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郑丹丹，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董珂含，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一、移动互联时代的互动：一个值得探究的议题
微观与宏观的连接是社会学的基本议题。很多学者认为，社会互动是（再）生产宏大社会系统的必要过程（吉登斯，1998：272-273；柯林斯，2009：31），社会结构就是社会互动反复发生的模式（Campos-CastilloandHitlin,2013）。人们日常的惯例植根于理所当然的世界之中，一般说来，人们知道怎样按照组成世界的那些内含的、共有的规则来行动。他们利用这些规则，并且在这样做的时候，无意中发展了这些规则（贝尔特，2002：5）。小范围的、即时即地发生的面对面互动是理解和分析宏观社会过程的基点，具有理论上的重要性（柯林斯，2009：31），戈夫曼、布鲁默、柯林斯、吉登斯等学者在互动研究方面卓有创见。
戈夫曼以敏锐的洞察力聚焦于通常被人们视为理所当然的或者被熟视无睹的事物，尤其是那些边缘性的、微不足道的行为，从而揭示日常生活的行为规则和互动秩序的微观运作逻辑。他指出，面对面互动涉及一系列的条件，诸如行动者能够彼此感知的共同在场、信息的接收与发送、即时性的过程监控以及共享的情境定义等（王晴锋，2021）。
早期互动理论主要针对的是身体在场的线下互动，书信等身体不在场的互动方式并不普及，但互联网时代的时空虚化与重组使得身体不在场且非及时的互动成为越来越普遍的现象，这促使学者们对“共同在场”以及“情境定义”等互动论的核心思想进行了新的阐释。以柯林斯（2009）为代表的其他互动论学者对戈夫曼的理论做了推进，还有一些学者针对网络社会的特殊互动形式进行了分析（Beneito-Montagut，2015）。但总体来说，针对移动互联时代的新互动形式之根本特征、它与传统线下互动的关键差异、这些变迁对新的宏观结构可能产生的影响等问题的探讨还存在拓展空间。
如前所述，不难发现，语音与文字的选择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例如个体特质或偏好等。有些人不识字、视力不好或不擅长打字，就会偏向甚至只能选择语音的方式；有些人则因为有口音或单纯不习惯语音留言而选择打字沟通。可见，文化程度、年龄都是影响聊天方式的重要因素。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尽可能拓展受访者的受教育程度和年龄范围，在第一批访谈的33个案例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受访者（大学本科及以上）有17人，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大学本科以下）有16人，受教育程度最低者为初中，最高者为研究生。受访者年龄在19—60岁不等，在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受访者中，年龄分布相对均匀，受教育程度较低的被访者年龄在20—59岁之间，受教育程度较高的被访者年龄范围为19—60岁。后续补充25例访谈对象主要是为了扩大受访者职业类型、年龄和教育程度的分布等，并有意识地进行了一些对比，力图更全面、具体地把握两种方式的选择情境。
2022年11月22—28日，针对文化背景对互动的影响问题，研究者访谈了2个在中国生活的外国人和2个在美国生活的中国人，挖掘中美网络互动规则的一些异同。并通过他人的帮忙对32位与国外文化有关联的受访者（其中目前生活在美国的各国人士30名）进行了结构式访谈，其中包括11位美国人、10位欧洲人（意大利、俄罗斯、瑞士、瑞典各1人，德国、法国、塞尔维亚各2人）和11位亚洲人（中国5人，印度4人、菲律宾、伊朗各1人），他们的性别、年龄、职业等特征基本呈多元分布。本文试图以此验证几位被访者对中（欧）美网络平台互动差异的认识。
