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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民俗学研究7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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谚语是随着人类语言能力的提高和社会历史的进步而产生的一种口头艺术，古老的谚语至今仍然鲜活、频繁地活跃在人们的日常交流当中，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和现实功能。对于谚语的界定和分类，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章采用的是如下的观点：“谚语是以富于节奏或韵律的语句、运用多种修辞手法来总结经验、传授知识、讲述道理并为一个民族或群体的成员普遍认同的、结构相对定型的、凝练的口头语言艺术。在形态上，它常常表现为一个完整的句子，表达的是一种确然的论断，在日常应用中具有‘公理’的性质和作用。”[※注]“谚语从大的方面来说，可以分为社会谚语和自然、生产类谚语两类。”[※注]
中国谚语的记载可追溯到先秦时期的《易经》《诗经》《左传》以及诸子著作等文献典籍；而有关谚语的具有现代学科意义的研究，则发轫于“五四”时期。在这一时期，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作为现代民俗学运动中的组成部分，谚语的收集和研究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展开，由此“揭开了我国现代谚语理论研究的序幕”。[※注]不仅以顾颉刚为首的国内学人积极收集谚语，在中国的传教士们也出于种种原因在所在教区进行谚语的收集工作。这一时期，谚语研究的标志性成果当是郭绍虞的《谚语的研究》，以及薛诚之的硕士学位论文《谚语研究》，但总体而言，当时的谚语研究未能形成体系。
第一节谚语的搜集、辑录与整理
高尔基说过：“最大的智慧在于字句的简洁，谚语和歌谣总是简短的，而其中包含的智慧和情感足够写出整整几部书来。”[※注]谚语正是智慧的花朵，它是总结社会生活及社会关系方面知识、经验的谚语，有的涉及人的修养、品行及伦理规范，有的涉及对社会交往及人际关系的认识，有的同社会政治、阶级关系、部族或国家关系有关，有的表达的是对人的品性或各种事理的认识，涵盖了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重要方面。[※注]在1949年后不同时期的搜集、整理民间文学的浪潮下，谚语也被全国各民族、各地区的人们普遍搜集与辑录。
20世纪50年代，在中国科学院和国家民委系统的组织和带领下，各少数民族谚语的搜集和出版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如蒙古族的成果有：纳·赛音朝格图编《谚语集》（1954）和纳·赛音朝格图编《谚语集续》（1956）、额尔敦陶克陶编《蒙古谚语》（1959）、孟和巴特尔、巴音巴达拉乎编《新谚语》（1959）、内蒙古语言文学研究所的《蒙古语谚语简易词典》（1977）、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编《谚语》（1979）、苏格尔编《谚语》（1979）；维吾尔族的成果有：翟宜地编《维吾尔民间谚语及谜语》（1957）、金占祥编《维吾尔族谚语三百句》（1958）、刘鹗等编《维吾尔谚语》（1962）等。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民族语文工作成为民族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加上国家在全国范围内发动谚语普查工作，少数民族的谚语收集、辑录工作进一步开展，成果除了单一少数民族的谚语集之外，还有一些少数民族谚语合集，如《中国少数民族谚语选辑》（鄂嫩吉雅泰、陈铁红编，1981）、《中国少数民族谚语选》（李耀宗等辑，1985）、《中国少数民族谚语分类词典》（杨浩青编，1993）、《五民族谚语》（马雄福编，1991）、《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等。[※注]
