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尚君先生之命和上海古籍的邀请，在《唐五代诗全编》全书发行前，我曾两次参加了座谈活动，作了两次粗浅的发言。前者以三人谈形式发表于《中华读书报》，我所讲的题为《成如容易却艰辛》（2023年8月31日）；后者以《不只是“全唐诗的升级版”》为题发表于《中华读书报》（2024年1月20日）。有关公号多有转发。今年上海书展获得第一册赠书，回校后认真拜读了长篇前言和凡例，感佩之情充盈于心，获益之多自不待言。所以参加今天的研讨会，首先还是要向尚君先生致敬、致谢，祝贺尚君先生为中国文学研究作出的巨大贡献，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作出的巨大贡献！
作为尚君先生唐诗纂辑著作最早的责任编辑，从1986年接手《全唐诗补编》责编工作起，我在工作中学习，在书稿中体会，逐渐走上唐诗文献研究的道路，完成了敦煌诗歌的辑校整理。我曾在多个场合说过，是《全唐诗补编》的责编工作，引导我去普查敦煌写本，辑录研究敦煌写本唐诗。虽然复旦大学不会给我文凭，但尚君先生确确实实是我的老师。追随尚君先生学习垂四十年，最后稿子跟丢了，没能在中华书局出，十年来我一直感到遗憾，但看到上古同行的努力，把这么大的书出得这么好这么精，特别高兴，同样要向上古的通行致敬、致谢！
今天选择讲这个题目，除了读尚君先生巨著的感受之外，还受到另一本小书的触动，这本书是倪健的《有诗自唐来——唐代诗歌及其有形世界》（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这本书的主旨是鲜活再现诗歌在唐朝的生产与流通，既使用了大量写本资料，也包括唐人诗集、文集和诗歌本事，重构了诗歌生产与流传的物质背景。宇文所安教授为本书作序，序中说：
它让我们对唐诗文本的源起和流传产生一种鲜活的体认，也让我们看到，在唐代，人们如何整理、构思和安排知识的，它提醒我们，唐诗从它的众多源头到今天奇妙地出现在我们的电脑和手机屏幕上，经历了多么漫长的路程。我们必须记住，我们生活在一个物质的世界中。
我整理过全部敦煌诗歌，整理过程中，我感到敦煌诗歌写本的两个特征——相对于刻本时代的典型写本时代的特征，相对于经典文本的典型民间文本的特征。但是因为传统文献学追求还原作品原貌的原则，我的整理目标自然还限定在广搜敦煌写本、广校传世文本，以写定每一首诗歌文本为目标。我意识到了敦煌诗歌写本的原生态认识价值，但无力进行新的研究和呈现。
在这篇序中宇文所安教授还说：
一首诗在一个完全依靠手和笔的世界里所开始的最初的旅程，……这些诗是如何来到这里的？我们可以从一个版本追溯到另一个版本，有时可以上溯到宋代，但它们刚离开家时的路程是怎样的？
以我1986年以来追随尚君先生以及对他工作方式和学术追求的体会，在前两次座谈《唐五代诗全编》的时候，我谈到几点认识，归纳起来就是两点：一、体大思精，是以唐诗汇编为依托的一代文学总库；二、《全编》完整呈现了唐诗产生、传播和接受的全过程，不只是“全唐诗的升级版”。兹再做申说：
《唐五代诗全编》体大思精，体现了多方面的学术追求。“体大”不能简单以篇幅大来理解，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唐诗基本文献的数量巨大；唐诗研究学术史信息量巨大；诗人诗作数量巨大。多方面的学术追求，则充分体现在全书结构和体例的设计之中，至少有以下四个突出方面：总集编纂的求全与求真；诗人传记的刷新；诗歌文本的溯源；诗歌本事的附录。因此我认为《唐五代诗全编》是以唐诗汇编为依托的一代文学总库。所以我不赞同尚君先生和出版社用“清编《全唐诗》升级版”来定义《全编》。我认为清编《全唐诗》作为一代诗歌总集，主要完成了网罗放逸的目标，就此而言1992年出版的《全唐诗补编》已基本实现了升级版的目标。
我今天的发言要指出，“回到唐人的立场，还原唐人作品的原貌”，尚君先生一再阐明的《全编》追求，也需要补充完整。就我看来，这只是前半句话。完整言之，《全编》的追求应该包括“讨原”和“溯流”两个层面。《全编》的体例安排，除了要为每一首诗找到最早的文献源头，还对从唐到宋元明清各代的文本演变作逐一的记录，体现或者说强化了一种学术理念——全景式、全方位、多层次的呈现唐诗的原貌和流变。一首诗、一句诗，见于本人文集、后人所编选集总集，见于诗话笔记类书，见于题壁石刻……诗在流传中的每一个着落点，都被记录。这是一个超越前人、突破作家作品藩篱的编纂体例，所以清编《全唐诗》的文本可以说是静态的，而《全编》的文本是动态的；清编《全唐诗》是固化的文本，《全编》是活化的唐诗生态。回到我的题目，我认为尚君先生以其“讨原”与“溯流”兼具并重的理念与实践，使《全编》完整呈现了唐诗产生、传播和接受的全过程，将提供唐诗研究更多新的支点。
《唐五代诗全编》“讨原”和“溯流”兼具并重的理念与实践，给我们的启示，不但涉及到唐诗研究，还涉及到文学古籍整理的方式与目标。“讨原”和“溯流”兼具并重，启示我们当下的文学古籍整理和研究，可能要面临一个目标转折，即从“建立一个最终文本”转向“重建文本形成过程”。绝大多数的文本在流传中都会发生各种变异，这是我们需要校勘的原因；每一种变异的文本都可能有它独立的影响，也就是说每一个文本都有它的传播史和研究史。而仅仅回到“作者”文本“原貌”，消除了传播中的文本变异；仅仅依靠一个最终文本（所谓的“作者”文本“原貌”），我们对这个文本的流传和影响将一无所知，有时候反而可能会被误导。基于以上的认识，我认为即使不能夸张地说目标的转向，但起码是一个重要的选项。
中国史撰传统的悠久，常被认为是中国史研究的优势所在，其实未必如此。中国传统史学反映的面相往往狭窄，而且是意识形态塑造下精心编织而成的产物，书写越有条理，内在逻辑越是一致，离真实情况也常常越远。如果想要了解中国基层社会实际是如何运作的，就必须穿透官修史撰所造成的那面宏大而单一的织物，因此具有原始资料性质的敦煌吐鲁番文书是极少数能真正辅助我们窥见当时社会图景的窗口。
穿透传统屏障，窥见当时社会图景。这段话是针对中国的史撰传统说的，借用来说中国文学和研究，也具有同样的意义。
再移过来看唐诗和唐诗研究，我们不妨说，唐诗在康熙四十五年（1706）就被以《全唐诗》的形式固化了，三百多年后，《唐五代诗全编》以他独特的学术追求和编纂实践，必将指引并开拓出唐诗研究的新方向、新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