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从未平等，人类永无止境的事业是在发展中实现平等。但只要人对利益保持追逐，这个社会就是存在着相互倾轧与剥削。而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思想和文化从来都不是独立的，它们是为了服务这个社会和时代而存在的，从思想文化的发展可以看出社会与时代的变迁。
春秋是时代的量变，战国是量变后的质变。110年的中国近代史，前80年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是量变，后30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质变。而处于时代交汇处的新文化运动，既是对前期斗争的总结，更是对后期探寻的引领。这样深刻的思想文化运动彻底转换了人民对时代和世界的认知，彻底解放了传统文化和思想对精神的束缚，我们才算得上真正意义上进入了新时代。但是，思想文化从来不是独立存在的，它摆脱了时代，就失去生存下来的空气，思想文化都是为了发展这一永恒不变的主题服务的。
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思想根深蒂固，意味着中国不可能再以温和的方式进行改革，我们错过了明末清初的民主思想启蒙，错过了鸦片战争与洋务运动时期的思想解放，错过了戊戌变法和洋辛亥革命时期的新思想普及，中国的未来已不适用渐进式的改革和妥协的革命了，然而，人民在精神思想领域的封建性阻碍了我们对中国道路的探索。从明末清初开始，中国开始了新思想新文化的探索，但不彻底，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探索间接性地传播了新思想，但却一直在与封建思想作斗争，也未产生多大的社会共鸣，中国迫切需要一场彻底全面的思想解放运动来为中国发展灌输新的精神力量。自新文化运动开始，社会上的先进知识分子通过新文化的革命掀起与封建社会彻底决裂的分水岭。中国人的思想不再是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思想，与时代发展相融合的进步思想鼓舞了一代代中国人追求幸福美好的未来。
“科学”和“民主”只是表现的内容，而真正倡导的始终是人性的解放，并且由这类人性运动上升到对个人民主权利的诉求，对建立没有压迫和剥削的平等社会的美好憧憬。
新文化运动是对北洋军阀复古潮流的坚决抵制，更是对重大社会转型的思想文化领域的响应，它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条件，也为中国的时代精神奠定基础。它最大的后果是这道分水岭很严重地导致中国人民与传统思想的决裂，我们以偏概全地否定使我们对今日重拾这类优秀传统文化产生了困扰。新文化运动是对中国文化的毁灭之后的重塑，在全中国掀起一场人性关于独立自由的解放，它指引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方向，也间接地描绘了自由平等的社会形象。
2、科学与人性自由探寻
科学是“赛先生”，它是新文化运动中对人性探讨的一种实践，我们的人性需要学会中华民族的美好品德，更需要重视对这个世界的科学性认知。这种科学代表真实，更代表我们精神领域的重大转变，精神思想不再是独立的，而是世界和时代发展的客观反映。
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科学传播，其传播内容是从器物、知识的层面上升到精神的层面，使国人对科学的理解触及到了科学之魂——科学精神，提升了大众对科学理解的深度和广度。科学精神的传播，广泛开启了民众的心智，最大限度地改造了旧文化和旧礼教，积极推进了民主，这些又为构筑新文化做出了必不可少的贡献。[2]科学精神在新文化运动中对中国人进行启蒙，丰富了中国人的生活色彩，从此时开始，他们的生活不再被封建伦理道德束缚，有了追求独立自由人生的权利。
科学与人性自由的关系，就好像探索科学是人类永无止境和共同的事业，我们接触到的不是触不可及的高贵精神，而是能以个人的实践探索的人类真理，在这不断地探索中，我们对自我、对生命、对社会、对时代具备深层次的领悟，自觉地探索生命的道路是追寻个性的自由，而在此基础上追寻整个民族的独立道路，则是实现国家的自由。长期以来，封建统治者为维护封建统治，在全国人民心中扎下深深的思想烙印，辛亥革命废除了封建帝制，却并未将人民从封建压迫关系中解放出来，新文化运动对科学思想的传播，使人们深刻认识到每个人都是独立生命的个体，都不是他人的附庸，更不是不公平社会戕害的对象，为了保证个人利益的实现，每个人都要坚持地寻找美好幸福的未来。每个人对幸福的探索是人性自由的最好体现，不因世俗所阻碍，不因黑暗而停滞。
至少，科学传播是实践与人文精神普及化，中国当时处于的时代是整个世界都在剧烈变化的时代，而中国在通向现代化未来的重要表现是时代和国家赋予每个人追求人性美好的自由。反观今日，我们嗅到了科学的味道，但却感觉不到自由的空气。
3、民主与人权解放探寻
辛亥革命解放了国家，却并未解放民族和人民，小农经济遭到严重抵制，却并未毁灭封建土地所有制，农民不是地主的奴隶，人民也不是北洋封建军阀战争戕害的对象。辛亥革命的革命成果被袁世凯窃取，在北洋军阀政府的控制下，法律和民主是可有可无的，实力才是必须的。辛亥革命成功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然而，却并没有成功地让人民自觉地为民主而奋斗。
在未实现物质高度繁荣的社会里，民主是被限制在法律中的条条框框里，它的存在是为了统治者的需要而存在的。我国在进入20世纪初的法律几乎是不存在，甚至是沿用封建社会的法律，在不自由的社会中，人民继续在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下艰难地生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带给中国人民最深刻的影响是奴性心理，在这样心理下，有钱有势有能力的人为了自身的利益伤害他人，剥削其他人。古人的权利就在无休无止的相互剥削中消失殆尽，虽然有封建法律的存在，但越往后期，逐渐演变成为统治人民的工具。
