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着重考察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与经济学的关系。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之间，各不同学科与学术流派之间的相互渗透与融合已成为当今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主要发展方向。布迪厄正是社会学领域内一位积极的实践者。他的文化资本理论超越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的二元对立，将社会行为放入物质经济层面与精神文化层面的统一之中加以把握。另一方面，文化资本理论也对经济学产生了巨大影响。尽管布迪厄本人从未将文化资本视为纯粹的经济现象，也未曾对文化资本的经济价值进行过系统的思考。但其理论仍然为各种新资本理论，如社会资本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尤其是文化资本理论（文化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独特贡献。总之，将文化资本理论运用于经济学领域是一件有益而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因为它不仅可以为经济学家们研究文化产品的经济价值提供一个有效的分析框架，而且也能从与迄今为止任何经济学理论不同的角度来重新审视经济增长问题，并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出富有建设性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布迪厄、文化资本、人力资本、经济学
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之间、各个不同的社会科学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与融合已成为当今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主要趋势。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就是社会学领域内一位积极的实践者。他的文化资本理论超越了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的二元对立，将社会行为放入物质经济层面与精神文化层面的统一之中加以把握。“文化经济”理念贯穿于其全部的社会学理论体系。他不仅经常使用一些经济学术语或概念——市场和再生产等等——来描述文化现象，而且奠定其社会学理论基础的“资本”和“场域”等重要概念也都借鉴和扩展了经济学概念。
1.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
布迪厄认为与传统社会和工业社会所不同的是，在被视为后工业时代的当代社会，文化已渗透到社会的所有领域，并取代政治和经济等传统因素跃居社会生活的首位。也就是说，现代政治已无法仅凭政治手段解决问题，而现代经济也无法只依靠自身的力量而活跃。假如没有文化的大规模介入，那么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都是缺乏活力的。文化资本正是布迪厄在研究当代社会的文化问题时，作为一种理论假设而提出的一个社会学概念。“这一假设试图通过学术上的成就来解释出身于不同社会阶级的子女所取得的学术成就的差别”。布迪厄指出，文化资本概念同时摆脱了常识性观念以及人力资本论的理论假设。常识性观念常常将学术上的成功归功于个体的天赋条件。而另一方面，经济学家们尽管明确提出教育投资与经济投资的收益率关系问题，但在具体计算学术投资产出时，往往只考虑那些可以直接转换成金钱的收益，而忽略阶级因素对投资－收益可能产生的影响。与此不同的是，文化阶级理论坚持认为不同社会阶级或阶级集团的后代在学术市场上所能获取的收益并非仅仅取决于教育投入。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社会阶级和阶级集团之间的资本分布状况。
此外，文化资本的传承也经常发生于各种公共场域内。其中最典型的方式是教育市场的学历再生产。布迪厄指出，学校是除家庭以外最重要的生产文化资本的场所，但和家庭不同，孩子们只有等到法定年龄才能入学。也就是说如果达不到年龄要求的话，他们是无法接受学校教育的。而且与个性化的家庭教育不同，孩子们在学校接受的是一种经过预先设计、内容统一的集体教育。在此情形下，文化资本的传递必然以第二种方式，即“从较晚的时期开始，以一种系统的、速成的学习方式”进行。在现代社会中，家庭和学校所承担的传承功能是不尽相同的。家庭和学校有着各自不同的培养目标。通常情况下，家庭主要是培养“教养”和“规矩”等广义的品味及感性的地方。而学校则是一个传授系统性专业化知识与技能的场所。孩子们从学校获得的主要是系统性知识及社会技能等文化资本。这些知识与技能往往通过考试的形式正式获得社会的承认并通过颁发文凭的方式被固定与制度化。身体化文化资本正是通过这种方式被转换成一种制度化形态的资本的。
2.人力资本与文化资本
显然，文化因素在人力资本中占据着十分显著的位置。事实上，很多经济学家都将文化因素视为人力资本的核心所在。例如，科斯坦萨（Costanza）和戴利（Daly）就曾直接把人力资本定义为是人类本身所具有的教育、技能、文化知识以及经验的积累。泽亨哈夫特（Zweigenhaft）在一项关于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如何影响哈佛大学毕业生行为的研究中，则将文化资本完全等同于经济学中的人力资本。而另一个面，布迪厄也认为文化资本和人力资本的范畴十分相近，“被某些人视为人力资本的教育或任何的培训，都可以被另一些人视为文化资本（身体形态文化资本）”。