二、互动理论及其在网络时代的发展
(一)互动仪式理论及其文化差异
关于社会互动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其他人在场对个人行动之影响”中（Triplett，1898），用戈夫曼（Goffman，1966：17）的术语来说就是共同在场问题（copresence，亦称共在）。几十年来，学者们致力于确定共同在场在微观层次对个人的影响及其与宏观结构的关系。
戈夫曼把社会生活描述成一种高度复杂的事业，一方面，人在某种程度上是反思的存在者，不断地监控自己的行动，主动干预世界，控制他们周围的环境；另一方面，在这个过程中，也有一些人们无需反思几乎是下意识遵循的常规做法，比如一些客套话或行为礼仪，它们类似于一种仪式，引导着互动的开始、发展和结束。这些细小甚至琐碎的做法被戈夫曼称为“仪式性”规则（贝尔特，2002：95-100）。这些规则看起来都是细枝末节，人们甚至没有意识到它们的存在，但它们对保持个体心理安全和信任乃至维持社会秩序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戈夫曼认为，人们面对面的互动可以构成一种“互动秩序”，虽然它受宏观结构的影响，但也具有一定的独立真实性（特纳，2001：59）。也就是说，人际互动本身就是重要的社会事实，是值得分析的对象，从中可以折射出一些宏观结构的本质。
审慎缜密地对待情境同样重要。在与不熟悉的人互动之前，给对方充分的关于自己的信息以便准备合宜的举止表现，充分了解对方的阶层状况，避免因距离不当（过近或过远）而冒犯对方，这些都是通过信息管理控制情境的经典表现。一旦误入其他人的“后台”，个体作为局外人应该通过敲门、咳嗽一声等方式给那些已经在场的人一些警告或延缓进入，让他人能够在仓促之间进行情境整理，准备好适当的表情。在无法回避的情况下，局外人对其他人的互动应知趣地表现出不感兴趣、事不关己、不予注意，以获得有效的隔离。这些都属于互动情境出现问题后修饰、找补的例子（Goffman，1982：43、63；戈夫曼，2008：189、195）。
然而，不容否认的是，戈夫曼对地位差异的讨论较为分散，有时甚至只将它视为一种特殊案例在脚注中进行补充。相对来说，他更强调互动的合作属性：个体在互动中即便处于高位，也要抑制自己的权力，维护他人的面子以维持互动顺利进行（Goffman，1982：10、27）。比如，戈夫曼（Goffman，1982：58-59）强调，尊重仪式不是低位者（subordinate）向高位者（superordinate）的单向性表示，而是一种对称性的仪式。在这个意涵上，地位差异并非必然构成互动障碍，跨阶层行动者之间的合作是很常见的。
这种情况可能跟美国的文化特征以及戈夫曼的理论主张有关。亚历山大（2000：9、146）认为，“个体拥有自由意志”的文化信念已在每个西方社会制度化了：这里有精心设计的合法理论，保护个体免遭来自群体、国家或诸如教会之类的文化“强制性”机构的伤害。美国更是完全没有社会主义传统，不论是激进派还是保守派都不接受集体主义意识形态，而是表现出形形色色的个人主义思想。戈夫曼的理论主要集中在互动本身，其互动者在很多时候身份特征不明显，更像是自由行动的原子，阶层和地位的影响并不突出。
(二)互联网时代的共在理论发展