绝对民主是不存在的，而在法律规定的相对民主下能够将社会趋向于更加平等的状态是我们对民主的希冀。新文化运动提倡的民主引领了中国在未来很多年直至今日努力的方向——法治社会。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中国有什么民主，回答是中国式民主。中国式民主的启蒙发源大抵就在这里。然而，那个时代的民主并未过分强调国家法律制度，而是从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出发，实现个人权利从封建制度中彻底地解放。民主社会的核心要义就是所有人都能享有责任和权利。解放不合理社会秩序在人民身上的束缚，从而保证人民抓住机遇，实现人性的自由。
民主是指引中国人民探索寻求合法权利的保障，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先进的知识分子从昔日中国人民近代化道路的救亡图存认识到他们缺乏的不是技术和制度，而是能够探寻中国式民族复兴道路的指导思想。为了让国家能够实现真正的民主，广大人民群众都踏上了寻求人民民主和国家主权的道路。
解放国家可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自强必须“新民”，必须培养“新人格”，而不打破封建礼教，不冲决封建罗网，则将难以有“新人格”，而没有“新人格”，“自强”难言，这表明，五四先驱所倡扬的民主与人权，是紧紧与其救亡图存的爱国实践紧密相连的。在他们那里，民主与人权从来不是句空洞的口号，而是有着强烈的实践内容和实践意义的。[3]封建社会充满了剥削与压迫，而中国近代社会的很大一部分斗争仍是封建主义与广大人民的斗争，不平等是所有社会的特征，而实现民主与人权解放是广大人民内心强大的希望和动力。为了个人权利的获得，更为了全体中国人民都能在中华大地上享受平等的权利，不再受到不公正的伤害，新民主主义革命由此展开。
科学的人性自由与民主的人权解放相互关联，民主提供科学稳定发展的环境，而科学反过来促进越来越多的人在探索自由道路时明确自身的权利，向时代诉求权利。科学与民主都是新文化运动带给中国人民比较全面的思想启蒙。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不同的是，这种启蒙不单纯是学习和模仿，更是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实践创新，中国式思想由此发源，并且逐步发展走向顶端。
生命从不平等，但新文化运动这类具有中国特色的思想文化解放撼动的是封建制度的根基，引发的人民对于生命、人生与社会的思考。在科学与民主的广大旗帜下，造成新民主与旧民主革命的一个重大区别——是否能引领广大人民投身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关于共筑中国梦这件事，是人民永无止境的事业，然而，第一次被上升到精神文化层面的起始点是新文化运动。我有一个梦想，你也有一个梦想。
1、中国古代女性社会地位探寻
曾几何时，梦想完全成为强者的所有权，而弱者则成为强者的附庸，弱者用他们的双手拼尽全力触摸他们无法触及的梦想，这是无论哪个时代、哪个社会强者和弱者都将面临的命运。而社会更加公平、平等，更加向前发展的标志是强者变强，弱者变得更强。
女权是新文化运动乃至整个中国近代社会共同探讨的主题，在今日，其研究也有其非常深刻的意义。女权和男权不一样，前者代表平等，而后者则是建立以男性为主导世界的不实际幻想。但之所以要主张女性权利，其必须反思中国古代女性的社会地位。
毫无疑问，中国古代女性是社会的弱势群体，从“氏”可以看出，女性没有自己的名字，完全是男子的附庸，从女人缠足可以看出，女人必须为了男性的特殊爱好而进行自残，从“女子无才便是德”看出女性不能享有与男性同等的受教育权和自由发展的权利。依靠“长幼有序”、“内外有别”的概念，制度和仪式维持着大家族内部的团结与延续，并把这种秩序放大到整个社会，乃至国家，这就是古代儒家思想的基础。[4]在这样的宗法制度建立起来的社会秩序里，父权主义、夫权主义盛行，重男轻女更是古代社会的主流。男人三妻四妾就极为平常，而女人就必须守住贞操和清白。
古代女性社会地位低下的重要原因是女性和男性相比，其生产能力较低，故成为了男性主导的小农经济的附庸，而封建传统伦理道德正是借助这一点，大肆推崇男性文化，降低妇女地位。原始社会中女性地位突出，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这一类矛盾日渐突出，女性自汉朝开始，其地位日渐下降，到了近代之前，女性完全没有社会地位，完全沦为男性的生命附庸，他们在经济上不平等、政治上不自由、文化上不自信、生命中不独立，甚至很多时候，她们极有可能被作为商品贩卖。
人的生命很短暂，而古代不知有多少对生活与生命充满无限美好憧憬的女性在精神和物质上的双重压迫下走向生命的终结。当然，在封建社会走向末期时，女性的社会地位开始受到重视。《红楼梦》绝对是一部女权作品，它通过金陵十二钗的艺术才华展现出知识女性追求平等的需要，但同时也折射出封建主义对女性发展的残酷迫害。歌颂女性的作品自古有之，从“风诗”到“楚骚”，再到“唐歌”、“宋调”、“元曲”，但从来没有任何一种文学样式像明清小说那样女权问题真正当一回事来写，而且是滴血沥髓地写，是呐喊呼号地写。从弘扬女才，到女尊男卑，直到女权至上，完成了中国古代文学画廊中最为辉煌夺目而又沁人心脾的一段，而且启示着后代的作者呕心沥血地写下去。[5]肯定妇女的社会地位和才华，并且明明白白地主张女权，这是社会进步的体现，这反映出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为女性带来的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然而，这毕竟是少数，广大古代的劳动妇女在面临女权主张反弹后的更加严厉恶劣的封建打击。
