中国妇女儿童状况统计资料》(21)的出版渐成规模。《妇女儿童工作文选》继续出版(22)。这些为当代中国妇女史研究奠定了必不可少的资料基础。
三、主要研究热点问题
纵观90年代以来的当代中国妇女史研究,主要形成了以下几个研究热点。
关于颁布《婚姻法》的目的。有学者认为,1950年出台《婚姻法》,表明中共在新政权成立伊始,就开始对社会进行全面改造:不仅改造传统的土地制度,实现广大农民千百年来“耕者有其田”的梦想,巩固执政的阶级基础;而且改造传统的婚姻家庭制度及其观念,将占人口半数的妇女从家庭和社会的双重压迫下解放出来,彻底铲除传统社会统治力量的根基,进一步扩大执政的群众基础(23)。《婚姻法》体现的是新生人民政权运用法律手段对婚姻家庭关系进行整合和规范、破除旧式婚姻制度、建立并推行新型婚姻家庭关系的制度安排(24)。中共旨在通过这部法律塑造婚姻自由、和睦生产的新家庭,以增强国家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的力量,同时也是其展示新的社会形象,巩固政权合法性的需要(25)。《婚姻法》的两个目标是:打倒旧的封建家庭,促进妇女的发展(26)。
对于上述现象,很多学者从国家以政治运动形式推动《婚姻法》贯彻,与传统习俗的背离,以及《婚姻法》本身文本的不足,宣传的临时性、突击性和不全面性,组织上的不到位,封建习俗的根深蒂固等视角来分析。也有学者指出,不能仅从自上而下“国家视角”来观察分析问题,应该重视民众在法律执行中的主体表达,诸如借法自利、基层干部有效灵活的贯彻等,它们使得《婚姻法》的贯彻呈现出较为复杂的情况。该学者进而提出,从贴近社会下层的视角来探究其原因就会发现,乡村民众对《婚姻法》的颁布采用了比较熟稔的方式,如援引本地文化传统、借用官方说辞、套用法律条文词句及权衡而为等,研究这些“主体性表达”的呈现,使《婚姻法》执行中的历史现象和内容更丰富,过程更复杂也就更接近历史的原貌。(41)
(二)关于妇女解放问题的探讨
关于中国妇女解放的阶段,有学者划分为阶级解放、社会解放、人类解放(或彻底解放)三个阶段。新中国的建立标志着妇女解放第一阶段的任务完成,从而进入了第二阶段,即社会解放阶段。(42)
关于50年代的妇女解放。有学者认为,中国50年代的妇女解放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基础之上,并受中国近现代半封建、半殖民地历史的影响,是为民族、阶级解放和社会主义实践服务的,因此带有强烈的工具性色彩,但这并不是说工具性的妇女解放不含有个体解放的因素(46)。有学者选择50年代陕西关中地区规模最大的一场以妇女为主体的劳动竞赛———“银花赛”,呈现国家经济政策如何与妇女解放的策略交织在一起,如何在推动妇女走向社会的同时制造并维持了社会性别差异和社会性别不平等。该学者同时指出,妇女劳模在解放前后参加农田劳动这点上来说是没有变化的,不同的是政府赋予它“妇女解放”“劳动光荣”“为国家作贡献”等新的政治意义,因此获得了很高的社会声誉和政治待遇。在其他方面,特别是从性别平等、妇女解放的角度来看,她们传达出的信息是混乱的。她们的经历和故事,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50年代这场以动员妇女参加社会劳动为主体的妇女解放运动的复杂性和局限性。(47)
有学者研究了“劳动光荣”话语的建构与妇女解放的关系,认为“劳动光荣”与50年代中国农村妇女就业实践有着密切的关系,它们都从属于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历史主题。在动员农村妇女参加劳动、确立农村妇女劳动者身份时,代表国家意志发声的知识精英、农民、学者等不同群体共同建构了“劳动光荣”的价值观,由于片面强调“劳动光荣”的劳动在形式上的一致性,忽略了男女两性差异及其不同的利益诉求,因此“劳动光荣”价值观的建构对农村妇女解放程度的提高又是不彻底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抑制了“劳动光荣”价值观的形成。(48)有学者通过对上海市妇女参加集体生产状况的研究,认为在国家的主导与大力推动下,上海家庭妇女纷纷走出家门,成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劳动力量。然而,此时的社会性解放却是以性别差异的忽略与“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模式的延续为前提的,因此走出家庭的妇女不得不同时面临工作、家庭的双重压力。后来,随着“大跃进”、城市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败,许多已经走出家庭的妇女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重回家庭。但总的来看,50年代后期上海家庭妇女走出家庭的经历为她们再次走出家庭并最终走向全面解放奠定了初步基础。(49)
妇女解放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尺,妇女参政则是妇女解放的高级形式,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在当代中国,妇女参政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大影响。正因为如此,妇女参政作为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日益成为众多学科研究的热点。
