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面对婚姻，年轻人在忧虑什么
2021年5月20日，有上海最“甜”马路之称的甜爱路上，不少情侣专程前来打卡。王冈摄/光明图片
编者按
中秋、国庆，连着两个节日，26岁的小顾都被妈妈催婚了：“你怎么还不谈恋爱？跟你同龄的人都恋爱结婚了，有的孩子都会打酱油了，你还不紧不慢的。别挑来挑去，最后只能挑别人剩下的。”小顾过节的好心情一落千丈，跟妈妈争吵起来：“非要把我说得那么不堪吗？身边很多人跟我一样，都没谈恋爱。想什么时候恋爱和结婚是我的自由，不要再催我了！”
这样的催婚在许多家庭不断上演，成为两代人冲突的一大主题。这也反映出随着时代变迁，青年的婚恋态度已发生较大变化。出生于1995—2009年间的青年，作为“互联网世代”，他们的婚恋观是怎样的？面对婚姻，他们在忧虑什么？
1、恋意愿成青年婚恋观一大特征
“结婚这件事，父母比我更急，老催我，催得我都从家里搬出来了。”
“我还没享受够单身生活，想先把工作搞好，再买套自己的房子，结婚的事之后再说。”
“我不想将就，但是想找一个合适的人结婚挺难的。”
“我还没有正经谈过一个对象，影视剧和社交媒体对我的择偶观影响比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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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是一件人生大事，“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是我国传统的婚姻价值观。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徘徊在婚姻殿堂之外，结婚年龄的推迟、青年的低婚恋意愿（不想恋爱/结婚，不确定会不会恋爱/结婚）已成为全社会的隐忧。
调研中，对“你将来会谈恋爱吗”的问题，12.8%的青年选择“不谈恋爱”，26.3%的受访者表示不确定。对于“你将来会结婚吗”，25.1%的青年选择“不确定”，8.9%的青年选择“不会结婚”，即有34%的青年不再认为结婚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此外，有近三成受访青年从未谈过恋爱。
调研发现，作为未来10年结婚的主力军，“Z世代”青年结婚意愿呈现下降趋势。联合国人口司发布的世界婚姻数据预测，到2030年，我国20~29岁处于婚姻状态的人群比率为69.2%，将比2013年下降8个百分点。
进一步分析发现，女性的结婚意愿明显低于男性。女性表示“不结婚”和“不确定会不会结婚”的人数占43.92%，比男性多出19.29%。女性表现出更加强烈的婚姻犹疑态度。而在对恋爱态度的调查中，并未发现这种性别差异。这说明在婚姻这件事上，女性的态度更加谨慎。
经济发达地区青年选择“不会结婚”的比例占14.4%，比小城市青年高出7.7个百分点。这说明经济越发达，主动选择单身的人越多。一项统计数据表明，我国结婚率最低的省份是经济较为发达的上海市和浙江省。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低婚恋意愿的青年人群还可能继续增加。
2、婚恋意愿青年，他们在想什么
被现实障碍所困的“忧婚族”。一位受访青年说：“在大城市，年轻人只有两类，有房的和无房的。无房的人怎么能拥有美好的爱情呢？”这句自嘲，代表了一部分“忧婚族”的心理。这些青年因现实中较高的婚育成本而感到忧虑和无助，进入婚姻的意愿无形中受到抑制。中国人一向追求安居乐业，婚房成为当下一些人眼中结婚的标配，房产压力成为青年选择婚姻时的一大障碍。中国青少年研究会一项针对北京青年的调查显示：在有恋爱对象而未婚的青年中，双方均无房产的比例为64.62%。本次调研显示，在影响结婚意愿的原因中，青年选择“结婚的经济成本太高”的占46%。另外，选择“生育养育孩子成本太高”的占56.2%，位列影响结婚意愿的第二位。对生育养育成本的忧虑，让很多年轻人对婚姻望而却步。“结婚？要考虑彩礼、酒席、房、车、孩子，这八个字就把我难倒了。”网友戏谑的发言道出了这些“忧婚族”的忧虑。
3、什么让年轻人在婚姻殿堂前徘徊
基于个体主义价值观，部分青年过于重视对个人价值感的追求。个体主义最大的表征是期望“为自己而活”。“Z世代”青年深受个体主义影响，他们注重自我的情感认知、心理体验、精神需求和价值实现，不仅个性鲜明，而且自我意识凸显，独立性更强。在个体主义价值观导向下，这些青年在婚恋中的独立意识更强，注重自我感受及自主选择。如果婚姻不能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或者影响到个人自我价值的实现，他们就不愿意接受和选择婚姻。