而对于封建社会中处于社会底层的劳动妇女，更成为封建制度戕害的对象。女性在古代已完成成为延续香火的生孩子机器，甚至是男性可以买卖交易的商品，国家不允许女性个性的发展，精神的独立，梦想的创造，这种重男轻女的大男子主义思想延续到中国近代社会，甚至到今天，某些偏远农村仍是支持这种腐朽思想。当某种错误思想成为习惯真的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男性作为生产力的强者承担着社会发展前进的主要力量，这并不代表着男性可以随意剥削生产能力较低的女性。理想中的和谐社会是所有人都能相互尊重彼此之间的生产能力，并且回报双方平等的人格和独立的梦想。
2、女性在转型中国的地位探寻
中国近代史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最屈辱的历史，这一百多年流淌着的是无辜华人的鲜血，重复着的是领土和主权的丢失，延续着的是失败和挫折的阴影。中国由昔日的超级大国降级逐渐沦落为谁都可以欺负的对象，这样的反差对任何一个天朝上国的人民而言都是难以接受的，但是，当中国进入近代社会后，中国踏上了发展进步的新台阶，无论从政治、经济、还是文化层面，我们都在向着一个更光明的的的中国未来前进。
无论是成就还是失败，无论是发展还是倒退，这些现象都是中国在社会转型中尝试适应中国近代化进程。中国近代化道路是中国人在学习模仿西方资本主义器物、制度等内容而进行的探索，农民、地主、商人争先恐后地登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他们在以自己的方式寻求个人和民族的拯救。农民想要获得土地，颁布了平均主义的《天朝田亩制度》，地主阶级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开始军用和民用的技术探索，资产阶级有温和式的改革，有激进的革命，但是，我们的探索遭遇到挫折，甚至面临着很多失败。中华民族越挫越勇，越来越多的先进知识分子认识到改变改变国民思想中的封建落后性的迫切需要。
革新人民思想在新文化运动的体现是革除封建社会的一旧思想，自然也就包括了男尊女卑的封建伦理道德，而重塑中国信仰则是在学习西方科学与民主思想的过程中建立与时俱进的中国新精神，自然也就需要树立女权主义思想。李大钊指出：“现代民主主义的精神，就是令凡在一个共同生活组织中的人，无论它是什么种族，什么属性，什么阶级，什么地域，都能在政治上、社会上、经济上、教育上得到一个均等的机会来发展他们的个性，享有他们的权利。”[6]妇女不仅在生活各方面应该与男人平等，而且应该积极参政。中国近代以来从废止缠足到思想领域对女性的解禁，再到女性参政，新文化运动起到了关键的承前启后的作用。
女性在转型中国中应当保持怎样的位置，在那个年代更近似于一种探索，社会的剧烈变化使原本突出的矛盾更加尖锐，穷者更穷，富者更富，女性在动荡时局中如何坚持走独立自由的人性道路很重要，然而，在混乱局势中，保证女性能够获得生存的权利是其发展的前提。
转型的社会总是包含着我们猜不透的因素，但中国的近代化道路在开明中国人的探索中逐渐变宽了，国家和民族的危机不再是少数中国人的问题，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新旧斗争使科学与民主思想深入人心，更让探索中国出路的中华民族阵营中灌输新的力量，女性自此开始踏上了挣脱男权社会的束缚，寻求自我的道路。转型社会的重要主题是“变”与“不变”的斗争，我们在认识中国近代史时，总会自然地预示到我们总会触摸到新时代的光明，但我们更需要客观地认识到在光明总会产生新的影子。
3、东西方女权运动的差异性探寻
中国与西方的近代化过程大相径庭，我们在世界体系中的被动局面和屈辱外交使我们对于近代化道路的探索总体上呈现较快的局面。新文化运动是在军阀割据分裂、广大农村未开化的状态下实行的，而所提倡的女权是在“批判旧道德，提倡新道德”的背景下贯彻的，女权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载体，但却不是一切。新文化运动对旧道德批判与新思想的弘扬是比较全面的思想，也就意味着我们不可能对某种新思想的传播走循序渐进的道路。
中国不存在女权运动，但是借助新文化运动使女权思想深入人心，我们能够看到新文化运动思想的全面性，当然，我们无法否认在保证新思想全面传播的同时，对人民思想影响的彻底程度并不很够。很多年之后，能够与新文化运动相提并论的是改革开放引起的思想解放，女权在改革开放中再度被提出来，然而，这类思想解放运动未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而且还是经济助推下的思想解放，并非是独立的思想运动。其实，无论是新文化运动，还是改革开放，对中国信仰的重塑程度远远达不到欧美国家的深度，而我们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对很多优秀传统思想全面否定，导致我们今日在传统思想与时代思想中很难寻找到平衡。
其实，中国大多是在以实践探索思想解放的道路，新文化运动也是在积累的社会矛盾的偶然事件。有趣的是，新文化运动中倡导女权的人都是以陈独秀、李大钊等都是男性，男性需要重视女性的梦想，为其主张权利，但中国的女权运动必须由女性亲身实践探索，女性的权利也要依靠女性自我主张，女性的独立自由人生需要自己来开辟。男性只是这些事情上的助推力量，代替不了内部的变化。而在新中国建立后人民便放松对女性权利的保障，大概就是女性本身未达到深层次的思想解放吧！
1、上层社会知识女性的时代引领探寻——以名媛淑女为例
旧社会是黑暗的时代，黑暗的表现是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加剧，这一切都是利益在社会各阶级的不合理分配。女权这种事情，在某种程度上或许只是有钱人营造的社会虚假公平的假象。女权解放对于封建地主阶级、外国资本主义入侵者、某些官僚资本主义而言，没有什么好处。但不管怎么说，上层社会有意或无意地女权主张引领了中国近代化的时代潮流。
