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是意大利来华传教士利玛窦逝世四百周年，以利玛窦东来为标志，本年是西学东渐四百年祭。这是中华民族在严峻的挑战中磨练和提升文化生命力的四百年。这是中华民族在西方文明的碰撞中，虽然中间插入一个清朝康乾盛世，实际上在世界竞争中走了一条W型的曲线而逐渐衰落，终至全面复兴的四百年。历史将自己的意义写在举世瞩目的沧桑巨变中，历史不会忘记，中国是在上海世博会的灿烂阳光下进行这“西学东渐四百年祭”的。
四百年一头连着利玛窦来华，一头连着上海世博会开幕，构筑起一座巨大的历史拱门，展示了中华民族艰难曲折又可歌可泣的历程，敞开了中华民族元气充沛又鹏程万里的天空。有意思的是，行程中间有一座碑，是出现在康乾盛世的《四库全书》。利玛窦遭遇《四库全书》，这一历史事件告诉人们，四百年变迁的一个关键是中西文化的对撞、互渗、选择和融合。
一、四百年祭之三维度
1582年澳门窗口就放进了一个中西文化初恋期的情人利玛窦，为中国文化注入了一种异样的色彩。300年后，郑观应《盛世危言》从商业富国的理念出发，主张“设博览会以励百工”，是从民族振兴的角度倡导上海办世博会的第一人。
利玛窦的价值在哪里？在于他是这四百年之始携西学入华，进行中西文化对话的标志性的第一人。利玛窦1582年8月7日进入澳门,1610年5月11日病逝于北京,万历皇帝御准葬于北京阜成门外二里沟坟地（今北京行政学院内）。碑铭是“耶稣会士利公之墓”，“利先生讳玛窦，号西泰，大西洋意大里亚国人。自幼入会真修。万历壬午年（万历十年，1582）航海首入中华行教，万历庚子年（万历二十八年，岁杪已是1601）来都，万历庚戌年（万历三十八年，1610）卒。在世五十九年（1552-1610），在会四十二年。”碑文采取汉文与拉丁文并列的方式，象征一位天主教传教士沟通中西文化的身份。
四百年前，利玛窦在中国内地传教交友二十七年，传播基督教文化，学习儒家文化，剃发去髭，换上僧袍，又改穿儒服，愿当中国子民。1592年利玛窦在南昌着手把《四书》译成拉丁文，并加注释。他由此熟悉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人思维和行为方式，证明基督教与儒家有相通之处，盛赞孔子为“中国哲学家之中最有名”者，使其“同胞断言他远比所有德高望重的人更神圣”。正是遵从这么一条入乡问俗、调适传教的温和的文化路线，利玛窦在肇庆被称为“利秀才”，在南昌被称为“利举人”，在北京被称为“利进士”，他的中文修养渐趋精深，获得愈来愈多的体面的认同。他翻译“四书”比王韬1862年在香港协助英华书院院长理雅各,将四书五经译为英文早了270年，成为中西文化缔缘的先驱者。
澳门在十六、十七世纪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圣城”，由于葡萄牙国王握有天主教保教权的缘故而被视为“东方梵蒂冈”，是中国人看取西方希腊、希伯来文化，尤其是文艺复兴早期文化的一个有历史关键意义的窗口。刘熙《释名》说：“窗，聪也；于内窥外，为聪明也。”门是让人出进的，窗打通了大自然与人的隔膜，把风和太阳逗引进来，窗可以说是天的进出口。窗口也可以放进小偷和情人。1582年澳门窗口就放进了一个中西文化初恋期的情人利玛窦，为中国文化注入了一种异样的色彩。
在考察利玛窦与《四库全书》遭遇之前，有必要介绍一下他300年后的一位澳门邻居，也就是清朝末年杰出的维新改良思想家郑观应。郑氏历尽商海风波之后，1884年也就是利玛窦离开澳门进入中国内地302年后，以32岁盛年退居澳门郑家大屋（距离利玛窦学习中文的圣保罗学院一公里外），思考中国的前途和拯救的方法，写成《盛世危言》。书中对利玛窦颇存好感，称说“明季利玛窦东来，徐光启舍宅为堂，有奏留其教之疏，实为华人入教之鼻祖。而明史称其清介，亦未因入教而受贬也”。这里提到的徐光启，是晚明松江府上海县人，60岁后“冠带闲居”故里，著《农政全书》，身后归葬之地称徐家汇。他是得风气之先的上海文明的先驱者，徐氏之汇，汇向今日上海世博会所张扬的“理解、沟通、欢聚、合作”的精神理念。郑观应《盛世危言》从商业富国的理念出发，主张“设博览会以励百工”，是从民族振兴的角度倡导上海办世博会的第一人。
