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4月，在《读新译甄克思〈社会通诠〉》一文中，严复指出中西政治的根本差异在于体制不同，贫富弱强都是由体制决定的。如果不从根本上下手，对于国事毫无补益。但是严复并不主张马上改变政治体制，因为眼前有个“大患”要优先解决：“为今日吾中国之大患者，其惟贫乎！”[1]（P148）
严复认为清末的一切弊病，如民智未开、民力不奋、污秽不蠲、作伪售欺、瘟疫流行、盗贼泛滥、官吏贪婪、兵卒怯弱、人民没有爱国心等等，都是由贫穷引起的。因此，“居今而言救国，在首祛此贫。惟能疗贫，而后有强之可议也！”[1]（P149）
平心而论，严复把一切弊病归因于贫穷，显然夸大其辞。例如上述弊病的最后四项，虽与贫穷有一定关系，却无论如何不能把贫穷说成根本原因，因而也决不是“疗贫”所能解决的。但是另外一方面，考虑到庚子战争给中国造成的灾难和破坏，考虑到《辛丑条约》强加给中国人民的沉重的赔款负担，那么严复把“疗贫”作为当务之急，应当说不无道理。问题在于，“救贫之方”在哪里呢？严复认为，农、工、商三业见效甚缓，不如从路矿下手：“今日救贫之大经……其要在路矿。吾之为路矿，将以富用路矿之吾民也，非徒以富治路矿者也。”[1]（P149）
实际上，早在1902年的《路矿议》中，严复已经提出了开路矿的主张。他举出外国为例，说明铁路能够带动一国经济全面发展。至于中国，正因为铁路少得可怜，影响到商业不发达，冶铁业不兴旺：“盖铁路如人身之脉络。……无铁路，则邦国之利源不广，而贫弱之患兴。……必求富强，其要著发端，在开铁路。铁路开，则诸矿业至于一切制造树艺之事，将相随以自生。”[2]（P105）
摘要：在经验理性的指导下。严复系统地探究了政治制度的生成、发展和演变的历程。解释了制度演化的规律，并最终得出渐进主义的政治变革主张。这是严复政治思想体系的内在理路。
关键词：严复；政治学思想；内在理路
萧公权曾说：“(严复)《政治讲义》真可谓清末之第一部政治科学著作。”在中国，严复是第一个运用西方式的经验理性、通过对政治制度的追根溯源来系统地思考政治变革和社会问题的知识分子。他比较罕见地沿着经验主义路向、遵循实证主义方法、独立地思考人类(尤其是中国)的历史和社会问题，形成了与众不同的政治学思想。虽然，除了《政治讲义》之外，他并没有系统的政治学著作，但是，从大量的译作、按语、论文和书信中，仍然可以发现他政治学思想的潜在体系，可以找到隐含的内在理路。
一、天演论和人类社会起源
天演论是严复政治学说的基点，它是严复吸纳并改造斯宾塞、赫胥黎社会进化论思想的产物。严复试图用它来解释人类社会的起源和发展问题，也以此来解释人类社会各种制度尤其是政治制度的起源和演进问题。
严复认为，宇宙万物都由“天”演化而来。“天演”就是宇宙和自然生生不息的演化历程。天演的基本法则就是“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各种生物自产生之后，它们之间就展开了激烈的生存竞争。由于人类对环境最有适应能力，于是就逐渐成为地球上最有竞争力的物种。同时，人群也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在《天演论》按语中严复说；“能群者存，不群者灭；善群者存，不善群者灭。”而“群肇于家，其始不过夫妇父子之合，合久而系联益固，生齿日蕃，则其相为生养保持之事，乃愈益备。”也就是说，群体和家庭是自然衍生和发展之物。接着，家庭组织日趋稳定，人群日益成熟，人类社会就随之出现并日趋复杂化。
教学目标
通过本课学习，使学生了解《四库全书》是一部什么样的书、魏源的进步思想、《海国图志》编写的目的和主要内容、严复其人、严复译著《天演论》的内容和影响、清末教育制度变革的情况。
通过引导学生认识清末爱国思想出现的背景，分析其历史意义，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感以及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和认识历史现象的能力。
通过本课学习，使学生认识到在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中，魏源等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是爱国的、进步的。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时候，严复主张变法维新，救亡图存，并译著《天演论》，宣传生物进化观点和社会进步理论，引导中国人向西方学习，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是符合历史潮流的。在封建末世，社会动荡不安，民族危机日益深重，魏源、严复等人能够顺应历史潮流，主张向西方学习，这种励志图强，勇于探索、革新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教学建议
地位分析