知识能够改变命运，而改变命运之前首先需要认清自己在时代中的定位。而获取知识的最有效方式是接受教育，但中国近代社会的教育不是义务教育，普及教育面临着封建势力的强烈阻挠，更何况是长期以来信奉“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伦理道德不允许女性接受教育。近代女子学堂的开办就在新文化运动中艰难地开创起来，但上层社会人民生活的一个重要表现与欧美国家接轨，他们对女性的生活、权利、能力有了肯定和接受，并且愿意让其接受更深层次的教育，这类上层社会知识女性在不断解放思想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一个重要群体——名媛淑女。
随着女子教育的振兴，使一批没有受教育权利和机会的妇女走出闺阁，接触社会，认识社会，为妇女参加政治、经济、文化活动，提高社会地位开辟了道路，也为妇女进一步接受新文化。新思想开辟了道路，也为妇女进一步接受新文化、新思想创造了条件。女性教育的发展孕育了中国知识女性群体，她们是妇女中最早具有女性意识的一部分，对妇女解放运动有重要的意义。上层社会的名媛淑女一方面在对传统包办婚姻中倡导自由恋爱和婚姻，另一方面在妇女从事中国近代化进程中成为新时代女性的代表。
乱世必出佳人，名媛淑女在那个年代的总体风貌是既能够在自我追求上彰显时代的进步性，又能引领整个时代走向正规的近代化发展。作为知识女性的她们，很清楚自己的生命到底需要什么，并且很清楚作为中国才女的她们身上担负着怎样的民族责任。这样的女性是拥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精神”的最好呈现。自新文化运动开始，上层社会的名媛淑女包括了一代国母宋庆龄、“鉴湖女侠”秋瑾、“世纪的同龄人”冰心、妇产科专家林巧雅，他们很多都成为了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当然，上层社会的知识女性的影响并不一定都是积极的，也有很多女性站错了时代的队伍，站在了与中国发展和中国人民相背离的人群中，妨碍着中国近代化进程。但女性在各行各业上均有杰出的人物出现，反映出女性在社会地位的逐步提高以及社会对女性才能的充分肯定。
名媛淑女作为当时社会杰出女性的代表，是引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重要角色，而很多时候，她们的气质在新中国的妇女中得到传承。生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中国妇女，以主人翁的姿态投身于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她们自尊、自信、自立、自强，在参政能力、文化水平、科学知识、生产技能诸多方面都有显著提高。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一支生力军，是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力量。[9]更关键的是，她们的引领作用投身到各行各业中，她们用其平凡而伟大的人生诉说着如花的美丽。
然而，名媛淑女毕竟只是少数，而其代表的大多数利益是大家族，女子弄权、女子从政，对中国发展而言是好事，然而，今日我们强调的女权更需要注重社会的和谐发展。这样极少数的杰出女性是绝对不能代表中国妇女的全貌的，也是不能完全承担中国女性发展的历史使命。新文化运动以及之后女性自主性地在全国范围内倡导女权，却也只是在上层社会中适用，广大妇女仍是在艰辛地生活着和被压迫地存在着，她们没有受教育权，依旧需要为整个家庭奉献生命，而其家庭却并未重视其个性与人生。
女权是全民族女性共同推动的民族和国家事业，在半殖民半封建社会里，只能允许一部分经济上独立的女性有选择自我和人生的权利，但至少当社会向前继续发展时，由名媛淑女等知识女性探索开辟出来的道路逐渐变宽，从而有更多的女性践行着人类伟大的事业。
2、下层社会贫苦妇女的社会戕害探寻——以性工作者为例
当我们流连于上层社会名媛淑女的理想风貌时，我们的确不能以偏概全，中国妇女的整体风貌自然也涵盖了位于社会最底层的贫苦妇女，引起妇女社会地位低下的根源是女性的生产力水平低下，而直接造成其妇女社会地位低下的原因是贫穷。我们的中国近代社会是一个极不平等的社会，尤其在20世纪以后，战争的频繁爆发引起社会高度动荡，经济上时常遭受三座大山的阻碍，领土和主权分裂，归根结底是中国的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妇女在封建社会中本就社会地位低下，再加上这些无法预计的社会祸乱，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将遭受更加恶劣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其实，女性真正站立起来的也只有上层社会的知识女性，贫苦是一大批中国妇女的精神风貌。
城市就像一个大染缸，将人与人之间的颜色用利益区分开来，是这个社会将贫苦女性逼入最痛苦的极端，反而，他们却不愿意多给这类女性的重生的机会。一日为妓，终身为妓。新文化运动将封建伦理道德彻底瓦解，然而，却并未瓦解封建制度，在封建主义造成的女性经济地位低下，再重新面临社会风气对女性的转变，作为性工作者的猖妓在整体社会中的地位更加濒危。他们所接受的女性是纯洁的，并且是自信、自强的，却很少有人将目光聚焦在贫苦妇女身上。新文化运动对女性的思想解放，开始使国民党政府顺应国际社会反对猖妓的措施，但是，这种措施在严厉禁止后友迅速复苏起来。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妓女制度才彻底被终止。
