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传统婚姻观，正面临着新的挑战。
据国家统计局和民政部数据，从全国范围来看，2018年结婚率仅为7.2‰，这个数字创下了近十年来新低。从不同省份的差异来看，经济越发达地区的结婚率越低，2018年全国结婚率最低的上海只有4.4‰，浙江5.9‰为倒数第二，广东、北京、天津等地的结婚率也偏低。
这届年轻人怎么了？从事30多年人口学研究的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分析，结婚率普遍下降的根本原因在于结婚人数的结构性减少。与此同时，全社会平均受教育年限增加、房价高企、就业竞争激烈，以及年轻一代“独性”更强等原因，也都成为年轻人结婚路上的“绊脚石”。
越来越晚——
初婚年龄创史上新高
北大博士学历、身高1米72、在高校任教，于晓楠从小到大都是众人眼中的“天之骄女”。可随着她的年龄迈过30岁直逼35岁，她明显注意到父母对女儿的自豪感开始持续下降。他们发动一切关系给家里这个“黄金剩女”安排相亲。晓楠苦笑着说，“可能爸妈觉得好不容易攥了一手好牌，却要砸在手里了。”
在高校里，大龄未婚女青年并不少见，很多人经历了从本科、硕士到博士的求学路，当终于走上了很多人羡慕的“人生巅峰”后，环顾四周却发现自己的人生同行者所剩不多。
于晓楠觉得自己对另一半的要求并不太高，“起码要能跟我聊得来吧，要爱读书吧。”她自己家境不错，父母已经给她买了车，准备了房子，甚至发话说，“如果男孩子对你好，房子车子都可以不要”。
但晓楠觉得婚姻应该要势均力敌，“两个人各方面条件要差不多，这样彼此心里都不会失衡，两个人的三观也不会差距太大”。
“人们都觉得高校里人才济济，但我入职后发现，其实很多优秀的男老师早就‘名草有主’了。”于晓楠经历了多次相亲后发现，虽然看上去学历高、工作也体面，但因为年龄偏大、自身要求也较高，加之交际圈很小，在高校找到合适对象的机会也大大减少。
“现在的平均初婚年龄是有史以来最高的。”原新说，最新统计全国平均初婚年龄25～26岁左右，其中城市达到26～27岁，农村大约在25岁。
从全国来看，目前结婚年龄集中在24岁～30岁之间，这部分人出生于1989年～1995年，而这几年的绝对出生人数本身就较前几年在减少，“结婚的人少了自然结婚率就下降了，这是一个基本原因”。
上海市妇联公布的《改革开放40年上海女性发展调研报告》显示，截至2015年，上海男女的平均初婚年龄分别为30.3岁和28.4岁，比10年前分别提高了5.0岁和5.4岁，与欧盟平均水平持平。据江苏省民政厅去年1月发布的数据，2017年，江苏人平均初婚年龄为34.2岁，其中女性34.3岁，男性34.1岁。
究其背后的原因，在于全社会普遍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尤其是女性，现在高校中，本科、硕士学历的女性已经占一半左右，博士阶段女性占比接近40%。”原新说，推迟婚龄、晚婚晚育成为一个普遍现象。
一组数据直观地说明了女性婚姻观的变化：1990年，30～35岁的女性中，未婚只占0.6%，而到今天，未婚占到7%；而35～40岁的女性未婚占比则从0.3%增长到4%左右，“都增加了10倍以上”。
近日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呼吁修改婚姻法，将男女法定结婚年龄下调至18岁，以此来挽救持续走低的结婚率。原新认为，这种做法并不会产生实质性的效果。目前婚姻法已经规定了，大学期间只要达到法定年龄即可结婚生子，但现实情况是，作出这样选择的人依旧是极少数。
主动“剩”下——
“独性很强”的年轻人
1981年出生的刘豪是很多人眼中的优质“剩男”。
刘豪家境殷实，在天津的城市核心区拥有3套房产，其中两套是“一位难求”年年看涨的“顶级”学区房。他有一份国企的稳定工作、没有不良嗜好；天天健身，拥有同龄人中难得的完美身材。
刘豪理想的另一半要有甜美的长相、温柔的性格、和谐的家庭。“听上去要求不高啊，可我给他介绍3个女孩，都无疾而终。”他的表姐气呼呼地说。
第一个女孩比较腼腆，两人见面后聊了几句，女孩就开始时不时地低头看手机，刘豪觉得要么就是对自己没兴趣，要么就是没什么礼貌，顿时没了好感，相亲现场变成了两个人面对面玩手机。
和刘豪一样，这些眼下本该进入婚姻生活的年轻人，恰是独生子女一代。原新认为，这些年轻人生来就是家庭的中心，因此表现出“独性很强”的特点。