近年来，科技进步使多种新型互动形式进入日常生活。人们发现，在同一物理空间中发生的直接人际互动类似于以电脑为中介和他人或电脑控制的行动者之间的互动情况（例如电子邮件），以及和其他人或非人实体之间的想象性的会话（例如祈祷），包括和媒介个体之间的类社会互动（parasocial，例如看电视节目）。一些学者认为，与其重新寻找理论去解释这些新现象，把它们和以前的物理共在互动现象区分开来，还不如对以往长期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情境化互动进行重新界定：把个人感知置于核心地位，将共在视为一个行为者感知到的与另一个行为者相互牵引（即注意力、情绪和行为等三要素的同步）的程度（Campos-CastilloandHitlin,2013）。按照互动双方的距离、身体是否在场两个维度，可以将共在划分为六个类别（详见表1）。
(三)社交软件互动研究现状
在访谈过程中发现，很多被访者对于互动中的“语音—文字”规则并没有预先的清晰认知。不少被访者在被问到这个问题后明显一愣，要思考一阵才能归纳出自己的选择规律，甚至在访谈中出现“恍然大悟”的表情。这些表现似乎证明，人们会运用不言而喻的、实践的知识建构熟视无睹的社会生活（贝尔特，2002：95）。
访谈中，很多被访者提到谨慎的问题。HM03（53-某国企在职员工）表示，文字可以修改还可以边写边想，避免出错，但语音就可能出现脑子跟不上嘴的情况。除此之外，其他影响语音—文字选择的理由大致可以归纳为表3的情况。
你不觉得很麻烦吗，经常一句话要听好几遍才听得清楚，有的时候还录得没头没尾的，不知道在说什么还要反复确认。再有就是办公室里都是开放的环境，外放那种很不方便，会很容易打扰到别人，然后你就还要转一遍文字，就更不方便了。[HF04（34-国企文员）]
上述内容已经涉及选择依据的第二类——情境因素——其中的场所问题。很多时候大家处于公共空间（比如共用办公室或者图书馆等），需要安静，不便外放语音。语音转文字功能费时且准确率常常不高，不如直接使用文字留言一目了然、简洁明了。
情境因素中更重要的是人际距离，本文将之划分为水平距离和垂直距离。水平距离可以理解为熟悉度，也就是中国人的“伦”里面的亲疏远近；垂直距离可以理解为等级关系，接近于“伦”中的贵贱。理论上，人们可以给熟悉的人发语音信息，但在师生、上下级等有等级关系的情境下并非如此，很多人会选择更加谨慎地对待这类互动。LM05（53-国企工厂采购部职工）表示，即便是跟朋友联系，如果涉及重要的事情，用文字显得态度更认真，有错误也方便修改，在联系领导的时候更是这样，措辞要斟酌。被访者HF06（20-大学生）从来没有给导师发过语音，认为给导师发语音属于奇怪且大胆的行为，担心自己发语音会说错话。
对语音留言极为敏感的HF07（24-研究生）在处于强势地位时会很轻松地选择给他人发送语音，这很好地说明了互动双方的相对地位会影响互动方式的选择，且高位者更可能选择对自己而言更方便的方式与低位者互动。
学弟学妹来问我保研的事情或者其他事情的时候，我会发语音给他们。也不是因为事情难表达，要打字也可以，也没有很麻烦，主要是因为是他们向你获取信息，你只负责给出去就好，你只需要以一种自己觉得最方便的方式给出去，而不会去想他们怎么样。（HF07）
生活中随便来个人不知道为什么就给你发语音，我会觉得很烦、莫名其妙，也不是因为场合不太方便听语音，就会觉得他不太尊重我。我想了想，语音让我不舒服的原因有几个，一是如果对方给你发语音，会有一种急迫感，就像你必须马上回复一样的，给你发语音是你必须得去看得去回复，是被强迫的；第二是语音是未知的，我看见一条长语音，完全不知道会不会是什么很大的坏事，还是很大的好事，总之就觉得是大事，很害怕很恐怖的感觉，我很忐忑，一定要转成文字，有些时候转成文字我还要一点点试探去看文字内容，不敢一下子看。（HF07）
当语音在互动中具有以上特征时，似乎不难解释为何即使在面对不方便打字的情形时，低位者依然更加克己、自我隐蔽，更加考虑对方的需求，通常会不自觉地使用反复斟酌的正式文字，而更为便捷的语音更多成为高位者的“特权”。
高位者的这种特权如果被挑战，结果会怎样？HM08（43-高校教授）说：“首先我没有遇到学生给我发很多语音，第二个如果发很多语音的话，头两次我会听，我会回他，然后第三次我就会表达说，如果方便的话尽量发文字给我，我也会给他们解释为什么。”被访者均表示很少碰到相对低位者给自己发大量语音的情况，说明这种规则实际上已经成为大多数人的共识，至少是一种“默会知识”。另外，正如HM08提到的，一旦出现这种破坏规则的行为，高位者是可以进行纠正的。