女性追求独立与自由的发展道路，首先需要保证其具备生存的基本条件，然而，中国近代社会的“变局”无法提供女性生存的保障，而在不公平社会体制面前，上层社会中占据利益大部分的群体对中国女性进行更加无情的剥削与戕害，矛盾由突出走向激化并不是没有根源，万恶的旧社会其根源就在于未突破旧有的社会制度。当然，新文化运动在解放人民旧思想的基础上冲击了封建制度，但其也在过分激烈的文化和思想革新运动中将广大下层社会的贫苦妇女至于时代发展的风口浪尖，这些女性被时代利用后就被彻底抛弃，我们损失的可是无数女性的美好生命与自由的梦想。
女性权利的主张关键在于讲究平衡，女权运动既不是某一个阶级的运动，也绝不是将另一个阶级至于时代的风口浪尖仍凭风吹雨打，平等和谐的社会要求我们的权利需要全民族人民共同为之奋斗。
3、广大妇女追求自我和权利的社会风貌探寻——以顺德“自梳女”为例
中国近代社会在新文化运动中带来的思想解放应用到经济领域，极大程度上造成了中国城市与农村发展的巨大差距，并且一直延续到今天。而上述内容关于上层社会的名媛淑女以及被剥削和戕害的民国性工作者，其之间的巨大差异几乎都是在城市发展中体现的，而最能代表中国近代化中社会女性的整体风貌的是广大中国农村妇女。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局限性就在于其科学与民主的思想风气并未彻底地净化农民的封建固有思想，农村人民的思想解放根本上是在中国共产党在国共十年对峙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的根据地建设过程中积累下来的。广大农村妇女一方面在时代发展的激励下寻求自我，维护自身的利益，并且在思想开化的农村逐渐摆脱男性的束缚，但另一方面，农村的封建势力不允许女性走向独立自由道路，为尽可能地维护自身阶级的利益，对女性的这类行为进行限制和打击，开始新一轮的封建女性礼教。广东顺德的“自梳女”就是在这样的特殊社会背景下兴起的矛盾统一体。
这种自由、自食其力的价值观成为当时最有感染力的价值观，使她引以为荣，成为她们独居生活的精神支柱，这是促使自梳女兴起的直接原因。但是，从实际上来讲，家庭和女权并不是处在对立面，更不是此生彼长的关系。为什么经济上独立就必须离开家庭，甚至禁止组建家庭呢？我们无法否认尊重是女性最重要的需要，这并不代表就要放弃女性爱与被爱的需要。“自梳女”一旦自梳，虽然在经济上独立，但从此却被封建伦理道德的“贞操”束缚，这样的自梳再怎么看来都有些畸形病态。礼教误人、礼教害人的思想在广大农村依旧盛行，而广大农村人民也依旧很服从这样的伦理道德，外面的世界每天都在变，而农村在变化的同时却坚守住固有的陋习。
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接踵而来的外力冲击，又通过独特的社会机制由外来变为内在，推动民族冲突和阶级对抗，迂回曲折地推陈出新。[12]当在面对极强大的外界阻碍时，中国的发展会以妥协的方式谋取平衡，新文化运动在反帝上暴露其妥协性，而广东顺德的“自梳女”看似是女性经济上的独立，但却很畸形病态。这也是女性希冀发展但又不得不妥协的产物，这很矛盾，也很变态，女性向束缚她们的伦理道德屈服，甚至融合但恰恰就在中国近代化的曲折探索中形成了。在转型社会里，很多事物都具有两面性，这就是抗争的意义——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与广大人民的斗争。
上述上层知识女性和最底层的性工作者都是这个中国近代女性的两种极端，而代表最广大妇女利益的农村妇女在妥协中寻求自我与发展，足以证明新文化运动的局限性，但我们要明确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社会，这样的矛盾看似很突出，但却大体上符合中国近代化道路的曲折与特殊。但女权运动是不应当因为这样的原因而有所停滞，平衡各阶级女性的利益是我们需要践行的更要从精神出发，彻底转换对阻碍社会发展的封建传统礼教的认识。
但很庆幸，以新文化运动为载体的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农村和解放女性中并未向封建势力妥协，在中国大地重新燃起女性梦想的火花。
1、文化追求个性，思想彰显独立——以萧红为例
有的女人是在用生命叙述着人生。
压抑人性是封建社会走向末期的常规现象，而对女性的个性束缚则近似于一种惯例，打破这种惯例必须从思想上彻底革新，明确女性绝对不是男性的附庸，女性更不是封建时代的牺牲品，女性作为独立的生命个体，拥有善良还是丑陋的自我个性，都是自己选择自己的命运，不容后悔。萧红用她悲剧的一生以及她后世的作品清醒地表达出女人是要独立地掌控命运，但恰恰正是这种思想毁灭了萧红。
萧红在其作品中反映出极强烈的女权主义思想，女人未必渺小，男人也未必伟大。在萧红笔下，女性的人品高尚，性格坚强，敢于藐视封建传统势力和习惯势力。而男人貌似了不起的样子，其实思想品德卑微，自私自利，俗不可耐，这是对大男子主义的揶揄。[13]萧红是新文化运动以及五四运动后接受教育的新一代知识女性的杰出代表，在其文学作品中以其独特的个性宣誓着女权，也展示着与封建伦理不一样的思想诉求。。而小说中的女性展现出“不自由，毋宁死”的极其强烈的决不向封建恶势力屈服的女权主义思想，表现出女性渴望个性的生活，独立的人生。从其作品中我们能够看出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对年轻一代知识分子的影响是很彻底的，而其使其对过去的文化传统带有极度强烈的否定。从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时代背景来看，这是迫切需要的。然而，从中国文化和中国发展的长远角度来看，全盘否定抑或者全盘接受文化都不是我们应当坚持的态度。
萧红在文学上很坚强，女性的文学作品一般细腻温柔，而其作品很深刻地反映了贫苦大众尤其是社会底层的妇女的艰辛生活，更具有“乡土文学”、“女性文学”、“抗战文学”等多种特征，其思想内涵呈现多重性、复杂性、丰富性，作品中渗透了她对生命的关切、悲悯与珍爱，对“人与自然”、“女性与男性”、“生与死”等这样一些人类存在的基本母题的洞察、追问与思考。[14]