总结学界关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妇女参政思想,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强调妇女参政的重要性。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进行,毛泽东强调要发挥妇女的作用,认识到妇女不仅是决定革命胜败的伟大力量,而且是建设社会主义伟大的人力资源;认为妇女要获得解放与发展必须从家庭中人成为社会中人,积极投身到社会生产劳动和社会发展变革中,获得经济独立和政治独立。其二,坚持男女平等思想。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共就开始重视男女平等。新中国成立后,男女平等的思想得到进一步普及。其三,重视和培养妇女干部。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党的干部在数量、素质、技能等各方面不能满足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求。因此,培养大量干部成为决定性的因素,而培养妇女干部是加强党的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于妇女参政议政的模式,有学者提出“国家主导型妇女参政模式”,认为无论从历史看还是就现实而言,国家对妇女参政的发展都有着重大影响,因而“国家主导型妇女参政模式”理应成为推动我国妇女参政发展的最佳选择(70)。“无论从何种角度解读,妇女解放运动从属于民族独立和国家建设的历史主题,妇女解放的话语从属于国家的宏大叙事,都是中国妇女解放实践客观的历史规定性。”(71)有学者认为,中国妇女参政发展出现了“纺锤型”现象,这一模式具有超稳定的特性,这也使得妇女参政要取得更大的提高会更加困难(72)。有学者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女性参政历经以政府主导的、公平竞争的、比例政策与竞争和选举制度相结合的参政模式,不同参政模式给女性参政带来了不同的影响(73)。
在妇女参政的个案研究方面。关于农村妇女的政治参与,基本观点认为,由于农村妇女整体受教育水平较低,加之受经济发展速度、特殊地域条件和妇女组织系统不完善等因素的制约,农村妇女政治参与行为存在着妇女参政职务按性别划分、缺乏足够的政治认知、缺乏实际政治参与行为和自主性程度低、参与层次不高等不足。影响女性参与村民自治因素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政治因素、社会因素、自身因素和传统因素。(74)关于少数民族妇女参政状况,学者们认为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妇女参政存在着女性素质较低、参政意识淡薄、少数民族女干部比例偏低、区域发展不平衡、参政程度低等问题(75)。此外,一些学者还对第一次全国普选运动中发动妇女的政策措施及其成效进行了探讨(76)。
对妇女参政的宏观分析和评价。有学者提出,中国妇女全面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为中国民主和法制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77)。也有学者认为,由于政治上对女干部的培养和选拔重视不够、经济上发展水平相对落后、传统文化上对女性的性别歧视和偏见等因素的制约,中国妇女参政存在妇女参政数量和比例较低,参政结构不合理、受政治体制影响较深,以及发展速度缓慢、与国际差距明显等问题,需要从构建合理参政制度,扩大妇女就业,创造良好性别文化环境,发展妇女教育以及加强妇女自身参政能力培养等四个途径来促进中国妇女参政良性发展(78)。
(四)对50年代妇女各方面状况的研究
在婚姻家庭方面。有学者对50年代回汉通婚问题进行了考察,认为当时回汉通婚问题是在普及《婚姻法》运动背景下出现的。政府本着民族团结和尊重少数民族习惯信仰的原则采取不支持的政策,虽说较为保守,但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起到了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而回族内部的大讨论却有利于回民解放思想,促进回汉通婚与民族融合。(84)有学者通过对山西省保德县这一时期家庭状况和婚姻观念的考察,认为50年代中国农村的社会变迁,是在中共极力推动农村社会向现代化转型背景下发生的,是农民借助国家政权力量向现代化艰难迈进中个性人格解放的过程。中国农村社会生活的部分现代化,并不是随着农村社会经济的现代化自然演变而来的,而是主要依靠中共通过国家政权力量推进的,是超越了当时农村整体社会发展水平的。(85)