《盛世危言》专设《赛会》章，给中国人的脑筋增加一根世博会的历史和壮观的弦，它交代：“溯赛会之事，创之者英京伦敦，继之者法京巴黎，嗣后迭相举赛，萃万国之精英，罗五洲之珍异……美人赛会于芝加哥，其气象规模尤极天下之大观，为古今所未有……此会拥九州万国之珍奇，备海澨山陬之物产，非此不足以扩识见，励才能，振工商，兴利赖。”写《赛会》之时，适逢1893年美国以“纪念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四百年”为主题，举办芝加哥世博会，盛况空前，其大道乐园启发了后来的迪斯尼乐园，爆米花、蓝带啤酒、口香糖刺激着饮食时尚。其时美国的GDP已超过英国居世界第一，面对一流大国的气象规模，郑观应心存忧患，反省“中国之商务衰矣，民力竭矣，国帑空矣”，进而警醒国人，“欲富华民，必兴商务；欲兴商务，必开会场；欲筹赛会之区，必自上海始”。有意思的是，有美国学者名为“华志建”者，把1893年芝加哥世博会和2008年北京奥运会相比拟，认为那届世博会把世界的眼光聚焦到美国，而这届奥运会使美国人看中国的目光，就像当年欧洲人看美国崛起一样，既震惊又怀疑。这样的话用在上海世博会，更有可比性。
这样，我们就清理出思考“西学东渐四百年祭”的三个维度：一是利玛窦—徐光启—上海；二是利玛窦—郑观应—世博会；另外一个维度就是利玛窦遭遇《四库全书》，这第三个维度具有更深刻的文化内涵和历史教训，它将引领我们走进中国历史命运的深处。
正史对利玛窦的文化使命和文化行为的反应，蕴含着开放意识和儆诫意识的交织，是西学东渐初期根柢深厚的中国正统文化系统的反应。当万历皇帝痴迷西洋“方物”的时候，发展科技和工业的契机，在老大的帝国胖墩墩的嬉皮笑脸下滑走了。
二、把正史的眼光与皇帝的趣味一道反思
那么，历史是怎样记载利玛窦这个文化初恋情人呢？《明史》在《神宗本纪》中只记利玛窦一句话：“（万历二十八年十二月）大西洋利玛窦进方物。”记载是记载了，但是与午门受俘、灾民为盗、群臣请罢矿税并列，并不特别打眼，反而有几分冷漠。冷漠的语言背后，却隐藏着这位传教士文化情人带来什么令人眼睛发亮的定情物（信物）和嫁妆。
然而，利玛窦进贡的礼品所蕴含的科技价值，还是给中国知识界带来了深刻的精神震撼。这位传教士文化情人带来的贡物嫁妆中，最抢目，最使中国士人精神震撼的是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地图取名于《易传》“坤为大舆”，坤为地、为母，为人类驰骋发展的大车，隐喻大地孕育滋生万物。利玛窦所作《万国全图·总论》中说：“地与海本是圆形，而合为一球，居天球之中，诚如鸡子，黄在青内。”它震撼着中国文化精英脑袋里根深蒂固的“天圆地方”的天地模式，使人们猛然惊异于世界之大，有五大洲，中国仅是万国之一，并不等于自己整天盘算着“治国平天下”的那个天下。利玛窦的地球中心说，属于托勒密系统，未能汲取哥白尼学说，但对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已起了颠覆的作用。它将中国画在地图中央，左为欧洲、非洲，右为南北美洲，投合了中国人的中心意识，这种布局在中国地图学中沿用四百年。这种新的世界观给中国知识界敞开了一个无穷的未知空间，长久地刺激着人们的求知欲望，由地理视野转化为一种崭新的文化视野。
《明史》馆臣属于康熙、雍正朝的文士，在其视野中，利玛窦主要给中国带来两样大西洋异物，一是世界地图，打开中国人看世界的视境，但他们还感到“荒渺莫考”；二是带来天主教，虽然个人聪明特达，不求利禄，但其“公然夜聚晓散，一如白莲（教）”，担心造成对中国社会稳定和安全的危害。正史对于西洋天文、历算之学，还是欢迎的，如《明史·天文志》说：“明神宗时，西洋人利玛窦等入中国，精于天文、历算之学，发微阐奥，运算制器，前此未尝有也。”正史对利玛窦的文化使命和文化行为的反应，蕴含着开放意识和儆诫意识的交织，这是西学东渐初期根柢深厚的中国正统文化系统的反应。但是，透过一层思考，这种过分自持的文化反应，无异于以管窥天，难以在科学技术领域掀起轩然大波。人家有巨浪，你却无大波，累之以日月，老祖宗的本钱也会吃光的。“荒渺莫考”的西洋科技和工业，距离17世纪的东方古国似乎太遥远了，只在有限的人群中呈露星星点点，又无国家意志的推助，难以激发整个民族的忧患意识和竞争意识。