那么具体而言，文化资本和人力资本究竟在哪些方面存在相似之处呢？如前所述，布迪厄认为存在三种形态的文化资本，即身体形态、客观形态和制度形态。其中身体形态文化资本呈现出与人力资本十分相近的特征。它们的相似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⑴对人的身体的依附性。我们知道，不论是身体形态文化资本还是人力资本都必须依附于人的身体而存在。布迪厄指出，身体形态文化资本指存储于人体内的知识、技能、习惯和修养。而另一方面，人力资本则表现为人的知识、技能、资历、经验和熟练程度等，一句话，表现为人的素质。显然，人力资本同样只能体现于人的身体，无法与其拥有者相分离。罗森（Rosen）认为，人力资本的“所有权限于体现它的人”。这一明显不同于物质资本或经济资本的特征具体反映在以下一系列问题中。首先是此类身体化资本的利用问题。布迪厄指出，由于身体形态文化资本和个人的联系是如此的密切，所以资本的交易很难完全抛开其拥有者。对于经济和政治资本的拥有者而言，如何使用和剥削文化资本是一个特殊的问题。同样，人力资本的使用问题也始终是经济学领域一个重要课题。周其仁指出，人力资本的天然属于个人的特性，使之在产权发生残缺时，以俨然不同于非人力资本的方式作出反应，此时产权的主人可以将相应的人力资本关闭起来，以至于这种资产似乎从来就不曾存在，从而其经济利用价值顿时一落千丈。因此，积极意义层面上的激励问题始终是人力资本理论的核心课题之一。
⑵与第一点有关，就是文化和人力资本的有限性。身体化特征使此类资本无法超越个体而单独存在。也就是说，这两类资本都将随着其所有者的衰落（生物的能力、记忆）和消亡而自动衰落和消亡。以人力资本为例，人在幼年时期，无人力资本，进入劳动年龄，人力资本开始产生并不断增加，到人死亡，人力资本也随之灭亡。从这一意义上讲，人的有限存在也使文化及人力资本也和物质资本一样成为一种稀缺性资源。
尽管如此，作为社会学概念的身体形态文化资本仍然和人力资本之间存在着某些重大差别。最大的区别反映在内容方面。人力资本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指通过投资于教育和各类培训所获得的资本，具体包括知识和技能等与文化有关的内容；另一部分指通过医疗和保健等途径获得的资本，主要体现为个人的卫生、健康和寿命等方面。而布迪厄的身体形态文化资本也大致包括两大方面：一与知识有关，主要指通过学校教育掌握的知识和技能。二与个人的教养有关，专指通过早期家庭环境获得的趣味、感性和气质。可见，人力资本和身体形态文化资本既有相互重叠的地方，即通过学校教育（也包括各种培训）投资获得的知识和技能，也有体现各自独特性的不同部分，即通过医疗保健和流动或迁移获得的那部分人力资本（卫生健康）和文化资本中的教养（见图1）。
人力资本理论和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的另一个重大区别体现在资本的获取方式上。人力资本理论强调个人投资的重要性，认为人力资本的获取方式主要是通过劳动者个人的投资活动实现的。根据舒尔茨的分析，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包括：用于教育和培训的支出、用于保健的支出、用于劳动力国内流动的支出和用于移民入境的支出。其中教育投资是最重要、最基本的
布迪厄对人力资本理论家忽略资本形成过程中早期家庭教育的影响深感不满，并将其视为重大的理论缺陷。他指出，由于经济学家们“在计算学术投资的产出时，只考虑金钱方面投资与收益或者那些可以直接转换成金钱的东西”，所以“没有把学术投资策略与总体教育策略、再生产策略综合起来考虑”。如此一来，“便无可避免地忽视了最不显眼、最具社会决定性作用的教育投资，即家庭所付出的文化资本”。而这一疏忽直接致使其“无力解释不同的行为者或不同的阶级为什么会在经济投资和文化投资上所分配的比率会如此悬殊”。
综上所述，文化资本和人力资本是两个既相似又有着显著区别的概念。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其中学科性质的不同和环境差异是两个较为重要的因素。首先来看看学科性质不同带来的影响。谁都知道，学科不同侧重点便不同。社会学和经济学作为两门完全独立的学科，其认识范式和研究范畴自然很不相同。美国经济学家贝克尔曾对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区别做过形象的比喻，认为“经济学是关于选择的科学，而社会学是关于为什么人们没有选择的科学”。的确，由于经济学（主流经济学）是一门建立在“经济人”和“理性行为”两大基本前提之上的社会科学，所以包括经济行为在内的任何社会行为都被解释为行动者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合理性行为。作为一门经济学理论的人力资本理论同样将行动者为获取知识和技能而进行的投资视为一种基于他们自身成本－收益计算的行为。它反映的是一种理性选择。从这一意义上讲，人力资本的获取是一种充分体现行动者自由意识与意志的投资行为，而学校教育则是行动者获取人力资本的最重要和最有效的途径。
而另一方面，社会学（主流社会学）则是一门专门研究社会结构制约作用的科学。尽管布迪厄为摆脱社会决定论作了大量工作，但总体而言，文化资本理论仍然将社会结构的制约作用放在极为重要的位置。在布迪厄那里，“选择”指涉的并不是行动者为追逐个人利益最大化而采取的合理性行为。它是一个反映为维护社会等级秩序再生产而设立的社会淘汰机制的概念。总之，对布迪厄而言文化资本的积累是一种基于传承的、“选择和淘汰”的再生产活动。而作为一种“选择”过程的学校教育则是支配阶级进行文化资本再生产的主要场所。