一些学者还对典型的女性群体进行了考察。有学者对50年代全国妇女劳模的形象进行了探讨,认为1950年全国妇女劳模是新中国新妇女的典范,也展现了男女平等的国家形象。在国家与妇女的互动和同构过程中,妇女劳模充当了国家教育和改造其他妇女的工具,具有符号的功能,但当她们对党的感恩转化为对国家的热爱后,党的意志就内化为指导她们行动的动力,又体现了她们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的主体性和能动性。这种主体性和能动性既对传统歧视女性的话语形成了冲击,又使妇女劳模呈现出去性别化的特征。(88)有学者对50年代初期中国政界高层女性群体进行了研究,通过她们的出生年代、出身地域、家庭背景、求学经历、事业起点、个人性格、婚姻状况、1950年所任职务等方面的分析,剖析她们的从政轨迹,总结她们的从政规律(89)。还有学者考察了50年代从甘肃、湖南、广西、四川、山东等地进入新疆的女兵,认为她们不仅以女性的柔情抚慰了因长期征战而身心疲惫的官兵们的心灵,给他们一个温暖的家,更给了他们长期驻守新疆的动力,同时这些女兵也成为维护新疆稳定和建设新疆的生力军(90)。
四、几点思考
90年代以来,当代中国妇女史研究从起步到不断发展,至今已经在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研究领域和学者队伍建设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对于未来的当代中国妇女史研究,笔者有以下几方面的建议。
三是在学科建设上努力构建当代中国妇女史学术方法和话语体系。当前的妇女史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急于外部引进,本土化理论创建不足,忽略了文化和学术背景的差异,使一些传统史学界的妇女史研究者对外来的诸如“社会性”“社会性别史”产生隔膜感与困惑(96)。与古代妇女史研究相比,当代中国妇女史研究对新理论、新方法的吸纳借鉴还不够,研究视角、范畴、方法也不够多样化,导致学术活力不足,努力构建中国本土的当代妇女史学术方法、学科理论和话语体系已成当务之急。
注释
1本文所指的当代中国妇女史,主要是指对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一切为了妇女、以妇女为主题或与妇女(性别)有关的研究。
2详见李静之:《关于建国后妇女运动史研究对象的一点看法》,《妇女研究论丛》2000年第4期;李小江:《两种资源双重困境》,《历史研究》2002年第6期;刘宁:《从妇女研究到性别研究---李小江教授访谈录》,《晋阳学刊》2007年第6期;杜芳琴:《中国妇女史构建初探》,《妇女研究论丛》1992年第4期;杜芳琴:《中国妇女史研究的本土化探索》,《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2期;杜芳琴:《中国妇女/性别史研究六十年述评:理论与方法》,《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9年第10期;李伯重:《问题与希望:有感于中国妇女史研究现状》,《历史研究》2002年第6期;定宜庄:《妇女史与社会性别史研究的史料问题》,《历史研究》2002年第6期;高世瑜:《关于妇女史研究的几点思考》,《历史研究》2002年第6期;高世瑜:《从妇女史到妇女/性别史:新世纪妇女史学科的新发展》,《妇女研究论丛》2015年第3期;畅引婷:《当代中国妇女史研究的价值取向》,《光明日报》2010年12月28日;畅引婷:《当代中国妇女与社会性别史研究述评》,《学术月刊》2011年第9期;《妇女史与社会性别的启示》,《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3期。
3据李静之回忆:“我们按照邓大姐的要求,把课题设定为研究编写建国后(1949-1989)的妇女运动史。”参见李静之:《我所了解的妇联关于妇女运动历史的研究》,《中国妇运》2011年第2期。
4娲石:《建国四十年妇女运动历史编纂工作研讨会在烟台召开》,《妇女研究论丛》1992年第1期。
5陕西省妇女联合会编:《陕西妇女运动40年大事记(1949-1989)》,内部资料,1994年。
6全国妇联办公厅编:《“六大”以来妇女儿童工作文选(1988.9-1993.6)》,中国妇女出版社,1993年;全国妇联办公厅编:《七大以来妇女儿童工作文选(1993年9月-1998年6月)》,内部资料,1998年。
7定宜庄:《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张晓:《西江苗族妇女口述史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杜芳琴主编:《大山的女儿:经验、心声和需求(华北卷)》,贵州民族出版社,1998年;和钟华主编:《大山的女儿:经验、心声和需求(西南卷)》,贵州民族出版社,1998年。
8《中国妇女统计资料(1949-1989)》,中国统计出版社,1991年;《中国性别统计资料(1990-1995)》,中国统计出版社,1998年。
9关于当代妇女史的宏观研究部分已有提及,此处不再赘述。
10董妙玲:《试论中国妇女参政的历史与现状》,《河南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韩贺南:《新中国参政妇女群体结构的变化及其原因与影响》,《中华女子学院学报》1998年第3期。
11李正华:《新中国妇女运动的历史与现状》,《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6期。
