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琳（武汉大学/中国语情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语言素质是人的基本素质，语言能力是人的一切智能发展的基础和手段，要促进人的发展，离不开强有力的语言能力的支持，而实现人的语言能力的提升最重要的要靠教育。教育在全球知识经济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是发展所依赖的轴心。语言扶贫要通过教育提升贫困人口包括语言能力在内的各方面的素质和能力，从根本上保障和促进贫困地区和个人的发展。
1.教育可消除语言碎片化，建立起沟通和发展的桥梁。在当代这个移动的时代，语言的交流作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凸显。国家通用语在信息的交流移动上作用要比区域性的地方语言作用大很多。中国政府在全国推广普通话，很多地方享受到了普通话所带来的移动便利。而贫困地区往往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就是普通话普及率低下，语言碎片化，整个地区以及地区与外界之间缺乏一种比较有效的重要的交际工具，造成交流的隔离，信息的隔离，最终成为地区和个人发展的阻碍。教育是消除语言碎片化的重要途径。教育可以提供通用语的学习机会，在维护当地语言多样性的同时建立整个地区的通用语背景，搭建贫困地区沟通和发展的桥梁。
2.语言扶贫要通过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实现永久脱贫。良好的教育可以帮助贫困地区的孩子们获得更强的语言能力、生存能力和发展能力，消除下一代再陷入贫困的人文诱因，从根本上杜绝贫困，实现永久脱贫。习近平主席在第23个国际消除贫困日暨2015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开幕会上指出：“让贫困地区每一个孩子都能接受良好教育，让他们和其他孩子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向着美好生活奋力奔跑。”语言扶贫要依赖教育让贫困地区的孩子提高包括语言能力在内的基本素养，学好本领、改变命运，从而从根本上造福贫困家庭。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最根本的手段，在语言扶贫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摘要
明末耶稣会士来华传教，以利玛窦1582年抵达澳门为肇端，以1687年法国五位“国王的数学家”抵华为分水岭，直至被称为“最后的耶稣会士”的钱德明1793年在北京去世，总共持续了211年。在这二百余年中，耶稣会士通过翻译活动架起了中西文化科技交流桥梁，促进了中西文化交融和文明的互鉴。明末耶稣会传教士来华的目的十分明确，那就是传播天主教和归化中国，而为了实现其目的，耶稣会士采取了后来被证明大获成功并且对中西文化交流产生了深远影响的适应性传教路线，即通过耶稣会士及天主教的中国化，成功实现这两种异质文化的对话与交流。利玛窦让天主教义附着于儒学，以此确立了入华耶稣会士传教策略和翻译策略，即通过西方科学与人文主义思想与儒家思想的会通，翻译介绍西方科学文化知识，取得中国士大夫的认同与好感，以此推进福音传播，从而使得他们的在华传教事业有了很大发展，同时也促进了西方文化科技著作在中国的译介与传播，打造了17-18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高峰。
关键词
耶稣会士；儒学；会通；翻译；中西文化交流
1
2
3
从明朝末年开始来华的耶稣会士之所以采取适应性传教路线，一方面是因为其创始人罗耀拉独具匠心的远见卓识，首创适应性传教策略，而后由耶稣会早期代表人物沙忽略、范礼安、罗明坚、利玛窦等在艰难地推进福音事业的实践中不断进行探索、总结和完善，最终成为了指导耶稣会士在华传教的总路线总方针，为这个阶段的西学译介成就提供了思想条件的强大保障。
耶稣会士来华传教采取适应性策略的另一原因是中国拥有悠久的灿烂文化，当时的中国在多个方面算得上处于世界先进水平，孔孟之道和儒家哲学思想在中国已经根深蒂固，从帝皇将相到芸芸众生早已接受了数千年来一脉相承的伦理道德和文化价值观。再者，明朝时期中国国力又相对强盛，华夏中心论十分盛行，中央帝国的观念十分普遍，外国向来被视为“番夷之邦”，绝对难以与中华帝国相提并论。在这种情况下，西方传教士试图进入中国传教遇到的巨大阻力和困难可想而知，从坚定不移地要去中国开创传教新局面的沙忽略和范礼安至死都未能踏上中国的领土再到罗明坚和利玛窦艰难地进入中国内地之后的诸多风雨限阻，耶稣会士最终明白，要想在中国传教并且取得成功，必须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字，了解熟悉中国的文化，尊重中国的礼仪习俗，通过研究中华文明和中国文化，从中国传统文化和典籍中为自己的基督教教义寻找对接点，实现补儒易佛，扩大教会的影响，推进传教事业。