三、《四库全书》之“副册”、“另册”——西方文化归入中华文化框架
《四库全书》是以中华帝国官方正统的文化眼光审视利玛窦的传教行为和携带的西洋文化的。当你把别人的文化归档之时，你自身的文化前行的姿态和命运反过来也被归了档。
这里从天文算法类中，选择利玛窦两部书的提要加以考察。其一是《乾坤体义》，属于自然哲学著作。上卷讨论地球和天体构造，以及地球和五星相互关系之原理；下卷列举几何题十八道，用来证明数学图形中间，圆形具有最大的包容性，比一切图形都完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六评述说：“《乾坤体义》二卷，明利玛窦撰。利玛窦，西洋人，万历中航海至广东，是为西法入中国之始。利玛窦兼通中西之文，故凡所著书，皆华字华语，不烦译释。是书上卷，皆言天象，以人居寒暖为五带，与《周髀》七衡说略同。以七政恒星天为九重，与《楚辞·天问》同。以水火土气为四大元行，则与佛经同……至以日月地影三者定薄蚀，以七曜地体为比例倍数，日月星出入有映蒙，则皆前人所未发。其多方罕譬，亦委曲详明。下卷皆言算术，以边线、面积、平圜、椭圜互相容较，亦是以补古方田少广所未及。虽篇帙无多，而其言皆验诸实测，其法皆具得变通，可谓词简而义赅，是以御制《数理精蕴》，多采其说而用之。当明季历法乖舛之余，郑世子载堉、邢云路诸人，虽力争其失，而所学不足以相胜。自徐光启等改用新法，乃渐由疏入密。至本朝而益为推阐，始尽精微，则是书固亦大輅之椎轮矣。”
提要肯定了利玛窦天文算法的简明详实，以及发前人所未发的新颖之处，但这种肯定是有限度的，看不出有多少以西人为师的输诚之心。另一层的意思，反而有些西学中源之意，从大概是汉代的天文算学典籍《周髀算经》，以及宗教文学类的著作中寻找科学的源头，折射了某种“西学东源说”的投影。这种投影在居于《四库总目》子部天文算法类榜首的《周髀算经》的提要中，表现得更为充分，其中提到《周髀》“其本文之广大精微者，皆足以存古法之意，开西法之原”，又说“明万历中，欧罗巴人始别立新法，号为精密。其言地圆，即《周髀》所谓地法覆槃，滂沱四隤而下也。……西法多出于《周髀》，此皆显证，特后来测验增修，愈推愈密耳。”对于传统学术，固然不应数典忘祖，应看到它在古代曾经领先，但是更不能总像阿Q那样得意忘形地夸口“先前阔”，而矮化西方文艺复兴以后的科学技术的进展。尤其应该看到，世代沿袭的正统学术倚重人伦修养，排斥奇技淫巧，从学统和体制上未能自觉地把科学技术的发展置于国策的地位，于此时际反而津津有味地编制尧时畴人传为西学的神话，不知取彼之长补己之短，不知改革为何物，实在令人感到可叹可悲。
其二是《几何原本》六卷，乃是欧几里得《原本》的平面几何部分，利玛窦根据其师克拉维乌斯的拉丁文评注本翻译成中文，1608年刊行。《四库提要》说：“利玛窦译，而徐光启所笔受也。……光启序称其穷方圆平直之情，尽规矩准绳之用，非虚语也。……此书为欧逻巴算学专书，……以此弁冕西术不为过矣。”所谓弁冕，都是古代男子冠名，吉礼戴冕，通常礼服用弁，四库馆臣是把《几何原本》看成西方学术之冠的。徐光启（教名保罗）从一个谙熟“代圣贤立言”的八股文的进士，转而与利玛窦翻译科学名著，并把逐渐理解该书的精确性和可靠性当做享受的过程，其后又以这种科学思维写成《农政全书》60卷，这种“徐光启转换”在晚明社会具有独特的文化史和科学史意义。他强忍父丧之痛，与利玛窦反复辗转，求合原书之意，三易其稿，终成精品。他对此书的逻辑推理方法和科学实验精神甚为折服，在《几何原本杂议》中说：“举世无一人不当学……能精此书者，无一事不可精；好学此书者，无一事不可学。”其推崇可谓备至，使这部书成了明末清初揣摩算学者的必读之书。