12黄西谊:《中国当代社会变迁中农村妇女经济身份的转换》,《社会学研究》1990年第6期。
13金一虹:《在两种文明间振荡:文革中上山下乡女知青问题初探》,《妇女研究论丛》1993年第2期。
14马维纲:《建国初期禁娼述略》,《公安研究》1994年第2期。
15可查到的《妇女儿童工作文选》除1998年8月至1999年12月的文选合为一册外,2000年、2001年、2002年、2003年、2004年、2005年、2006年的文选各一册,共八册,由中国妇女出版社分别于2000年、2001年、2003年、2003年、2004年、2005年、2006年、2007年出版。
16代表性成果有:《倾听与发现:妇女口述历史丛书》(10卷本),中国妇女出版社,2014年、2016年;武宇林:《中国回族女性访谈录》,宁夏人民出版社,2016年;宝贵敏:《额吉河17位蒙古族妇女的口述历史》,民族出版社,2011年;朱丹:《畲族妇女口述史研究》,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0年;刘云、杨霞、张玉霞主编:《我们成长在那个年代---新中国成立初期新疆各族妇女成长口述》,兰州大学出版社,2011年;朱慧珍主编:《女性生存状态透视:广西少数民族女性口述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
17翟黎明主编:《山东省妇女联合会七十年大事记(1940-2010)》,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
18从已出版的成果来看,涉及的省、直辖市主要包括北京、福建、吉林、青海、湖南、天津、重庆、贵州、山东、四川、河北等。
19每年结集出版一册或两年合并出版一册,2006年至今已出版11册,分别是:2006年、2007年、2008年至2009年、2009年至2010年、2011年、2012年、2013年、2014年、2015年、2016年、2017年、2018年。
20至今已出版1995年至2005年卷、2006年至2007年卷、2008年至2012年卷、2013年至2015年卷共四册。
21本统计资料由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编,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从2008年至2017年,每年1册。
22《妇女儿童工作文选》自2007年至2014年每年一册,由中国妇女出版社分别于2009年至2016年逐年出版。
23汤水清:《“离婚法”与“妇女法”:20世纪50年代初期乡村民众对婚姻法的误读》,《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
24刘维芳:《试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历史演进》,《当代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1期。
25张海荣:《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婚姻法〉乡村执行问题再审视---以冀北赤城县若干村庄为中心的考察》,《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12期。
26[法]朱丽娅·克里斯蒂娃著,赵靓译:《中国妇女》,同济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21页。
27王思梅:《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的颁布与实施》,《党的文献》2010年第3期。
28杨丽萍:《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贯彻婚姻法运动》,《中共党史研究》2006年第1期。
29王冬梅:《新中国成立初期〈婚姻法〉的宣传和贯彻实施---以福建省惠安县惠东地区为例》,《妇女研究论丛》2017年第1期。
30汤水清:《“离婚法”与“妇女法”:20世纪50年代初期乡村民众对婚姻法的误读》,《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
31王冬梅:《新中国成立初期贯彻〈婚姻法〉过程中妇女自杀或被杀的性别视角探析》,《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
32李晶:《建国初期杭州市贯彻与实施〈婚姻法〉研究---以贯彻〈婚姻法〉运动为中心》,硕士学位论文,浙江大学,2011年。
33金眉:《我国上世纪50年代婚姻制度改革运动的反思》,《法学》2010年第8期。
34李洪河:《新中国成立初期贯彻〈婚姻法〉运动中的社会问题及其解决---以河南省为中心的历史考察》,《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7期。
35庆格勒图:《建国初期绥远地区贯彻婚姻法运动》,《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0年第3期。
36肖爱树:《20世纪中国婚姻制度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年,第212-214页。