吴莉苇（2009：63）在分析比较利玛窦与艾儒略之传教策略特点异同时指出，利玛窦的唯一目的就是让天主教义附着于儒学。对于基本的天主教教义，他一定要从中国古籍中寻找看似可资证明的材料进行解说，以把天主教打扮成中国固有之物；而对于天主教不涉及但中国人很关心的观念，他也会设法加以融通解释。这种妥协与调和的姿态也是他的顺应策略的基本特点。头顶“西来孔子”和“利玛窦正统策略的接班人”光环的艾儒略在福建的传教策略虽然有一些调整，从“上层路线”转为“基层路线”和注重教理讲授，但艾儒略的这种做法并不违背顺应策略的初衷，因为顺应策略归根结底是在坚守天主教基本立场的前提下权宜性地接受中国文化。这包含两层意思：第一，顺应策略有着不可回避的底线问题，不允许在顺应过程中丧失天主教的基本特征，这决定儒学和天主教的根本差异可以小心掩饰却不会就此消失，故而难免要在适当之时昭示天下。第二，“权宜性”这个特征赋予顺应策略高度灵活性，权宜到何种地步以及在什么内容上权宜，要由传教士根据自身环境决定。
可以这么说，明末时期来华耶稣会士对适应性传教路线的不断深化与完善成为了耶稣会中国传教团的核心标志。这样一来，入华耶稣会士因传教之需把西方各种信息和先进的科学知识引进到了中国，又在深入了解中国的基础上向西方介绍了中国，他们是16世纪至18世纪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主要角色和先驱者。只有信奉“适应”策略，即“利玛窦规矩”的传教士才以较为积极的态度从事西方科学知识的译介和传播工作，借以证明“天学”的优越性，从而既传了教，又在客观上沟通了中西文化交流。对于这一点，晚明著名科学家、中国早期天主教徒徐光启的裔孙徐宗泽（2006：8）在其研究中指出：
“夫西士既入吾国，其所怀抱之志，乃在传教救灵；书籍为宣传圣经之有效工具，而始初欲吾华人当知者即天主之为何物，故罗明坚、利玛窦始初出版之书，乃《天主圣教实录》及《天主实义》二书。但吾华人浸润于佛教思想，迷信甚深……于是著有许多辟邪崇正之书……西士欲证儒教虽不与天主教违背，但非超性之真教，故有所不足，天主教者可以补儒教之缺而完美之……西士之著述种类甚多，文字亦深浅不同，深者非常奥雅，非翰曹不能读，浅者通俗易晓，几妇孺皆知。”
传教士的这种适应性策略在当时小试牛刀便初战告捷，尤其是传教士抵达中国之后于由罗明坚用中文撰写并于1584年出版的第一份著述《天主圣教实录》立即引起当时社会的强烈反响，因为“书中所论皆为天主教之根本道理，给外教人以圣教初步之认识，宜乎此书一出，不一年而流布达一千余册，外教人亦莫不承认圣较道理吻合于人伦之大道，而表示欢迎（徐宗泽，2006：2）。对此，王治心（2007：63-64）也有如下概而言之：1609年利氏曾创立信徒团体，名曰天主母会……其日常工作，除为志愿受洗之人讲说教理外，又尝努力学问，于中国文学造诣甚深，《四书》、《五经》都能熟读，故其爱应对周旋之时，往往引经据典，阐明教义，深得当时儒者的钦佩。本其于中国学问的素养，从事著述，一书之出，莫不受人称赞。
耶稣会士之一的傅泽圣神父在致德·拉福尔斯公爵的信中也有着如下叙述：
“我给他们分发我们老一辈传教士的一些著作，其中有利玛窦神父的优秀著作，中文名为《天主实义》，就是天上的主人的真正思想的意思。这本书曾对中国知识阶层产生过奇妙的作用，凡是认真读过它的人，很少有不受它影响的。另一本我给过几个人的书是艾儒略神父的《万物真原》。这位传教士在他的那个年代是传教团的中流砥柱之一，他的著作在中国传播十分广泛，而且内容感人，教育意义大，以至于我可以肯定，这本书归依的信徒数比书中的词基甚至字数都还要多2。”
4
5
明末清初通过耶稣会士翻译活动传入中国的西方人文和科技思想，不但对当时的中国社会造成了冲击，更是对中国社会发展和文明进程产生了巨大影响。西学传入中国为中国学者中西兼学采长补短，在科学技术上获得新突破提供了条件，造就了一大批学贯中西的科学大家，奠定了中国近代科技发展的基础。与此同时，一批最能代表中华文明的中国文化典籍和传统科技成果被有意识地翻译介绍到了西方，来华耶稣会士向欧洲介绍和传播的中华文明及中国科学技术中所蕴含的中华文明的理性主义和人文主义精神，在欧洲促成了伟大的启蒙运动。
注释：
1.（法）杜赫德编，郑德弟等译：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大象出版社，2005年，中文版序，第3-5页。
2.傅泽圣神父致德·拉福尔斯公爵的信，载《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卷I，（法）杜赫德编，郑德弟等译，大象出版社，2005年，第211页—第212页。
3.[法]裴化行著，管震湖译：《利玛窦评传》，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223页—第225页。
4.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上册，第301页—第302页。
参考书目：
[1]Mungello，David.E.TheGreatEncounterofChinaandtheWet，1500-1800.Rowman&LittlefieldPublishingGroup，Lanham，MD，2005.