地域性谚语的搜集和出版也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出来。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中国台湾的谚语出版和研究硕果累累，这主要得益于朱介凡在这一领域长期执着专注的努力，他在20世纪50年代后陆续完成了《中华谚语选》（1950年8月编成）、《谚语甲编》（台北新兴书局1957年版）、《我歌且谣——谚话乙编》（台北世界书局1959年版）、《听人劝——谚话丙编》（台北世界书局1961年版）、《中国风土谚语释说》（台湾天一出版社1962年版）、《中国谚语论》（台北新兴书局1964年版）、《谚语的源流、功能》（台北东方文化供应社1970年版）、《中国谚语里的历史传说》（“台湾省”政府新闻处，1987年）等成果，并用“60年心血冶铸谚学巨著《中华谚语志》”[※注]（台湾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
第二节农谚和气象谚语的搜集与普及
第三节谚语作为民族精神建构的重要资源
谚语是民众生产生活经验和斗争经验的总结，中国谚语凝聚着中华民族在生存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积累和沉淀下来的认知，是指导中华民族绵延发展的思想精髓。一方面，谚语包含着民族的世界观、行为准则、道德规范，涉及人们的生存智慧和处世哲学；另一方面，它又短小精悍，朗朗上口，是民众日常交流中不可或缺的一种口头艺术，这两种因素使得谚语成为民族精神建构的重要资源。比如我们耳熟能详的这些谚语：“众人拾柴火焰高”“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不吃苦中苦，难得甜上甜”“家和万事兴”“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等，它们虽然是简短的小谚语，但讲出了团结互助、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爱好和平、百折不挠等民族精神，渗透着中华民族的气质、性格和品格。
关于谚语和民族精神的关系，学者们鲜有较为直接的讨论，只有片段、个别的论述，例如：“在我国，早在先秦时期，谚语就已经发展成为一种从结构模式和艺术手法来看都十分成熟的文体……许多后世流行的谚语，这时也都已经出现，其内容广泛涉及伦理、修养、社会行为准则及一般事理等各个方面。其中所强调的道理和原则，不仅为当时的社会生活确立了基本的规范，而且构成了中华民族精神文化传统中的核心内容。由此可见，至少在先秦时期，谚语就已经成为民族精神的特殊表达形式，成为民族文化表达体系中重要的‘关键词’。它既是对民族精神的总结和体现，反过来又对这种精神起着强化的作用。”[※注]也有讨论谚语与汉民族价值观[※注]、汉民族文化心理[※注]、儒家思想精髓[※注]等关系的研究成果，但都和民族精神稍有区别。
与此同时，运用谚语资源加强民族精神建设的实践在学术研究之外并不鲜见，我国数代领导人，都深刻认识到谚语作为“武器”和“工具”的特殊功能，所以在讲话中都非常重视谚语的使用，以此来强化自己的观点，凝聚和鼓舞人心。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作为民族之魂的民族精神的构建，意义重大且深远。毛泽东“大量地运用成语和谚语，精确地运用成语和谚语，创造性地运用成语和谚语……对于胜利的革命事业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注]，比如他说：“中国是一个大国——‘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不愁没有回旋的余地。”[※注]邓小平也是如此，“《邓小平文选》中，有许多科学地运用谚语来表达思想观点的范例”[※注]，如他从民间谚语中发展出来的“黑猫白猫论”——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习近平在各种场合的讲话中，也非常善于运用谚语。[※注]历代领导人立足于对谚语在表达和传递民族精神特殊功能方面的深刻理解，不仅很好地起到了加强讲话分量的作用，而且对谚语的普及、推广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四节《中国谚语集成》的成绩、经验与反思
1984年5月28日，包括《中国谚语集成》在内的三套集成工作启动，《中国谚语集成》的主编是马学良。据中国民间文学集成总编委会编辑部1997年年底提供的数据，1984年到1990年间，全国约有200万人次参加了民间文学普查采录工作，各地共搜集谚语约718万条。[※注]