曹操《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徐光启、利玛窦借用“几何”二字，重新命名“形学”，谐音英文Geo，促使中国这门学科与西方接轨。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盛赞“利、徐合译之《几何原本》，字字精金美玉，为千古不朽之作”，又称四库全书馆臣多嗜算学，“在科学中此学最为发达，经学大师差不多人人都带着研究”。其影响之大，刺激了后来的墨学、尤其是蕴含科学和逻辑思维的“墨辩之学”的复兴。只可惜当时的体制不能使科学研究与创造发明相结合，众多的聪明才智依然浪掷于以八股求利禄之中，因而无法打通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四库全书》的价值系统只把天文算法类的《几何原本》等书作为一家之言置于副册，没有将之作为正册的独立的科学体系而置于国家文化的正统地位。社会机制不能互动互融而出现文化脱层现象，乃是一个大国全面协调发展的大忌。
与四库馆臣咬文嚼字的思维方式不同，历届世博会致力于办成推动社会发展的“经济、科技、文化领域的奥林匹克盛会”。比如，一些世博会把“人类、自然、科技”、能源、水源、海洋，以及反复地以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为象征的“发现时代”为主题，它们的思维方式都是指向人类社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可持续发展。就拿《几何原本》中赞不绝口的那个“圆”，在1893年美国芝加哥世博会上变成了菲力斯摩天轮，在1958年比利时布鲁塞尔世博会上变成了原子球建筑，在1967年加拿大蒙特利尔世博会上被富勒宣称宇宙建筑的形，必然是球体，而赋形建美国馆，这些都或多或少地对人类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发生冲击或启示。上海世博会上的中国馆，就以方形阶梯式的斗拱建筑，调动了地球环绕太阳自转的光线投射，在光影调动中赋予冬暖夏凉，简直称得上巧夺天工。从《四库提要》到上海世博会的设计，中国以开发的胸襟显现了思维方式从古典到现代的根本性转型。
四、如何处理国家尊严与开放姿态
文化对撞之流，总是一股混合型的浊流，鱼龙混杂，源流和因素多端，动机和效果各有追求。利玛窦携带的西方文化来自两个体系，一个是希伯来文化，为传教义之所据，另一个是古希腊体系，为传天文算法之所据。古老而深厚的中国文明似乎有一股历久弥坚的免疫系统，对传教士利玛窦的文化行李进行分析、排斥和选择，将文艺复兴重新激活了的古希腊以科学见长的文化系统，如《几何原本》之类，纳入钦定《四库全书》的副册，加以著录。而源自希伯来系统、经中世纪延续下来的传教著作则列入《四库》子部杂家类作为存目，受到四库馆臣的讥讽和抵制，在某种意义上作了另册处理。这大概就是西学东渐初期，中国正统文化的“非开放之开放”、“非理性之理性”的反应。
列入存目，是否有归入另册之嫌，还要略为辨析。《四库》著录和存目的分野，绝非只看学术标准，不看政治标准。比如元代散曲大家张可久（字小山），曾被明代曲家将之与乔吉比为“曲中李杜”。但《四库全书总目·凡例》说：“张可久之《小山小令》，臣等初以相传旧本，姑为录存。并蒙皇上指示，命为屏斥。仰见大圣人敦崇风教，厘正典籍之至意。”因而将其从著录贬为“集部词曲类存目”。这里采用的是“敦崇风教”这种政治伦理标准。利玛窦的传教著作也不是因为质量标准，而是因为政治考量而归入子部杂家类存目的。