二、我国近代对翻译标准的争论谈到近代对翻译标准的争论，我们不得不谈严复和严复的“信达雅”。严复是我国清末新兴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家。鲁迅曾在《二心集》里说过，严复“曾经查过汉晋六朝翻译佛经的方法”。严复参照古代翻译佛经的经验，根据自己翻译的实践在《天演论》卷首的《译例言》中提出了著名的“信达雅”翻译标准。严复曾说：“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严复最初提出三难，并不是作为翻译标准提出来的，但在这之后的一百年间，严复的“信达雅”说渐渐引起了许多翻译家的共鸣，对翻译实践起到积极的指导作用，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但对其“雅”宇从一开始便有争议。他所谓的“雅”，是指脱离原文而片面追求译文本身的古雅。他认为只有译文本身采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实际上即所谓上等的文言文，才算登大雅之堂。所以在白话文兴起之后，激进派群起而攻之，大有将其批倒批臭而后快之势。甚至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又掀起了一场关于“信达雅”的争论。有人甚至认为严复的“信达雅”说，严重限制了翻译
发展，提出了“三美论”(意美、音美、形美)。1987年在青岛召开的“全国首届翻译理论研讨会”上，辜正坤教授发表了“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他认为具体的翻译标准应该而且必然是多元的而非一元的。翻译标准可分为抽象标准和具体标准两大类，这两大标准构成一个互相制约和补充的有机系统。抽象标准具有一元性，具体标准具有多元性。论文一经宣读，引起轩然大波，几乎使有关翻译标准的讨论成了大会的主旋律。可见人们对翻译标准的重视。
严复是近代中国著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在中国正处于积贫积弱、遭受列强瓜分的民族危亡时刻，严复通过翻译西方著作和讲学等形式，宣传民主、科学和进化论的思想，积极主张维新变法，批判腐朽落后的封建思想，以求中华民族的革新图强，体现了一位爱国知识分子强烈的民族责任感。他的家庭伦理思想也体现了这一变革时代的特征，既具有批判、启蒙和开新的特点，又留下了封建残余思想的深刻印记。
一、总的说来，他的家庭伦理思想是建立在比较基础上的中西兼容，以新式思想为主。具体而言，可以把他的家庭伦理思想中的积极方面概括如下。
(一)提倡婚姻自由
(二)主张男女平等，倡导妇女解放运动
摘要：抽象的标准如“善译”和“化境”是不可实现的理想，与其取法不可实现的理想，毋宁提出切实具体的要求作为翻译的基本原则：1）信守原文的内容意旨；2）遵从译语的语言习惯；3）切合原文的语体语域。
关键词：信守内容意旨；遵从译语习惯；切合语体语域
Abstract:Transmigration,anabstractwholeatlarge,istoogoodtobepracticalandsuchconcretesubwholesunder“goodtranslation”asfidelitytothesource-languagetextincontentandintention,grammaticalnormality,andlexicalappropriatenessaremoreworkableascardinalprinciplesoftranslation.
Keywords:fidelity;grammaticalnormality;lexicalappropriateness
翻译是把一种语言文字所表达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具体说来，就是“换易言语使相解也”。①但是，如何用另一种语言文字把一种语言文字所表达的意义表达出来？“换易言语”之后是否能“相解”？“相解”的程度如何？这些问题归结起来无疑就是：翻译的标准是什么？翻译的方法应如何？
严复是中国近代第一位系统介绍西方学术的启蒙思想家，在介绍西学的同时提出了翻译的标准—“信、达、雅”，对中国现代的翻译实践和理论研究影响巨大，“相信只要中国还有翻译，总还会有人念‘三字经’！”②
[论文关键词]：近代；新民本思想；民权思想
鸦片战争后，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逐渐沦为列强的原料产地和商品输出地。与此同时，“西学东渐”之风在中国也越刮越大。向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学习成为当时进步人士的一种普遍的认识。民主、民权思想就是在这种情境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一、近代民主思想在中国的兴起
顾颉刚曾说：“精神学说在中国极不昌盛，自从战国以来，只有先圣先王的精神，没有自己的精神；自从严复译了《天演论》、《群已权界论》等书，其他又有‘民权’、‘自主’、‘自由’、‘平等’诸名词见在出版物里，大家看了方晓得自己是一个人，不是一个附属品。”［1］甲午战后，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翻译了大量西方政治书籍。