环境的影响，即布迪厄所说的“所处客观状况”的影响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我们知道，美国和法国等欧洲大陆国家的社会环境十分不同。相对于等级观念较为强烈的欧洲大部分国家而言，美国作为一个新兴资本主义国家，不仅文化规范化程度较低、选择和评判标准较为灵活和宽松，而且平等意识也更为强烈、更注重个人奋斗。因此，较之于强调社会结构制约作用的文化资本理论，诞生于美国社会的人力资本理论更为重视行动者个人的自我奋斗，即十分强调学校教育的作用，而很少考虑早期家庭教育的影响也就不足为怪了。
3.作为一个经济学概念的文化资本
思罗斯比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探讨了经济学范畴的文化资本概念。首先，思罗斯比从经济学层面出发，对“文化”进行了一番考察。他认为可以对文化做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第一种解释将文化视为一系列的活动。它具体包括在“文化产业（文化工业）”中进行的所有活动。这种具有功能意义的文化可以用“文化部门”这一经济学术语表述。第二种观点来自于人类学和社会学。众多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将文化理解成一系列的态度、实践和信仰。这一意义上的文化通常体现于特殊的社会价值和传统。而且这些价值和传统代代相传，经历了漫长的演进过程。
因此，具有文化资本的物品就可以解释为有利于文化价值的财富。也就是说，“文化资本是以财富的形式具体表现出来的文化价值的积累”。这种积累除了可能会引起物品和服务的不断流动之外，还可以形成本身具有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的商品。财富是以有形或无形的形式存在的。有形的文化资本的积累存在于被赋予了文化意义（通常称为“文化遗产”）的建筑物、文化遗址、艺术品以及诸如油画、雕塑等以私人物品形式存在的人工品之中。这些财富导致了服务的流通，而服务则在进入最后的消费阶段被作为私人或公共物品即刻被消费，并且／或者立刻有可能产生新的商品和服务，其中包括了新的文化资本。另一方面，无形的文化资本包括一系列与既定人群相符合的思想、实践、信念、传统与价值。不过这一群体是事先确定的，并且与之结合在一起的也是以公共物品的形式存在于公共领域中的一系列艺术品，如文学和音乐。显然，这些无形的文化财富同样可能引起服务的流通，而流通同样可能形成部分的个人最终消费，并且导致新的文化商品的出现。
思罗斯比认为，这种资本变量也许可以运用到文化和经济增长决定论这个更广泛的模型中来。在这个模型中，文化资本可以和生产过程中其他形式的资本一起发挥作用，并且为了维持或增长文化资本积累而所需投入的资源和其他方面所使用的资源是相互竞争的。
第三，文化资本可以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文化资本的这一功能类似于自然资本。我们知道，自然生态系统对经济发展起着支持性作用，过度使用即将耗尽的自然资源或无视可持续发展地开发可再生资源的这种忽视自然资本的行为会导致自然生态系统的崩溃，其结果就是福利与经济产出的丧失。与此相类似的是，文化生态系统同样支撑着经济的运转并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和判断。因此，不进行必要的投资以维持和增加无形的文化资本，让文化遗产自行衰落的行为，最终很可能导致文化体系的崩溃，而这同样会导致福利和经济产出的丧失。
第四，某些被称为文化资本的现象同样具有许多传统资本的特征。因此，我们可以尝试运用投资分析技术进行分析。例如，成本－收益分析技术显然可以被用来研究遗产的维护、保持和其他各种不同项目中。而此类分析有着一个显著特征，那就是对非市场收益的评估。这种评估又可分为两类，一是根据对认识到的文化价值做出预期支付，另外就是根据这些可供选择的计划对文化价值本身的作用进行评估。此外，选择恰当的折扣率也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以上从文化资本与人力资本理论的关系，以及文化资本概念的经济学可能性两方面出发，对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与经济学的关系作了较为详尽的考察。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尽管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未曾将文化资本视为一个纯粹的经济现象，并对文化资本的经济价值进行过系统的思考。但毋庸置疑，他的文化资本理论仍然对经济学产生了巨大影响，并为各种新资本理论，如社会资本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尤其是文化资本理论（文化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总之，将文化资本理论运用到经济学领域中去是一件有益而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因为，它不仅可以为经济学家们研究文化产品的经济价值提供一个有效的分析框架，而且也能从与迄今为止任何经济学理论不同的角度来重新审视经济增长问题，并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出富有建设性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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