子部杂家存目中，著录李之藻汇编的利玛窦总集性质的《天学初函》，囊括了上述的十种书，总计收书十九种。《四库提要》的评述涉及了当时中国士大夫的西学观：“西学所长在于测算，其短则在于崇奉天主，以炫惑人心。所谓天地之大，以至蠕动之细，无一非天主所手造，悠谬姑不深辨。即欲人舍其父母而以天主为至亲，后其君长而以传天主之教者执国命，悖乱纲常，莫斯为甚，岂可行于中国者哉。……今择其器编十种，可资测算者，刻著于录；其理编则惟《职方外纪》以广异闻，余概从屏斥，以示放绝。并存之藻总编之目，以著左袒异端之罪焉。”《四库全书》是以纲常名教的价值观，把利玛窦传播的天主教列入不可施行于中国的另册的。在18世纪康熙朝，曾经发生过天主教徒是尊重、还是禁止祭孔祀祖一类“中国礼仪”之争，引起康熙的盛怒和雍正的禁教，乾隆朝的四库馆臣写这则提要，也就不再考虑所谓“利玛窦规矩”曾经在祭孔祀祖上随乡入俗，因而使用了“概从屏斥，以示放绝”以及“左袒异端之罪”这样严厉的话。但由此而对外来文化因噎废食，把自己封闭起来，来一个闭关锁国，则可能损害国家命运了。在文化战略上，还是多一点历史理性和辩证法思维为好。
毫无疑问，利玛窦四百年祭，是长时段地反思文化，包括中西文化对话和中国文化命运的极好命题。这四百年分为两段,自利玛窦来华到乾隆钦定《四库全书》一百几十年，由《四库全书》至今日上海世博会二百余年。反思四百年，我们用了三个维度：利玛窦、《四库提要》、上海世博会。三维度的关系是，以世博会的新世纪高度为立足点，以《四库提要》为参照，以利玛窦为原由，看取中国文化的去、今、来。在开放进取的视野中，考察了经历严峻的挑战而更见光彩的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在这个长时段中，从万历的昏庸到乾隆的自信，从有识之士更新世界视野和钻研西方科学，到王朝体制妨碍科学通向实业之路，从官方政策维护国家尊严、又倒退到闭关锁国，到士人出现“徐光启式的转换”和更深刻程度的进取开拓，这四百年存在太多的文明探索和历史教训。正是在汲取历史教训和付出落后挨打的惨重代价之后，中国精神和中国智慧在压抑中爆发，在挫折中提升，不屈不挠地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新中国成立和改革开放中迈出五大步，终于迎来了以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为标志的一个现代大国的全面复兴。
四百年沧海桑田的巨变，当然是整个国家民族不朽的生命力的结晶，不能只限于翻看某个人的账本。利玛窦在本质上是一个传教士，他传播西方科学文化，只是为了推进传教而自我救助的一种文化策略。但是历史的新机似乎跟歪打正着往往有缘，利玛窦由此率先给中国人带来了世界上已开始文艺复兴的“陌生的另一半”的新鲜信息，这个信息是如此重要，如此令人震撼，使之成为介入中华文明发展的一盏遥远的雾中灯。灯光虽然裹在雾中，但还是值得回忆、回味和沉思。站在今日上海世博会的灿烂阳光下，回眸四百年的漫漫长途，难道不可以从中寻找到某种文化启示录吗？
杨义，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澳门大学讲座教授。著有《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国叙事学》《中国古典文学图志——宋、辽、西夏、金、回鹘、吐蕃、大理国、元代卷》《楚辞诗学》《李杜诗学》《重绘中国文学地图》《20世纪中国文学图志》《重绘中国文学地图通释》《读书的启示》《感悟通论》《现代中国学术方法通论》以及《杨义文存》等40余种。近年著述有《老子还原》《庄子还原》《墨子还原》《韩非子还原》《论语还原》，以及《文学地理学通论》《中国文化的精神》《深入文明史的中国思想史》《耕海一二三》和“文史三录”（《国学会心录》《文学赏心录》《文学哲思录》）等。主编《20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中国文史经典讲堂》等19种。曾获国家图书奖、中国图书奖等，《论语还原》2019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
[本文系杨义先生2010年4月在澳门大学的演讲，初发表于《光明日报》2010年5月20日“光明讲坛”（第10-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