当然，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还应该积极反思和充分认识其中存在的局限性。首先，在对包括谚语在内的语言类的口头传统做大面积、全面、广泛的搜集和辑录时，由于各种因素的限制，如“虽然‘五四’以来，尤其是1949年以后有一些经验，但对这一次全国范围内56个民族大体上同时展开深感没有把握”，因此“存在一些难以预料的问题，如思想认识上的障碍、人员的匮乏等”。[※注]比如在收集过程中，更多地注意到了通俗性、一般性，而忽略了个体性、地方性、独特性；在编纂过程中，出于社会伦理和出版要求等方面的约束，严格控制了某些比较敏感、被简单认为是粗鄙的内容，于是出现了徐荣强所说的情况：“各地采集的原始材料，不但收入书稿的不多，有的县只有几百条；进入书稿的谚语中，全国全省通用的谚语多，反映地方风土人情、具有地方特色、流传于本乡本土的谚语少。”[※注]
第五节研究视角的多元化进程
欧贝尔科维奇（Obelkevich）认为中国谚语至今兴盛不衰的原因是，谚语“将集体主义置于个人主义之上，重视重复和老一套的东西胜过追求新颖，注重外部法则而非自我发展，重常识而非个人观点，强调的是生存而不是快乐”。[※注]这种说法虽然有一些偏颇，但对谚语本质的认识很深刻，它清楚地揭示了谚语作为传统知识、经验的载体而服务于民众生产生活的重要角色，谚语储存、传播着人类社会发展的知识，也正因此，谚语一直被作为知识和经验来看待，被当作传播、普及知识和经验的工具，被当作教育和宣传的手段，被认为是“人们认识生活的百科全书”。[※注]与此同时，对谚语的研究，也主要侧重于其特性、思想内容、艺术特色等方面。这种对谚语专注于定义、范围、功能、内容、修辞、形式等方面的研究，岳永逸称之为谚语形态学。这也是“五四”时期谚语研究的主要取向，薛诚之的《谚语研究》就是“拓展、夯实了郭绍虞开创的谚语形态学”。[※注]1949年之后，由于苏联民间文学理论的大量输入，包括谚语在内的民间文学研究，日益统一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立场之下，但研究的方向还是延续了“五四”以来的传统。
20世纪晚期，钟敬文先生提出，“语言既是民俗的一种载体，它本身也是一种民俗现象，要用一般民俗文化的基本特征去考察语言现象”。[※注]在这种观点引领下，黄涛通过自己的研究，尝试建构一种“语言民俗研究范式”，即“把语言放在生活中来理解和研究的方法”[※注]，注重语言文本与语境的密切关联。在这种研究中，个别谚语案例不再是一种静态的语言事象，而是已经成为一个“民俗事件”。[※注]由此，谚语的研究开始出现了从文本向语境中的文本的转向，具有了立体的、整体的、全面的视角。也就是说，谚语“不仅是一种文学的形式，而且还是一种综合的、活的文化现象，必须在具体的语境也即应用中才能体现出其意义的完整性，并发挥作用”。[※注]
总之，在从文本到语境中的文本这一转化过程中，谚语研究出现了多种视角，而且主流视角也在逐渐发生转变。这种视角的转变，一方面说明随着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对社会的认识，甚至是有关我们自身的认同发生变化的同时，我们对谚语的理解变得更加丰富；另一方面说明谚语本身就具有丰富的内涵，具有多方面的价值、功能和意义，所以不同学科从不同角度都可以从中获取自己所需要的营养和意义。
第六节中国谚语史的书写
首先，对于谚语发展史的研究，目前可见的比较系统的研究著作是安德明的《谚语编》，这是祁连休、程蔷、吕微主编的《中国民间文学史》中的一部分，作者通过“早期的谚语形态及内容（先秦时期）”“谚语内容及应用范围的丰富和扩大（秦汉至隋唐时期）”“谚语内容结构与应用范围的进一步扩大（宋元明清时期）”这三个阶段的讨论，介绍了谚语的发展历史，勾勒了谚语在中国古代不同历史时期的形态、流传和应用情况。此外，还有一些并非专门研究谚语史的成果，但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对谚语发展史的一种书写形式。如《〈左传〉谚语研究》[※注]《元史中所见蒙古族古代谚语和格言》[※注]《明清通志谚语研究》[※注]《〈蒙古风俗鉴〉谚语研究》[※注]《〈齐民要术〉中的谚语研究》[※注]等。
第七节谚语研究范式的转换
20世纪80年代，“思想文化领域里逐步形成的宽松和民主的氛围，僵化、封闭的‘大一统’模式开始向四项基本原则指导下的多元化方向发展。新学科、新学派、新思潮、新方法不断涌现，学术界广泛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现象”[※注]，国外新鲜的理论和学说被顺利地大量译介进来，表演理论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被介绍到中国。表演理论进入中国后，和中国已有的学术思想一起推动了中国民间文学研究范式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