萧军在晚年时曾感叹道：“除非具有真正伟大的灵魂，伟大的人格，伟大胸怀的人，是难以做到的。”而其在人生尤其是婚姻与爱情方面的失败也折射出中国近代社会女性一个重要的时代特征——矛盾：一方面呼吁女权，另一方面女性很脆弱，会向封建顽固势力妥协。但知识其在文化领域的个性以及在思想领域上的追求个性揭示了一个重要的道理：女性的生命不是只有婚姻与爱情，而更有个性、有思想、有人生、有梦想。萧红以“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精美”表现出女性需要特立独行。
2、权利要求主张，政治呼吁平等——以近代妇女参政为线索
文化和政治很像，都是经济发展的产物，但文化不是政治，思想也不同于权利。文化和思想从人性角度入手，但其最终只是在调动人关于责任方面的因素，在转型剧烈的时期，强大的力量能够改变国家和民族。
新文化运动是思想解放界的除旧创新大运动，但并不代表其与政治无关，准确来说，中国近代化社会中的每一件事都有可能会改变我们的世界，而新文化运动则是针对北洋军阀政府的复古逆流而做出的回应，它在宣扬民主的同时，无形中就向中国人民传达了权利思想，尤其是对妇女而言，传达了妇女应当主张的权利，而在旧社会里，中国倡导的女权差不多都是在围绕与男性拥有平等的社会地位。新文化运动为妇女争取民主权利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与开端，总结了过去80几年妇女在中国近代化中的作用，并融合了时代发展的潮流，推进中国女性的民主进程。
但我们从上述内容分析可得，中的女权运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国进步男性的思想整风运动，其实中国的女性倡导女权的群众基础并不大，但总会有一些进步女性如唐群英之流开始支撑着中国时代发展的女性动力。唐群英率先加入同盟会，影响了一大批妇女人才，并形成了一支近代重要的妇女革命力量，并积极引导民初妇女参政运动使中国女权运动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潮，虽未果，但显示了中国近代妇女的觉醒和力量，后来其创办女报，利用报纸进行革命活动，从而唤醒了广大妇女，为妇女的思想解放，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更创办女学，为女权运动培养了一大批妇女人才。[15]唐群英成为20世纪早期以及民初和新文化运动中倡导女权的核心力量。她所做的事情很简单，是为了让更广大的妇女能在恶劣的社会环境中拥有自己的合法利益，在保证政治地位平等的条件下逐步实现女性的权利主张，很显然，中国近代的女权主张带有很强烈的激进性，对男性的贬低，对女性的弘扬。
我们的国家并不是一个民主大国，在新文化运动中倡导的民主思想在目前仍在积极地探索过程中，女性一直是中国社会的弱势群体，经济上上的生产能力低下是我们无法控制的内部原因，然而在政治和权利的诉诸上，我们又能否实现平等，是我们保证经济更好发展的政治保障。文化思想与政治权利都是发展的必然产物，两者都存在共同的目标即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为我们需要将文化思想融入政治，更将政治权利为文化思想保航。弱势群体经济上不平等，就更需要保证其政治和文化上平等自由。
3、传统国学的女权思想探寻——以陈寅恪的“颂红妆”系列为例
这个世界上，认清历史，把握现在，展望未来的人是最成功的，这种道理同样适用于国家和民族。
创造新文化是要付出代价的，批判旧文化也是需要勇气的，我们为什么不能将新旧文化更好地融合，从而达到和谐的效果，这无疑就是将未来与过去连接到现在，但这不是妥协，而是创新。
新文化运动以科学和民主两面旗帜在全社会掀起一场思想文化的解放运动，在大肆弘扬新文化、新道德同时，以偏概全地否定了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这就给以后的中国人民敲响了文化的警钟，中国人不能再在展望明天的同时，而丢弃我们的历史，文化需要平衡，我们在创造新文化的同时，更需要坚守住传统的精髓，而以这样的态度来推动中国文化思想领域的共鸣，远比激进地全盘否定更具备强大的作用。
新文化运动中旧文化包括旧的写作形式成为被批判的对象，但为保证民主旗帜真正地不倒，蔡元培以“思想自由，兼收并蓄”重新接纳各类思想文化，国学再度成为我们中国人需要认识的文化，陈寅恪是新文化运动中的国学大师，但这类国学大师比较另类，他的职业宗旨并不是宣传孔孟之道，而是“著书唯剩颂红妆”。
陈寅恪先生生存在这个纷扰的时代中，始终有意识地自处于时代的主流意识之外。照陈寅恪先生最喜欢使用的以家世渊源考证人物思想之由来与分野来看，就陈寅恪先生的家世而言，他的思想自然地趋向于保守主义。而就陈寅恪先生在西方的求学经历和他所处的时代而言，他的保守主义中有糅合了相当的现代特质，最终造成一种充满他睿智与坚定的“中国文化本位论”。[17]传统与现代本就是对立的事物，将其融合在一起极有可能会出现如“自梳女”那样的社会畸形，但是，陈寅恪凭借其卓越的才华取其精华、去除糟粕，将传统与现代紧密融合，他的一生几乎是在用国学的旧形式宣传着科学与民主的思想，而其也是中国文化重塑时期最成功的缔造者。他的学术思想用“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来概括，而这类思想也衍生到其生命特质里。当然，陈寅恪更推崇的是一种女性的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他与才女有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结。陈寅恪大部分著作都在“颂红妆”，而其“颂红妆”系列的话时代巨作是《柳如是别传》。
