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和欧洲的流行用语中，有所谓婴儿潮一代、X、Y、Z世代的说法，主要用于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生人群的划分，以便分析世代间文化上的差异，特别是他们各自青年时期文化上存在的差异。通常而言，“Z世代”指称的是1995年至2009年出生的人，他们在当前的2021年正处在11-25岁之间，正是可能会对当今时代的社会制度、价值观念、生活态度与行为方式及其演变趋向产生重大影响的年龄。作为与互联网相伴而成长起来的一代新人，Z世代在全球数量极为庞大，成长的环境和接受的影响，迥异于之前所有世代中的人群。世代间的差异带来了彼此沟通和理解上的困难。在老一代人看来，Z世代可以说是“浅薄的电子土著”，他们对如何在现实世界中确立友谊、建立起良好的人际关系，缺乏相应的能力。不过，Z世代自身却极可能并不这么看，因为在他们看来，对科技产品的谙熟以及广阔的信息渠道，让他们能够保持更为开放的头脑，进行更具创意性的思考，勇于追求和尝试各种新生事物。
“Z世代”的辨析及其界定
应该肯定地指出，该书的观点是有洞察力的，对未来的态度也颇为积极。的确，互联网的高连通性和触网的低成本，让对技术的操作和运用变得越来越便捷，越来越普及。在手机话费贵而短信只能传输文字的时候，文字输入难题可能会让年老的一代对这类工具的使用望而却步。而到了现在，哪怕是个文盲，祖辈也完全可以通过智能手机和子辈、孙辈视频通话，并通过（短）视频来获取丰富多彩的知识，甚至进行更大范围的社会交往。那些曾经将不同世代分开的“技术”现在又正在将他们联系起来。
基于上述理由，将“Z世代”作为特定人群开展研究仍然是有重要意义的。我们采取通常的做法，将“Z世代”指称为是1995年至2009年出生的一群人。对应地，中国“Z世代”，可以界定为是1995年至2009年间在中国出生并成长的一群人，其数量为2.2亿多。尽管中国“Z世代”内部在更具体的价值观念、生活态度、行为模式上会有一定的差异，可以进一步细分，但在总体层次上对其文化及其与其他世代间的差异加以把握仍然颇为重要。
理解“世代”差异为何重要
从高校学子身上不难感受到，尽管入校时一拨拨的大学生年龄多在18、19岁之间，这一拨与那一拨，只要相差两、三年，他们在价值观念、生活态度和行为方式等方面，就会有一定程度的差异。这还不简单是个体间的差异，而是指整个不同年龄群体间也有差异。对这类同一年龄段群体特性的研究，在社会学里被称为同期群或同龄群研究。根据一些共同经历的重要标志性事件，将年龄段从两、三年稍微拉得更长一些，比如说10年、20年，同龄群研究也就成了典型的“世代”研究。不同“世代”之间在价值观念、生活态度与行为方式上的差异，是所谓“代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代际间难以相互理解的重要原因。
理解“世代”差异极为重要，主要原因是：一是有助于正确地看待祖辈与父辈之间、父代和子代之间、年老一代与年轻一代之间客观存在的冲突，分析其中的原因，抛弃成见，兼容并蓄，让不同世代之间形成更有效的互动关系和协调模式。二是有助于更好地分析文化价值、集体观念、群体倾向的形成原因、持续期限与演变规律，并在合理、合适的范围内，基于科学客观的分析，依靠和利用现代通信技术，对文化观念进行一定程度的引导、干预。三是有助于从具体的、可观察的角度去理解社会变迁，亦即从具体的不同世代人群的行为模式、生活日常出发，去理解技术创新、制度转型给社会乃至世代本身带来的变化，进而正确地对待这些变化，并规避风险。
中国“Z世代”文化的成因
当今中国“Z世代”与欧美等地方的“Z世代”有相似之处，原因在于他们面临着相似的、具有全球共通性的结构转型与变迁。当然，也需要注意到，中国有自己独特的国情，一些全球共通性因素落到中国“Z世代”身上时，自然有其特别的地方。
除了人口年龄结构之外，性别结构特别是“Z世代”的性别结构，在中国同样有独特之处。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中国男性人口比女性人口多出了3490万。鉴于女性预期寿命比男性要长一些，老年人口中一般女性多而男性少，这也意味着扣除老年人口后，更年轻一些的男女在比例上比总数值所呈现的失衡状况要更严峻。具体到Z世代，恰是中国性别比最为失衡的一群人，男性严重多于女性，根据普查数据测算，其值接近1827万。如今，该阶段男性最大者已到25岁，恰是适婚年龄；最小的11岁，再过4、5年也步入春心萌动的恋爱期。如此，当Z世代中有100个男性与女性成功匹配后，就会有18个男性被剩出而“打光棍”。卷入婚恋困境的当然远不止这“18个男性”，因为当我们理想化地假设每70个男性Z世代与70个女性Z世代顺利匹配后，剩下的48个男性Z世代将面对剩下的30个女性Z世代，也就是说，78个Z世代中的男女将在婚恋市场陷入争夺和抉择的困境，这个数值超过了整个Z世代人数的三分之一，为7918万有余。简单的模型推导足以让人们看到问题的严峻性，何况，现实生活中女性Z世代还面临更年长世代中男性魅力及财力的吸引。
就“互联网媒介全息化”来说，其在中国的推进与推广速度也非比寻常。1995年以来，正是我国电子技术、互联网、个人电脑、智能手机等新兴技术和产业蓬勃发展的阶段。我国高铁、公路、光纤等基础设施的各层次规划与投入，西部大开发、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脱贫攻坚等的整体推进，以极快的速度推进了互联网及其终端产品的技术升级。这有利于给中国“Z世代”打下“电子土著”的烙印，让他们在整体上相对于其他国家的Z世代更早地与媒介全息化的互联网“亲密”接触。
中国“Z世代”文化的特色
成因上全球通性与中国特性并存的事实，让中国“Z世代”在价值观念、生活态度、行为模式上与其他国家的Z世代有共性之余，也自有其特色。从共性的角度看，“摩天大楼型”的人口年龄结构会裹挟着现实生活中各种几乎不可避免的不如意，给Z世代以压力。此外，更老一些世代的人先在地占据了传统权力和机会空间中不少的位置，而且似乎还能长期地占据，这也会让Z世代丧失大量的传统机会。
从共性的角度看，由于Z世代或多或少会接触智能终端设备，并极容易在互联网中流连忘返，他们所能接触到的以及倾向于去接触的互联网信息，对他们的价值观念、生活态度与行为模式的多元化有着推进作用。当然，同时会有一些人喜欢自我束缚于“信息茧房”之中，固执地偏爱和选择自己愿意看到、容易接受的一切，让自己止步于舒适区。这可能带来Z世代中“开放的人更开放，封闭的人更封闭”这样一种分化现象。
从特色的角度看，互联网特别是大量终端设备的快速智能化，给中国“Z世代”身心最为直接的影响是当下满足的直接化和即刻化。中国的“421”家庭结构，非常明显地会加剧这种影响和倾向性，使得中国“Z世代”的“结果”导向诉求会相对更为强烈。这会淹没他们延迟满足之心，对挫折的容忍度和耐受力也会降低。这意味着，未来中国“Z世代”尽管仍会冒出一定数量有极强心理承受力、自控力和开放性的社会精英，却也会产生不少故步自封于网络舒适区进而容易情绪化的青年人。
（王水雄，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