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各地传统刑事案件大幅下降，但电信诈骗等网络犯罪发案率居高不下，屡禁不绝、屡骗屡成、屡骗屡新，危害巨大。
《经济参考报》记者调研发现，电信诈骗、网络赌博等网络犯罪已经实现全链条“产业化”，上下游的各个环节均有专业“黑灰产业”商家提供服务。这些商家并不直接参与犯罪，但为网络犯罪提供难以估量的帮助，导致网络犯罪门槛、成本极低，犯罪分子只需“购买服务”，就可以“傻瓜式”操作。
调研还发现，电信诈骗、网络赌博等网络犯罪团伙所需的服务器搭建、假身份信息、受害者信息、洗钱甚至诈骗“剧本”均有专业“黑灰产业”商家提供，专业团队渗透到犯罪活动的每个细微环节。
电信诈骗全链条“产业化”
太原市公安局杏花岭分局反诈专班民警马天伟、赵忠义等介绍，目前有专门的软件公司和技术人员为网络犯罪所需的网站、平台、APP等提供搭建等技术支持工作，价格并不高。“诈骗分子”直接购买、使用即可。
手法一：专业“软件商”提供“搭建平台”等技术服务
“文某强案”中，“老板”文某强安排“操盘手”通过境外加密聊天工具联系到软件公司，以每个5000元的价格开发出“广州新彩”等3个APP。
随后，诈骗团伙“操盘手”接管APP并进行后台操作，如修改资金额，封盘（关闭）等。“做这种东西技术难度不大，里面的许多功能都是假的。三个APP内部功能也完全一样，只不过是改了个名字，换了个‘马甲’。”马天伟说。
太原市公安局万柏林分局破获的一起团伙藏身迪拜进行“比特币投资”诈骗的案件中，涉案投资平台网站和APP制作方为上海的一家科技公司，该公司除了给这个犯罪团伙提供技术支持外，还向不特定群体出售服务。而深圳一家云计算公司则向该诈骗团伙提供云加速、云防护等科技服务。
手法二：“作案工具”买卖有“成熟市场”
手法三：甚至有专门培育“诈骗对象”的“菜商”
在“养”的过程中，犯罪分子通过冒充的身份开始诱导受害者进行小额投资，起初他们会按照一定比例，5%到10%不等，如文某强团伙按照投资5%的比例进行回报，即投入100元，给受害人返回105元。慢慢地，受害人越来越多，投资的数额也越来越大。
民警介绍，“培养”诈骗对象的犯罪过程，也在逐步精细化，为了规避风险，他们将一个阶段分成了“吸”“养”“骗”等不同阶段。不同于文某强团伙自己“养”诈骗对象，有的诈骗团伙可直接获得“半成品”诈骗对象，“封盘”诈骗收割即可。太原警方近期从东北抓获一个“吸粉”团伙，该团伙即是专门为下游环节进行“吸粉”，他们接收到“养号”团伙发来指定的群二维码之后，团伙成员冒充证券公司利用购买来的股民信息，单对单联系，将一个股民拉入指定聊天群24或48小时后，这名成员获得佣金13元，超过10个人头后每拉一个人获得佣金25元，成员每拉一人入群，该团伙老板获佣金七八十元。拉入群之后，“吸粉”团伙就不管了，由下游团伙对这些“准诈骗对象”进行下一步“套路”。
手法四：“跑分平台”“水房”“地下钱庄”等提供洗钱服务
诈骗团伙不直接进行资金结算，而是通过专门的“跑分平台”“水房”等团伙以挣取佣金的方式，将钱洗白，转给诈骗团伙。
太原市公安局反诈中心负责人张虹说，网络犯罪“洗钱”也经历了几个阶段：起初为银行卡取现模式，在银行卡多级流转后，雇佣“车手”将钱取出来。现在则多通过第三方、第四方甚至第五方平台等进行流转，即钱入卡之后迅速转账，然后以购物、购买基金、股票等方式，进入资金池，或者通过对公账户，以企业交易的方式进行资金流转。
