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利用2013-2015年我国跨省流动人口数据，从动态的视角考察了流入地文化和流出地文化对人们婚姻稳定性的影响。结果显示，高离婚率地区形成了一种强势的离婚文化，无论是从低离婚率地区流入到高离婚率地区，还是从高离婚率地区流入到低离婚率地区，接触到高离婚率的跨省流动人口都会保持较高的离婚概率。离婚文化对个人行为的影响表现为继承效应和浸染效应，继承效应表现在人们迁移到一个新的文化环境中，原有的离婚文化依然会持续发生影响。浸染效应表现在人们迁移到一个新的区域，会受到新接触的离婚文化的影响。年轻人更容易受到新迁入地文化浸染效应的影响，而年龄较大的更容易受到流出地文化继承效应的影响。在新环境中，男性更容易接受新的文化，而女性则更多地保留了原有文化特征。
关键词：文化离婚率婚姻稳定性流动人口
TheInfluenceofRegionalDivorceCultureonMaritalStability:AStudyBasedonTrans-provincialMigrant
Keywords:Culture,DivorceRate,MaritalStability,Migrant
一、引言
二、文化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研究回顾
（一）婚姻稳定性的解释：文化的视角
（二）离婚文化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研究：内在机制
三、从永久婚姻文化到离婚文化：研究背景与假说
（一）我国婚姻文化的变迁
从已有研究可以发现，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离婚文化的快速兴起，并且呈现跨区域蔓延趋势。以此为背景，本研究具体分析离婚文化如何在区域和群体之间传播，区域高离婚率如何影响到个体的婚姻决策。
注：本表为中数据为历年《中国民政统计年鉴》和《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计算的一般离婚率指标，即年度离婚人数与15岁及以上有配偶人数之比。2000年开始，由于人口普查口径的变化，离婚率受影响有所波动。
（二）在中国离婚文化是一种强势文化
“文化一旦产生,立即向外扩散”（季羡林，1997）。在文化的横向扩散过程中，各种文化的影响力会表现出强势或者弱势。人们面临不同的文化时，更容易选择强势一方的文化。如果文化之间的力量相差悬殊，弱势的文化一般不会对强势的文化构成威胁，它只能勉强存在或者在于强势文化的抗争中逐渐消亡（塞缪尔·亨廷顿，1998）。自从东西方开始接触以来，西方文化始终都处在一种强势的地位（於兴中，2002）。来至西方的文化思潮催生了我国的社会变革、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同时也对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带来巨大的冲击，尤其是家庭和婚姻文化。纵观中国婚姻史，离婚文化的兴起有两个重要起点，一是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二是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可见，中国离婚文化的兴起，明显是受到西方外来文化的影响。
可见，在当前的中国社会中，离婚文化相对于传统的永久婚姻文化是一种强势文化。离婚文化是群体的社会生活方式与个人信念以及偏好之间互动的结果，也可能是某一地区或群体所共同持有的社会习俗和个人信念（Greif，1994）。任何文化都存在于特定的时空中。我们基于我国不同区域间的婚姻文化和离婚率差异，利用人口的大规模跨区域流动来识别离婚文化对人们婚姻稳定性的影响。我们认为，从高离婚率地区流出的人，即使是进入低离婚率地区，仍将会保持较高的离婚风险；从低离婚率地区流出的人，进入高离婚率地区，也会有较高的离婚风险。
（三）离婚文化影响婚姻稳定性的继承效应和浸染效应
我们引用费尔南德斯的文化理论作为参考的框架，认为在理论上文化兼具继承性和浸染性特征，继承性使得群体或个人的文化特质具有一定的稳定性，浸染性使得人们的文化特质在不同环境中不断变化。对于流动人口来说，所接触的文化可以进一步区分为两种，一种是旧有的伴随着个人成长而浸染其中的文化，一种是新进入或者新获得的不同于以往的文化。流出地的离婚文化，对于流入到外地的人依然有着持续的影响。我们将此称为离婚文化的继承效应。离婚文化不仅可以基于家庭在代与代之间传承，也会在人与人之间横向传播，比如人们会根据社区和朋友的婚姻模式或婚姻观念调整自己对婚姻的理解。从低离婚率地区流入到高离婚率地区，受流入地离婚文化的影响，人们的离婚风险也会上升。我们将此称为离婚文化的浸染效应。基于此，提出两个平行假说如下：
