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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9.10
刘大为，法学博士，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
冀豪杰，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研究生；
殷璞，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研究生。
摘要
关于彩礼的激烈争辩时常在网络青年群体中发生,其背后隐含着两性、代际及生育等议题,是洞悉社会变迁的重要切口。运用NVivo软件对网络数据进行编码分析发现,青年群体受社会转型、伦理变迁及独生子女身份困局等因素影响,形塑出多元且充满张力的彩礼观念，反映出其在个人主义与家庭主义之间“悬置与游移”的生成逻辑。一般认为，个体化是西方现代化最显著的特征之一,然而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家庭始终扮演关键角色,尤其在隔代照料与居家养老方面极具特色。其背后隐含着转型期青年群体个人主义不彻底和家庭主义不甘心的矛盾心态，表征着中国式现代化所特有的传统家庭伦理与现代流动社会之间的磨合过程。
一
文献综述与问题提出
彩礼作为中国传统“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聘娶婚制的产物，承担着订立婚姻契约的重要职能，是家庭伦理中父母权威的体现。不同时期彩礼内涵的嬗变，反映着社会伦理观念的变迁，是理解我国婚姻家庭制度的核心议题。随着中国社会大转型，个体化社会来临，彩礼作为家庭主义婚姻制度的产物引起广泛讨论。
（一）彩礼是家庭本位社会中的婚姻生产机制
在人类学研究中，彩礼一般被认为是一种“婚姻补偿”或“婚姻资助”。前者主要是亲族群体间一对一交换妇女活动中，为避免不平衡而创造的一种婚姻生产机制，其主要表现形式是男方向女方家庭支付“新娘价格”；后者主要指男女双方通过彩礼嫁妆的赠礼行为，为新建家庭提供成家立业的物质性基础。因而彩礼实际上有两个对象：一是作为对新娘父母的补偿，财富从男方父母向女方父母转移；二是作为新婚夫妻的生活基金，财富从父代向子代转移。
国内学者大多基于这一框架对彩礼制度进行研究。如乌丙安认为，从族外通婚的角度看，“嫁女是成年劳动力的转移，所以索取彩礼作为补偿”。杨善华将彩礼视作男方实现传宗接代和增加劳动力的机会成本，实质上是一种婚姻补偿。费孝通则认为，彩礼是新组建家庭代际传承而来的物质基础，是一种代际资助。阎云翔梳理了新中国彩礼消费模式的变化，认为婚姻赠礼最终成为新婚夫妻可以单独享有的财产，因此是一种婚姻资助行为。我国幅员辽阔，彩礼习俗存在一定的空间性差异，婚姻补偿与婚姻资助两种方式均不同程度存在。
当前的彩礼研究仍倾向于从结构功能范式解释彩礼所引发的争议。如有学者梳理了近30年来中国农村男性婚姻成本的发展规律，归纳出地域、流动性经历、女方户籍以及受教育程度等婚姻成本影响因素。还有学者通过分析婚姻市场结构，来呈现当下农村男女比例失衡所导致的婚姻竞争与挤压。近期，阎云翔等提出“下行式家庭主义”概念，认为在社会结构压力作用下，不少成年子女将对其下一代的牺牲和风险作为继续依赖父母的理由，以此重塑与父母之间的代际亲密关系。这种将“后代抚育”作为融合代际关系的纽带，与我国农村家庭主义回归后代际亲密关系构建的新面向非常契合。但自全面实施“二孩政策”以来，我国生育率和结婚率持续走低，以“隔代照料”作为个人重新回归家庭的契机，似正在面临着挑战。
（二）彩礼观念冲突是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表征
现代化是人类近代史的主旋律，是解读当前社会变迁的基本视角。从社会层面看，其核心分析框架为“传统—现代”，即“社会由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转型的过程”，也可详细表述为“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半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的转型”。中国式现代化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现代化，主要强调的是立足中国国情，借鉴各国现代化经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即在比较其他国家现代化经验的视野中，寻找中国自身文化特色与发展逻辑。