[2]董丛林.龙与上帝——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3]冯棠.耶稣会士对开创近代中西文化大流新局面的重要贡献[J].国际政治研究，1999（3）：107-115.
[4]梅晓娟、周晓光.选择、顺应、翻译——从语言顺应论角度看利玛窦西学译著的选材和翻译策略[J].中国翻译，2008（2）：26-29+96.
[5]梅晓娟、周晓光.利玛窦传播西学的文化适应策略———以《坤舆万国全图》为中心[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6）：716-721.
[6]沈定平.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明代：调适与会通（增订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7]孙邦华.“入乡随俗”：明清耶稣会士的文化适应政策及其现代意义[J].东南学术，2006（6）：154-160.
[8]吴莉苇.从利玛窦和艾儒略的传教策略看晚明基督宗教与儒学对话机制的缺失[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4）：63-71.
[9][美]史景迁著，陈恒、梅仪征译.利玛窦的记忆之宫——当西方遇到东方[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5.
[10]钱林森.关于中西方文化第一次实质性的接触——问谢和耐教授[J].《中国文化研究》2002（4）：106-114.
[11]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
[12]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
[13]袁运开、周瀚光.中国科学思想史[M].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
[14]张国刚.从中西初识到礼仪之争——明清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15]张纯成.阻碍西方科学技术东渐的若干因素[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2（2）：64-66+70.
[16]张西平.欧洲早期汉学史——中西文化交流与西方汉学的兴起[M].北京：中华书局，2009.
1月11-13日，由合肥工大外国语学院承办的2019年第二届新时代翻译学研究高端论坛在学校翡翠湖校区举办。合肥工业大学副校长刘志峰教授、兰州城市学院副校长姜秋霞教授、四川外国语大学副校长祝朝伟教授、安徽省高校翻译协会会长徐鸣教授、合肥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韩江洪教授、上海交通大学胡开宝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孙会军教授等出席论坛。论坛开幕式由韩江洪主持。
闭幕式上，胡开宝教授对论坛进行了总结，认为论坛主旨发言契合学科前沿发展，意义深远，希望论坛继续保持以文会友的初心，探讨翻译研究最新趋势，推动中国翻译的发展。此次论坛的举办，促进了与会师生的学术交流，开拓了学术视野与思维，帮助研究生们明确了今后的发展方向，为学校的建设发展贡献了力量。
张柏然（1943—2017），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我国英语语言文学界资深学者、著名英汉翻译理论家、双语辞书编纂家，1943年出生于江苏武进，1966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外文系并留校任教，此后曾任职于泰州红旗农场、连云港陇东中学、连云港市教育局，1976年调回南京大学外文系任教，1985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国翻译协会副会长、中国辞书学会副会长、江苏省翻译协会会长、南京大学外文系英语专业教研室主任、南京大学双语词典研究中心主任等职。