基于互联网碎片化认知，部分青年对婚恋产生灾难化思维。互联网信息的海量化、碎片化特征，导致深度思维能力弱化，鉴别信息能力下降，容易形成对事物的知觉偏差和刻板印象。伴随互联网的发展和普及成长起来的“Z世代”青年，其对于婚恋的认知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网络。他们零散化和非系统的婚恋知识、碎片化思维一旦与生活中的负面经验、大众传媒中的负面报道耦合，就会形成对婚恋的非理性、灾难化思维，进而出现“恐婚”现象。
基于“宁缺毋滥”的择偶观，部分青年对婚姻匹配存在过高期待。择偶匹配难是青年“不确定”是否结婚的首要原因，除了上述客观原因，对合意配偶的过高期待是青年婚恋意愿低的内在主观因素。很多青年对择偶持有理想主义的态度，而当预期与现实出现落差时，就会哀叹：“找到合适的太难了！”他们既注重“门当户对”，也注重“内在匹配”；既要求物质基础，也要求三观契合；既要求“颜值担当”，又盼望“有趣的心灵”。这种“宁缺毋滥”的择偶观造成了他们对伴侣的期待过于理想化，从而可能错失最佳恋爱结婚时机。
基于“母职惩罚”，部分女性对婚姻产生抗拒与犹疑。伴随着城市化和市场化进程，女性同样面临激烈的职场竞争。然而，以家庭为主的子女照料模式和不够完善的社会公共服务体系，使得女性不得不直面由于“母职文化”和职业歧视而造成的“母职惩罚”。“母职惩罚”即女性因为母亲角色而遭遇的求职、工作评价、薪资、晋升机会等方面的负面影响。调研发现，女性不想结婚的首要原因为“不想生孩子”（占比为68.83%），对生育的犹疑成为女性不婚的客观障碍。另外，随着主体性不断彰显，许多女性青年逐渐突破传统性别文化的藩篱，重新界定性别角色的时代意蕴，以保持单身来表现对传统性别角色和“母亲角色”的抗拒。
4、何让年轻人“能恋”“想婚”“敢婚”
提升个人婚恋素养，使“未恋”的人“能恋”。对于“懒婚族”来说，不仅要在经济上实现独立，更要从心理上真正“断乳”，走出舒适圈，才能为寻求亲密关系腾挪出心理上的空间，从而激活进入恋爱和婚姻的动力。同时，积极开拓人际交往圈子，丰富业余生活，主动学习与异性沟通的技能技巧。对于“恐婚族”来说，要理性看待直接或间接的负面婚恋经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总结失败经验，改变对婚姻“糟糕至极”的思维和认知，消除恐惧心理。对于“忧婚族”来说，要设置合理的自我期许和择偶标准，不跟风、不攀比，摆平心态，立足现实，重视婚姻对双方精神滋养的价值，如重视双方价值观的契合、兴趣和性格相投等标准，勇敢追寻属于自己的美好爱情。
构建“婚恋友好型”的环境，让“想结”的“能结”。一是由宣传部门组织推动媒体、文艺社团、文化公司等打造积极向上的婚恋家庭文化精品，组织进行最美家庭、最美夫妻等评选活动，将美好爱情、幸福家庭的图景具象化，唤起青年基于婚姻家庭幸福的积极情感体验。另外，在全社会大力提倡文明简约的“新婚俗”，让恋爱婚姻摆脱功利化色彩和不良习俗的裹挟，让全社会以“缔结婚姻=经济索取”为耻，让青年摆脱“没房的人没资格谈恋爱”的内外压力，重归“两人携手，白手起家”的美好图景。
二是发挥群团组织的优势，整合民政部门、市场机构、社会公益组织等平台资源，建立健全婚恋交友信息的大数据平台，探索开发具备信息收集、科学匹配等多功能的移动互联交友平台，打造一批成本低、可及性强、信任度高的公益婚恋服务品牌，提供专业化、精准化的婚恋服务。
三是政府要加强以“婚恋友好”为宗旨的制度设计，制定针对适婚青年的公共性租房和购房优惠政策；企事业单位要严格保障职工的劳动权益，反对职场过度加班文化，保障职工的休息权和休闲空间；单位工会、共青团组织可积极组织青年交友联谊活动，丰富青年的休闲文化生活。
以生育配套政策和服务为保障，让“怕生”的“敢结”。一是提供“买得起”“买得到”“买得安”的普惠托育服务。建议中央层面加强顶层设计，出台政策支持清单，采取托幼一体、社会机构举办、用人单位自办、社区嵌入等方式，构建多元化、多层面的普惠托育服务体系。系统化培养托育从业人员，为托育服务提供优质人才支撑。政府和行业协会做好从业人员的培训工作，不断提高从业人员职业认同感。有关部门加强对托育服务机构的资质认定与备案管理制度、信息公开制度、质量监管与评估制度的完善与实施。
三是推进家庭教育指导，塑造科学理性的养育教育观。通过宣传教育、家长课堂等途径，积极宣传新型人才观和新型家庭教育理念，反对过度精细化、攀比型教养和教育，杜绝教育中的“抢跑”现象，降低养育成本和教育焦虑。
（作者：共青团中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课题组课题组成员：琚晓燕、姜振华、李燕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