1896年，严复翻译了英国人赫胥黎的《天演论》，将进化论输入中国，成为近代中国学习和传播西方资本主义新文化的总代表，中国资产阶级主要的启蒙思想家之一。他成功的介绍了西方在于“彼此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他在解释“民主”概念时说：“五洲治制，不出二端：君主、民主是已。君主之国权，又一而散于万；民主之国权，由万而汇于一。民主有二别：用其平等，则为庶建，真民主也；用其贵贵贤贤，则曰贤政。民有权而自为君者，谓之民主。民主者，治制之极盛。……夫民主之所以为民主者，以平等。［2］随着民主思想的传入，唤醒了中国广大民众独立的人格思想，产生了近代中国的民主主义。新民本思想由于与民主思想这种属于相近的思想范畴的“东西”，使得民主思想更加易于嫁接到其之上，并使之符合中国的国情。西方民主这个外来的文化要素，才得以成功在中国“登陆”并在中国扎下根来。
一「现代性」之外没有立场？
时下学界流行「多元现代性」提法，批判或抵制所谓普遍主义的「现代性方案」。甚么叫「多元现代性」？一种朴素的理解是，所谓「现代性」已经被西方国家的「现代性论述」占据了，非西方国家并非一定要、甚至不应该唯西方的「现代性」方案马首是瞻。比如说，中国、印度或者东亚应该有自己的「现代性」。「现代性」是多元的，意思是说，不同的民族国家及其文化传统应该有自己民族特色的「现代性」或者「现代化」。
这种理解很朴素，却遇到一个无法克服的理论困难：所谓「现代性」方案是在西方社会─文化的历史演化中出现的，即便追求不同于西方的「现代性」方案，这种追求或思考已然接受了「现代性」本身的正当性。如果民族特色的「现代性」方案要说自己根本不是一种现代性方案，无异于掩耳盗铃。
按照某位社会理论权威学者的看法，「多元现代性」提法当然也是一种现代性论述。现代性方案本来就是由两种论述及其之间的张力构成的，一种可以称为「普遍主义」，另一种则可以称为「多元主义」。据说，「普遍主义」现代性──说白了即西方强权国家的自由主义──在今天、甚至更早时，已经变成了「野蛮」的政治。「多元主义」的现代性论述坚持「承认」的自由，与「普遍主义」的「野蛮」政治对抗。
「多元现代性」仍然基于现代性的基本价值──自由民主，虽然对这一基本价值的理解不同，毕竟与其对手处于共同的「现代性」水平，拥有共同的价值财富（自由民主）。「多元主义」与「普遍主义」的冲突，无异于现代性论述的「族类之争」。如果谁要想既不进入这两种「主义」中的任一种「主义」阵地，然后打一场「现代性」论述的攻坚或防御战，又不愿意抛开现代性问题不理，便失去了论述立场，不好说话了。为甚么呢？
科拉科夫斯基（LeszekKolakowski）显得很机智地提出，「现代性」是一个「处于无休无止的试验」中的方案。据说，这就为「多元现代性」的提法提供了广阔前景，不同的民族─国家可以依自己的体质和传统「试验」自己的现代性方案。问题是，这一「方案」最初怎么出来的？韦伯（MaxWeber）说出于清教伦理，施特劳斯（LeoStrauss）说出于马基雅维里（NiccoloMachiavelli）的帝王师设计，沃格林（EricVoegelin）说出于中古时期意大利一座修院里不大为人所知的「灵知人」的历史三段论，布鲁门贝格（HansBlumenberg）则说出于晚期中世纪的神学「绝对主义」。现代性方案的「出处」形形色色，但「方案」本身是甚么，似乎没有争议，这就是英国、美国、法国革命带来的政治消息──君主帝制必须改制为民主政制。如今，谁还企图回到君主帝制，就得敢当过街老鼠──像当年的康长素那样，历史不可能、也不应该走回头。所谓「无休无止的试验」，只能是在自由民主政制这一方案中去试。「多元现代性」至多可以被说成现代性的多样性。
在晚清时期，倡导君权仍然是主流思想。而梁启超却充分肯定了由“君政”到“民政”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他说：“国之强弱，悉推原于民主”，民主乃是“救时之善图。”［3］严复也说：“夫所谓富强者，质而言之，无外利民云尔，然政欲利民，必有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欲听其皆得自由，尤必自其各能自治始，反是且乱。顾彼民之能自治而自由者，皆其力、其智、其德诚优者也。是以否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日鼓民力，二日新民智，三日新民德。［4］这些思想明显有反对君主专制、强调万民地位为特征的“新民本”的思想的特征。由于受到西方政治思想影响很深，严复更易于把西方的民主思想和观念直接嫁接到中国近代的新民本思想上，使之赋予了近代民主思想的某种功能，成为人们追求民主自由的一种时代象征，对中国近现代争取民主的浪潮和文化转型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近代中国民权思想的产生和发展
近代中国民权思想是在日趋严重的民族危机下产生的，它亦是中西文化碰撞的结果。西方近代社会政治学说传入中国，对传统民本思想向近代化的演变起了催生作用。主张君主立宪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在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的“民权”思想时，巧妙地援引了传统民本思想作为变法的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