张柏然先生学术造诣高深，在构建“中国特色翻译理论”、英汉双语词典学理论与实践研究方面均有很高建树和重要贡献。他主编的《新时代英汉大词典》开创了我国语料库辞书编纂的先河，被誉为“中国的‘牛津’和‘朗文’”，影响深远。《新时代英汉大词典》曾获江苏省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教育部第四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语言学类）二等奖、中国出版集团优秀辞书奖等。他热爱教育事业，专业功底深厚，教学经验丰富，教学效果突出，深受学生爱戴，曾被评为南京大学优秀研究生导师和江苏省优秀研究生导师，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的英语专业人才。
张柏然
东方神采
近代以来，翻译作为中西文化对话的载体与表现形式，成为中国引进西方现代文化与文明观念的最便捷途径，它将西方近代学术上的各种新成果带入了中国。经过西学洗礼，中国学界对于世界、历史发展、政治、经济、社会、自然界万事的看法都有了巨大改变。
其间，一种以西方文化为价值取向标准的思维方式，在学界悄然建立起来。有学者指出，20世纪以来，我们一直试图用西方的理论、概念、模型来解释中国。与此同时，西方译学观念及其话语体系大量涌入我国译学界，在为我国翻译理论研究提供新视角、带来新启示、开阔新思路的同时中，这些观念及话语在很多研究者心中，逐渐被奉为最高的学理依据，被拿来分析、研究中国翻译现象，“借鉴西方”在很大程度上成了直接挪用或移植。这种趋势几乎造成中国翻译学的“失语”。
正是在这样的学术语境下，张柏然教授明确提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学”。在当时的国内翻译界，这一主张有着直击人心的力量，洋溢着卓越的思想前瞻性——
作为一个现代大国，中国是不是要在翻译理论建设上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翻译学学术话语体系，这是翻译界的一大时代课题，值得我们深而思之的。
中西融通应该首先把中西译论的相似点、相近点找出来，加以比较、沟通，然后形成互补局面。中西译论只能是相似、相通，而不能是相同。如果我们把这些方面找出来，形成互补，就达到一种交融的境界。
要使我们的翻译理论体系具有中国的优势，必须重视我们自己的经验和智慧，要养成我们中国式的人文情怀、文化姿态和叙事方式，直接进入中华文明的历史发展的过程，体验和思辨出具有自己文化专利权的原理、原则。然后对东西方的原理、原则进行互相参照，互相贯通，相同的东西通之，不相同的东西比较之，在参证比较中得出更加深层次的结论。
重建中国译论，至少有这么几条道路可以探索。第一，以现代观念去整理中国的译论遗产，探究中国译论的现代价值与意义。第二，以创造性思维对西方译论流派进行变异，在世界译论流派史上刻上中国的名字。第三，以中国文化的整体性，去整合西方片面精确的译论，使之在更高的文化层次上得以整合与优化。
建立中国翻译学，我们要立足于中华民族的语言、文化、思维方式，从本民族的语言与文化现实出发，从汉-外、外-汉语言文化对比研究的实际情况出发，描写翻译实践过程，展开翻译理论研究。
——摘自张柏然著《译学研究叩问录》
世纪之交，张柏然教授始终坚持向内用力，致力于从中国传统智慧中寻找新时期翻译学的学术生长点。他联合境内外一批有远见卓识的学者，在《光明日报》、香港《文汇报》和世界顶尖翻译学理论杂志META上发文，倡导在多样性的世界文化中发展中国译学研究，清晰描绘出中国翻译学的建构路径——对一些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翻译学经典进行现代性的“还原释读”，从其文化精神的内核中，迸发出具有中国现代特色的译学理论，同时对极其丰富复杂的中国翻译现象进行系统搜集、整理、考订和理论把握，即“现象统观”，从而建立起一种具有东方神采的“感悟翻译哲学”，在西方译论走向形式科学的同时，促使中国译论走向生命科学，创立一种包含着丰富的中国智慧的“文化——生命翻译诗学”。他明确指出，翻译的本土经验，尤其是民族审美经验应该受到重视，这是翻译学“主体性”的立身之本。
面对深厚的传统文化和凌厉的异域文化，中国翻译学应该以汉民族语言文化为立足点，挖掘、发扬中国传统译论的长处；运用西方科学、系统的研究方法对传统译论进行改造和升华，从而生成既蕴含中国丰厚文化内涵，又融合西方研究方法优点，而且体现了时代精神和风貌的新型翻译理论。
中西融通