（给谁发语音给谁发文字对你来说是一种习惯还是比较明确的规范呢？）我觉得更像是一种礼貌吧，但是我是不会要求别人要这样做的。（那你会告诉别人要这样做吗？）不会，他们的事情和我关系不大。就像我和你说的嘛，我觉得这个是我自己对自己要求，我不会说一定要别人怎么样，因为也不是什么很原则的问题嘛。除非像我女儿这样，我如果看见她给老师发语音会指出来吧，是个礼貌问题嘛，她如果给老师发语音，人家可能会觉得她没有礼貌，对她以后不好嘛。[（LF09（53-护士）]
当然，更多的时候高位者并不会真的去纠正，比如LF09觉得这不是什么很原则的问题，是对自己的要求，不会强加于人。然而，如果女儿这样做，她会纠正，因为担心别人会认为女儿没礼貌，甚至对女儿产生不好的影响。可见，在LF09内心深处还是觉得不按规则行事是不恰当的、具有冒犯性的，尽管她在大多数时候不会明确对低位者提出这样的要求。
需要注意的是，戈夫曼分析的情境仅发生在面对面互动之中，因而这四个涵义上的共同情境也依托于传统的线下互动，当即时通讯互动平台广泛渗入人们的日常互动中时，线下互动的某些要素被撤销，共同情境在此类线上互动中也可能发生改变。本文认为，共同情境中的前两点——相互影响、情境对关系和互动范围的限定——在移动互联时代仍在延续，尽管形式发生转变，但其本质仍与线下互动相同。例如，当行动者们进行类似线上互动时，尽管他们并不处于同一现实互动情境中，但虚拟情境也为行动者提供能够感知到对方存在和行为变化、受屏幕一端互动对象影响的空间与条件，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另一方面，同类型的线上互动虽然改变了面对面互动的开场、结束方式，但它建构的虚拟情境可以替代现实情境中确认行动者互动身份、框定互动范围等行动，例如，见面时一方脱帽致礼可以呈现出两人的等级关系，而在线上互动时以敬语、尊称开启聊天也可以起到同样的作用，将互动限定在关系明确、严谨恪礼的上下级之间，而不会在平等、嬉闹的情境下展开。然而，后两种共同情境的意涵却发生了改变。
1.情境压力和制裁纠正机制失效
所谓情境压力指的是当一些行动者在相遇的条件下处于被单一限定的共同情境中，该情境要求行动者在界定的范围内进行互动，且必须保持注意力集中，在某一行动者的行动发生偏离并违背了情境的界定或行动者的注意力分散时，会触发制裁、纠正机制。比如在开学术会议时，人们共同处于一个被界定为严肃、学术的情境中，行动者几乎不可能在此时公开与人讨论午餐安排或其他无关话题，否则行动者可能要付出高额代价（比如被认为不正常、藐视会议等）。但是一旦这样的情况发生，其他行动者会进行修复互动的工作，装作没有听见违背情境的交谈，并提高声音将学术会议拉回正轨。
比如说有一次刚开学，一个学姐知道我到学校了，就问我能不能帮她去学院干个还挺麻烦的事情，我不想去，我就不回她，她那个事情必须白天下班之前搞定，我拖到晚上发给她说：啊不好意思学姐，我手机没电了，现在才充上。她早就叫其他人去了，我也没有明确拒绝她，她也不会很不爽。（HF06）
2.情境的积累和互动持续构成必要性下降
我向一个不认识的学姐问事情肯定是发几个表情、一段话，什么“学姐你好、打扰你了”之类的。（这和你之前发给其他学姐的一样吗？）差不多，换个名字、换个事情而已嘛。我刚上大学的时候还不太会，我发现别人都很有礼貌，如果我不这样别人可能会觉得我没有礼貌。（那如果你的学弟学妹没有这样对你呢？）我可能会希望他们也像我这样做，起码这样的话我会舒服。[HM12（22-大学生）]
（你怎么判断给新来的哪个同事可以发语音）这个很简单啊，比如说新招进来的或者实习生，其实他们都不一定算同事，你还是可以发的，因为自己资历比较老。但是新调来的领导你肯定就不可以对不对，你反而需要多问候搞好关系。[HF13（32-国企职工）]
