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通常被视为缓冲社交压力的避风港，但目前关于社交焦虑影响线上社交效果具体途径的研究尚缺乏更深入的探讨。本研究以超人际模型为理论视角，将具有丰富社交功能的网络表情符号纳入社交焦虑者的线上交流过程进行考察。研究发现：社交焦虑显著正向预测交流可控感；网络表情符号使用在社交焦虑与交流可控感、自我表露以及友谊形成之间起到中介作用。总之，社交焦虑者通过对网络表情符号的使用获得了“社交补偿”，后者是社交焦虑者重要的“社交补丁”。
01
研究缘起
02
研究假设的提出
（一）社交焦虑与线上交流效果
超人际（hyperpersonal）模型为解释社交焦虑者如何通过CMC弥补社交能力缺陷提供了一种理论解释：CMC渠道可以降低他人对社交焦虑者焦虑程度的感知，它所营造的与现实隔绝的环境遮掩了一些无意识的线索（involuntarycues），从而使得社交焦虑者不愿意被发现的一些紧张表情、不自然的肢体动作、眼神回避、卡壳等也能一并得到很好的掩护，为缓解感知面子威胁（perceivedfacethreat）、提升社交信心以及沟通满意度提供了良好的社交环境。总之，CMC有助于提升实现特定人际沟通目标的能力（High&Caplan，2009；Walther，2007；Walther，1996）。
（二）网络表情符号的中介效应
在超人际模型视角下，CMC在为社交焦虑者隐藏“社交短板”的同时，也降低了为管理这些不受欢迎的言语（verbal）与非言语行为而消耗的认知资源（cognitiveresources），使得社交焦虑者更多地将认知资源用于讯息构成上。在讯息的编辑、修改甚至是撤回上的主动权，为社交焦虑者选择性自我呈现提供了便利，使其能更好地服务于期望印象的形成、关系的发展（Walther，2007；Walther，1996）。虽然该模型并未将网络表情符号纳入交流内容进行考察，但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释：选择性呈现的讯息往往是一种“趋好避坏”的内容，对社交焦虑者来说，网络表情符号就是掩盖社交技能缺陷的选择性“包装”，它可能为实现更好的线上交流效果提供了一种低成本的情感语用工具，即社交焦虑者选择性呈现的讯息中可能会更依赖网络表情符号，进而对交流可控感、自我表露和友谊形成产生影响。虽然超人际模型并未直接为网络表情符号作为中介变量提供理论基础，但这一中介链条依然可以在以下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得以呈现。
综上，社交焦虑会影响网络表情符号使用，且网络表情符号使用也可能造成对交流可控感、自我表露以及友谊形成的影响。
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2a：网络表情符号使用可能在社交焦虑与交流可控感之间起中介作用；
H2b：网络表情符号使用可能在社交焦虑与自我表露之间起中介作用；
H2c：网络表情符号使用可能在社交焦虑与友谊形成之间起中介作用。
03
研究方法
（一）样本与数据收集
本研究的数据通过问卷星的样本服务以简单随机抽样方式获得，该平台拥有超过260万的样本库成员，性别、年龄、身份构成等人口变量构成多样。在不限定人口变量的条件下，平台向样本库成员发出问卷填写邀请。本次问卷发放共回收600份问卷，经过陷阱题测验以及人工筛查，获得有效问卷485份，有效率为80.83%。样本遍布全国28个省级行政区，东部地区占比51.57%，中部地区占比24.02%，西部地区占比18.50%，东北地区占比5.91%；女性占比59.30%，男性占比40.70%；年龄范围为18-58岁（平均29.97岁）。
（二）变量的测量及其信效度的检验
自变量。社交焦虑的测量通过社交焦虑量表（SocialInteractionAnxietyScale，SIAS）完成，它侧重于反映与他人交往的情景下人们的焦虑程度（Mattick&Clarke，1998）。该量表由19个题项（α=0.930）组成，包括“如果必须和权威人士（老师、老板等）面对面交谈，我往往会感到紧张”、“对我来说，和别人的眼神交流是有困难的”、“我难以和同事/同学自在地相处”、“当一个不太相熟的人迎面向我走来时，我不确定是否要与他/她打招呼”、“聚会时，我与他人的交往往往很自在（反向计分题）”等。采用5级李克特量表（1=完全不符合，5=完全符合）要求被试者根据题项所述内容与自身情况的符合程度进行打分。分值越高，表明社交焦虑感越强。
中介变量。网络表情符号使用的测量借鉴了Gesselman与Garcia（2019）、Prada等人（2018）的题项设计，并参考一种将自我报告评估（self-reportedassessments）题与李克特量表题结合的方法（Ellison，Steinfield&Lampe，2007），改写出3个题项（α=0.672），分别为一道自我报告评估题：“在日常线上交流中，你的网络表情符号使用频率为（1=从不使用，2=偶尔使用，3=经常使用，但不会为每一条消息都搭配网络表情符号；4=总是使用，几乎会为每一条消息都搭配一个网络表情符号；5=重度使用，几乎会为每一条消息都搭配一个以上的网络表情符号）。”两道5级李克特量表（1=非常不同意，5=非常同意）题：“网络表情符号已经成为我日常网络交流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没有网络表情符号，我在网络上的交流将很难进行”。本研究中所指的网络表情符号包括颜文字、小黄脸（或emoji）以及表情包，在问卷中均有详细说明和图例。由于自我报告评估题的测量尺度与李克特量表相同，因而直接对3个题项进行加总后求其均值。