民警说，洗钱团伙通过多张银行卡互相转，一级卡转到二级卡，二级卡再转到三级卡，转到七八级的时候，有些会购买股票基金，或者伪装成商户转账。“经过几个层级以后，钱有可能充到境外赌博网站，或者是购买基金、股票等。这样钱就进了大资金池子里，再出来的时候，就分不清楚哪一笔钱是诈骗款，相当于洗白了。”
文某强团伙与上下游“服务商”交易往来全部以“电子加油卡”作为支付手段，1000元额度一张的加油卡，将条码拍下来发过去即完成了交易，搭建一个APP只需要5张卡。
手法五：虚假身份信息和受害者数据找“卡商”
无论是诈骗团伙，洗钱团伙还是提供作案工具、诈骗对象的“菜商”，他们使用的均是假身份信息，这部分“服务”提供者被称为“卡商”。他们寻找相应的人购买身份信息“四件套”或者对公账户“八件套”。
“四件套”为身份证、银行卡、手机卡和银行U盾，每套第一手价格约500元到1000元，流转到诈骗使用者手中每套可达七八千元。“八件套”则包括营业执照、印章、对公账户、U盾等。第一级价格为每套1500元到2000元，到使用者手中每套高达上万元。
手法六：部分新技术成为犯罪“黑科技”
手法七：“犯罪套路”也能购买
生活中，各种类型的电信诈骗手段和套路层出不穷，却又似曾相识。民警介绍，“黑灰产”中还有专门制作诈骗“剧本”的团队，这些不乏心理学、文学、侦查学背景的专业人士，编造“套路贷”“杀猪盘”“冒充公检法”等各种犯罪套路。
“‘杀猪盘’原本是通过冒充谈恋爱等感情手段诱使受害者投资或赌博，在文某强案中，谈感情的阶段直接省略了，上来就是投资诈骗。”民警说，诈骗套路也在变化。
农民工、大学生等沦为诈骗分子“工具人”
网络犯罪分工的日益精细化，导致一些农民工、大学生等弱势群体成为犯罪的“工具人”，沦为犯罪“帮凶”。
有民警表示，从近年来破获的案件看，受雇开卡的群体呈现年轻化趋势，辍学的社会闲散人员、外出务工人员、在校学生成为主要目标。这些群体欠缺社会经验，爱贪小便宜，法律知识淡薄，受利益驱动走上违法犯罪道路。
晋中市民郝某某因大量出售个人信息被抓后，警方发现他名下的公司有五六十家，分布在全国各地。他交代，一些中间人会提供机票安排他到各地注册公司，开对公账户。
今年8月，郑州警方公布一批230人买卖账户、冒名开户的人员信息，其中“90后”占比超过一半；温州警方同月公布的一批涉嫌买卖银行账户、冒名开户的160名人员名单中，“00后”占比一成多，“90后”82人占比约一半。
在这种畸形的犯罪链条中，也不乏“黑吃黑”的现象存在。郝某某在手头紧张时，会将自己名下出售或出租的银行卡进行挂失，偶尔也能截住部分往来资金。北京市东城区检察院公诉的一起电信网络诈骗“黑吃黑”案中，嫌疑人假意卖卡，将售出的银行卡挂失补办，截住的诈骗款由此被据为己有。
斩断“服务”链条铲除“黑灰产”土壤
山西省公安厅打击网络电信诈骗犯罪工作专班负责人贾勇生表示，遏制网络犯罪不能仅依靠打击，要消除其屡禁不绝的现状，必须加强源头控制，斩断“服务”链条，铲除“黑灰产”土壤。
首先，通信运营商必须切实加大通讯卡“实名”管控力度，斩断“两卡”贩卖产业。比如，目前可以单位等名义批量办理的流量卡、物联网卡等被犯罪分子惯常使用，成为管理的薄弱环节。
再次，完善法律法规，对“黑灰产”从业者严打重判。民警反映，目前《刑法修正案（九）》虽然增设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对网络犯罪各“服务商”行为单独入罪，但现实中操作难度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