37李洪河:《建国初期婚姻家庭案件的司法救助》,《党史研究与教学》2008年第6期。
38《商丘市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第427页。
39参见《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检查婚姻法执行情况的指示》,《中国妇女运动文献资料汇编(1949-1983)》,中国妇女出版社,1988年,第122页。
40参见李胜渝:《建国初期西南地区婚姻家庭制度变革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59-167页。
41张海荣:《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婚姻法〉乡村执行问题再审视---以冀北赤城县若干村庄为中心的考察》,《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12期。
42李静之:《论妇女解放、妇女发展和妇女运动》,《妇女研究论丛》2003年第6期。
43李小江:《50年,我们走到了哪里---中国妇女解放与发展历程回顾》,《浙江学刊》2000年第1期。
44韩嘉玲:《国家在中国妇女发展中的作用》,《浙江学刊》1998年第6期。
45揭爱花:《国家干预:中国妇女解放实践模式的体制建构》,《湖北社会科学》2011年第10期。
46左际平:《20世纪50年代的妇女解放和男女义务平等:中国城市夫妻的经历与感受》,《社会》2005年第1期。
47高小贤:《“银花赛”:20世纪50年代农村妇女的性别分工》,《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4期。
48光梅红:《20世纪50年代“劳动光荣”话语的建构与中国妇女解放》,《妇女研究论丛》2014年第2期。
49邱国盛:《20世纪50年代上海的妇女解放与参加集体生产》,《当代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1期。
50张志永:《错位的解放:大跃进时期华北农村妇女参加生产运动评述》,《江西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
51李端祥、汪前珍:《城市人民公社与妇女解放》,《党史研究与教学》2014年第3期。
52金一虹:《“铁姑娘”再思考---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社会性别与劳动》,《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1期。
53刘希:《对“妇女解放”的认知---1949-1964年三份妇联刊物中底层妇女自述初探》,《妇女研究论丛》2017年第6期。
54钟雪萍:《为什么反思“革命与妇女解放”成了女性的专业》,《妇女研究论丛》2017年第5期。
55孙婷婷:《社会主义机制下的“妇女”身份再造》,《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56蔡翔:《〈万紫千红总是春〉:女性解放还是性别和解---劳动或者劳动乌托邦的叙述(之四)》,《文艺理论与批评》2010第2期。
57王玲珍:《关于中国革命与性别平等/解放的理论再思考》,《妇女研究论丛》2017年第5期。
58韩贺南:《新中国参政妇女群体结构的变化及其原因与影响》,《中华女子学院学报》1998年第3期。
59郭宁:《新中国妇女参政初探---以人大代表中的妇女比例为视角》,硕士学位论文,华东政法大学,2012年。
60周娟:《我国妇女参政的历史回眸与当代中国妇女参政模式的立体构建》,硕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03年。
61张翠:《当代中国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妇女参政研究---基于女性人类学的视角》,博士学位论文,中央民族大学,2010年。
62陈耀:《中国共产党妇女参政思想及其发展历程》,《党史研究与教学》2005年第4期。
63周长鲜:《妇女参政:新中国60年的制度演进(1949-200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47-72页。
64牛天秀:《性别正义视域下当代中国女性参政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6-59页。
65董妙玲:《中国共产党与新中国的妇女参政》,《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3期。
66韩贺南:《新中国参政妇女群体结构的变化及其原因与影响》,《中华女子学院学报》1998年第3期。
67宋学群、吕微:《二十世纪中国妇女参政足迹》,《决策与信息》2000年第3期。
68杨翠萍:《现代国家建构与农村妇女的政治参与---以河南宇县为例(1900-2008)》,博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09年。
