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考察了中国高度失衡的性别比推动犯罪率上升的渠道。省级数据显示，在中国性别比例较高的省份，犯罪率确实较高（Edlundetal.,2013），但我们对性别失衡增加犯罪率的机制仍不清楚。本文作者使用男性囚犯的个人调查和实验数据，以及一个可比较的非囚犯样本，来检验两种潜在的机制：
（2）性别失衡，加剧婚姻市场竞争，为男性犯罪创造了额外的直接动机。在中国，结婚成本一直在大幅上涨，女方家庭往往期望未来的“新郎”能够提供一套住房和一大笔现金（彩礼），因此，男性在寻求吸引伴侣所需的经济资源时，可能会诉诸犯罪。
数据显示，过去三十年（1988—2009年），中国犯罪率增长了6倍多，逮捕率从万分之四增长到万分之8.3。重大的社会经济变化无疑是背后的主要力量。与此同时，中国的家庭结构也发生了重大改变。1979年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开始实施（One-childpolicy,OCP），虽然在不同地区要求不同，但一般限制住城市地区夫妇只能生一个孩子，而大多数农村地区夫妇如果第一胎是女孩，允许生第二胎。OCP政策的实施加上中国传统的儿子偏好和B超技术的普及，导致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衡，2010年估计有3000万的过剩男性（”surplus”males）。
2.1实验数据
2.2实验过程
风险游戏是一种标准的多重价格表格式游戏，涉及一系列的选择。每一项决策都涉及在确定获得一笔金额和彩票之间做出选择，前者有50%的机会获得一笔更大的金额，后者有50%的机会一无所获。当一个人按照自己的方式做出选择时，中奖金额就会增加。相对喜欢冒险的人会更喜欢彩票，即使他们中奖后只会得到一小部分，而更风险厌恶的人只有在奖金足够大时才会转而选择彩票。一旦所有参与者都做出了选择，参与者就被要求从一个袋子里抽出一个球，袋子里有11个球，编号从1到11。所选的球决定了参与者的选择。然后，另一名参与者被要求掷骰子，以决定那些选彩票的人的结果。
2.3性别比的计算
作者使用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计算2种性别比：（1）prevailingsexratio（PSR），每个人出生地区适婚年龄的男女比例（2000年为5-14岁，2013年则为18-27岁）。（2）owncohortsexratios（OSR），个人出生队列中（5年）家乡的男女比例，用这个性别比检验在高性别比环境中成长对行为的影响。这样计算的性别比忽略了移民，可能导致数据有偏，但作者使用2000年微观人口普查数据计算后发现，5—14岁的含移民性别比和不含移民性别比数据非常接近，这个年龄段的人几乎没有移民。同时，OSR也可能受移民的影响（因为包括15岁以上的个人）。为了缓解这方面的担忧，作者控制了每一个城市的迁移率。
本文的样本包括162个地级市的1006名农民工。PSR从1.00至1.49，均值为1.14。OSR从0.81到1.53不等。表1比较了囚犯和非囚犯样本的信息。研究表明，非在押人员的平均年龄与在押人员相近。然而，他们受教育程度更高，他们的父母也比囚犯的父母受教育程度更高。非囚犯移民结婚的可能性要高11个百分点，但生的孩子却更少。
表2panelA的列1和列2报告了PSR对犯罪的影响结果，列1是不加控制变量的结果，列2和列3进一步加了个体层面和地区层面的控制变量。结果显示，PSR系数显著为正，PSR越高，犯罪概率也越高。列3的边际效应结果显示，从自然发生的性别比上升到样本PSR均值犯罪率增加了34%。PanelB报告的是OSR的结果，发现也显著为正，边际效应显示，从自然发生的性别比上升到样本OSR均值犯罪率增加了11%。
4.1稳健性检验：性别比潜在的内生性
4.2行为因素
作者使用了2种方法衡量风险偏好：表3的列3使用一个连续变量衡量，表示风险博弈的得分（参与者从选择确定的支付到选择赌博的得分）。数值越大，表示越愿意承担风险。列4的因变量是对于那些总是选择赌博的人为1，否则为0。
4.3婚姻市场机制
高性别比给寻找妻子的男性带来的压力在文献中被假设为性别比与犯罪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驱动因素。然而，这一假设尚未得到直接验证。如果PSR捕捉了婚姻市场压力，那么对于未婚男性而言，其效果应该更强。为此，我们将PSR与个体婚姻状态交乘。此外，在一个高度重视传统家庭结构的社会中，个体可能会考虑到后代的生育需要。因此，性别比也可能对有孩子的男性（尤其是有儿子）施加比没有孩子的男性更大的压力。于是，我们也将PSR与核心家庭是否有10岁以上的男孩（0/1）交乘。
表5报告了结果，PSR与个体的婚姻状态交互项显著为负，与是否有儿子显著为正，但与女儿的交互项不显著。说明PSR确实会通过影响男性婚姻市场压力从而影响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