柳如是，是第一个拥有正传的青楼女子，也是唯一一个。柳如是太美，贯彻于秦淮八艳的最核心；柳如是太强，决胜于江南名妓的佼佼者；柳如是太庸，沉溺于繁华世界的色彩中；柳如是太爱，存在于爱情漩涡的正中心。这样的奇女子，陈寅恪迷上了她的伟大与平凡，恋上了她的平庸与陌生。他为了这个女人，为了这部《柳如是别传》，牺牲了其健康以及生命，还有钱钟书的不认同不必要的想法。
没有人能够了解大师的境界，没有人洞悉大师创作的动机。但是，我作为这本书的阅读者，不经意间在我的记忆里增添这样一个奇女子，勾勒了一个明末江南的轮廓，见证了精神状态的蜕变。《柳如是别传》是正史，是以柳如是为核心，进而延伸到明末清初整个江南地区文人的生存状态。这是这本书最大的价值所在。那个年代，战争摧毁了一切，包括价值观，所谓的对与错，已经被鲜血所掩埋。整个江南的文化、整个江南的文人都在步入毁灭的道路，但是，在乱世中，总会有些时代之光的。
“颂红妆”系列在《柳如是别传》上达到了极致，他通过柳如是这样一位中国早期的知识女性和早期女权主义者表达了其对女权主义的认知，对女性才华的肯定，对女性社会地位的提升感悟。在“颂红妆”系列中陈寅恪着意歌颂了崔莺莺、孟丽君、陈端生、柳如是等女性形象，无论她们是虚构的还是现实中的真实人物，都不仅有美丽的外表，更有高尚的灵魂，从文人与女性的关系引申出君臣关系，从而对中国知识分子由于在政治经济上缺少独立性，而造成的依附性人格和精神上的软弱。[18]陈寅恪借助对传统文化的追忆，将“颂红妆”融于自身的精神，其精神就是为追求真理而不惧怕解剖自身的精神。
其实，我们在明清两朝已经积累了相当的女权宝贵财富，不过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在森严的封建制度面前无法突破，然而，其留给新文化运动中中国人民的宝贵精神遗产就是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而这也是女权所强调的核心内容。
独立是指女性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独立，女性不是男性的附庸，更不是其压迫和束缚的对象，而自由则是指女性拥有追求美好幸福人生的权利和自由，任何人都必须尊重这类自由。精神上的独立和思想上的自由不仅仅是陈寅恪学术思想的结晶，更是我们在人生态度上的统一。人这一辈子都在为自己而活，而大多数人却早已跳到了自己或别人挖好的坑中，而且一旦进去了，就再也出不来了。很多人一辈子都在追求自由与独立，而更多的人在生命结束时满是遗憾。每一个人都有璀璨的梦想，女权的最终含义也就是砸探索自己生命和人生的梦想，人类在千百年来对于自由独立的追求不断演化，虽然是痛苦多，欢乐少，但至少点点滴滴的梦想点亮了光明。无论男女，都应当在人生道路的选择上认清自己，更发掘出时代的奥义。
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中写道：“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哉！”[19]陈寅恪的文化思想很和谐，传统与现实的交际，历史与现实的交融，他在新文化运动以及中国近代社会中的突出的文化思想贡献就在于他成功地让中国人民重新并且深刻的认识了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不尽然是糟粕，也有我们的精神。另一方面，他国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颂红妆”系列不仅探索出中国女性的独立自由道路，更研究出整个人类文明发源的最直接也是最强大的精神动力，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包括女性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对梦想的践行。
我们否定了传统，在某种意义上就否定了两千多年的中华古代文明史，我们否定了女性，就否定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最终奥义，就是在个人独立自由的道路上探索生命和人生的梦想，并且最终凝聚成为探索国家和民族的梦想。陈寅恪用国学来倡导女权的行为，是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具有深层次内涵的创新，也引导更多的女性和人民在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上创新梦想。但也或许，新文化运动本质上就是打着“科学”与“民主”的旗帜来宣扬精神上的独立和思想上的自由吧！不过，这类精神不应该只属于文化与思想的范畴。
唯历史与女性不可辜负！
关于梦想我思考了一下，所有女性都想成为花，花在哪里都被看得很高贵，不会像杂草一样被拔掉，也不会像草地一样被践踏，而且大家都会觉得很美丽，但就算不是花人也是很高贵的。
千百年来，女性对“高贵”的梦想一直在努力探索出路，她们希冀凭借高贵的人格在世界中绽放最美丽的花朵，与经济无关，与政治与人性有关。女性和男性一样，拥有追求生命最璀璨梦想的权利，在追梦的过程中，再也不会像杂草一样被拔掉，更不会像草地一样被践踏，在被视作为最高贵的“花”里为世界的发展增添新的美丽。但只要是出路，就不会是完美的。
中国是一个女权长期缺乏的社会，更是一个将梦想区别对待的国度。我们难以否认，中国文化中存在与某些现代化格格不入的因素，或者说某些基本素质是与现代化背离的。例如，传统文化对人的设计，是有许多根本性弱点的。[20]曾经引以为荣的中华民族美德在发展中逐渐成为压抑束缚人性的工具，不过这也难怪，文化和思想本就是经济发展要求下，政权巩固下设计人民的工具，不过女性在封建社会是几乎没有任何地位的，她们弱势的地位被男性所利用，成为被剥削被压迫的社会最底层。