中国翻译学的“中国特色”不仅在于用中国人自己的目光与观点来阐释中外翻译现象（尤其是文学翻译现象），还应当能够连接被忽视甚至中断了的古代翻译理论传统，从古代译论中吸取丰富的营养，摄取那些具有生命力的观念，激活那些并未死去的东西，使之成为新的译论的血肉。在张柏然教授看来，有着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是多种多样的，对精神现象的大一统、单一化的理解一旦破除，翻译理论就显出其自身的多姿多彩，加上各种学派的理论竞相争妍，就会显得更加绚丽斑斓。
我们于21世纪重新谋划中国翻译学的原创性时，不能不首先明晰地意识到自己的主体身份和中国立场——这是中国学术获得原创性的前提。我们必须在吸收中外古今译论的基础之上，创建起一套具有我们自己的理论创新的规范、术语与观念系统，才能随后恰如其是地阐释本国翻译与外国翻译现象。
中国翻译学的“中国特色”并不含有排他性，而仅表示有关的理论和方法扎根于汉语语言和包括文、艺、哲、美等在内的文化事实基础之上。构建中国翻译学既要立足本位，也要参照外位，既要注重共性，也不能忽视特性。世界翻译学也期待着研究植根于汉语泥土、理论生发于汉语事实的新流派，呼唤导源于中国学术传统和文化语言土壤的新思想。
在长期的理论思辨和不辍实践中，张柏然教授深知，翻译学在本质上不是一类以价值中立、文化无涉为前提，以事实发现和知识积累为目的，以严密的逻辑体系为依托的科学活动，而是一类以价值建构和意义阐释为目的的价值科学或文化科学。任何一个文化大国，在建设自身翻译理论体系之时，都要以本国翻译经验作为最基本的认知材料，作为整个知识体系的骨架和网络。
中国的文明过程，中国的文化材料，才是我们的优势所在，也是中国翻译理论原创性的根据所在。因此，中国翻译学界应当以本民族的文化和译论资源为依托，凝聚、生发出具有民族特色、大国气象、大国风范的现代译论。
其中，“中西融通”与“古今沟通”成为关涉中国翻译学前途与速度的重大问题。“中西融通”以理论创新为目的，是对中西翻译理论中共同性、互补性的东西进行融通，从而提出新的范畴和新的理论。“古今沟通”并非简单的复古，而是要深入中国古代译论宝库，悬置前人见解，读出真切体验，将古人散金碎玉式的论述用现代理性眼光连缀起来，给古代译论建构一个理论语境，并加以适当阐释，从而建构出现代性的翻译理论。
虽被冠以“特色学派”，张柏然教授对于翻译的认知，却从未偏执于一端，他在多篇著述中强调，中国翻译学“主体性”的建立不能通过对西方翻译学的形式化拒绝来达到，只有深入到西方翻译学的核心，充分了解“他者”，才能清楚确立“自我”，既不能奉“西学”为圭臬，也不能以“中学”排斥“西学”，而是要既突出翻译理论的中国特色，又不刻意抹杀翻译活动的普遍性特征。
“中西融通”之意，即把中国传统译论擅长的综合感悟与西方译论擅长的逻辑推理相结合，只有从中西译学比较入手，借助于“他者”的参照，由外在比较达于内在超越，促进中国译学实现其古典形态的现代转换，从而在中西对话中，重建关于译学的价值理解，重建一种具有更大圆周的话语和意义系统。
毕生穿越在中西文字、文学、文化之中，张柏然教授始终倡导，中国翻译学建设应该“坚持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以中华民族的文化和译论资源为依托，古今参互，中西融通，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范、中国气派的翻译学话语体系。
这是一份未竟的事业，我们应该把它坚持做下去，做出成果来。这一定是张先生最希望的。
（辛红娟，宁波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徐薇，长沙学院讲师）
《光明日报》（2018年06月11日16版）
作者：赵玉倩杨明星
2018年10月26—28日，由国际生态翻译学研究会和郑州大学联合主办的第六届国际生态翻译学研讨会暨第二届中国生态翻译学博士论坛在郑州大学成功召开。来自英国、美国、德国、爱尔兰、印度、埃及以及中国等国家和地区的众多专家学者，以“生态翻译学的新发展和新方向”为主题，展开了深入研讨和交流。
从生态主义迈向新生态主义
作为生态翻译学的创始人以及国际生态翻译学研究会会长，胡庚申教授在开幕致辞中以“生态文明、生态翻译、生态翻译学研究和发展的新方向”为题，提出了四大新问题：生态文明给翻译研究带来了哪些新机遇？翻译研究如何适应生态文明发展的新需求？生态文明时代，何为推动翻译研究发展新的出发点？翻译研究如何为人类生态文明的发展作出新贡献？
针对这一系列问题，胡庚申认为，“要提升、改进和优化生态翻译学的理论话语体系建设，增进其实用性、可解释性和可接受性”；新生态主义是集“天人合一、生生不息的东方生态智慧”“共生共存、整体主义的西方生态哲学”以及“翻译适择理论”之大成的新理念，是生态翻译学理论话语体系构建、深化和发展的理论指导。在新生态主义的基础上，胡庚申进一步阐释了新生态主义翻译观：这是一种以生态文明为核心理念的翻译观，对国家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加强“生态翻译学+”的跨学科深度研究与应用