可以说，线上互动为行动者提供了依据身份地位标签进行互动的可能，个体与不同对象进行互动时遵循的规则不再复杂、细腻，不再依据“他是谁”，而是“他属于什么”，这使得互动更加简化和规范。或者说，互动由个性化变得更加类型化了。
3.高位者暴露与单向规避
规避仪式要求行动者与他人保持一定的距离，以免侵犯他人或损害自己的尊严、隐私。这里有两个具体原则：其一是相互性原则，即规避仪式的箭头是双向的，由于个体只能在他人那里获得尊重，因此会互相形成一种保证，这表现为各种地位的人可能产生合作；其二是低位者暴露原则，也就是说，互动中突破规避仪式表示亲密、拉近距离的特权归属于高位者，低位者不可以“礼尚往来”（Goffman，1982:58-64）。例如，领导可以询问下属家庭近况以表关心，下属则不能直接向上级领导表达同样的关心，不能要求领导暴露自己的信息。
这两个原则在移动互联时代似乎发生了一些变化。首先，低位者暴露原则变成了高位者暴露权力。“语音—文字”规范给予高位者以自我袒露的自由，他们无需刻意隐瞒自己的状态。
很显然，袒露者的切换看上去是原则的变化，但互动仪式中内在的权力规则并没有改变。语音赋予高位者的随意性实际上体现的是对互动的自信及其安全感充盈的状态。当相隔手机屏幕时，高位者无需过于谨慎，可以更随意地接受由低位者所表达的尊重，无需对自己的行为表现进行严格监控，在互动中的支配地位更加凸显，因此，规避仪式中的相互性原则似乎变成了低位者单向提供的规避“服务”。此时，规避仪式仍然存在，只是在由低位者执行而已，他们谨慎隐藏自己的状态并假装未曾发现上级暴露出的自我佯装。
值得注意的是，低位者表现出的谨慎与主动规避并不来自于高位者的要求，反而是低位者自己的需求，因为使用文字进行互动给予他们以严格措辞的可能，可以用更保险的方式对自己进行监控，所以并非所有的低位者都能提供规避服务。
经常主动给我发语音的人其实是卖化石给我的小贩，但是我会回文字，我觉得发语音的人实际上不在意别人对语音的看法，他可能觉得这个人对我不重要、我不担心这个会让对方不舒服，比如说有些人在群里面发语音，很奇怪，大家可能会觉得他很low（低俗），会觉得没有礼貌。所以卖化石的人不停给我发语音，我会不断地打字回复。我觉得比较烦，但是我不会给他回语音的，我个人比较主张打字。（卖化石的人是大概是什么文化程度？）小学毕业吧应该是。[HM14（49-大学老师）]
4.情境不确定与安全感缺失
本文第三章提到，不选择语音留言的理由大致可以归为两类。第一类是为对方着想，因为语音在方便自己的同时可能具有“麻烦他人”的副作用，所以很多被访者更倾向于采取更为“保险”的文字手段与人沟通，以免无意中冒犯他人，尤其是高位者。
第二类理由则比较含糊，主要涉及对自己的担心和顾虑。首先是怕自己出错，与文字相比，尽管发送语音更为方便快捷，但也因为容易出错而存在着不够正式、严谨的问题，这一顾虑对于低位者的约束力更大一些。其次，由于线上互动的情境开放性，互动者并不能很好地把控情境，这种不确定性带来不安全感，使得互动者担心语音在不合适的场所被外放，引起别人的注意并暴露隐私。
我觉得发语音是涉及隐私问题的。我就不希望我的生活隐私被手机播出来。发语音就不是很谨慎。我给我家里人还有朋友，都是发文字的，我们家人都是这个习惯，还有我妹妹，我们都从来不发语音。（LM05）
5.互动固态化与“身体”展览
我很难接受自己的声音通过对方的手机外放出来，对，特别是外放就可能会有更多的人听到，我很不喜欢这种感觉，我也不喜欢自己说的事情暴露在很多人面前，我觉得很尴尬，尽管我自己并不在场，但我会感觉到非常不自在。（HF10）
(三)总结：共在式与分在式互动
(一)互动延时与反思性监控强化
从访谈资料中不难发现，不少人可能会对语音造成的声音、状态、情感的暴露感到忧虑，HF15（51-高校行政人员）表示，“不发语音还有一个原因是在录音过程中，我不知道周围会发生什么并且被录了进去，这可能不礼貌，也可能泄露了我这边不想让人知道的一些状况”。对于语音暴露自我的不安全感，反应出的是低位者对自己真实状态和想法被不经意泄露出去的焦虑，他们在焦虑下采取了更加谨慎的方式——文字——来掩饰并控制自我在互动中的表现。本文认为，这是日常生活中的一种反思性监控。
