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计生协党组书记王培安认为，尽管近年国家大力提倡生育支持、老年友好、儿童友好，但还未统合到更高层次，尚未形成激励相容、导向清晰的家庭支持政策体系。
“生育友好的社会首先是对女性友好的社会，女性是生育养育的重要力量，同时承担着工作家庭双重责任，需要全社会给予更多、更有力的关心。”国家卫健委人口家庭司监察专员杜希学在会上提到。
现状
年轻一代婚姻观正改变，家庭规模小型化趋势明显
此次论坛以“优化人口发展战略促进家庭建设”为主题。王培安在发言中称，当前我国正经历着人口和家庭的双重变迁，低生育率和家庭小型化相互交织，呈现相互强化的趋势。
“在我国生育保障水平还很低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婚姻观念的引导，生育水平的提升将异常艰难。”他称。
首先，年轻一代婚姻观念正在发生改变，家庭规模小型化趋势日益明显。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平均家庭户规模降至2.62人，较2010年减少了0.48人。
“家庭观念变化带来延迟婚育、不婚不育，成为我国生育水平下行的重要因素。”王培安称，全国适龄人口初婚年龄不断推迟，女性平均初婚年龄从20世纪80年代的22岁持续上升到了2020年的26.3岁，初育年龄推迟到27.2岁，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持续走低。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2021年的调查显示，35岁以下女性只有不到70%的人认为有孩子的人生才完整。“在我国生育保障水平还很低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婚姻观念的引导，生育水平的提升将异常艰难。”王培安称。
他还提到，西方“去家庭化”文化对中国家庭建设带来了重要影响，体现为大龄单身同居、丁克等非传统家庭不断增多。王培安认为，20世纪下半叶，随着西方个人主义、女权主义和物质主义的兴起，以婚姻家庭生育分离和低生育为特征的第二次人口转变在欧洲国家陆续出现，并在新世纪经由全球化和互联网普及，广泛影响中国年轻一代的婚姻观念，极大冲击了中国传统家庭文化。
与此同时，中国生育支持政策体系起步较晚，无法弥补家庭功能的弱化，导致家庭压力明显加大。
他特别提到，中国家庭福利政策在很长时期内主要表现为政府补贴的模式，重点放在失去家庭依靠的边缘群体上，如城市的“三无”对象和农村的“五保户”等，对普通家庭的支持非常有限。
“尽管国家在大力提倡生育支持、老年友好、儿童友好，但还未统合到更高层次，形成激励相容、导向清晰的家庭支持政策体系和执行能力。”王培安称。
国家卫健委
完善出生缺陷防治体系，生育友好社会先要对女性友好
他称，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也意味着人口工作的重大转变，要针对新形势、新任务积极转变此前的工作思路，坚决破除长期以来限制生育的思想观念、政策法规和体制机制，不断提升现代人口治理能力和水平。
杜希学表示，要努力提升生育水平，提高人口素质，优化生育养育综合服务，促进生育友好、儿童优先和家庭发展。
“生育友好的社会首先是对女性友好的社会，女性是生育养育的重要力量，同时承担着工作家庭的双重责任，所以需要全社会给予女性更多、更有力的关心和支持。”杜希学强调。
此外，近年来，政府部门围绕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多次部署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司长宋莉介绍，中国正以“三提升”“两促进”系列举措促进优生优育服务水平，从生育起点、婴幼儿健康着力，推进儿童健康全面发展。
她介绍，“三提升”即母婴安全行动提升计划、健康儿童行动提升计划和出生缺陷防治能力提升计划；“两促进”即生殖健康促进行动和母乳喂养促进行动。
南都记者了解到，2021年我国孕产妇、婴儿、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均降至历史最低水平。宋莉表示，出生缺陷是婴儿死亡和残疾的主要原因。近年来国家不断加大医疗卫生事业投入，完善出生缺陷防治体系，从“生命起点”开始为儿童健康“把好关”。
“出生缺陷防治能力提升计划将进一步从三级预防、四道关口做起。”宋莉说，特别是在一级预防中进一步做好婚前医学检查、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在二级预防中着力提升产前筛查和产前诊断能力，在三级预防中加强新生儿疾病筛查和早期干预及康复服务能力提升。
他山之石
中国需汲取欧美高福利国家和日韩等国经验教训
在生育支持政策方面，中国能否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
王培安称，纵观发达国家，家庭福利制度呈现出两个方面的明显特征：一方面部分欧美高福利国家过度强调国家福利责任，而侵蚀家庭内置的社会保障功能，不但不能有效地解决家庭贫困和低生育率的问题，而且还可能形成对国家的福利依赖，由此导致财政压力加大，难以为继。因此，高福利国家经过“去家庭化”以后，经济社会发展出现困境，现在这些国家又在倡导回归家庭。
另一方面，同属东亚文化圈的日韩等国的人口和家庭变化趋势表明，仅有家庭福利和生育支持依然难以有效提升生育水平。
他解释称，因为这些政策并没有改变“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也没有很好地解决两性不平等的社会和家庭地位，没有显著减少职业女性承担家庭职责的压力，反而使她们不得不加倍投入工作，常常陷入工作与家庭两难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