69张永英:《权力参与和民主参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妇女政治地位变化研究》,人民日报出版社,2015年,第32页。
70周娟:《我国妇女参政的历史回眸与当代中国妇女参政模式的立体构建》,硕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03年。
71揭爱花:《国家话语与中国妇女解放的话语生产机制》,《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72郭宁:《新中国妇女参政初探---以人大代表中的妇女比例为视角》,硕士学位论文,华东政法大学,2012年。
73唐娅辉:《中国女性参政模式的时代追问》,《妇女研究论丛》2011年第5期。
74参见熊巍:《村民自治制度下农村妇女政治参与研究---以“中国村民自治第一村”广西合寨村为例》,硕士学位论文,广西师范大学,2014年;陈晋祥:《村民自治中女性参与行为研究---以福州市晋安区寿山乡为例》,硕士学位论文,福建农林大学,2016年;贺中文:《山西省农村留守妇女政治参与状况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山西师范大学,2016年;等等。
75参见张翠:《当代中国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妇女参政研究---基于女性人类学的视角》,博士学位论文,中央民族大学,2010年;周倩倩:《新疆少数民族妇女参政议政研究》,硕士学位论文,石河子大学,2014年。
76参见张致森:《第一次全国普选运动中的妇女发动》,《当代中国史研究》2017年第2期;叶利军:《湖南省第一次普选运动中的妇女发动》,《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77董妙玲:《试论中国妇女参政的历史与现状》,《河南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
78李聪丽:《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妇女参政问题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西南交通大学,2009年。
79肖扬:《1950年代国家对性别文化和性别关系的改造与重构》,《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
80郭于华:《心灵的集体化:陕北骥村农业合作化的女性记忆》,《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
81郭燕平:《农村性别观念的现代性改造---以20世纪50年代陕西地区的流动放映为例》,《妇女研究论丛》2016年第6期。
82臧健:《苏联对中国性别平等的影响---以20世纪50年代为例》,《妇女研究论丛》2008年第2期。
83马慧芳、鲁媛:《20世纪50年代中国农村妇女社会劳动参与的动因探析》,《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84翟一帜:《20世纪50年代回汉通婚问题研究》,《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85王俊斌:《20世纪50年代农村婚姻家庭的变迁》,《兰州学刊》2012年第10期。
86张志永:《1950年代节制生育工作之殇---以河北省为对象的区域研究》,《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87虞洁文:《20世纪50年代南京地区妇幼保健工作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南京大学,2017年。
88光梅红、陈姣荣:《1950年全国妇女劳模形象再探讨》,《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89刘晓丽、郭永琴:《1950年代初期中国政界高层女性群体研究》,《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
90姚勇:《20世纪50年代女兵进疆与新疆稳定》,《新疆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
91刘晓丽:《1950年〈新中国妇女〉杂志评析》,《史志学刊》2015年第1期。
92汤锐:《审美与政治---20世纪50年代城市女性流行服饰探析》,《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7年第4期。
93杨冬:《图像隐喻与意识形态修辞---从20世纪50年代月份牌年画中的女性形象谈起》,《江西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
94刘晓丽:《1950年的中国妇女》,山西教育出版社,2014年。
95杜芳琴对妇女史学科的基本内容和框架有全面系统的探讨。参见杜芳琴:《中国妇女史构建初探》,《妇女研究论丛》1992年第4期。
96杜芳琴:《三十年回眸:妇女/性别史研究和学科建设在中国大陆的发展》,《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