吉登斯（1998：62-65、112）在《社会的构成》中描述了一个分层模型，将行动者设想为一系列的意识行动，包括行动的反思性监控、理性化和动机激发过程等。其中，在最具意识或最“自觉”的层面上，行动者会采取反思性注视、监控自身的活动流等行动，并期望他人也如此监控自身。需要注意的是，实践的连续性和反思性互为前提，因而反思性被界定为“持续发生的社会生活流受到监控的特征”。在反思性监控中，行动者借助语言，以例行的方式维持对行动的理论性理解，因此可以称这种意识为话语意识（沃特斯，2000：54）。话语意识与实践意识、无意识的动机并存，话语意识与实践意识并非泾渭分明，只是“什么可以被言说”和“只管去做无需多言”的区别，但话语意识和无意识之间的不同则在于它以压抑为核心的障碍（吉登斯，1998：67）。据此，本文将反思性监控归纳为行动者在持续的行动中对自己的行为所进行的“有意识”的监控，这种监控借助语言表现出来，是一种对“什么可言说”的判断与抑制。
前文指出，规避仪式发生了承担者的单向性变化，这其实源于线上互动的延时性特征使反思性监控易于操作。容易理解的是，低位者往往产生了更强烈的反思性监控动机。为了避免不恰当的自我暴露并塑造理想形象，行动者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进行控制，这种控制是行动者在有意识的状态下对自己表达内容与方式、情感的监控，是他们在持续的互动中感知和掌握的无形的互动规则。比如，大学生HM12在观察到他人与学长学姐互动所采用的方式时，也会开始调控自己的行为，主动选择一种小心谨慎而“正确”的形式，用文字与学长学姐互动。他也会将这种监控移置到学弟学妹身上，当下位者没有按照其期待的方式监控自我时，他会感到“不舒服”。
(二)空间虚拟与去身体化
然而，理想和现实往往存在差距。身体是积极行动的自我的所在（locus）（吉登斯，2000：102），规避仪式仅仅是一种期望，它更依赖于身体对这一期望的实现。自古以来，先哲们不由自主地贬抑身体，将之看成通向智慧、真理、理念和知识的障碍(柏拉图，2002：61-65)，这并非纯粹出于学者们对知识和理性的偏好，身体总是不由自主地带有不确定性和风险，与理性操控背道而驰（郑丹丹，2007）。
互动仪式的本质是对行动者日常互动的规范，而身体则是规范的重要对象。布迪厄（2019：120、182）指出，身体在发展中被打上了个体所属社会阶级的印记，因而身体本身就揭示着惯习，并受依托于社会位置所形成的惯习影响（希林，2010：123-124）。因此，他将品味界定为一种体现于身体并转变成自然的阶级文化。也就是说，身体会体现品位和阶级，可能在互动中不经意地将行动者不愿让人知晓的真实状态暴露无遗。在面对面互动中，身体将作为除语言外的一个重要信息表露方式发挥作用，传达行动者的情绪、观点和意图。但区别于语言，身体既不够理性，也较难被有效控制。因此，在传统的面对面互动中，人们除了考虑“什么可言说”之外，还要对身体进行繁复的反思性监控，规避仪式就是其中的内容。正因如此，戈夫曼（Goffman，1982：77-78）花了大量的篇幅讨论风度仪式（身体要素）对互动的重要作用。
技术的发展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普及所引发的空间延伸使得空间脱离了物理场所的束缚，虚拟空间的出现使得身体在场不再是人际互动的必要因素，甚至不再是常见的形式，这一改变造成了互动仪式的重大变迁。最明显的是，在脱离了身体这一不稳定要素之后，反思性监控更容易执行，互动的仪式更加简化和模式化，仪式失败的可能性下降，“面子工夫”的重要性下降。