假说1a：流出地离婚率对跨省流动人口的离婚概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假说1b：流入地离婚率对跨省流动人口的离婚概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离婚文化对婚姻行为的影响，还会因个体的年龄和性别不同而有所不同。一般来说，年轻人更容易受到婚姻外异性的吸引，也更容易接受新的婚姻观念。而年龄较大的人，一方面传统的永久婚姻文化积攒的更多，另一方面他们在流入地的婚姻市场上面临的诱惑相对较少。
假说2a：相对于年龄较小者，流出地离婚率更容易影响年龄较大流动人口的离婚概率
假说2b：相对于年龄较大者，流入地离婚率更容易提高年轻流动人口的离婚概率。
离婚文化对婚姻中夫妻双方的影响可能会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当前依然是男性主导的社会，在新的环境中男性更容易受到婚外女性的诱惑。结婚后，女性的生活重心偏向于家庭，而已婚男性相对于单身男性，更可能在事业上获得成功，比如更高的职位和收入（Bernard，1982），对异性的吸引力也会有所增加。在社会上，离婚对女性的负面影响更大，因此女性相对于男性在离婚态度上更为保守一些。男性更容易接受新环境中的离婚文化，而原有的文化特质在女性身上具有更高的稳定性，她们更容易受流出地离婚文化的影响。
假说3a：流出地离婚率对女性跨省流动人口的离婚概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假说3b：流入地离婚率对男性跨省流动人口的离婚概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三、实证策略与数据选择
（一）实证策略
在以往文献中多使用流行病学分析方法，选取第二代移民而不是第一代移民来识别文化的影响，以避免移民在流入地的语言障碍以及制度环境的差异（Fernández&Fogli,2009）。在本研究中我们选取国内跨省流动人口，同样具有相同的制度环境，也不存在语言交流问题。已有研究显示，人们在离婚前的迁移，并没有基于离婚风险的区域偏好和迁移选择（Boyleetal.，2008），也就是他们在做迁移决策时，从离婚的角度来看迁移到某一区域是相对随机的。但是从不同文化区域迁出的流动人口迁入同一区域，会同时受到流入地某种离婚文化的影响；从同一文化区域迁出的流动人口，具有基本相同的社会化过程，他们流入到不同的区域（类似于随机分布到不同的区域），会受到不同区域的离婚文化的影响（见图1）。这种影响效应估计类似于双重差分的方法。
借鉴弗塔多等（2013）的思路，对估计方程设定如下：
省级区域一般离婚率测算公式如下：
本研究使用数据来自于国家卫生计生委流动人口管理司进行的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该调查采取分层、多阶段、与规模成比例的PPS抽样方法，覆盖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调查对象为在流入地居住一个月以上、没有本地户口的跨区县流动人口。从2010年预调研开始，目前已经完成2010-2016年7轮调查，每年调查在县区层面随机轮转。各地市负责编制被选中的社区或村的100名合格对象名单，然后随机抽取20人进行访谈，每一户只抽取一名15-59岁流动人口。每年抽取样本15万左右。本研究使用调查模式进入成熟阶段的2013年、2014和2015年的数据。
1982年、1990年、2000年和2010年离婚率数据分别来自第三、第四、第五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10-2016年离婚率数据来自历年《中国民政统计年鉴》。各省2015年人均GDP、利用外资规模、互联网普及率和人口出生率等数据来自2016年《中国统计年鉴》。各省2015年市场化指数根据王小鲁、樊纲撰写的《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6)》整理。
注：图中白色条状图是全部跨省流动人口样本(240306个)在各省的比重，黑色条状图是依据研究设计筛选之后的48864个研究对象样本在各省的比重。
表1变量设置与样本统计
变量
变量描述
样本量
婚姻状态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南湖校区）-文泉楼北楼334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