家庭本位的价值观念曾是我国传统社会伦理秩序的根基，梁漱溟称之为“家庭伦理有宗教之用”。婚姻制度遵循着“父母之命”，其中，彩礼是关键生产机制。近代，新文化运动以家族制度为靶向抨击传统婚姻制度；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颁布明确了婚姻自由的原则；改革开放以来，个人主义价值观念思潮涌起，剧烈的社会转型使大家庭分崩离析，个体的婚姻自主性有了观念和法律的双重保障。然而，彩礼作为一种“文化习俗”不仅未曾消失，反而愈演愈烈。近年来，高额彩礼、天价彩礼使得“娶媳妇难”“生两个儿子哭一场”等成为热点话题，“丈母娘经济”也常被讨论。彩礼习俗看似是对男方家庭的单方面要求，实则隐含着“啃老”问题，正在演变为某种程度的“代际剥削”。这一现象凸显了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普通人运用技术和策略的较大空间，因而“发现这个博弈的过程，理解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使用的技术和策略，对于更深入地理解转型过程是非常必要的”。
吉登斯认为，“现代性的核心之一是私人领域人的现代化，是家庭和亲密关系的历史性变革”，由此，他提出了“去传统化”和“脱嵌”的个体化命题，也即贝克所述的，由传统的阶级和家庭定义的生活，在自由市场的推动下，通过教育扩张、流动和竞争的加剧，所出现的反思性个体化进程。“脱嵌”并不意味着成为绝对孤立的、纯粹自我的个体，而是通过对某种社会结构的“再嵌入”，使个体在新的社会关系中真正“成为个体”。受个体化理论启发，阎云翔通过对父母权威下降、传统纵向代际关系向横向夫妻关系转变等一系列私人家庭关系变化的梳理，提出中国个体化的实质是权利和义务不对等的“不完全个体化”，并进一步提出“新家庭主义”，以此来阐释代际关系依托第三代抚养任务而重构亲密的现象。可见，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似乎始终处在“脱嵌”未完成状态，以彩礼为表征的家庭主义权威仍充满活力。
综上，已有研究虽然从不同侧面揭示了彩礼所承担的社会功能及其面临的挑战，但忽视了社会转型引发的更为深层的社会伦理变迁机制。有鉴于此，本文以彩礼话题作为切入点，通过对网络青年群体彩礼认知态度形成机制的扎根理论分析，对现代化背景下个体自觉和家庭主义、代际关系与夫妻关系、婚姻补偿与婚姻资助之间的张力问题作机制性探究，以回应中国式现代化在家庭婚姻制度方面所具有的自身特色。
二
研究设计与资料收集
布迪厄认为，社会世界的有序运行仰仗于客观社会结构与主观心智结构之间的对应关系。彩礼观念的表达与践行是行动者心智结构的外显。通过对网络数据的收集和分析，能够较好地观测到当下青年群体的婚恋观及其生产机制，并由此理解青年群体对于两性关系、代际关系乃至社会秩序的看法。
（一）扎根理论研究方法
（二）资料平台概况
（三）数据收集与处理
三
资料编码分析
本研究基于扎根理论对收集的文本数据进行开放式编码、主轴性编码和选择性编码，并通过理论饱和度检验来保证研究的效度。同时，为避免个人观念对于编码的影响，由3位研究者组成编码小组，对相同文本数据分别独立编码，最后使用NVivo质化分析软件对三份编码结果进行交叉分析，对于编码不一致的地方逐个进行探讨，筛除资料参考点小于4且无法范畴化处理的原生性概念，最终得到编码结果如下。
（一）开放式编码
（二）主轴性编码
主轴性编码旨在通过归纳和演绎，从开放式编码中抽象出中心类属范畴，并在两级编码之间形成包括因果关系、过程关系、情境关系等多种形态在内的关系网。基于主轴性编码，将开放式编码中得到的25个范畴归纳为，个人主义、家庭主义、社会结构3个主范畴和自我价值实现、批判物质主义、家庭伦理规范、文化习俗传承、社群规训、风险预估、婚姻市场7个副范畴，如表2所示。
（三）选择性编码
四
“悬置与游移”模型的内涵与形成原因
晚清以后，家庭革命以及新文化运动掀起的个人与家庭之对立，深刻地改变了现代中国的家庭结构、观念与互动模式。通过上述3层编码所构建的理论模型可以看出，网络青年群体的彩礼观念呈现出明显的个人主义和家庭主义认知分歧。
（一）“悬置与游移”模型的内涵
“悬置与游移”主要指在社会大转型时期，新旧道德秩序交替下，个体呈现出来的特殊文化心理状态，主要涉及价值观悬置与认知行为游移两方面。
1.价值观的“悬置”状态