这种特点反映在文化上就是个人主义，“个人主义并不等同于自私，我们看到在国家遇到灾难等困难时，很多90后年轻人特别踊跃捐款捐物。”他认为，这些年轻人身上的个人主义是指强烈的自我意识，他们追求舒适、自由、自我的生活方式；他们有享受当下、只对自身负责的生活态度。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关爱别人以及对家庭的责任心等。
通信方式变化和娱乐方式的多样性，都在加剧这种“独性”。在这个一根网线就能联通全世界的时代，通信方式越发智能化，反而导致人们面对面的沟通越来越少。外卖文化的兴起让吃饭不一定需要有人陪伴，只需要手机点一点饭菜就能送上门。
原新从近几年高校招聘面试中发现一种趋势：一些人的简历特别优秀，用邮件沟通也非常顺畅，可一到面对面环节却判若两人，表现出沉默、少言。原新说，这种人际沟通的障碍放到谈恋爱中必然成为硬伤，“不谈，怎么恋爱啊？”
日益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颠覆了人们“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整个社会也在走向包容，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都能被大众所接受。不结婚也并不意味着没有同伴，大家已经见怪不怪，“过去人们在小集体里还有道德约束，现在越是大城市越开放，谁也不管谁。”
被迫单身——
房价高、就业压力大、生活成本高
江西人林文浩研究生毕业，在上海一家保险公司工作了5年，工作业绩考核的压力大得让他喘不过气来。他努力工作攒钱的速度，远远赶不上上海房价飙升的速度，令人目眩的天文数字让他望而却步。
更让他觉得高不可攀的，是上海姑娘的择偶标准：有房、有车、有稳定工作，还有一点更重要——上海户口。
在中国现代化程度最高的上海和北京两个国际化大都市，户口问题成了一些年轻人迈向婚姻的一道坎儿。
自称北京大妞的郭美洁从小就被父母灌输了这样的观念：咱家不缺房、不缺钱，找对象就找北京人。用她爸爸的话说，哪个老北京家里没有几套房？找个北京人，离父母近，小两口根本不需要奋斗就吃穿不愁。
33岁的郭美洁上大学时就获得出国交换学习的机会，读完研究生回国在一家外企驻中国总部工作，刚入职时月收入就有两万多元。她常和好友去吃饭、逛街、购物，一有假期就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自己生活得挺好，不能因为结婚降低现有的生活品质吧？”
婚姻的门槛随着中国城镇化程度的提高，无形中也在水涨船高。经济发达地区生活成本相对较高，房价飙升更让越来越多年轻人“望婚却步”。无房、无车、无钱都成为婚姻的羁绊。这些经济欲求的增加，迫使很多年轻人必须积累一定的财富才能考虑婚姻。
财富积累的背后，就业竞争也愈发激烈。统计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虽有所减少，但中国依然处在劳动力供给的“高原平台”上。每年15～59岁的劳动力人口依旧保持在9亿人以上，直到2040年劳动力人口依旧不会低于8亿人。这意味着，就业压力将长期存在，而激烈的就业竞争，也导致了婚姻的推迟。
与此同时，中国快速发展的大城市吸引了2.88亿农民工来到这里寻求发展机会，他们中1980年以后出生的超过半数。如此庞大数量的年轻人在中国的版图上流动着，这种流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结婚的概率，压缩了他们谈恋爱的机会。同时，选择结婚意味着必须负担起养育孩子的生活成本，这也促使他们的结婚率下降。
如果婚恋市场有“鄙视链”的话，那么大多数“剩女”往往是高知、高收入，处于“鄙视链”的顶端；而“剩男”则往往是学历和收入都较低，处于“鄙视链”的底端，这两组人群从根本上就不太可能匹配。
团中央网络影视中心2018年曾发布过一份《当代青年群体婚恋观调查报告》，调查显示，对于“如果一直没有找到理想的结婚对象，您会怎样？”的问题，69.53%的青年选择继续等待，直到找到理想的人才会选择结婚；15.61%的青年选择“保持单身”；有9.34%的青年愿意“降低择偶标准”；仅有5.52%的青年选择“将就结婚”。
面对结婚率一降再降的现状，不少专家认为这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没有必要过多担心。在原新看来，无论是晚婚还是不婚，都是年轻人从自身实际出发作出的选择，社会应多尊重，给年轻人更多选择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