探索性因子分析的结果显示，KMO值为0.894，Bartlett球形检验显著[χ2（df）=4080.841（630），p=0.000<0.001]，表明数据适合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通过主成分法提取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并使用最大方差法进行旋转，各题项在所属因子上的载荷均高于0.6，且不存在过大的交叉载荷（<0.4），因子结构清晰。
04
数据分析
通过SPSS23.0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和部分回归分析，使用Hayes开发的Process程序（V3.3）的Model4，通过Percentile估计法在95%的置信区间内进行5000次的Bootstrap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
（一）描述性统计
（二）中介效应分析
有研究表明，网络表情符号的使用、自我表露受到性别、年龄的影响（Fullwood，Orchard&Floyd，2013；Oleszkiewiczetal.，2017；Peter，Valkenburg&Schouten，2005；Pradaetal.，2018；Punyanunt-Carter，2006；Witmer&Katzman，1997），故将其作为控制变量放入模型。
1.以交流可控感为因变量的中介效应分析
当因变量为交流可控感时（见表2），在方程1中，社交焦虑对交流可控感起着显著正向预测作用，在方程2中，社交焦虑对网络表情符号使用同样起着显著正向预测作用，在方程3中，网络表情符号使用对交流可控感起着显著正向预测作用，社交焦虑对交流可控感的影响仍然达到了显著性水平。结合中介效应的Bootstrap结果（见表3），可知网络表情符号使用在社交焦虑与交流可控感之间的间接效应占比为32.36%，该间接效应的BootSE为0.032，其Bootstrap95%置信区间为[0.008，0.132]，不包含0，表明网络表情符号使用在社交焦虑与交流可控感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换言之，社交焦虑不仅直接影响交流可控感，还可以通过网络表情符号使用对交流可控感产生间接影响。
2.以自我表露为因变量的中介效应分析
3.以友谊形成为因变量的中介效应分析
当因变量为友谊形成时（见表8），在方程1中，社交焦虑对友谊形成的负向预测作用显著，在方程2中，社交焦虑对网络表情符号使用同样起着正向预测作用，在方程3中，网络表情符号使用能正向显著预测友谊形成，相反，社交焦虑显著负向预测了友谊形成。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网络表情符号使用在社交焦虑与友谊形成之间的间接效应占比为18.64%，BootSE为0.024，其Bootstrap95%置信区间为[0.007，0.099]，不包含0，表明中介效应显著（见表9）。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社交焦虑对友谊形成的直接效应为负值，与间接效应的正值不同号，导致了总效应绝对值低于预期的遮掩效应的出现。这表明社交焦虑负向直接影响友谊形成，但社交焦虑者提升网络表情符号使用水平时则将对友谊形成产生正向影响。
05
结论
（一）网络表情符号使用在社交焦虑与交流可控感之间的中介效应
研究结果表明（见图1），从直接效应来看，随着社交焦虑水平的提升，用户的线上交流可控感也越高，这与以往的研究结论一致（Greenetal.，2016；Pierce，2009；Peter&Valkenburg，2006）。更重要的是，从间接效应来看，社交焦虑还通过网络表情符号的使用对交流可控感产生了间接影响。首先，社交焦虑是网络表情符号使用的重要预测因素。这说明社交焦虑者虽然社交技能上存在一定缺失，但在线上社交过程中更善于用网络表情符号作为补偿。其次，在人际和谐管理框架下，网络表情符号承担了开启、维持、结束对话的会话管理功能，并通过对轻松、友好交际氛围的营造使人们能更好地适应与融入社交场合（Sampietro，2019；Hsieh&Tseng，2017；Kaye，Wall&Malone，2016；Kelly&Watts，2015；Huang，Yen&Zhang，2008）。因此，社交焦虑者能够通过提升对网络表情符号的使用水平，进而增加在线上社交中的交流可控感。
（二）网络表情符号使用在社交焦虑与自我表露之间的中介效应