价值观既是个体的选择倾向，也是其态度、观念的深层结构，它主宰了个体对外在世界感知和反应的选择。价值观的“悬置”，即个体在社会变迁中受到不同价值观念影响而导致的伦理抉择两难处境。在正常社会继替中，由于文化相对稳定，传统经验足以使个体应对生活问题，其价值观念也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而在社会变迁过程中，文化处于不稳定状态，传统经验亦无法指导应对新的问题，个体的价值观念往往也会因受到冲击而产生变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强调自由、平等的个人主义价值观与强调等级、秩序的传统家庭主义价值观之间的张力渗透到社会生活，对青年群体行为产生深层行为影响。
2.认知行为取向的“游移”特征
价值观的“悬置”状态并非静止不变的，其主要呈现了个体努力挣脱家庭束缚以寻求自我独立的过程，这一过程意味着个体需要独自面对“充满危险且无比强大的世界”。社会的结构性压力使个体深感焦虑与不安，这促使其重新审视自己的价值选择，转而寻求个人主义与家庭主义之间的平衡。审视与转向是一个不断反复的过程，当一次选择完成后，两种力量之间的较量并不会真正结束，而是始终影响着个人，促使其不断进行身份的验证，更新自我认识，从而再次作出选择，最终形成价值认知的“游移”状态。如图1模型所示，在青年群体彩礼观念的影响因素之中，社会结构压力主要由社群规训、风险预估与婚姻市场三个部分构成。
社群规训是指与个体社会网络同质性较强的社会群体基于其固有认知，对个体行为产生的制约与规范，具体包括婚姻偿付、婆家轻视以及面子问题。如莫斯在“夸富宴”的分析中所言：“除非他能通过宴会中的竞争，乃至烧掉毁坏掉财产的行为打垮对手，否则他就不能够保持在部落、村庄甚至家族中的权威。”费孝通在江村调查时同样发现，一旦涉及婚丧嫁娶的场合，人们的节俭思想就会烟消云散。讲“排场”实质是个体对于“尊严”“地位”的一种维护。风险预估包括家暴出轨、女性生育期困境、就业机制不平等，以及日益增高的离婚率等问题。面对风险，彩礼赠与方会有人财两空的忧虑，而彩礼接受方则试图谋求高额彩礼以增加保障，以及为离婚准备妥善退路。另外，婚姻市场方面则具体体现在婚姻圈解体所带来的地域性供需失衡。这主要源于现代社会流动性的加速，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适婚女性大量外流，导致适婚男女比例严重失衡，从而出现“天价彩礼”。
部分青年获知“天价彩礼”“骗彩礼假婚”等现象后，会进一步形成反对彩礼习俗的认知行为取向；而另一些青年则针对婚姻风险和男女性别不均衡等问题，倾向于赞同支付高额彩礼作为婚姻补偿的观点。除此之外，有些青年基于对自身价值观和来自社群与社会结构压力的权衡考量，采取折中策略，在认同彩礼“礼俗”价值的同时，反对彩礼过重。
（二）“悬置与游移”状态的成因
从网络青年群体彩礼观念冲突生成逻辑理论模型所呈现的“悬置与游移”演化状态来看，导致其形成的主要因素包括社会转型、伦理变迁与身份困局三个方面。
1.社会转型引发价值冲突
个人主义与家庭主义之间的价值冲突，是导致青年群体彩礼认知行为呈现“悬置与游移”状态的基本要素。这种矛盾实质上产生于社会转型过程中个体自我认知的觉醒，家庭主义与个人主义共同参与了他们的“自我”构建。一方面，对于在固态小群体社会“差序格局”价值观影响下成长起来的这代青年，家庭是其行动的依据和意义根基；另一方面，流动社会带来陌生人交往环境，个体与个体的契约关系成为日常生活的主角。依“业缘”而发展的工具性关系培养了现代工业社会的个体主义信徒，于是，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情感关系与工具关系并存所带来的行动困境和各类社会问题开始涌现。其根源在于，传统大家庭社会结构及相应家庭主义价值观念向个体独立自主的陌生人社会及其个人主义精神转型过程中所出现的矛盾。网络青年群体处在由传统到现代的社会转型之中，也便生成了“悬置与游移”状态的结构根基。
2.现代性带来伦理变迁
3.独生子女的身份困局
五
结语：不完整的个体和难归属的家庭
现代性并不是一劳永逸的静止状态，而是一个不断演化的过程。相较于阎云翔针对中国农村社会普遍存在的隔代照料现象所提出的“下行式家庭主义”，彩礼争论中所呈现的对父母的“理解与责任”，显然更多地呈现出“上行式”特点，这与我国近年来生育率持续走低的现状也更加吻合。然而，上行与下行实质上是一种递进关系。在婚育之前，青年面对社会压力选择回归家庭时，衡量最多的无疑是个人价值与“父母恩情”，而在婚育之后，“抚育后代”逐渐成为重心，代际关系的落脚点随之“下行”。上行是“养老”，下行是“育儿”，两者都是婚姻首要的责任与义务，它既需要情感的联结，更需要物资的资助，由此赋予了彩礼这一传统习俗更多元的内涵与张力，也表征了当下青年的困局——个体主义不彻底，家庭主义不甘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