在面对面互动时，行动者需要身体执行自己制订的行动目标，希望自己风度翩翩、智慧高洁或谦虚恭谨，但这些形象的传递可能需要兼顾站姿、表情、衣着、语言内容、语气等多个方面（Goffman，1982：77-78），就像在控制室依据一次次具体的效果呈现来对数十个按钮不断进行调试和更改，这种“私人订制”式的互动由两个行动者共谋来相互适应、建构、维持和转变，无法形成一种通用仪式来适应一类互动对象。
移动互联时代的身体缺席机制使得伴随身体的不可测因素大大减少，所需要调控的按钮数剧减，这促使互动仪式简化、模式化，行动者可以将单一按钮分成三个属于“上级”“平级”和“下级”的档位，依据与互动对象相对地位的高低“批发”规则，形成一种非“私人订制”的通用规则，替代持续互动和情境积累而作用于互动之中。
(三)文化差异的影响
发语音方式一般在很熟或者比较亲密的人之间比较常见。小蕊观察到，很多正在约会的人会更常发语音，可能因为听语音会更加有亲密感，有助于感情的发展，这可能是第四个特点。不过，因为老师不会使用这种软件和学生交流，所以看不出来地位差距对语音使用的影响。
为了验证几位被访者对中美（欧）差异的认识，我们通过他人帮忙对32位与国外文化有关联者（其中包括目前生活在美国的各国人士30名）进行了结构式访谈。他们与前面几位受访者对文化差异的判断基本吻合，除了两位在美国读书和工作的中国女性外，其他人都将工作和生活明确区分，但是在生活化的聊天软件或工作场所的网络交流里，外国人对文字/语音选择与地位层次之间的关系并没有那么敏感，甚至对这种选择也比较茫然，因为有些软件本身就已经有所侧重，甚至基本只能发语音或者文字。大家很少或者干脆不发语音的原因也跟我们从对中国人所做的访谈中了解到的差不多：打字表达的信息更准确；语音比较麻烦不愿意听，甚至觉得耽误事；认为打字比语音更快捷方便等。
(一)从“孤立”互动仪式论到“文化”互动仪式论
戈夫曼（Goffman，1983）将面对面互动定义为互动秩序。虽然他承认宏观现象规制着互动，有时甚至引导着互动的一般形式，但互动并不是任何简单意义上结构安排的表达，社会结构并未决定互动仪式以文化标准的形式进行展现，只不过是帮助互动从可资利用的指称系统中进行选择。也就是说，在互动实践和社会结构之间只存在松散的耦合，更广阔的结构与互动之间也存在一种断裂，于是二者之间的转换原则和选择就显得特别重要。当个体在不同的情境中面对彼此时，这种转换就能在这些实践的基础上升腾起社会世界“为真”的感觉来，人们通过走到一起组织起了社会生活。由此，互动秩序成了社会学理论的核心主题（特纳，2001：59）。
除了关系维度之外，互动的“整体性”还体现在互动过程各要素之间的“整体性”上，亦即编码—文本—解码都共属于“整个的人”，互动过程中各阶段的活动都受到这个人的经验、需求、情绪、信念、图式等多方面的影响，并服从于这个人的目的—价值的需要。
另外，互动的各种形式（共在式互动、分在式互动）之间以及本文所探讨的印象管理同样具有“整体性”，并服从于关系的整体性和人的目的—价值的需要。也就是说，个体在网络平台上的熟人互动并不会突然变成完全另外一个样子，虽然某些具体表现形式可能有所不同，比如有些人在线上互动时会显得活泼很多，但总体上和他与对方的线下互动紧密联系并呈现为一个整体。
(二)移动互联时代的互动仪式变迁
概言之，本文认为，互联网的时空分隔与重组机制确实影响了互动的情境，进而影响了互动关系，包括低位者的谨慎更容易实现、高位者的安全感更容易保障以及互动过程更简化、模式化等。
当然，文化和技术两个维度导致的变化并不能涵盖戈夫曼所说的互动仪式在移动互联时代所发生的变迁的全部内容，本文只是基于解析原则，选择从最基础的熟人之间的二人互动入手，希望通过剖析互动的基础单元为更丰富复杂的互动现象提供启示。同时，必须认识到，人类生活相对于自然而言只有极小的规则性，并不利于展开深入的系统分析（特纳，2001:60）。本文只是在科学探寻精神的鼓励下，努力揭示和把握人们身处其间的社会生活，希望加深理解，增进对规律的一点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