还有学者将生态翻译学理论广泛应用于术语翻译、公示语翻译、重译动因翻译、传媒新词翻译等多个学科领域。如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的魏向清教授等人借鉴生态翻译学“人”“境”“本”的分析框架，探讨了术语翻译的特殊性和复杂性。长江大学翻译研究中心主任田传茂教授运用生态翻译学理论解释重译动因，认为该研究可为中国文化的外译提供科学指导。埃及开罗大学的亚拉·伊斯梅尔（YaraIsmail）博士以生态翻译学中的“三维”转换为理据，探讨了该原则在汉语传媒新词外译过程中的应用价值。
立足本土自主创新推进学科国际化发展
研究会不断加快其全球布局的步伐。生态翻译学目前已被纳入美国肯特州立大学研究生教学内容；英国伦敦大学学院举办了生态翻译学的高层专题研讨会。
会议期间，胡庚申还主持召开了第十五次国际生态翻译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会，表决通过聘请欧洲科学院院士迈克尔·克罗宁（MichaelCronin）教授担任研究会副会长，德国功能翻译学派理论家克里斯蒂安娜·诺德（ChristianeNord）教授担任研究会顾问。另外，还聘请杨明星教授、欧阳珊婷博士、亚拉·伊斯梅尔博士和印度贾达普大学研究员润东·昆杜（RindonKundu）分别担任各重要研究方向和地区的执行长。
坚持“虚指”与“实指”并举助推生态文明建设
相对而言，迈克尔·克罗宁比较注重生态翻译本体外研究，胡庚申则更侧重于翻译理论本体内研究。胡庚申聘请迈克尔院士为国际生态翻译学研究会副会长，旨在强化生态翻译学“虚（喻）指”和“实指”两者之间的学术融合与交流，进一步优化生态翻译学理论体系。胡庚申认为生态文明的平衡、和谐、进取、共生等核心理念，与生态翻译学“新生态主义”融会贯通，能够为生态文明国际交流互鉴作出应有贡献。
未来生态翻译学的发展会更加彰显出其“笔参造化、学究天人”的学术理念和价值，会以更加自信的姿态参与国际学术交流和合作，提升中国的学术话语权，助推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话语构建、翻译与传播研究”（17ZDA318）、一般项目“生态翻译学的理论创新、国际化发展及文献数据库建设研究”（018BYY02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中国外交话语研究中心、外语学院）
内容摘要：本文以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贾平凹小说的英译活动为研究范例，揭示了彼时译出型国家翻译实践模式在翻译选材和翻译策略等方面的特征及其背后的制约因素，分析了这一模式所生产的译作在异域世界接受效度不佳的原因所在，在此基础上，对译出型国家翻译实践下的翻译生产进行反观，为当下以此模式推进的中国文学翻译生产提供镜鉴和参考。
关键词：国家翻译实践；贾平凹小说英译；翻译生产和接受
一、引言
二、译出型国家翻译实践下贾平凹小说的英译选材
三、译出型国家翻译实践下贾平凹小说的英译策略
在国家机构选译的一批贾平凹小说中，《天狗》可谓是其得意之作。小说讲述了陕西商州农村一个“招夫养夫”的故事，抛开小说所揭示的天狗与师娘之间的感情纠葛所反映的人性之矛盾和纠结、传统伦理对人性的束缚和掣肘，这部小说更是通过对农村乡民生活场景的细致描绘，为读者提供了大量民族色彩鲜明的文化信息。因此，笔者以译出型国家翻译实践模式生产的《天狗》译本为范例，观察译者采用何种翻译策略对《天狗》所蕴含的中国文化因子进行传递、分析译者采用此种翻译策略的缘由，见微知著，探讨译出型国家翻译实践的翻译策略取向，试举两例：
原文：天狗属鼠，十二属相之首。三十六岁的门槛年里，却仍是一种忌讳影子般摆脱不掉，干什么事都提心吊胆。
译文：He’dbeenbornintheyearoftherat，thefirstoftheTwelveEarthlyBranches.Duringthis，histhresholdthirty-sixthyear，he’dbeenunabletoshakeoffasenseofforeboding，andeverythinghedidproducedinhimadeepsenseofunease.
