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江治理奉省，效仿管仲治齐。他认，“今日时局，能行管子之道者，尤可强国”。管子之道注重实际，不尚空谈，扎扎实实地办事情。行管仲施政之道，王永江“博访周咨，不宁故常，创法立制，胥有精义”，对奉天省政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理财之要，首重财源。王永江把目光投向了农业和工商业，并立足于从发展经济的长效机制谋求源源不断且不断增广的财税源泉。
（1）清丈土地
(2)推行移民垦殖政策
2、培植工商实业
张作霖主政时期是东北民族工业的大发展时期。关闭亏损的官营企业直接促进了民营企业的出现，荒地被开拓，移民不断涌入。此后，张作霖又收回省内矿山的开采权，由官方经营，对于官营企业经营不善者，就转卖给民营。这既弥补了民间开采由于技术手段落后所造成的资源浪费，同时也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由此，民营企业兴实业，经济体制不断完善。
（1）大力发展实业
王永江代省长期间，于1922年9月制定和须布了“实业考成现则”，规定各县知事每六个月造其一次报告书，汇报该县创办实业的成绩，然后由省派员实地勘查一次，这一措施从客观上起到了促进地方创办实业的作用。在王永江大力扶特下，奉省的民族工业得以迅速发展。1921年至1926年间，奉天创办的官办、私营企业共400多家，包括纺织、缫丝、电力、矿业、制铁、车辆、皮革、烟草、窑业、榨油、制米、酿酒、木材加工、火染、印剧、肥皂等工业。其中比较大的企业有于1922年成立的拥资奉大洋25万元的八王寺汽水公司，拥资奉大洋15万元的惠临火柴公司，1923年成立的拥资奉大洋10万元的肇新窑业公司，1924年成立的拥资41万多元的大亨铁工厂。
王永江所建的小型企业也取得一些成就。如纯益缫丝公司，系官办之缴织工业。成立于1920年年，资本共国币二十五万元。厂址在沈阳大北关钦差府胡同。主要制造品为花素绸及纯丝。“所织花素绸,质坚耐久。品质在舶来品以上。”而且物美价廉,“颇为一般人所乐用”。“纯丝出口售于日本，为本地出口大宗之一，换回利权不少。”
当时，日本饮料大量涌入奉天市场，在王永江的支持下，奉天八王寺饮料公司成立。该厂年生产能力汽水10多万箱、啤酒10万箱、酱油1000万斤。为唤醒群众意识，提倡国货，采用“金铎”为商标。
（2）发展军事工业
（3）建设商业市场
四、改善环境
王永江的眼光是远大的，他在改善生产生活同时也是理财环境方面下了许多功夫。
（1）加强市政建设
（2）兴建铁路事业
张作霖父子主政东北时期，北有中东铁路，南有南满铁路，但都由俄国人和日本人控制，他们真正掌握着东北铁路运输的动脉。1922年以前，东北没有财政和管理上的独立的铁路，所以“中国在满洲，仅存名义上之主权。北京尸其名，东京享其实。”张氏父子始终遵循着建中国人自己的铁路，力争收回路权为宗旨，并为实现这一宗旨而不懈努力。
（3）营造金融中心
五、将相失和
第二次直奉战争奉军大获全胜，张作霖并未见好收兵，而且乘胜穷追，到处抢占地盘，陆军经费支出就达一亿多元，占全年总支出的89％，导致东北地区货币贬值、物价飞涨，人民怨声载道。在大连养病期间，王永江给张作霖的干将杨宇霆写信，指出：“将来不待外力来侵，已成自杀之策，其危险视外力来迫相等，此岂图存之道！恐不过一年后，即自索于枯鱼之肆矣！不速图挽救，危险即在目前。”
王的“彻底改革方针”遭遇了张作霖的完全拒绝。他只好选择辞职。在《威福说》一文中，王永江抱怨张作霖“竟悍然无所顾恤，致郡县荒虚，四畴芜旷，商工凋敝，丁役流亡。又复征发箕敛，在加无已。”“百姓虚竭，嗷然愁扰。愁扰不思营业，不营业益窘，益窘则不乐生。”在辞职书中他再次阐明自己发展经济的观点，“夫金融、财政为万化之母，仅凭此有限之财力，专精致志，以经营之，犹非数十年难以尽举”。对于张作霖“备兵自卫，与逞争雄，轻内而重外，忽近而图远”的做法，他指出其后果只能是“利害相反，将自投荆棘之中”。在军费支出问题上，王永江认为，“今金融为军事牵动，竟出常轨之外，而战事又无时可息，则数年所期望之大政，必无所资以进行可知也”。张作霖在复王永江电中虽表示，“乃可从长计议，不难一致商洽”，却未能在具体的军费支出问题上做出让步。王永江再致张作霖，“今日关于军事之繁费，皆不论有无，随便自官银行支取，是以金融素滥，财政亦无从整理”。虽然王永江与张作霖之间的矛盾极深，但他对张作霖依然抱有幻想，“若将军能幡然改计，永江虽竭尽驽钝，死而后已，又何所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