作为被剥夺梦想的女性，一辈子被束缚在宗族、家庭中，被父权和夫权所左右，消磨了一辈子的光阴，甚至从一出生就被抛弃。妇女严谨地遵守封建伦理道德，而封建伦理道德将无数妇女追求幸福与自由的权利给祸害了。女性在古代没有选择人生的权利，而其大多数女性的人性思想也只剩下服从理念，可是，当西方的船坚炮利打开中国的大门，在女性面前的是世界和中国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女性这类弱势群体要想在这剧烈变革转型的时代生存，就必须改变自己，适应这个时代，甚至改变这个时代。也因此，越来越多的女性走在了时代的前列，用她们自己的方式重新构建这个时代。
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人民而言是一个思想空前解放的年代，那个年代里，女权和女性第一次被彻底地提出来，作为一次反封建思想的有力尝试，女性自此开始了觉醒的梦想历程，而新文化运动的进步性与局限性也同样贯彻到女性主义和女权运动中。新文化运动打着“科学”与“民主”的旗帜果断地向封建旧思想、旧文化、旧势力挑战，但其本质是为了不服从封建伦理道德的舒服个性思想，总结归纳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新派人士指出：“吾国数千年来之社会生活，莫不受名教羁縻之苦。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思想之不自由，莫甚于此……故吾人今日者，果欲创新生活，涤新道德，求为廿世纪之新国民，则必自实行其思想革命始。除昔日保守盲从之习惯，而砺今日自由意志之精神。”[21]当这种独立思想自由人格充分应用到女权主义时，则对中国妇女界和中国近代化运动再度掀起一场重新认识女性的大变革。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了自由、自信、自强、自立的道路。
人命有穷时，然精神不死，唐群英、萧红等知识女性走在了时代的前列，引领了女性走在了中国近代化的探索道路上，而陈独秀、李大钊、陈寅恪等先进知识分子则为这股思想文化界盛开的最美丽花朵保驾护航，她们凭借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这种相同的巾帼模式解放着女性，改变着中国，成为中国历史上永恒不朽的精神丰碑。
然而，那个年代的中国不是欧美，我们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社会性质使中国人民对中国近代化道路的探索曲折委婉地进行，妥协不是历史发展的主题，但却是时代的产物，新文化运动解放了封建思想，却未突破封建制度，女性在追求更自由独立的道路的同时，会面临封建势力变本加厉地报复，也因此，中国近代社会并未像欧美那样提供适合中国女权运动和女性主义发展的条件，在这样的环境下委婉曲折甚至妥协地接受进步思想，女性只能会陷入一种复杂的矛盾状态，这种状态很畸形，但却是转型时代的必然。新文化运动的局限性大致上就在这里，在过分激进地批判传统文化的同时，迎来的是其反击；在开展的同时，却未能广泛深入农村地区。
这样不深刻、不广泛的新文化运动历经漫长岁月，到了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我们虽然认识到“科学”与“民主”的观念，然而，在个人方面的自强、自立、自觉、自由的独立自由意识却并未深入人心，而我们也进入了比中国近代社会更加恶劣的外忧内患中，而女性也将会成为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的牺牲品。
今日我们的时代，物质虽然繁荣，但精神却相当萎靡，经济虽然高度发展，但政治却愈发苍白，外交虽然迈向更高层次，但时刻面临战争，历史虽然向前发展，但梦想却显得渺茫。今日和中国近代史是相同的，都是在面临从物质资料到精神文化领域空前绝后的转型，这可以说是黄金时代，也可以是黑暗时代。中国人民尤其是女性在这样的时代如何抉择出自我在时代中的定位，将是我们人民面临的最大难题。而我们国家最担忧的我们曾经在中国近代化中犯过的“妥协”等错误，是否会重复一次。
阴盛阳衰是这个时代女权的一种很好表现，至少反映了女性成功地在自由、自信、自强的道路上走出去，但今日的现实，一结婚女人就到了弱势的位置，离婚的主动权就掌握在男人的手里，更有甚者，我们在某些地区竟然出现了卖淫事业的重新复苏，我们这个时代比任何一个时代，我们的国家比任何一个国家都更加呼吁女权主义，因为，这些问题都是中国改革开放遭遇瓶颈的不合理反应，而解决它们的唯一方式是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所造成的更大的“变局”来掩盖这类“变局”。这个世界每天都在变，你不变，你就会被时代抛弃掉。
然而，这个时代和中国近代史很相似，但毕竟是不同的。女性在时代面前的抉择也会有截然不同的效果，我们已经具备了充分主张女权，呼吁女性平等的权利，而这一次我们的队伍绝对不会妥协与分裂，然而，中国的传统和现实都不赞成中国以较激进的方式实现女权，我们更呼吁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都采取一种和谐的方式来推动社会的和谐发展。
中国女性的成功是既能获得爱与被爱的能力，更能够以独立的生命个体自信、自强地屹立在天地间，踏在探寻中国梦的道路上。这条道路千百年来中国人民一直在走，中国女性探寻的道路和中国男性和中国人民探寻的道路是完全一致的。中国梦和美国梦不同，美国崇尚个人主义，我们追寻的是在个人主义实现的基础上创新集体、民族和国家的梦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妇女运动的任务,一是推进以男女平等为目标的妇女进一步解放,二是促进以提高妇女综合素质和主体发展为目标的妇女发展,前者是根本任务。[22]
历史亏欠女性的是无数的生命与梦想，我们在以新文化运动的中国近代道路探索中并未达到理想的效果，为什么我们不能继承前人的精神，用今日的灵魂，将梦想还给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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