研究结果显示（见图2），虽然社交焦虑可以对自我表露深度、广度没有产生显著的直接效应，但社交焦虑通过网络表情符号使用对两者产生了间接效应，即社交焦虑并没有直接预测自我表露程度，而主要是通过对网络表情符号的使用间接影响自我表露程度。其间接效应值在总效应中的占比分别为78.31%（深度）、50.47%（广度），可见其中介效应量处于较高水平。这意味着对表情符号的使用是社交焦虑者提升自我表露的重要途径。
对于直接效应，与之前的猜想不同，本研究发现社交焦虑对自我表露深广度的预测并不显著，该结论得到了一些研究者的支持，他们发现社交焦虑与脸书上的自我表露无关（Greenetal，2016；Weidman&Levinson，2015）。虽然直接效应不显著，社交焦虑通过网络表情符号影响自我表露深度、广度的间接效应却显著。如前所述，社交焦虑是网络表情符号使用的重要预测因素。同时，鉴于网络表情符号在“传情达意”上的突出优势，使得对网络表情符号的使用成为提升自我表露深度、广度的有效手段，用户将更主动地袒露自己的内心感受、担忧以及个人私事，谈论的话题也变得更丰富多样。总之，社交焦虑者能够通过提升网络表情符号的使用水平，进而从深度、广度层面增进自我表露行为。
（三）网络表情符号使用在社交焦虑与友谊形成之间的中介效应
如前所述，直接效应（c‘）与间接效应（ab）异号意味着遮掩效应的出现，回顾研究结果可以发现（见图3），社交焦虑将负向预测友谊形成；但社交焦虑通过增加网络表情符号使用水平以促进友谊形成，提示了遮掩效应的出现。
对于直接效应，研究结果与猜想不同，线上交流并不能促进高社交焦虑者积极交友，相反，社交焦虑程度越高，线上交友行为越少。以往研究也有类似结论，如社交焦虑程度高的人脸书朋友数量更少（Weidman&Levinson，2015），内向的人更少在网络中交友（Peter，Valkenburg&Schouten，2005）。然而在间接效应中，当加入网络表情符号使用这一中介变量之后，效果却发生了反转：社交焦虑者通过网络表情符号使用形成了更好的友谊形成效果。正如前文所述，社交焦虑是网络表情符号使用的重要预测因素。同时，网络表情符号使用有助于个性化的表达（Zhou，Hentschel&Kumar，2017），在加速情感共识的形成和提升沟通乐趣的过程中，促使友谊更快形成与发展（Huang，Yen&Zhang，2008）。换言之，网络表情符号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桥接的作用，即社交焦虑者将通过提升对网络表情符号的使用水平，从而更积极进行网络交友，扩大社交网络。
综上，研究假设H1a、H2a、H2b、H2c得到支持，表明社交焦虑可以正向预测交流可控感；而网络表情符号在社交焦虑与交流可控感、自我表露以及友谊形成之间均起到了中介作用。可见，网络表情符号是社交焦虑者线上交流时十分重要的“社交补丁”。
06
讨论
本研究考察了社交焦虑者如何通过网络表情符号影响线上交流效果的过程。结果表明，社交焦虑虽然可以正向预测交流可控感，但与自我表露无关，更不能达到预期中的友谊形成效果。这与超人际模型对CMC能为社交焦虑者克服社交障碍提供益处的基本猜想并不完全一致。换言之，CMC所能提供的庇护仅限于为社交焦虑者提供更有安全感的社交体验，而并不能更进一步地促进线上交流中的自我表露，甚至在友谊形成上出现了负面效果。相较之下，当网络表情符号加入这一过程成为其桥梁时，超人际模型的猜想则得到了全面支持，即社交焦虑者通过对CMC中重要的非言语线索替代——网络表情符号的使用更好地激发了社交潜能以及实现了人际交往目标。可见，网络表情符号是形成全面超人际效应的重要近端要素。总之，本研究一方面基于超人际模型的基本假设进一步分析了CMC渠道为社交焦虑者“社交赋能”的效应程度与范围；另一方面则通过探讨特定的语言情感工具如何参与用户线上的社交体验与管理过程，进一步细化了超人际模型构建的线上社交链条，探索了相对受到忽视的网络表情符号对于信息发送者的社交意义。
超人际模型还为研究的继续深入提供了启发。有研究者发现，个体在网络中对自己故事的构建上的系统性差异可能会导致他们自我认知的改变（Gonzales&Hancock，2008）。研究者要求实验参与者以一种会让别人认为他们有着外向或内向的人格特质方式写下他们的经历并将其发布到博客上，后续的测试显示，参与者对自己外向或内向的感知分数也发生了显著的不同，这意味着如果按照某种期望的“人设”来经营线上的自我，很可能会产生对这一“人设”的认同。研究者将这种现象称之为“认同转换”（identityshift），它提示了选择性自我呈现对个人自我的转变的强大影响。这为本研究提供了一个继续深入的视角：社交焦虑者能否通过对网络表情符号的使用形成对自己“善社交”的认同，并进一步为其现实中的社交提振信心，缓解社交回避、退却的负面影响，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另外，在社交焦虑者视角之外，还可以从社交焦虑者交流对象的他者视角出发，通过控制实验方法评价网络表情符号的“补丁”效果。这些探讨将为我们更细致地呈现CMC线索使用细节、功能及其潜在的长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