原文：他睡在自家的炕上，百无聊赖。
译文：Helayaroundonthekangathomefeelingboredwithhimself.
上例源语文本中的“炕”，是华夏民族先祖在征服大自然的过程中的一项创造，是中国北方农村传统居住文化的典型代表，沧桑岁月中，一代代中国北人在此生息、于此繁衍，并在这上演了一幕幕的悲喜生活。上例中，译者没有殚精竭虑地在目标语语言中寻找一个相应或相似的替换词，也未加任何注释进行说明，直接将“炕”音译为“kang”这一非英语替换词，这一译法打破了汉英两种语言之间的对应关系，“陌生化”了他者语言的表达世界，牺牲了译文的“可读性”，增加了读者的阅读难度，但是，译入英语世界的“陌生化”的“kang”能够引起读者的认知欲望，让异域译文读者花费心思对“炕”的意义进行求解和解读，从而为他们留下深刻而鲜明的中国民族文化体验，促进了中国民族文化的传播，这与诺奖得主SeamusHeaney（谢默斯·希尼）的观点不谋而合，即“翻译过程中译者适当抛弃语言的一般表达方式，将目的语的表达世界变得‘陌生’，以更新译者和读者已丧失了的对语言新鲜感的接受能力，使译者确实能够将原作中的差异性传达出来，以促进不同民族间的相互理解和交流”（Heaney36）。
四、国家机构翻译实践下贾平凹英译小说的接受度及其动因
通过对GoodReads网站所提供信息的调查，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国家翻译实践生产的所有贾平凹小说译本在异域世界均表现呈现出物理意义上的“惰性”而非化学意义上的“活跃”状态，陷入一种“本方积极输出，他方沉默失语”的尴尬境地。笔者认为原因主要有两点：
第二，“靠近作者、远离读者”的翻译策略。“陌生化”的翻译策略可以使原文中蕴含着丰富民族文化因子的信息在异域世界得以“原汁原味”的再现，以译文上的陌生反常、意外新奇吸引、冲击读者对中国民族文化信息的怦然心动、解读认知，继而更为深入地助推民族文化“走出去”以实现国家“软实力”提升、国际关系沟通、民族文化传播、国家形象弘扬等“利己性”的国家战略意图，站在输出方中国国家机构的角度，这一策略的运用不无道理。但是，“陌生化”的翻译策略以反常规、异质化为特点，以突出原作的色彩和光芒为追求，所产生的译文打破了译语读者所熟悉语言的常规、惯例和传统，站在他们的角度，一方面，这一策略使得读者需要不停地对译文中的陌生信息进行问询和求知，影响了读者阅读的连贯性，增强了译作的阅读难度，读者半途丢弃译本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另一方面，这一策略使得译文的风格晦涩难懂，致使“英文译文的风格如此毫无想象力，枯燥无味而呆板，所有关于作品文学性的宣称都会在读者翻开书的第一页而烟消云散”（776-777），对于生疏于源语文化语境的译语文化语境读者而言，不“好之”、不“乐之”也就自然而然。
总之，国家机构翻译实践下译本的传播与接受与其生产环节如翻译选材和翻译策略分别发生在两度相异空间、两个文化体系之中，受各自空间内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的制约和影响，文本生产时所选择的文本以及对文本语言进行转换时所采用的翻译策略是源语社会历史语境的产物，当译本被摆渡到异域空间，与生活在译语社会历史语境的读者的阅读审美、阅读习惯以及阅读期待发生了强烈的偏差和抵触，译本的“惰性”流通状态不可避免。
五、结语及启示
中国文化译研网——中外文化互译合作平台
ChineseCultureTranslation&StudiesSupportNetworkSino-ForeignCulturalTranslation&CooperationPlatform
Discover,Translate,Create&SharetheBestWorksofChineseCul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