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西城区北京市委党校的校园内，在绿树掩映的一块墓碑上，写着“耶稣会士利公之墓”，碑后就是中国天主教开拓者利玛窦的墓地。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来华28年的利玛窦在北京逝世，朝廷以特例赐葬于此。
北京宣武门天主堂前的利玛窦像。吴艳摄
被后人称为泰西儒士的利玛窦，1552年生于遥远的意大利。当时的欧洲正发生着激烈的宗教改革运动，地理大发现方兴未艾，在两者的推动之下，欧洲爆发出热烈的传教激情，年轻的利玛窦感受到了时代的情绪，加入了新兴的天主教修会耶稣会。1578年，26岁的利玛窦踏上了远赴东方传教的旅程，他从葡萄牙里斯本出发，航渡大西洋、印度洋到达印度，又从印度出发穿越马六甲海峡进入太平洋。1582年8月7日，历经万里波涛的利玛窦带着重病抵达澳门，终于踏上了中国的土地。
然而，风涛险阻不过是第一道门槛，在他面前的是更大的挑战。
在利玛窦来中国之前，基督宗教曾数次在中国大地上传播，但最后都归于消亡。唐朝贞观年间，基督宗教一支被称为聂斯托利派的分支向东传播，一直越过伊朗高原和帕米尔高原传到中国境内，就是《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中所称的景教。景教在中国流传了200多年，兴盛时号称“法流十道”“寺满百城”，但实际上未曾在中土传播开，所以在会昌灭佛时遭受牵连，随即就在中土渐渐消亡。蒙古铁骑西征时，大量西亚和东欧的基督徒被裹挟东来。元代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天主教方济各会士孟高维诺到达大都，得到忽必烈的允许在中国传教。虽然孟高维诺的传教号称卓有成效，但实际上天主教并未在汉人中流传，因而随着元代的灭亡，基督宗教再次在中土消亡。基督宗教两次东传都没能扎根，皆源于它无法为民众接受。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海纳百川，基督宗教在中土的屡次消亡表明他们在传播过程中有许多自身没有解决的困境。
这种困境最终在利玛窦时获得了某种突破，利玛窦的诸多努力后来被清朝康熙皇帝称赞为“利玛窦规矩”，其精神核心是努力以一个中国人的身份，站在一个中国人的立场，从一个中国人的文化视野，思考如何信仰天主教。
上海光启公园中的“徐（徐光启）利（利玛窦）谈道”塑像。吴艳摄
离开南昌之后，利玛窦将他的目标定为京城，在短暂的折返于南京和北京之后，利玛窦终于被允许在北京城定居。利玛窦在两京重复着他在南昌的生活，不断地结交各种政府官员与高级文人，这些人或是有人介绍，或是慕名相访。他的天文和数学知识、他的著作与译作、他所绘制和印刷的流传甚广的世界地图、他所赠送的西洋奇珍异物，都为他带来巨大的声誉和人脉，乃至让他进入了紫禁城。
利玛窦以中国士大夫的文化精神理解中国人的祭祀，明白“神道设教”是为了教化民众。利玛窦突出强调祭祀的人道意义，以及整个中国文化的道德内涵，又以儒家的语言来描述天主教的神学和礼仪，使得中国人的祭祖和祭孔与天主教的信仰并行不悖。利玛窦俨然成了一个中国人，并以这个独特的身份和角度思考天主教信仰与传统祭祀礼仪的关系，以自身融合东西方文化的深厚学养，突破了天主教与中国文化在表面上的差异和冲突，达到深层次的和谐统一。他使中国人在成为天主教徒的同时依旧遵行传统的祭祀礼仪，以中国人文化精神和身份信仰天主教，因而也就让中国人在很大程度上接纳了他，也接纳了他所信仰的天主教，天主教终于在中国默默地扎下了根。
利玛窦的这些思想原则和做法即“利玛窦规矩”，在他死后渐渐在后继者之中引起了争论，到了清朝康熙年间，这些争论发展为激烈的冲突，甚至把康熙皇帝和远在罗马的教宗都卷入其中。冲突发端于天主教传教士群体内部，他们在如何看待中国传统的祭天、祭孔、祭祖等礼俗问题，以及在上帝的译名等问题上产生了冲突。冲突愈演愈烈，以至于不可收拾。1705年，教宗特使铎罗带着禁止中国信徒祭祖祭孔的禁令到达中国，声称要对那些不执行这一禁令的人施行绝罚，而得知此事的康熙皇帝严厉地表示：“众西洋人，自今以后，若不遵利玛窦规矩，断不准在中国住，必逐回去。”双方自此决裂，天主教由此被禁百余年，直到鸦片战争后才重返中国。
历史的发展证明了利玛窦的正确，亦使后人不得不深思“利玛窦规矩”所体现的宝贵精神。虽然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利玛窦规矩”中所涉及的一些具体问题，比如传统祭祀已经不再是关键的焦点，但是“利玛窦规矩”所体现的融合精神是克服这些现实挑战的伟大榜样。利玛窦的最大贡献是在“文化交融”领域，在他身上令人惊叹地融合了司铎与学者、天主教徒与东方学家、意大利人和中国人的身份，“做中国人中间的中国人”。融入中国文化成为中国人，是利玛窦为天主教中国化带来的经验与启迪。
利玛窦不但为中国带来了西方，也为欧洲带去了东方。利玛窦把中国的各种美好事物传播到西方，还把中国的经典翻译成外文，寄回欧洲，他像一座桥梁，使东西方文明互相了解、互利互鉴，有助于人类共建一个文明包容的共同体，使全人类共享更美好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