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向晨一文给出了关于“汉语哲学”意义的规定，即汉语哲学要表达汉语世界的生存经验。依此规定来看，古代汉语哲学恰恰表达了古代汉语世界人们的生存经验。而古代汉语哲学所表达的生存经验，与古希腊语所表达的生存经验虽然有很大的差异，但也有讨论共同的问题，仅以“共同善”的政治哲学与道德哲学为例，亚里士多德以城邦政治为基础，阐发了以城邦的共同目的作为城邦内所有人共享的“共同善”理论；而中国的墨家，则有感于“一人一义，十人十义”，而且“人是其义，而非人之义”的混乱现实，提出了以“上同于天”“下同于民”的“同义”为基础的“共同善”理论。20世纪以来的现代汉语哲学实践，特别是由几代人构成的“现代新儒家”的哲学共同体，立足中国文化中的主流文化传统——儒家传统而创建，表达了现代中国人的生存经验。如张世英的“横向超越”说与“万有相通论”、陈来的“仁学本体论”、杨国荣的“具体形而上学”、赵汀阳“论可能生活”的大伦理学与以“天下”观念为核心的“世界制度论”的政治哲学……它们都是相当精致的汉语哲学，只是现代的欧美哲学工作者绝大部分都不通汉语，无法了解现代汉语哲学的成果，更无法与汉语世界展开深度对话。
毋庸置疑，现代汉语哲学还处在发展之中，当中国由古典时代的“中国之中国”、中世纪“亚洲之中国”，发展成为现当代“世界之中国”后，汉语哲学还将继续立足于汉语世界的生存经验，同时也将从中华文明的“文明”视角回应经济全球化的世界与人类共同问题，发展出新的汉语哲学。
汉语哲学与中国哲学
论及汉语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有人认为已经有了中国哲学，再提一个汉语哲学是否多余？又有人从英语世界的语言习惯出发，认为汉语哲学在英语当中都可以用ChinesePhilosophy来表达，故而没有必要再重提“汉语哲学”，这是出于英语世界学人的理解的方便而提出的否定汉语哲学的理由。但庞学铨认为，这恰恰表明了汉语哲学的必要性，即哲学与语言的依存关系，也显示了汉语本身的细腻之处。笔者大体上认可庞学铨的观点，但觉得在此问题上还有进一步澄清的必要。虽然在英语世界之中，汉语哲学与中国哲学都可以用Chinesephilosophy加以表达，但在汉语世界里，这个词的意思还是有一定的区别。因此，提出汉语哲学并非多此一举，而是有着学术意义与日常使用方便的意义。
因此，相对于“中国哲学”之名而再造一个“汉语哲学”之名，是从哲学现象自身特性出发“取实予名”的结果，也是哲学研究的专业性要求基于常识和日常语言，而又超越常识和日常语言的创新选择。
人类的语言各异，但有共享的哲学问题
前述三位学者在讨论“汉语哲学”时，都谈到了“普遍性”的问题，他们当中有人担心提倡“汉语哲学”，可能会导致对普遍性哲学问题的忽视，将哲学局限在汉语世界的生存经验之中。因此，他们分别提出了如何处理汉语哲学的特殊性、地方性与普遍性之间张力问题的方法。但笔者的想法是：虽然哲学可以用不同的语言加以表述，但哲学有共享的问题。发源于古希腊的关于存在（Being）的哲学问题，是古希腊语言中的特殊哲学问题。此一特殊的哲学问题与古代“汉语哲学”中关于天道、道、有无的特殊哲学问题，具有可沟通性。可见，不同的区域、国别有共享的“形而上”哲学问题，但在不同民族、语言中的“形而上”问题的内容，是可以不同的。
人类从古至今都共享着一些普遍的哲学问题，如善恶、和平、正义、幸福、平等、自由、权利等关乎人类是否能够达致美好生活的问题。人类从各自国别、区域的生存经验出发，对这些人类共享的问题给出了带有自己民族特色的回答。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处在一个比古人更加有利的文明交流互鉴的时代条件下，有着更加开阔的文明视野来考察人类基于不同生存经验的哲学思想的发展历史，因而能够以更加多元的哲学视角来重新审视思想史上人类共享的问题，并尝试提出更加合理、周延的哲学论述。
强调“共享的哲学问题”，并肯定不同民族语言的哲学论述思路，进而丰富我们人类对于共享哲学问题的认识，这是我们提出“汉语哲学”，并坚持汉语哲学、发展汉语哲学的主要依据。这也意味着，我们提倡、坚持、发展汉语哲学，并不会忽视其他民族、语言的哲学，而是希望通过“汉语哲学”的观念唤醒当今世界不同民族语言哲学的自觉，让不同民族文化传统从自己的生存经验出发，用自己民族所熟悉的语言形式对人类的共同问题给出智慧性的哲学回答，进而让多样的文明经验在交流互鉴的过程中丰富人类的智慧宝库。
总之，笔者给出的结论是：从日常语言的角度来捍卫常识的“汉语哲学”。通过常识的汉语哲学可以展开不同形式、深浅不一的汉语哲学的专业讨论，以发展汉语哲学，发展中国哲学。
（作者：吴根友，系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文明多样性与交流互鉴问题的汉语哲学透视研究”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